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抗疫的士佬共赴同居，記下香港獨有二三事

（編按︰香港計程車俗稱「的士」，男性計程車司機俗稱「的士佬」）

香港流浮山位在城市邊陲，近海，對面就是深圳灣。這裏很少高樓，每天的日落餘暉都會灑進阿廷的祖屋裏。祖屋幾千呎，就他1個人住，很寧靜，活得自由自在。但自「抗疫的士」計劃開始，這屋多了3個人：森仔、輝哥和阿峰。他們都是開的士時認識，大家40來歲、50出頭，在香港大街小巷開了超過10年以上。

52歲的輝哥是這屋的大廚。每天晚飯時間都煮滿一桌好菜，見記者來了，又開兩罐鮑魚仔招待。他是個酒簍子，熬了湯不喝，只喝酒。一說起昨天的士群裏有司機抱怨晚了出糧，他一腔憤懣。

阿廷捧着飯碗附議，「其實你不覺得這些人很過份嗎？如果你覺得這份工不好做，那你可以出去外面『碌街』啊！」碌街，是香港的士行內術語，指司機直接在街上找客。如今4人轉戰「抗疫的士」，朝8晚6，日薪3000港元，隧道費油錢自掏——阿廷說，這個數字，以往只在中秋過年的大節日才賺得到。

「抗疫的士」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時代的產物。隨着確診人數高升，為了紓解前線醫療系統壓力，政府啟動確診個案指定診所，安排抗疫的士點對點接載輕症患者，減少患在社區停留的時間。

司機雖然配有公司分發的保護裝備，但感染風險還是高，為安全起見，不讓家人受牽連，3個男人走出密度高的市中心，齊齊搬進阿廷鄉郊的家，上班下班，吃飯睡覺，都聚在一起，分享狹窄車廂內發生的好事與鳥事，回憶着曾經的香港與人生。

同住和離開，都是為了家人

「9點多就說睡覺？」「是不是有病啊？哪有人生樂趣啊？」阿廷一邊吃着飯，開始忍不住吐糟，嘴巴不饒人。他身為屋主，向來獨居自由來往，是個夜貓子。如今3個房客住進來，闖進他的生活，打亂了節奏。

每到晚上8點，輝哥早就煮好飯菜，但阿廷還在洗澡，3人圍在飯桌，視線一起看着廁所。眼見桌上的熱菜都快涼了，「喂，快點出來了，全世界都等你一個人！」阿森大喊，「他每次都洗好久，都不知道是不是在裏面拍照」。以前，阿廷喜歡洗多久就多久，沒有人會催他。

第3天，阿廷就被同化了，「​​我覺得我不睡覺、不關電視，好像對他們不起，最終我10點多就睡。」他沒好氣說。現在，新住客的習性他已暸如指掌。

他先瞄一瞄左邊的阿峰，說這個人要很安靜，「若果你叫他睡在這邊（客廳），肯定不行，偏僻的地方最適合他。」他又看看右邊輝哥，「這個呢，電視機開多大聲音都沒有問題。」不過，他手機常常不停地放着YouTube，搶光全屋數據，就要趁他睡着時關掉他的YouTube。

至於其他家務分工，根本不用費唇舌討論。每天下班回家、泊好車子，他們就開始清潔消毒程序，但輝哥不用管，只要洗完澡，就走到室外的廚房斬瓜切菜。

「每個人都有不同功能」，阿廷說。輝哥承包了煮飯，阿峰就會自動洗碗； 洗衣服、晾衣服則由大家分工，「不遷就，很難住在一起。」

4個人能聚在一起變成好兄弟，都是因為行內一個老臣子「光哥」。他入行超過20年，為人不計較，常常攜帶新人，講義氣，「總之有事你出聲，幫到我們一定幫」，人於是一個接一個加入這個朋友圈，「有時一叫吃飯，就算有事，我們都先不做。」阿峰說，最高峰時這朋友圈聚了十幾人。

他們當中有老有嫩，有人組了家庭生了小孩，各有顧慮，不太方便做抗疫司機；所以剩來下的就阿廷他們4人。現在，他們一起上同一份工、住在同一屋簷下，生活規律幾乎變得完全同步。

按照計劃，指定診所的開放時間為上午9點到下午5點，抗疫司機會點對點接載客人，地點時間統一由車行分配，最早由8點開始，到6點完結。於是早上6點，4人就要起床洗涮，趕在8點前先到油站入汽。在此之前，他們還要做快速檢測、吃早餐、清潔車廂和穿防護衣。

「我每天起床都要洗澡」，輝哥說，「你想用得久一點，就得自己早點起身了。」

整個計劃原來只維持14天，司機默認不能中途退出；但後來確診的人多了，政府決定延長。截至發稿時，阿廷和阿峰2個人已經連續工作了40天。

森仔說，他有想過放棄，但原因不是因為要早起，更不是因為和大男人一起住不慣——那不過一時難受。與家人分離，才是最煎熬，「我想回家找我的女兒」。

當初，4個人同住的決定，都是為免感染親人。森仔本身患有睡眠窒息症，每晚都要抱着呼吸機睡覺。但始終工作風險高，他寧願把呼吸機搬到阿廷家，在他那兒的沙發睡。這段時間，他和太太還是會見面，但見面了，擱在心底的思念又浮面。

輝哥每天煮的菜，都是森仔太太幫忙在街市買。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森仔會繞回家附近的市場一趟，接過太太買的餸菜，「她是放在地上的，我跟她沒有接觸。」

一次，太太問森仔，「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手？」「我話不行啦，你摸完我之後、女兒一會回家，再摸到你就感染了。」觸手可及，卻遙不可得，他難掩失落，「原來在香港生活好得意的是，這麼近、那麼遠，我終於明白這段說話的意思。」

第14天，森仔忍不住離開大屋，回家與親人團聚，但他未有退出抗疫的士，「本身初衷4個人的目的都是想為社會出一份力，那麼4個人都還在這裏，那就一起做下去、堅持下去囉。」

香港人的心理壓力，比生理不適更嚴重

一開始，阿廷的家人並不支持他開抗疫的士。計劃初露風聲時，家中兩老已經馬上打電話給他，語重心長：「兒子，你沒有錢嗎？你記住不要做啊。」他他們覺得風險這麼高，不是缺錢的話，幹嘛要栽頭進去。

可阿廷還是加入了，而他覺得風險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為防止感染，司機全程需要穿着全副防護裝備——防護衣、乳膠手套、面罩還有眼罩；另外為了保持空氣流通，車窗需要全程打開；乘客在上下車都不用自己開門，而在完成每個單子之後，司機都要下車消毒全車廂。

森仔和阿峰則更小心一點。他們利用包書膠土炮自製屏風，擋在後座和前座中間，希望再減低飛沫傳染。不過，這兩個月，香港天氣一直很不穩定，常常冷熱交替，套在防護衣裏的司機，並不好受。

防護衣和乳膠手套密不透風，天氣一熱，就會緊緊黏住皮膚。阿廷還記得上一個月，天氣又突然變好冷，車上載着兩個老人，車開在公路長達45分鐘、風一直吹，但車窗不能關，吹得他們只能用衣服蓋着頭，縮成一團。「病人好慘，但我們都要和他們一起受。」森仔說。

不過，當這4人還在為這份新工作感到頭昏腦脹，冷不防地又撞上社會的目光和歧視。

為了供市民辨識，抗疫的士車身貼上明顯藍白色的貼紙標示，司機也時刻穿着藍色防護衣——疫情之下，這讓對病毒敏感的市民感到嚇人。

按指引，司機凡是在車上就一定要穿着防護衣，每次下車都要脫掉；再上車，就要換新的一套，而這個過程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十分引人注目。

計劃開展這麼久，阿廷沒有在食店裏吃過飯。每天中午，還沒有接到單的他就會開到餐廳前，趕緊脫下防護衣物，包好，放在車尾。取了外賣，回到車上，再次換上防護衣，然後駛到一處僻靜馬路的盡頭進食。

「你在下面（食店吃飯），他們會覺得你是一隻怪獸。」原來，人們看着抗疫的士來到，就拿出手機影相拍片。訪問那天，太陽曬得正猛，馬路上陰涼的位置都被其他車佔了，阿廷打開車尾箱的蓋子，借它擋住太陽，在車尾坐着吃，但如果哪天下雨，「就慘啦」，只好在家拿幾塊餅乾躲在車廂吃，到下班才吃飯。

另外幾個「同屋」（室友），也遇到類似情況。輝哥走在街上，感覺被視為「科學怪人」；森仔則覺得自己猶如怪物——「中石化」是的士專用的加氣站，但一個月前，油站沒有事先通知就封了廁所，更規定抗疫的士須在早上8點前完成入氣程序，「我們又不是確診，你無故這樣封了，好像很歧視我們」，森仔說。（註：香港的士大多為石油氣車輛。）

對於的士司機而言，油站是他們為數不多、能稍作整頓的地方，他們可以在那邊取水洗車、上個廁所。但現在連這些東西都沒了，「我們沒有專用的午餐地方、沒有專用的洗手間」。

不過，這種精神緊張和焦慮，在接載確診者的十數天裏，他慢慢開始理解——很多病人一直預約不到診所，不敢出街，在家已經悶了好多天，差不多「吃藥都吃好了」。但這是不是代表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呢？他們不知道。官方的求助熱線無人接聽，相關資訊每天轉變，「『我（確診者）要做什麼？』他們真的很不清楚。」

阿森覺得，人們在陷入未知和傍惶之中，跑去看醫生，只是想要一個證明和安慰，「去證實自己有沒有事」。

按照規條，一般不建議抗疫的士司機跟客人講話，以減少飛沫傳播。但有些乘客一上車就很緊張，阿森他們只好慢慢安慰，「我們跟他說，沒事的，觀察一下，待回看了醫生就會安定一點。」

有份負責搭建預約平台的忠誠車行執行董事鄭敏怡也觀察到，不少乘客並不知道，他們必須先預約診所，才可預約的士前往。但更多時候，衞生署的預約電話根本很難接通，於是，抗疫的士就成為資訊缺失下市民的救命稻草，「我想他們是求助無門，有什麼可以book就先book。」很多人打算先到診所，碰碰運氣，看看可否見到醫生。

阿廷說，他們曾經遇到不少長者感到很迷惘，「真的謝謝你啊，因為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診所。」他們又覺得麻煩了司機，下車時偶爾會給他們塞紅包，「你當喝杯東西吧，因為我們（表示）多謝只有這種辦法，其他就做不到了。」一個客人這樣說。

森仔覺得，香港人現在的心理壓力，比生理不適更嚴重。早前封城的流言傳出，「我真的第一次見」，每個人都很徬徨，「一班人在超級市場不知道要搶什麼、像打仗這樣……香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好似啲人差不多傻晒（所有人差不多都全傻了）。」他說。

的士，是大家落難後的共同生路

「的士這行好得意（有趣）：認識的就是行家，不認識的就是仇家。」森仔說，同行如敵國，但若是朋友的話，就不會計較——這跟記者一行很相似。

森仔和阿廷原本在一份本地報章當記者，當年碰巧《蘋果》加入業界戰場；用阿廷的話，《蘋果》就「屬於敵人」。但真正出去跑新聞的記者，在現場見行家比見同事還要多，一日三餐都聚在一起，「​​熟到變成朋友。」

但媒體開始轉型，他們任職的​​報章在淘汰賽中被擠了出來，於2014年停刊。當時，森仔曾經嘗試跟朋友合伙開餐廳，可惜生意不好，太太又剛好懷孕，正好是花錢最兇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不如揸的士，至少有條生路」，阿廷說，「只要有車，就會有錢」。就這樣，兩人一坐上的士，就開到現在。

輝哥則是4人當中資歷最深，1999年入行，至今開了快23年。他年紀最大，塊頭也大，脾氣早早就收了，開始變得風趣，常常冷不防就爆出一句冷笑話。他活了52年，入過黑幫，有3個紋身，「（那時）每個人都說紋一隻很威風，既然威風，就去吧！」他在左右手臂各紋了一隻螳螂、一個女人，還有胸口上的哪吒。後來被斬過兩刀，熬過牢獄，發現身邊的都是假兄弟，決定革面洗心，腳踏實地。

1991年，他跟妹夫在街市賣凍肉，但過了沒多久，街市被大財團收購改建。他把存下來的錢買了台的士，自己當車主。未料2003年沙士襲港，生意慘淡，他每天都開着車，漫無目的地在人煙稀少的馬路尋客。那時，7歲的兒子哭着問：「為什麼放假，同學們的爸爸媽媽都陪他出去玩， 但我沒有？」

輝哥的WhatsApp頭像，是他牽着年幼兒子的背影；一談到兒子，豪爽的他就會開始泛淚。「當時壓力太大了」，每晚根本睡不着。醫生給他開了安眠藥，但又不敢多吃，「藥力未散時，坐在車上整個人真的好吽好吽（人都變得呆呆的）。」後來，他覺得不可以再頹廢下去，決定不再依賴藥物、不再怨天怨地。

阿峰坐在餐桌前，聽故事聽得入了神。輝哥瞄到了，頭一轉過去，沒好氣地說，「阿峰你洗米了沒有？我在等你洗米炒菜喔！」阿峰笑了笑，才開始動身。

輝哥走出了陽台，森仔才悄悄跟記者講，不要看他總是刀子嘴，但其實是豆腐心，心底十分戀家，而且一旦有事發生，他最重感情、最講義氣。「​​有事發生時，（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聽他的（輝哥），始終他打滾了很久。我們都尊重他。」阿廷說。

約3年前，森仔的腎長了一顆腫瘤，他不敢告訴家人，率先找輝哥商量，講着講着大家都哭了。當時腫瘤還不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輝哥對森仔說，「始終都要面對的。」

當時森仔房租大約一萬多港元，太太已經沒有工作。如果動手術的話，手停口停。輝哥算了算，加上光哥、阿廷和阿峰，4個人每個月也是分擔3000元，「我說，你先做手術，房租不用擔心，我們幾兄弟幫你撐住，你先休養好身體。」

後來森仔康復出院，也因為買了保險可以索償。大家覺得，患難見真情、雪中送炭，就是這段時間。

「我不希望長做長有」

阿廷的房子是祖屋，一磚一瓦，由阿廷的父母搭建。客廳外頭，有一個長長的魚池，旁邊種了數十棵植物和菜。主屋背後，還有一間小房子仍在興建。這裏談不上豪奢，但在人口密集的香港，也是怡然自得。以前十多個行家聯誼，就會來到這裏燒烤、「開party」。

阿峰本來住在長沙灣的高樓，那裏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現在，在阿廷家住了這麼久，他覺得這邊空氣「非常好」，「在外面（受了）壓力回到這些地方，會舒暢好多。」

還沒做抗疫司機之前，每個周末，輝哥都會到阿廷家住兩天。每日吃飽飯，就開罐啤酒，看着魚池慢慢抽煙。人活到這個年紀，知命之年，他很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喜歡當的士司機，「我每一年都問自己，不做的士可以做什麼？」

他不是沒有想過轉行。對比開的士，他更喜歡當年在街市工作的人情味，「但是不經不覺，入行都做了20多年，那做生不如做熟。」

轉戰抗疫司機，面對外界的流言，輝哥說他很明白：別人可以簡單一句，就說你是為了錢，「但很多事情，你都要有付出才有收穫。」面對歧視感到難受，他不斷告訴自己，「你要記着，不只是你一個人辛苦、整個世界都是。」

3年前，剛結婚的阿峰還在開夜更的士，太太經常一個人在家；放假時，自己又睡到日上三竿，「陪她的時間少」。後來他特意調到早更，想把時間留給家人。

同一年，太太抽中了政府居屋，每個月要還房貸1萬多元，「還到60多歲。」 未幾就碰上疫情：媽媽停薪留職，太太逃不過裁員。一瞬間，無論是生活花費還是房貸，全壓在阿峰身上。

他皺眉，說疫情期間如果以日更（早上5點開到下午4點）計算，收入最慘淡時只得300多元。 現在政府把抗疫司機的日薪定在3000元，即使扣除雜費，這仍比起疫情低峰時期的收入多好幾倍。「一有（抗疫的士），我已經說第一個報名。」

3月14日，政府宣布加開6間指定診所，總數增至23間；抗疫的士亦同步增至約900輛。如果4個人都不休息的話，他們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計劃完結。

「但我又不是很希望長做長有」，阿峰說，最近這幾年，各行各業都深受打擊，「老實說，只是我們這班抗疫司機有（生意）」。他打從心底希望的，是疫情能遏制下去，「如果不是的話，整個香港沉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