一家特別的殯儀公司：遺體防腐師伍桂麟留在香港的理由

截至昨日（4月11日），香港第五波疫情逾117萬人確診，累計死亡人數達8,614（確診者在首次陽性樣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便被列為確診死亡個案，但死因未必是疫症），疫情雖已回落，但大量遺體一度因殮房爆滿而滯留急症室，與病人咫尺同眠的畫面，仍歷歷在目。

「我在殯儀業工作超過15年，老行尊都說未見過這樣。始終香港沒遇過這種災難級死亡事故。」遺體防腐師伍桂麟（下稱Pasu）自立門戶，成立社企「一切從簡」一年，提供殯儀、哀傷輔導等服務：「近幾個月都忙，生意多，公司比我預期快上軌道，但從沒想過是因為這樣（爆疫原因）。」

香港愁緒太多。政治環境風雲變色掀起移民潮，Pasu也想過離開，卻心有不甘，至少他不願形容「香港已死」。「香港只是中風，還染了covid。」他苦笑：「就算香港是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但我跟他相處過，有感情。」他給自己一個留下的理由，就是辦善終社企，著重關懷喪親者，疫情下更見百態。

一個遺體防腐師的諫言

「要在放滿遺體的環境下工作，其實對他們（醫護）都是一種傷害。他們已很盡力⋯⋯問題當然出自management（管理層），而非前線醫護。」

社企在香港殯儀界並非主流，Pasu的「一切從簡」自成一格——辦公室落戶香港「文青蒲點（聚集點）」深水埗，既是接見客人的地方，亦是一間生死教育書店。以往Pasu在店內和社區，舉辦生死教育講座和工作坊，「疫情關係，現時書店和活動都停了，集中人手做殯儀。」

實體活動清零，逾五萬人追蹤的Facebook專頁「生死教育 X 伍桂麟 X 一切從簡」卻很活躍，常緊貼時事談生死。三月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人屍共處」的相片流出，當時Pasu在Facebook慨嘆，畫面網上瘋傳之前，他早已知情。「因為我有很多醫護朋友 ，也替他們感到辛苦。要在放滿遺體的環境下工作，其實對他們都是一種傷害。他們已很盡力⋯⋯問題當然出自management（管理層），而非前線醫護。」

每年一至四月流感高峰期，本來就是殯儀業旺季，碰上爆疫遺體急增，而政府毫無準備，下場必然是殮房爆滿。「就算你當成物流管理，都要事前作出計算吧？現在又不是2020年疫情剛剛發生，我們已見過其他國家的情況。政府應有災難應對機制，跨部門去處理。只久不久（不時）找個專家出來說幾句話，不是辦法囉。」

Pasu說話溫文，仍難掩怒氣。香港社會崩壞已久，他失笑：「要生氣，都不是今年才生氣。」創辦社企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任職解剖室經理及首席遺體防腐師多年，成功推廣「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讓公眾捐出遺體作教學用途。重提爆疫時，醫院屍滿為患的相片滿天飛，他心有不忍：「我看見有什麼所謂？以前在醫學院工作，我要進殮房，身邊都有百幾具遺體。但我想像得到，這種畫面對死者家屬和公眾造成很大傷害。」

二月尾時，他忍不住在Facebook寫下處理遺體的千字諫言，陳述多項具體方案，希望「給可能看到的官員參考一下」。後來部份醫院、殮房等地，於戶外增設冷凍貨櫃作停屍間，此舉早見於Pazu的建議，但他一瞄就發覺：「那些貨櫃的機頭（製冷壓縮機）太小，肯定不夠冷。殮房溫度一般維持三至四度，貨櫃白天在太陽下，可能達八至十度，遺體會變壞。」他深知認屍或瞻仰遺容，都苦了家屬。「變得太壞，看見只會更傷心。」

窮，也可以一路好走

「雖然基層負擔不起風光大葬，但要做得簡約而不簡陋，有尊嚴和溫度，還是可以的。」

當時苦心相諫，他連大規模放置冷凍貨櫃的地點都想好，提議選用因發展問題閒置多年的葵涌公園，鄰近有瑪嘉烈醫院、葵涌公眾殮房和葵涌火葬場，可集中處理後事。「附近應加設『惜別庭』，讓人迅速做簡單的告別儀式，這樣才能加快殯葬的流轉，亦關顧到家屬的感受。若有人因經濟困難，而未能盡快辦後事，政府就幫幫他們吧？疫情下失業的人你都派一萬港元啦（香港政府「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喪親者也要照顧的。」

Pasu自覺人微言輕，其實他好歹獲2020年香港紅十字會「香港人道年獎」，也是2019年的「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他的善終社企主力為弱勢社群服務，包括綜援受助人士和低收入家庭。他覺得窮人亦有權利「一路好走」，為他們提供「醫院直接出殯」（俗稱「院出」）服務，省卻租用殯儀館靈堂，減低開支。「雖然基層負擔不起風光大葬，但要做得簡約而不簡陋，有尊嚴和溫度，還是可以的。」

基層他接觸很多，早前遇上社工轉介的綜援受助家庭，傷殘老伯喪偶後，相伴的只有患情緒病、理解力有限的兒子。「他們處理後事的能力其實很弱。我做到的，是先讓他們放心，知道不會因拿綜援就無法辦殯葬。」他提供的院出服務，基本收費約等同綜援計劃的最高殮葬費津貼（2022年為16,430港元）。雖由醫院出殯，不到殯儀館設靈，但Pasu安排老伯和兒子在火化場，進行鞠躬、獻花等簡單儀式，「讓他們有參與感，而非僅僅站在那裡出席。我不想儀式淪為形式，會從細節著手。」例如遺照方面，他請老伯揀選生活化的相片，而非呆板「證件相」。「起碼告別時看見，他想起的是昔日共處的美好片段。去到這種情況，能完成基本的事，已減少他們很多憂慮。過程盡量體貼，對方說話囉囉嗦嗦，都耐心聆聽。他們根本沒渠道去談喪親感受，至少我能提供一個出口。」

那位先人是Covid確診個案，老伯未能瞻仰遺容，只可認屍時匆匆看一眼。「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感染控制處2022年3月指引文件）指引，Covid遺體可更換衣服、化妝和讓家屬瞻仰遺容的。」但他見過的實況是：「通常都不容許你做，因怕大家受感染。」不少家屬難以釋懷，甚至內疚自責。「所以我會請他們別只收拾遺物，轉交給我就算，而是親手寫卡，或自製一些陪葬品。這些才是真正的心意，某程度上，也能補足一點點無法瞻仰遺容的遺憾。」

移民潮下遙距道別

「開個WhatsApp video call或Zoom，就算家族很多成員一起談都沒問題。老實說，在傳統殯儀館和長生店工作的，多是年長的人，怎會跟你用Zoom？」

社企名字「一切從簡」，取自Pasu祖父交托他辦後事的囑咐。他二十多歲時經親友介紹，隨緣進了殯儀館做遺體防腐師學徒，老早見盡傳統喪事的繁文縟節。「有些人可能在親人生前待他不好，心理上想作彌補，甚至是做給別人看，而在喪禮辦很多儀式。若想做多些後事安排，是因為你貫徹始終，在親人生前死後同樣愛他，我就覺得沒問題了。我希望找我的客人也是這樣。」

除了基層，有些家屬想後事辦得簡約莊嚴，也是他的服務對象。「中產或知識水平較高的人，未必追求很傳統的殯葬形式。他們想要的簡單，其實是一種簡約主義美學，不把事情弄得過份複雜。」在天下太平的日子，殯儀從簡與否，本來悉隨尊便。如今時而變成家屬不得已的選擇，不只因為疫情，也因為移民潮，Pasu都想盡量幫忙。曾有位60多歲的鰥夫，染疫後過身，唯一兒子已移民外國。「原本由一位親戚拿死者的身份證去醫院辦文件，怎料他後來也確診，要隔離十多天，在海外的兒子知道香港殮房空間緊張，自然很焦急。」

結果Pasu立時派打了三針復必泰疫苗的同事，身穿保護衣上門找那位親戚，接過死者身份證，並請對方授權代辦手續，才能加快完成後事。「棺材由醫院上靈車，到達火化場放在輸送帶，再由我按下輸送鈕等過程，我都拍下來直播給那位兒子看。事前也請他遙距挑選花籃款式。我想讓他參與多一點，做的不是傳統殯儀禮節，而是向先人表達心意，這才最重要。」

社企辦公室有部大電視，鏡頭、腳架、收音器亦齊備，都是為方便與移民外地的客人視像開會。「開個WhatsApp video call或Zoom，就算家族很多成員一起談都沒問題。」Pasu拿起鏡頭，客人便能遙距揀選店內的殯葬商品，如壽衣、壽被、骨灰龕等，亦可細看不同款式的木棺和紙棺模型。「老實說，在傳統殯儀館和長生店工作的，多是年長的人，怎會跟你用Zoom？」

不想被恐懼支配

「人生做什麼決定都有風險，移民就是因為留港有風險，但我連死亡都不太害怕，沒理由因為恐懼而離開吧？如果怕什麼就避什麼，內心只會被恐懼支配。」

當然，他明白移民他鄉，無法親身與先人好好道別，如何Zoom或直播，都有所遺憾。「這是新的社會問題。」Pasu今年41歲，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很多我這種年紀的人移民，留港父母是『young old』（泛指60多至70多歲的年輕長者），他們甚至仍在照顧自己90多歲的父母。當家人去世，做子孫的身在海外，疫情下趕不及回來，更未必有航班，大家有很多無奈。」

他有個5歲女兒，也考慮過舉家移民。「其實太太比較想走，都是為了女兒。不過孩子年紀尚小，又未至於要那麼害怕。我比較怕自己後悔⋯⋯後悔想做的事沒去做。」十多年前他已身在殯儀業，曾進修藝術與設計的銜接學士課程，如今善終社企的概念，就是來自當年的畢業作。「那時我的論文題目是『funeral re-design』（重新設計喪禮）。」他自嘲少時讀書不成，中學留過兩次班，「以我這樣的人，因為努力和際遇，算是有些微成就，都應該回饋香港這個地方。」

過去幾年經歷社運和疫情，他形容香港像中風又染疫的老人。「好慘！但確診都不一定會死。我見過90多歲的老人家確診，最終康復出院，雖然那是少數情況。」政治環境病入膏肓，香港嚴重中風，都很難復原吧？「有人覺得香港不會康復，所以離開。我也認為康復機會很微，不過仍保存一點希望，即使我無法保證自己能在這裡留到最後。」

他最說不過自己的是：「我做生死教育那麼多年，從來都知生命不易掌握。人生做什麼決定都有風險，移民就是因為留港有風險，但我連死亡都不太害怕，沒理由因為恐懼而離開吧？如果怕什麼就避什麼，內心只會被恐懼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