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特别的殡仪公司：遗体防腐师伍桂麟留在香港的理由

截至昨日（4月11日），香港第五波疫情逾117万人确诊，累计死亡人数达8,614（确诊者在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内死亡，便被列为确诊死亡个案，但死因未必是疫症），疫情虽已回落，但大量遗体一度因殓房爆满而滞留急症室，与病人咫尺同眠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我在殡仪业工作超过15年，老行尊都说未见过这样。始终香港没遇过这种灾难级死亡事故。”遗体防腐师伍桂麟（下称Pasu）自立门户，成立社企“一切从简”一年，提供殡仪、哀伤辅导等服务：“近几个月都忙，生意多，公司比我预期快上轨道，但从没想过是因为这样（爆疫原因）。”

香港愁绪太多。政治环境风云变色掀起移民潮，Pasu也想过离开，却心有不甘，至少他不愿形容“香港已死”。“香港只是中风，还染了covid。”他苦笑：“就算香港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我跟他相处过，有感情。”他给自己一个留下的理由，就是办善终社企，著重关怀丧亲者，疫情下更见百态。

一个遗体防腐师的谏言

“要在放满遗体的环境下工作，其实对他们（医护）都是一种伤害。他们已很尽力⋯⋯问题当然出自management（管理层），而非前线医护。”

社企在香港殡仪界并非主流，Pasu的“一切从简”自成一格——办公室落户香港“文青蒲点（聚集点）”深水埗，既是接见客人的地方，亦是一间生死教育书店。以往Pasu在店内和社区，举办生死教育讲座和工作坊，“疫情关系，现时书店和活动都停了，集中人手做殡仪。”

实体活动清零，逾五万人追踪的Facebook专页“生死教育 X 伍桂麟 X 一切从简”却很活跃，常紧贴时事谈生死。三月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人尸共处”的相片流出，当时Pasu在Facebook慨叹，画面网上疯传之前，他早已知情。“因为我有很多医护朋友 ，也替他们感到辛苦。要在放满遗体的环境下工作，其实对他们都是一种伤害。他们已很尽力⋯⋯问题当然出自management（管理层），而非前线医护。”

每年一至四月流感高峰期，本来就是殡仪业旺季，碰上爆疫遗体急增，而政府毫无准备，下场必然是殓房爆满。“就算你当成物流管理，都要事前作出计算吧？现在又不是2020年疫情刚刚发生，我们已见过其他国家的情况。政府应有灾难应对机制，跨部门去处理。只久不久（不时）找个专家出来说几句话，不是办法啰。”

Pasu说话温文，仍难掩怒气。香港社会崩坏已久，他失笑：“要生气，都不是今年才生气。”创办社企前，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任职解剖室经理及首席遗体防腐师多年，成功推广“无言老师”遗体捐赠计划，让公众捐出遗体作教学用途。重提爆疫时，医院尸满为患的相片满天飞，他心有不忍：“我看见有什么所谓？以前在医学院工作，我要进殓房，身边都有百几具遗体。但我想像得到，这种画面对死者家属和公众造成很大伤害。”

二月尾时，他忍不住在Facebook写下处理遗体的千字谏言，陈述多项具体方案，希望“给可能看到的官员参考一下”。后来部份医院、殓房等地，于户外增设冷冻货柜作停尸间，此举早见于Pazu的建议，但他一瞄就发觉：“那些货柜的机头（制冷压缩机）太小，肯定不够冷。殓房温度一般维持三至四度，货柜白天在太阳下，可能达八至十度，遗体会变坏。”他深知认尸或瞻仰遗容，都苦了家属。“变得太坏，看见只会更伤心。”

穷，也可以一路好走

“虽然基层负担不起风光大葬，但要做得简约而不简陋，有尊严和温度，还是可以的。”

当时苦心相谏，他连大规模放置冷冻货柜的地点都想好，提议选用因发展问题闲置多年的葵涌公园，邻近有玛嘉烈医院、葵涌公众殓房和葵涌火葬场，可集中处理后事。“附近应加设‘惜别庭’，让人迅速做简单的告别仪式，这样才能加快殡葬的流转，亦关顾到家属的感受。若有人因经济困难，而未能尽快办后事，政府就帮帮他们吧？疫情下失业的人你都派一万港元啦（香港政府“临时失业支援”计划）！丧亲者也要照顾的。”

Pasu自觉人微言轻，其实他好歹获2020年香港红十字会“香港人道年奖”，也是2019年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的善终社企主力为弱势社群服务，包括综援受助人士和低收入家庭。他觉得穷人亦有权利“一路好走”，为他们提供“医院直接出殡”（俗称“院出”）服务，省却租用殡仪馆灵堂，减低开支。“虽然基层负担不起风光大葬，但要做得简约而不简陋，有尊严和温度，还是可以的。”

基层他接触很多，早前遇上社工转介的综援受助家庭，伤残老伯丧偶后，相伴的只有患情绪病、理解力有限的儿子。“他们处理后事的能力其实很弱。我做到的，是先让他们放心，知道不会因拿综援就无法办殡葬。”他提供的院出服务，基本收费约等同综援计划的最高殓葬费津贴（2022年为16,430港元）。虽由医院出殡，不到殡仪馆设灵，但Pasu安排老伯和儿子在火化场，进行鞠躬、献花等简单仪式，“让他们有参与感，而非仅仅站在那里出席。我不想仪式沦为形式，会从细节著手。”例如遗照方面，他请老伯拣选生活化的相片，而非呆板“证件相”。“起码告别时看见，他想起的是昔日共处的美好片段。去到这种情况，能完成基本的事，已减少他们很多忧虑。过程尽量体贴，对方说话啰啰嗦嗦，都耐心聆听。他们根本没渠道去谈丧亲感受，至少我能提供一个出口。”

那位先人是Covid确诊个案，老伯未能瞻仰遗容，只可认尸时匆匆看一眼。“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感染控制处2022年3月指引文件）指引，Covid遗体可更换衣服、化妆和让家属瞻仰遗容的。”但他见过的实况是：“通常都不容许你做，因怕大家受感染。”不少家属难以释怀，甚至内疚自责。“所以我会请他们别只收拾遗物，转交给我就算，而是亲手写卡，或自制一些陪葬品。这些才是真正的心意，某程度上，也能补足一点点无法瞻仰遗容的遗憾。”

移民潮下遥距道别

“开个WhatsApp video call或Zoom，就算家族很多成员一起谈都没问题。老实说，在传统殡仪馆和长生店工作的，多是年长的人，怎会跟你用Zoom？”

社企名字“一切从简”，取自Pasu祖父交托他办后事的嘱咐。他二十多岁时经亲友介绍，随缘进了殡仪馆做遗体防腐师学徒，老早见尽传统丧事的繁文缛节。“有些人可能在亲人生前待他不好，心理上想作弥补，甚至是做给别人看，而在丧礼办很多仪式。若想做多些后事安排，是因为你贯彻始终，在亲人生前死后同样爱他，我就觉得没问题了。我希望找我的客人也是这样。”

除了基层，有些家属想后事办得简约庄严，也是他的服务对象。“中产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未必追求很传统的殡葬形式。他们想要的简单，其实是一种简约主义美学，不把事情弄得过份复杂。”在天下太平的日子，殡仪从简与否，本来悉随尊便。如今时而变成家属不得已的选择，不只因为疫情，也因为移民潮，Pasu都想尽量帮忙。曾有位60多岁的鳏夫，染疫后过身，唯一儿子已移民外国。“原本由一位亲戚拿死者的身份证去医院办文件，怎料他后来也确诊，要隔离十多天，在海外的儿子知道香港殓房空间紧张，自然很焦急。”

结果Pasu立时派打了三针复必泰疫苗的同事，身穿保护衣上门找那位亲戚，接过死者身份证，并请对方授权代办手续，才能加快完成后事。“棺材由医院上灵车，到达火化场放在输送带，再由我按下输送钮等过程，我都拍下来直播给那位儿子看。事前也请他遥距挑选花篮款式。我想让他参与多一点，做的不是传统殡仪礼节，而是向先人表达心意，这才最重要。”

社企办公室有部大电视，镜头、脚架、收音器亦齐备，都是为方便与移民外地的客人视频开会。“开个WhatsApp video call或Zoom，就算家族很多成员一起谈都没问题。”Pasu拿起镜头，客人便能遥距拣选店内的殡葬商品，如寿衣、寿被、骨灰龛等，亦可细看不同款式的木棺和纸棺模型。“老实说，在传统殡仪馆和长生店工作的，多是年长的人，怎会跟你用Zoom？”

不想被恐惧支配

“人生做什么决定都有风险，移民就是因为留港有风险，但我连死亡都不太害怕，没理由因为恐惧而离开吧？如果怕什么就避什么，内心只会被恐惧支配。”

当然，他明白移民他乡，无法亲身与先人好好道别，如何Zoom或直播，都有所遗憾。“这是新的社会问题。”Pasu今年41岁，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很多我这种年纪的人移民，留港父母是‘young old’（泛指60多至70多岁的年轻长者），他们甚至仍在照顾自己90多岁的父母。当家人去世，做子孙的身在海外，疫情下赶不及回来，更未必有航班，大家有很多无奈。”

他有个5岁女儿，也考虑过举家移民。“其实太太比较想走，都是为了女儿。不过孩子年纪尚小，又未至于要那么害怕。我比较怕自己后悔⋯⋯后悔想做的事没去做。”十多年前他已身在殡仪业，曾进修艺术与设计的衔接学士课程，如今善终社企的概念，就是来自当年的毕业作。“那时我的论文题目是‘funeral re-design’（重新设计丧礼）。”他自嘲少时读书不成，中学留过两次班，“以我这样的人，因为努力和际遇，算是有些微成就，都应该回馈香港这个地方。”

过去几年经历社运和疫情，他形容香港像中风又染疫的老人。“好惨！但确诊都不一定会死。我见过90多岁的老人家确诊，最终康复出院，虽然那是少数情况。”政治环境病入膏肓，香港严重中风，都很难复原吧？“有人觉得香港不会康复，所以离开。我也认为康复机会很微，不过仍保存一点希望，即使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在这里留到最后。”

他最说不过自己的是：“我做生死教育那么多年，从来都知生命不易掌握。人生做什么决定都有风险，移民就是因为留港有风险，但我连死亡都不太害怕，没理由因为恐惧而离开吧？如果怕什么就避什么，内心只会被恐惧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