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抗疫的士佬共赴同居，记下香港独有二三事

（编按︰香港出租车俗称“的士”，男性出租车司机俗称“的士佬”）

香港流浮山位在城市边陲，近海，对面就是深圳湾。这里很少高楼，每天的日落余晖都会洒进阿廷的祖屋里。祖屋几千呎，就他1个人住，很宁静，活得自由自在。但自“抗疫的士”计划开始，这屋多了3个人：森仔、辉哥和阿峰。他们都是开的士时认识，大家40来岁、50出头，在香港大街小巷开了超过10年以上。

52岁的辉哥是这屋的大厨。每天晚饭时间都煮满一桌好菜，见记者来了，又开两罐鲍鱼仔招待。他是个酒篓子，熬了汤不喝，只喝酒。一说起昨天的士群里有司机抱怨晚了出粮，他一腔愤懑。

阿廷捧着饭碗附议，“其实你不觉得这些人很过份吗？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不好做，那你可以出去外面‘碌街’啊！”碌街，是香港的士行内术语，指司机直接在街上找客。如今4人转战“抗疫的士”，朝8晚6，日薪3000港元，隧道费油钱自掏——阿廷说，这个数字，以往只在中秋过年的大节日才赚得到。

“抗疫的士”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时代的产物。随着确诊人数高升，为了纾解前线医疗系统压力，政府启动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安排抗疫的士点对点接载轻症患者，减少患在社区停留的时间。

司机虽然配有公司分发的保护装备，但感染风险还是高，为安全起见，不让家人受牵连，3个男人走出密度高的市中心，齐齐搬进阿廷乡郊的家，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都聚在一起，分享狭窄车厢内发生的好事与鸟事，回忆着曾经的香港与人生。

同住和离开，都是为了家人

“9点多就说睡觉？”“是不是有病啊？哪有人生乐趣啊？”阿廷一边吃着饭，开始忍不住吐糟，嘴巴不饶人。他身为屋主，向来独居自由来往，是个夜猫子。如今3个房客住进来，闯进他的生活，打乱了节奏。

每到晚上8点，辉哥早就煮好饭菜，但阿廷还在洗澡，3人围在饭桌，视线一起看着厕所。眼见桌上的热菜都快凉了，“喂，快点出来了，全世界都等你一个人！”阿森大喊，“他每次都洗好久，都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拍照”。以前，阿廷喜欢洗多久就多久，没有人会催他。

第3天，阿廷就被同化了，“​​我觉得我不睡觉、不关电视，好像对他们不起，最终我10点多就睡。”他没好气说。现在，新住客的习性他已暸如指掌。

他先瞄一瞄左边的阿峰，说这个人要很安静，“若果你叫他睡在这边（客厅），肯定不行，偏僻的地方最适合他。”他又看看右边辉哥，“这个呢，电视机开多大声音都没有问题。”不过，他手机常常不停地放着YouTube，抢光全屋数据，就要趁他睡着时关掉他的YouTube。

至于其他家务分工，根本不用费唇舌讨论。每天下班回家、泊好车子，他们就开始清洁消毒程序，但辉哥不用管，只要洗完澡，就走到室外的厨房斩瓜切菜。

“每个人都有不同功能”，阿廷说。辉哥承包了煮饭，阿峰就会自动洗碗； 洗衣服、晾衣服则由大家分工，“不迁就，很难住在一起。”

4个人能聚在一起变成好兄弟，都是因为行内一个老臣子“光哥”。他入行超过20年，为人不计较，常常携带新人，讲义气，“总之有事你出声，帮到我们一定帮”，人于是一个接一个加入这个朋友圈，“有时一叫吃饭，就算有事，我们都先不做。”阿峰说，最高峰时这朋友圈聚了十几人。

他们当中有老有嫩，有人组了家庭生了小孩，各有顾虑，不太方便做抗疫司机；所以剩来下的就阿廷他们4人。现在，他们一起上同一份工、住在同一屋簷下，生活规律几乎变得完全同步。

按照计划，指定诊所的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抗疫司机会点对点接载客人，地点时间统一由车行分配，最早由8点开始，到6点完结。于是早上6点，4人就要起床洗涮，赶在8点前先到油站入汽。在此之前，他们还要做快速检测、吃早餐、清洁车厢和穿防护衣。

“我每天起床都要洗澡”，辉哥说，“你想用得久一点，就得自己早点起身了。”

整个计划原来只维持14天，司机默认不能中途退出；但后来确诊的人多了，政府决定延长。截至发稿时，阿廷和阿峰2个人已经连续工作了40天。

森仔说，他有想过放弃，但原因不是因为要早起，更不是因为和大男人一起住不惯——那不过一时难受。与家人分离，才是最煎熬，“我想回家找我的女儿”。

当初，4个人同住的决定，都是为免感染亲人。森仔本身患有睡眠窒息症，每晚都要抱着呼吸机睡觉。但始终工作风险高，他宁愿把呼吸机搬到阿廷家，在他那儿的沙发睡。这段时间，他和太太还是会见面，但见面了，搁在心底的思念又浮面。

辉哥每天煮的菜，都是森仔太太帮忙在街市买。在快要下班的时候，森仔会绕回家附近的市场一趟，接过太太买的𩠌菜，“她是放在地上的，我跟她没有接触。”

一次，太太问森仔，“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手？”“我话不行啦，你摸完我之后、女儿一会回家，再摸到你就感染了。”触手可及，却遥不可得，他难掩失落，“原来在香港生活好得意的是，这么近、那么远，我终于明白这段说话的意思。”

第14天，森仔忍不住离开大屋，回家与亲人团聚，但他未有退出抗疫的士，“本身初衷4个人的目的都是想为社会出一份力，那么4个人都还在这里，那就一起做下去、坚持下去啰。”

香港人的心理压力，比生理不适更严重

一开始，阿廷的家人并不支持他开抗疫的士。计划初露风声时，家中两老已经马上打电话给他，语重心长：“儿子，你没有钱吗？你记住不要做啊。”他他们觉得风险这么高，不是缺钱的话，干嘛要栽头进去。

可阿廷还是加入了，而他觉得风险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大。为防止感染，司机全程需要穿着全副防护装备——防护衣、乳胶手套、面罩还有眼罩；另外为了保持空气流通，车窗需要全程打开；乘客在上下车都不用自己开门，而在完成每个单子之后，司机都要下车消毒全车厢。

森仔和阿峰则更小心一点。他们利用包书胶土炮自制屏风，挡在后座和前座中间，希望再减低飞沫传染。不过，这两个月，香港天气一直很不稳定，常常冷热交替，套在防护衣里的司机，并不好受。

防护衣和乳胶手套密不透风，天气一热，就会紧紧黏住皮肤。阿廷还记得上一个月，天气又突然变好冷，车上载着两个老人，车开在公路长达45分钟、风一直吹，但车窗不能关，吹得他们只能用衣服盖着头，缩成一团。“病人好惨，但我们都要和他们一起受。”森仔说。

不过，当这4人还在为这份新工作感到头昏脑胀，冷不防地又撞上社会的目光和歧视。

为了供市民辨识，抗疫的士车身贴上明显蓝白色的贴纸标示，司机也时刻穿着蓝色防护衣——疫情之下，这让对病毒敏感的市民感到吓人。

按指引，司机凡是在车上就一定要穿着防护衣，每次下车都要脱掉；再上车，就要换新的一套，而这个过程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十分引人注目。

计划开展这么久，阿廷没有在食店里吃过饭。每天中午，还没有接到单的他就会开到餐厅前，赶紧脱下防护衣物，包好，放在车尾。取了外卖，回到车上，再次换上防护衣，然后驶到一处僻静马路的尽头进食。

“你在下面（食店吃饭），他们会觉得你是一只怪兽。”原来，人们看着抗疫的士来到，就拿出手机影相拍片。访问那天，太阳晒得正猛，马路上阴凉的位置都被其他车占了，阿廷打开车尾箱的盖子，借它挡住太阳，在车尾坐着吃，但如果哪天下雨，“就惨啦”，只好在家拿几块饼干躲在车厢吃，到下班才吃饭。

另外几个“同屋”（室友），也遇到类似情况。辉哥走在街上，感觉被视为“科学怪人”；森仔则觉得自己犹如怪物——“中石化”是的士专用的加气站，但一个月前，油站没有事先通知就封了厕所，更规定抗疫的士须在早上8点前完成入气程序，“我们又不是确诊，你无故这样封了，好像很歧视我们”，森仔说。（注：香港的士大多为石油气车辆。）

对于的士司机而言，油站是他们为数不多、能稍作整顿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边取水洗车、上个厕所。但现在连这些东西都没了，“我们没有专用的午餐地方、没有专用的洗手间”。

不过，这种精神紧张和焦虑，在接载确诊者的十数天里，他慢慢开始理解——很多病人一直预约不到诊所，不敢出街，在家已经闷了好多天，差不多“吃药都吃好了”。但这是不是代表可以回复正常生活呢？他们不知道。官方的求助热线无人接听，相关信息每天转变，“‘我（确诊者）要做什么？’他们真的很不清楚。”

阿森觉得，人们在陷入未知和傍惶之中，跑去看医生，只是想要一个证明和安慰，“去证实自己有没有事”。

按照规条，一般不建议抗疫的士司机跟客人讲话，以减少飞沫传播。但有些乘客一上车就很紧张，阿森他们只好慢慢安慰，“我们跟他说，没事的，观察一下，待回看了医生就会安定一点。”

有份负责搭建预约平台的忠诚车行执行董事郑敏怡也观察到，不少乘客并不知道，他们必须先预约诊所，才可预约的士前往。但更多时候，卫生署的预约电话根本很难接通，于是，抗疫的士就成为信息缺失下市民的救命稻草，“我想他们是求助无门，有什么可以book就先book。”很多人打算先到诊所，碰碰运气，看看可否见到医生。

阿廷说，他们曾经遇到不少长者感到很迷惘，“真的谢谢你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怎样去诊所。”他们又觉得麻烦了司机，下车时偶尔会给他们塞红包，“你当喝杯东西吧，因为我们（表示）多谢只有这种办法，其他就做不到了。”一个客人这样说。

森仔觉得，香港人现在的心理压力，比生理不适更严重。早前封城的流言传出，“我真的第一次见”，每个人都很徬徨，“一班人在超级市场不知道要抢什么、像打仗这样......香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好似啲人差不多傻晒（所有人差不多都全傻了）。”他说。

的士，是大家落难后的共同生路

“的士这行好得意（有趣）：认识的就是行家，不认识的就是仇家。”森仔说，同行如敌国，但若是朋友的话，就不会计较——这跟记者一行很相似。

森仔和阿廷原本在一份本地报章当记者，当年碰巧《苹果》加入业界战场；用阿廷的话，《苹果》就“属于敌人”。但真正出去跑新闻的记者，在现场见行家比见同事还要多，一日三餐都聚在一起，“​​熟到变成朋友。”

但媒体开始转型，他们任职的​​报章在淘汰赛中被挤了出来，于2014年停刊。当时，森仔曾经尝试跟朋友合伙开餐厅，可惜生意不好，太太又刚好怀孕，正好是花钱最凶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如揸的士，至少有条生路”，阿廷说，“只要有车，就会有钱”。就这样，两人一坐上的士，就开到现在。

辉哥则是4人当中资历最深，1999年入行，至今开了快23年。他年纪最大，块头也大，脾气早早就收了，开始变得风趣，常常冷不防就爆出一句冷笑话。他活了52年，入过黑帮，有3个纹身，“（那时）每个人都说纹一只很威风，既然威风，就去吧！”他在左右手臂各纹了一只螳螂、一个女人，还有胸口上的哪吒。后来被斩过两刀，熬过牢狱，发现身边的都是假兄弟，决定革面洗心，脚踏实地。

1991年，他跟妹夫在街市卖冻肉，但过了没多久，街市被大财团收购改建。他把存下来的钱买了台的士，自己当车主。未料2003年沙士袭港，生意惨淡，他每天都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人烟稀少的马路寻客。那时，7岁的儿子哭着问：“为什么放假，同学们的爸爸妈妈都陪他出去玩， 但我没有？”

辉哥的WhatsApp头像，是他牵着年幼儿子的背影；一谈到儿子，豪爽的他就会开始泛泪。“当时压力太大了”，每晚根本睡不着。医生给他开了安眠药，但又不敢多吃，“药力未散时，坐在车上整个人真的好吽好吽（人都变得呆呆的）。”后来，他觉得不可以再颓废下去，决定不再依赖药物、不再怨天怨地。

阿峰坐在餐桌前，听故事听得入了神。辉哥瞄到了，头一转过去，没好气地说，“阿峰你洗米了没有？我在等你洗米炒菜喔！”阿峰笑了笑，才开始动身。

辉哥走出了阳台，森仔才悄悄跟记者讲，不要看他总是刀子嘴，但其实是豆腐心，心底十分恋家，而且一旦有事发生，他最重感情、最讲义气。“​​有事发生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他的（辉哥），始终他打滚了很久。我们都尊重他。”阿廷说。

约3年前，森仔的肾长了一颗肿瘤，他不敢告诉家人，率先找辉哥商量，讲着讲着大家都哭了。当时肿瘤还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辉哥对森仔说，“始终都要面对的。”

当时森仔房租大约一万多港元，太太已经没有工作。如果动手术的话，手停口停。辉哥算了算，加上光哥、阿廷和阿峰，4个人每个月也是分担3000元，“我说，你先做手术，房租不用担心，我们几兄弟帮你撑住，你先休养好身体。”

后来森仔康复出院，也因为买了保险可以索偿。大家觉得，患难见真情、雪中送炭，就是这段时间。

“我不希望长做长有”

阿廷的房子是祖屋，一砖一瓦，由阿廷的父母搭建。客厅外头，有一个长长的鱼池，旁边种了数十棵植物和菜。主屋背后，还有一间小房子仍在兴建。这里谈不上豪奢，但在人口密集的香港，也是怡然自得。以前十多个行家联谊，就会来到这里烧烤、“开party”。

阿峰本来住在长沙湾的高楼，那里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现在，在阿廷家住了这么久，他觉得这边空气“非常好”，“在外面（受了）压力回到这些地方，会舒畅好多。”

还没做抗疫司机之前，每个周末，辉哥都会到阿廷家住两天。每日吃饱饭，就开罐啤酒，看着鱼池慢慢抽烟。人活到这个年纪，知命之年，他很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喜欢当的士司机，“我每一年都问自己，不做的士可以做什么？”

他不是没有想过转行。对比开的士，他更喜欢当年在街市工作的人情味，“但是不经不觉，入行都做了20多年，那做生不如做熟。”

转战抗疫司机，面对外界的流言，辉哥说他很明白：别人可以简单一句，就说你是为了钱，“但很多事情，你都要有付出才有收获。”面对歧视感到难受，他不断告诉自己，“你要记着，不只是你一个人辛苦、整个世界都是。”

3年前，刚结婚的阿峰还在开夜更的士，太太经常一个人在家；放假时，自己又睡到日上三竿，“陪她的时间少”。后来他特意调到早更，想把时间留给家人。

同一年，太太抽中了政府居屋，每个月要还房贷1万多元，“还到60多岁。” 未几就碰上疫情：妈妈停薪留职，太太逃不过裁员。一瞬间，无论是生活花费还是房贷，全压在阿峰身上。

他皱眉，说疫情期间如果以日更（早上5点开到下午4点）计算，收入最惨淡时只得300多元。 现在政府把抗疫司机的日薪定在3000元，即使扣除杂费，这仍比起疫情低峰时期的收入多好几倍。“一有（抗疫的士），我已经说第一个报名。”

3月14日，政府宣布加开6间指定诊所，总数增至23间；抗疫的士亦同步增至约900辆。如果4个人都不休息的话，他们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计划完结。

“但我又不是很希望长做长有”，阿峰说，最近这几年，各行各业都深受打击，“老实说，只是我们这班抗疫司机有（生意）”。他打从心底希望的，是疫情能遏制下去，“如果不是的话，整个香港沉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