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秉泓：朱天文首次執導，「文學朱家」在侯孝賢風格中

我們不要停止探索
而一切探索的終點
是來到我們開始的地方
不過我們第一次認得這個地方

在紀錄片《願未央》接近尾聲之際，既是導演也是被攝者的朱天文與她的小舅劉家正神父，坐在一間日式格局的榻榻米上聊天，劉神父引述英國作家艾略特（T. S. Eliot）詩作〈Little gidding〉其中幾句，詩裏「我們開始的地方」不免讓觀眾對應到朱天文外公的苗栗銅鑼老家，也就是這場對話的拍攝地。

他們從小生長於此，理當無比熟悉，但是在經歷了那麼多人生變化，在眼界增長之後，竟好像是初次造訪此地。這段對話乍看安插得有點沒頭沒尾，前面還在講朱天文父親朱西甯的離散情感和中國式鄉愁，後面接著感懷朱西甯那部未完成的《華太平家傳》，那麼中間為何要放上朱天文自己和小舅在銅鑼老家這番關於「起點」的談話呢？

侯導風格的紀錄片

在朱天文首度執導的電影中，熟悉侯孝賢風格的影迷，不難發現兩人對坐在禢禢米上聊天的構圖充滿侯導色彩，這意味著什麼？

1982年，朱天文與侯孝賢初識，原本只是談小說授權，因為一拍即合而聯手將《小畢的故事》改編成劇本，這是朱天文從作家跨足編劇的起點，這四十年來，《願未央》是她首度執導演筒的作品，據她說法，這會是她唯一、最後的一部，為的是記錄她的父母——小說家朱西甯和日文譯者劉慕沙。該片先是2020年底在金馬影展世界首映，2022年初春再聯合與朱家熟識的小說家林俊穎所執導、記錄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三姊妹的續篇《我記得》，以「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的名義進行全台商映。

自2011年起，「在島嶼寫作」於11年間推出三個系列的文學紀錄片，第一系列囊括林海音、周夢蝶、鄭愁予、余光中、王文興和楊牧六位；2015年第二系列則以台港對望方式記錄瘂弦、洛夫、白先勇、林文月及香港的西西、也斯和劉以鬯。2021年，第三系列由七等生打頭陣，目前由兩代朱家接棒，夏天則有吳晟紀錄片。

《願未央》和《我記得》理當是各自獨立的紀錄作品。前者片名和朱西甯的未竟之業《華太平家傳》有關，朱天文解釋「願」可指大願、悲願，或可作動詞「期願」，願未央意指其父母親一生都未竟的大願。後者片名則是出自朱天心的著作《我記得⋯⋯》，這不免讓影迷想起費里尼的半自傳作品《阿瑪珂德》（Amarcord），Amarcord乃是義大利方言，中文直譯正是「我記得」。其實無論《願未央》還是《我記得》，都可以透過「我記得」一以貫之，這三個字如發語詞如咒語，召喚出一段又一段的記憶，將這兩部紀錄片、或者說將「朱家宇宙」、「三三幫」整個串聯起來。

在這三十年來侯孝賢所成就大大小小的對話場景中，觀眾往往是與銀幕上的聆聽者身處同樣位置，靜靜聆聽訴說者的過往曾經。無論是波瀾起伏的生離死別，還是圍繞柴米油鹽展開的生活細瑣。

所謂「三三幫」是我自己笑稱，更精確的說法是三三文友，他們緣起於1977年創刊的《三三集刊》和1979年的「三三書坊」，1981年《三三集刊》停刊之後則有《三三雜誌》接手。發起人與最初成員除了朱天文和朱天心，還有謝材俊（後成為朱天心丈夫）、丁亞民等人，簡而言之他們都是在年少時代受到張愛玲和胡蘭成的寫作風格影響，對於文化中國有極大嚮往，而朱家姊妹以外的文學青年，包括《我記得》導演林俊穎，在當時皆受到朱西甯和劉慕沙夫婦不只文學更涵蓋人生方面的啟發。廣義來說，連侯孝賢都可以被視作三三文友的一員，那不只因為《我記得》拍攝到他出入朱家泰然自若，隨意坐下就和大夥兒吃起火鍋的生活片刻，更是因為侯孝賢之所以成為今日台灣電影大師侯孝賢，確實與文學朱家有相當關聯。

而這就必須回到本文開頭朱天文與小舅聊天那個畫面。侯孝賢是這兩部朱家紀錄片的監製，他長期合作的技術團隊如剪接師廖慶松、攝影師姚宏易、配樂家林強亦分別參與這兩部紀錄片深淺有別的製作。在朱天文首度執導的電影中，熟悉侯孝賢風格的影迷，不難發現兩人對坐在禢禢米上聊天的構圖充滿侯導色彩，這意味著什麼？

一本《沈從文自傳》

侯孝賢的電影向來對話不多，但他絕對是當今最會拍攝對話的導演之一。在這三十年來他所成就大大小小的對話場景中，觀眾往往是與銀幕上的聆聽者身處同樣位置，靜靜聆聽訴說者的過往曾經。無論是波瀾起伏的生離死別，還是圍繞柴米油鹽展開的生活細瑣，侯孝賢鏡頭下的對話雙方永遠是那麼不疾不徐，以一派在靜止的時空中行走的悠然步調進行交流。這是侯孝賢的感性時刻，而某種難以言喻的微妙情懷，往往就是從這些不經意的日常間隙中，悄然流泄出來。

《童年往事》有這麼一個片刻，梅芳飾演的阿孝咕之母，坐在榻榻米上，對著蕭艾飾演的即將出嫁的女兒，諄諄提醒要事。26年後，侯孝賢在〈黃金之弦〉（這部短片收錄在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發起的電影聯合創作計劃《10+10》）中以另一種方式重新翻拍了這場戲，而拍攝地點正是朱天文的苗栗銅鑼外公家，30多年前，侯孝賢亦在這間老宅拍攝了《冬冬的假期》。所以把《冬冬的假期》當成《我記得》前身也不為過。

朱天文給侯孝賢看《沈從文自傳》，他發現沈從文的「冷眼看生死」有著最大的寬容與最深沉的哀傷，這種俯視的、淡然看待萬物生長與悲歡離合的角度，決定了此後侯孝賢創作的視野與格局。

《刺客聶隱娘》和《悲情城市》都有一場攸關童年往事的動人對話。窈七奉命返鄉刺殺曾經訂過親的表哥田季安，未料隱身暗處的她卻聽到田季安對著愛妾瑚姬說起一段童年往事，內容大抵是窈七老待在樹上，像是一隻鳳凰，自己幼時生病，渾噩中依稀記得，有個目光卻是一直守候著，任誰都拉不走⋯⋯至於《悲情城市》最著名的片刻，便是一群青年圍坐評論時政，文清卻和寬美放起了唱盤，此時沉默的空氣中揚起德國名曲〈羅蕾萊〉（Lorelei），失聰的文清以紙筆方式告訴寬美自己在八歲以前聽得見聲音，記得羊叫與戲台唱腔，沒想到一次從樹上摔下，大病一場之後再也聽不見聲音。明明是悲傷的事情，文清寫著紙條比手畫腳，卻面帶微笑說自己當時不知已聾，得由父親寫字告知，只是當時年幼，非但不覺此事可悲，還是一樣好玩⋯⋯

影響侯孝賢最深的作家是沈從文。當年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對於該怎麼拍心生疑惑，朱天文給他看《沈從文自傳》（朱西甯曾因致贈《鐵漿》予張愛玲而被稱呼是「在她心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結果豁然開朗，他發現沈從文的「冷眼看生死」有著最大的寬容與最深沉的哀傷，這樣一種俯視的、淡然看待萬物生長與悲歡離合的角度，決定了此後侯孝賢創作的視野與格局。

回到《小畢的故事》

再回到《願未央》，朱天文與小舅坐在榻榻米上對話那顆鏡頭，一方面這樣的構圖難掩侯孝賢影響，另方面或許可以說侯孝賢當年會設計出這樣的畫面，源頭是苗栗銅鑼這間日式老宅，源頭是《沈從文自傳》，源頭是推薦沈從文給他的朱天文——也因此才有十多年後，侯孝賢拍攝三三文學集團奉為祖奶奶的張愛玲譯註的《海上花列傳》的後話。所以，與其說初執導筒的朱天文受侯孝賢影響，在《願未央》拍出如此構圖，不如說朱天文乃是藉著拍片，重返源頭——辛亥路老宅是文學朱家的寫作原點，苗栗銅鑼是母親的人生源頭，《小畢的故事》則是自己的電影起步，所以朱天文當然要來到《小畢的故事》拍攝地淡水。

來到淡水豈能不找在淡水住了十年有餘的「師兄」舞鶴（朱天文曾幫舞鶴的《餘生》簡體版寫序，她在該文中稱呼舞鶴為師兄）。說到舞鶴，舞鶴他是我幼時親眼見過最狂狷的作家，朱天文和他一塊兒在淡水河畔走着，簡直仙人散步。舞鶴曾經住在淡水十餘年，但幾乎沒有收入。是的，他寫作，卻不靠此賺錢。朱天文透過這樣一個比朱家更「極端」的文人之口，說他自己在寫作《舞鶴淡水》最艱苦的時刻，竟撞見當時已經過世的朱西甯從他的書桌走過，並且對自己說「這是對的」此一往事。

與其說初執導筒的朱天文受侯孝賢影響，在《願未央》拍出如此構圖，不如說朱天文藉著拍片重返源頭——辛亥路老宅是文學朱家的寫作原點，苗栗銅鑼是母親的人生源頭，《小畢的故事》則是自己的電影起步。

舞鶴講述這件事，語氣平順到無法讓人跟深夜撞鬼聯想再一起。其實舞鶴聊不聊朱西甯，對於《願未央》這部片並沒太大影響。這不是舞鶴的「我記得」，而是朱天文自己版本的「我記得」。淡水之於朱天文的影響，與朱西甯之於舞鶴的影響，理當是更大的。所以淡大畢業的朱天文為了自己的初次執導作品找「師兄」站台，真正理由是讓淡水入鏡（哪怕淡水其實與《願未央》主要被攝者朱西甯、劉慕沙關係不大），讓淡水河畔的夕陽入鏡，《願未央》整個淡水段落可以看成四十年後「朱小凡本尊」（朱小凡是《小畢的故事》主述者，朱天文化身）帶著讀者重返《小畢的故事》拍攝場景。而《願未央》原來是經由千百句「我記得」咒語層層交疊，電光火石轟炸出來的時空黑洞。所有與文學朱家關係密切的三三文友、乃至他們的精神導師張愛玲、胡蘭成，都將在那裏久別重逢。

使命之「虛幻」

朱天文是文學朱家裏頭最像張愛玲的一員，她們同樣滿身仙氣。即使朱天文如今年過六十，即使兩部紀錄片中頻頻出現她身著居家便服晾衣服喂貓的日常現實影像，那股因為終身以寫作及電影為志業而被包覆著的一股靈動感，從來未減。《願未央》由朱家姊妹坐在客廳念著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開始，以她們念著母親在朱天文出生前夕寫給朱西甯的家書結束，朱天文以寫作及文字來貫穿這部紀錄片，鏡頭下這個大半輩子靠寫作維生的朱家，讓我不禁想到漫威旗下的半神「永恆族」（Eternals）。

幾千年來，永恆族依循著他們的天賦使命，而文學朱家亦然，他們身負傳承中華文化的「虛幻」使命。為何說「虛幻」呢？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朱西甯是站在應聲國民黨打壓鄉土文學的高牆那方，但是1982年朱天文與侯孝賢成為電影創作夥伴，不僅形式與風格與當時制式商業片不同，而且從語言到內容皆力求突破，擺脱戰後台灣電影在國民黨控制之下與社會景況早已脱節的困境，從《風櫃來的人》到《戀戀風塵》逐步在銀幕上展現所謂的本土真實。文學朱家的作品向來難掩中國情結，那是她們的鄉愁也是她們的中心思想，然而卻也因為文學朱家藉《沈從文自傳》啟發侯孝賢，拓展他的視野與格局，讓侯孝賢得以跳脱身分血緣脈絡和家庭國族框架，更巨觀地思考何謂鄉土何謂本土，從割讓給日本五十年的台灣觀點切進去看本土，又與外省人視角下的本土有何差異？

不過，太爭議性的政治問題和省籍情結，不是這兩部文學朱家紀錄片的真正關注，這也是《願未央》和《我記得》兩部紀錄片的局限所在。對於朱天文來說，她拍父母紀錄片所要傳達表彰的自然是更為精神性的一種意念，所以片中對於外省父親與客籍母親的結合過程只講浪漫的部分，劉慕沙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身分，如何對於她的婚姻與家居生活造成影響，我們無從得知，片子甚至對於劉慕沙身為台灣日本文學重要譯者的身分著墨甚少。無論記錄者（朱天文和林俊穎）還是兩部片子的被紀錄者，唯一在意的就只有文學朱家，對於他們來說：文學朱家理當是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延續中華文化的精神性存在，那是文學朱家的自信，也是驕傲。

紀錄片拍完後，警衞去年走了，紀錄片中出現過的一隻老貓也走了。這段後話來不及放進電影，卻讓我感動莫名，哪天或許隨著「我記得」這句咒語被召喚出來。

春聯，警衞，流浪貓

《我記得》最激烈的片刻，是導演林俊穎隨著向來政治立場反綠旗幟鮮明的朱天心漫步台北，她在大稻埕碼頭前真誠肯切說道，難道只因為自己的外省人身分，所以她們跟台灣這個島上的所有連結都不算數嗎？這其實不是問句，而是肯定句，朱天心當然認為自己的經驗不只算數，而且非常重要。21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朱天心的想法應該沒有改變太多，《願未央》和《我記得》這兩部紀錄片自然不可能「去中國化」，所以前者耗費不少篇幅交代朱家姊妹去中國省親並找尋父親足跡，為的是強調她們割捨不了的中國情結，至於《我記得》前往胡蘭成在日本的長眠之地，則是為了向文學朱家的精神導師深深致意。

從《願未央》到《我記得》，從確認朱家與中國的血脈相連、確認朱家與胡蘭成象徵的文化中國的精神傳承，到感懷朱西甯的未竟之業《華太平家傳》、三三幫的開枝散葉、朱天心的《古都》意謂著的外省人之眼看台北，以及朱家第三代謝海盟所著《舒蘭河上》的新世紀老靈魂之眼，所有的文學通靈、所有的久別重逢結束之後，終究還是要回到朱家住了大半世紀的辛亥路老宅，哪怕外面天搖地動，那裏永遠是浸淫在時間裏的民國。那間房子像是某種精靈之屋，《我記得》結束在朱天文仔細清理老房子的門板，然後三姊妹一起貼上春聯，對於這兩部紀錄片來說，是很棒的謝幕式。

電影上映之後，朱天心出席《我記得》映後問答時提及，她們每年過年都會收到張大春的春聯，但都沒有貼，電影裏貼的春聯，是她們社區的警衞寫的。之所以跟警衞熟識起來，是因為大半夜會出門找流浪貓做TNR（捕捉、絕育、釋放）。這個警衞孤家寡人，所以常自願排夜班，讓有家室的同事可以正常上班，他過年會幫整個社區寫春聯，朱家姊妹貼他寫的，是想著警衞在深夜巡邏的時候，看到門上貼著自己寫的春聯，會有一些家的感覺。紀錄片拍完後，警衞去年走了，紀錄片中出現過的一隻老貓也走了。這段「後話」來不及剪進電影，卻讓我感動莫名，甚至比紀錄片中的文學和中華文化更為真實，因為它是文學朱家在台落地生根的真正「本土」，隨著「我記得」這句咒語冷不防被召喚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