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深度 香港 香港疫情大爆發

香港院舍悲劇:守不住的生命,爆疫兩年錯失哪些救命時間點?

「他離開的時候,是不是很孤單?是不是制度殺死了他?」


穩健敬老院的一名長者躺在床上。 攝:林振東/端傳媒
穩健敬老院的一名長者躺在床上。 攝:林振東/端傳媒

21時41分是外公的死亡時間。今年2月﹐Ivy的外公在安老院染上Omicron,24日血含氧量過低,被送往九龍伊利沙白醫院急症室。待了一星期,他終於抵達隔離病床,至3月6日晚上離世,終年90多歲。醫院通知婆婆一家,家人在WhatsApp群組簡單公告。26歲的Ivy說,「他只講了一個時間。只是收到這樣的一個message。就是這樣了。」

Ivy一直記住,21時41分。當晚她夜不能寐,打開畫簿第一頁畫素描:外公戴着報童帽和粗框眼鏡,穿整齊襯衫和毛衣的微笑模樣。疫情兩年多,許多院舍暫停家屬探訪,上次探望已事隔一段時間。她努力回想外公的五官輪廓,一邊陷入思緒:「他離開的時候,是不是很孤獨?」

在香港,大批院舍院友帶着Omicron病毒死去。第五波疫情裏,幾近全港院舍爆疫,政府公布安老院老人、或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佔全港染疫死亡數字近六成。截止3月20日,染疫死亡數字為5683人,以六成數字計算約3409人。院舍關門、醫院混戰,Ivy和許多家屬只能想像死者的最後一程:他們在院舍怎樣染疫?院舍有足夠的隔離措施嗎?他等了多久才被送往急症室?等候隔離病床期間,他們經歷了什麼?

香港疫情至今,各種在院舍累積的舊患和新傷痕,釀成種種不幸。「救得到就離開醫院,救不到就入殮房。」這看似字字確鑿、無可奈可的現實,是否完全不能預早防範?Ivy的腦中,不斷彈出一個問號——「是不是制度殺死了他?」

基德(泰衡)護老院副院長兼巡診醫生潘睿斌與王姑娘推着裝滿快測包和消毒酒精的手推車替長者檢測。

基德(泰衡)護老院副院長兼巡診醫生潘睿斌與王姑娘推着裝滿快測包和消毒酒精的手推車替長者檢測。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救護車、急症室到病房——延遲就醫?提早出院?

安老院異常地安靜。公共客廳的椅子是空着的,沒有電視聲、也沒有老人聊天的細碎聲音。老人各自瑟縮在他們的小小床上,王姑娘和潘醫生推着裝滿快測包和消毒酒精的手推車,呼喚老人的名字。「幫你撩鼻哥(做鼻咽拭核酸測試)。」王姑娘替老人拉高棉被,彷彿安慰他般,反覆地輕拍他蜷曲的身體。

位於元朗的基德(泰衡)護老院照顧着180多位長者。其中一個90多歲的婆婆,住了十幾年,職員總愛喚她作「契媽」。一天早上,「契媽」的快測棒浮出兩條紅線。「她很快便氣促,不肯吃東西。但情況突然之間急轉直下。」王姑娘立即打999。電話錄音重覆告知她的輪候號碼,最終等上45分鐘才有人接聽,「call白車好像中獎一樣。」

由於Omicron確診人數急增,政府在「清零」政策下要求確診者必須送往醫院治理,救護車無法應付所有求救。3月初,每日約有1600至1800宗救護車召喚,但三分之一的救護員染疫倒下或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人手嚴重不足,救護員做完一更12小時後超時工作已是常事。而且,濫用救護車的情況不絕,大大加重救護車的壓力。

那天救護車沒趕到,婆婆已離世,「白車變黑箱車。」警察來了要拍照,王姑娘在房門外看她安詳的臉,像沉睡過去一樣。她陪屍體移送至黑箱車,心裏默默唸着:「不用擔心,一路好走啊。」

當時,王姑娘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來電——又一個院友在醫院離世。許多院友的最後一程,就是從院舍送往醫院,從此與子女陰陽相隔。院舍裏長者惶恐不安,常常問她:「我困在這裏,會不會死?」

「Omicron攞長者命的速度,真的很快。」她暗忖。

香港大學醫學院3月14日發佈第五波疫情下的37宗死亡個案的分析,發現院舍長者從發病至死亡的時間僅短短8日,而同齡非居於院舍的長者為14.1日。這8日裏,院舍長者如何一步一步向死亡?

公家醫院急症室醫生Ryan解釋,COVID-19奪去院舍長者性命的主因,是病毒導致長期病病發,引起併發症致命,「糖尿、血壓、心血管病、腎病、中風或癱瘓,肺病和所有癌症——很多長者有齊以上的病症。」

「人本身已經企在涯邊」,他形容,「COVID再大大力推你一下。」

在公家醫院,大量院舍長者在急症室等候隔離病床。Ryan說,急症室醫護人手不足,無法細緻照顧長者的飲食,為他們補充水分;長者感染後失去食欲,照顧力度倍增。欠缺基本護理,病情轉差的時間就加速了。而且,「這些長者來的時候,比COVID-19前的身體狀況更差。」他解釋,院舍人手稀缺,照顧質素自然下降。

潘醫生在護老院替一名長者做快速測試。

潘醫生在護老院替一名長者做快速測試。攝:林振東/端傳媒

高峰時期,王姑娘兩星期內送走19名老人。她的上司、副院長兼巡診醫生潘睿斌說,院舍從1997年經營至今,從未見過這樣的狀況——死亡人數比任何一年的流感高峰期都要高。他無奈地說,「原址檢疫很難做,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守得住——三分之二員工感染,三分之二老人家中招,(其院舍)死亡率大約10%。」

每天,潘睿斌在旗下8間院舍奔走,替確診老人診症開藥。他觀察到確診院友無甚食欲,「當你無法餵食,大部分院舍也沒有能力和資源吊鹽水、葡萄糖水。情況惡化,但脈搏和血壓都處於正常邊緣,白車不會理會。」但當長者的維生指數跌破危險水平,其時再叫白車,卻已經太遲。

他覺得,大部分老人本應可以在醫院康復,回到安老院。但是,「醫院和救護車系統崩潰了。這些情況在平時的時間、平時的醫院,這一班老人是可以離開醫院的。」

然而,能夠出院的院舍長者,也被質疑帶來下一波感染。病床急速流轉,醫院和亞博陸續把院友送回院舍,引發院舍的反彈。2月,前線護士P在第二線隔離病房照顧許多安老院長者,當時醫管局把確診者出院的CT值(Cycle Threshold、「循環數閥值」,值愈低代表病毒量愈高)從33降至30,她質疑長者是否已不再具傳染力,「醫生和專家告訴你CT值沒危險,你只可以埋沒良心講,他沒有傳染性了。」

「出院的界線愈訂愈寬鬆,很明白院舍的擔心。」她說,「老人家得個等字——等死。或者好運點沒死去,夠出院門檻就推他們回到社區。」

回到院舍檢疫隔離,卻並「不安全」

在元朗區的穩健敬老院裏頭,陳少儀脫下防護衣和手套,走進約60呎的細小辦公室,兩層外科口罩未能掩蓋她話中的憤怒:「死亡率這麼高,政府都是後知後覺,是不是要先處理長者?」她經營院舍已有20多年,其中一間院舍本照顧約80多人,如今九成長者已感染,約10人染疫離世。

穩健敬老院院長陳少儀。

穩健敬老院院長陳少儀。攝:林振東/端傳媒

第五波疫情初期,院友一旦確診,大多會被送往醫院,而緊密接觸者則會被移送亞洲國際博覽館(下稱亞博)隔離。由於醫院床位緊絀,確診長者後來須留在院舍檢疫,與未感染的長者共存。近日,社署宣布對未感染院舍作「閉環管理」,即員工下班後不能回家;及後增加社區暫託中心分流輕症長者,並要「逆隔離」未感染的長者。

陳少儀覺得,這些政策在院舍爆發後才實施,成效不彰。「現在是新聞講得多,反應大,被人鬧得多才後知後覺,做什麼閉環!」

時間推回農曆新年前,她計劃該讓老人家回家吃團年飯了。但是,1月22日,葵青區有院舍員工確診Omicron,她立即購入防疫物資,並「比林鄭更早」截停探訪——「馬上關閉安老院的門,貼出通告,不可出入。」

大門關上,真正的戰役才開始。

2月8日清晨,她收到職員來電:第一個院友快測確診。院友入院後,被指覆檢陰性,又送回來。幾天後,他的排便袋出血,院舍把他送院,終證實他確診。不久,與他緊密接觸的院友被測出陽性,病毒開始蔓延整間安老院。

2月17日,冷峰臨至,急症室病床爆滿至露天區域。陳少儀收到社會福利署的來信,指示院舍須「原地檢疫」。院舍化身檢疫或隔離中心,只能土炮地嘗試做隔離,防疫物資也不足,除氧氣等急救設備,欠缺藥物和醫療儀器。「你叫人去打仗,又沒有武器——我給你兩萬元,給你10粒子彈,這樣上戰場,鐵定被人射死。」

她所說的兩萬港元,是社署資助院舍購買防疫物資的一次性特別津貼,但以她的院舍為例,每月防疫物資開支總數約為4萬元,「只夠半個月物資開支而已。」

穩健敬老院的隔離房間都用膠袋將空間密封。

穩健敬老院的隔離房間都用膠袋將空間密封。攝:林振東/端傳媒

社會福利署回覆,指自2020年2月至今,持續為院舍員工及院友分別提供5000萬個口罩和2400萬口罩;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則提供快測包和防護裝備,不過兩者均未列明數量。3月中,政府亦開始向院舍派發治療COVID-19的口服藥物。

同時間,許多院舍員工陸續染病,無法上班。人手不足下,部分員工甚至感染後捱痛回到院舍確診區,照顧老人家。有受訪護士說:「起碼有多個人幫手。」這段期間,政府為院舍員工提供每人每月2000港元的特別津貼,及每天500元的額外津貼。但是,不少人怕感染家人申請放無薪假,院舍只好盡量聘請兼職頂替。最嚴重的時候,陳少儀只有約2個員工通宵照顧60名院友。

政府早前放寬業界輸入移工(香港俗稱外籍勞工)的規定,並緊急聘請千名大陸照顧員來港。至今,已有180名大陸照顧員來港。但受訪時,陳少儀指近月申請聘請移工,數月後仍未收到當局批文。

在各種壓力下,陳少儀追溯旗下院舍的爆發源頭,她認為正正就是醫院。她說,院舍無法確定出院的院友不具傳染性,常常和醫院爭持不下,但最終往往被社署牌照部施壓,也屢遭外界批評。

「安老院不是隔離作用的,是讓長者居住安老的。羅致光說院舍有責任照顧老人家,我當然知道,但你知不知院舍環境污染、是不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想送他們死?私家醫院做不到,為何老人院做到?」陳少儀對勞福局的說法耿耿於懷,「我覺得很悲啊!」

這位50多歲的院長,說最內疚的是院友在院舍染疫離世,家屬還倒過來安慰他們,不用再辛苦了。每天回來看見相識多年的院友,她都忍住,「其實都不想告訴他們,誰誰誰走了,都沒講,就說還在醫院。」

端傳媒向衞生署查詢最新院舍院友死亡數字,截稿前未獲回覆。截至3月21日,累計有776間安老院、282間殘疾院舍染疫,已佔全港院舍約96%。其中,約33758名安老院院友、8660名殘疾院舍院友染疫;另有8430安老院員工、3170殘疾院舍員工染疫。

在另一所非牟利機構中度智障宿舍、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工作的社工Jayden說,相對長者,殘疾人士院舍更為外界所忽略。在殘疾院舍,部分院友自理能力較低,有些長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埋身照顧的需求一樣很高。以他所知,另一所照顧嚴重智障人士的宿舍,全數會員染疫發燒。

他問道,如果一開始就顧慮到院舍無法承擔原地檢疫,會否及早物色合適地方給院友做隔離?檢疫和隔離安排又是否真正考慮到這些社群的需要?他指,早前曾有院友被送往亞博隔離後毀壞場館,「自閉症人士在太空曠的環境,他們不是暴力,但無處發泄。」

「一直忽略了他們,」他說。「老實說,這兩年沒有好好為院舍作準備。」

2022年2月16日,明愛醫院在急症室旁邊的露天空地設立隔離區,不少長者病人卧在病牀上等待覆檢,醫護人員需要在露天環境照料患者。

2022年2月16日,明愛醫院在急症室旁邊的露天空地設立隔離區,不少長者病人卧在病牀上等待覆檢,醫護人員需要在露天環境照料患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兩年以來錯過的︰改善通風、上門打針

一個問題困擾着每位受訪者:既然病毒爆發已成事實,我們錯過了哪些支援院舍的時間點?

病毒在院舍爆發並非全無徵兆。早於2020年第三波疫情來襲,院舍已經爆疫,當時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老人科醫生及前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等建議,強制安裝抽風機等改善院舍通風、加強巡查等等;長遠而言要改革全港院舍。

「當時我們把意見交給社署和局長的,他們說知道了。」張超雄表示,當時的建議未帶來太多改善,他只能幫忙協調外界捐款給私營安老院,採購消毒物資和抽氣扇。「當時經歷了一段時間零確診,但其實有一個計時炸彈,大家都知。」

「很坦白說一句,私營院舍只是受兩件事控制。」身處英國、在當地醫院執業的馬仲儀受訪時解釋:「商業和牌照的考慮。我們當時說你一定要多巡查,在社署的守則嚇他、罰他、警告他。以往社署巡查主要會看垃圾桶有沒有閂好蓋、藥物備存紀錄,但沒去看職員有沒有洗好手和控制感染。」

她說:「這些事以前又沒做到,今次疫情來得這麼快、這麼兇狠,更加沒可能做得到。」

社會福利署回覆,指一直有提醒院舍參照防疫指引,亦有聯同衞生署加強院舍感染控制的指導。2020年底,署方推出「改善院舍感染控制及通風設備限時性計劃」,為期12個月,賽馬會同時提供2.43億港元為院舍購置設備,計劃並未強制院舍申請。第五波疫情後,他們再合作提供高效空氣過濾器,同樣非強制執行,預計3月初及中旬開始推行。

有受訪院舍表示,去年已完成安裝,但亦有受訪院舍指年初未及安裝已經爆疫。更甚的是,部分院舍位處舊樓,因建築限制和租約問題,未必會主動申請改裝通風系統。

另一個焦點,是到底有多少院舍院友已經接種疫苗,他們又接種了哪一種疫苗?在香港,許多長者選擇接種滅活疫苗科興,但及後香港大學數據顯示,其預防重症率遠低於另一種mRNA疫苗:復必泰。最近,港大專家何栢良亦建議所有長者應選打復必泰。

2022年2月25日,長者在社區中心接種疫苗。

2022年2月25日,長者在社區中心接種疫苗。攝:林振東/端傳媒

根據資料,80歲以上長者佔死亡數字逾七成。3月20日,政府回應《明報》報導時首次披露3837名長者打兩款疫苗後的死亡率,其中,沒接種疫苗的死亡率為15%,而打一針科興及復必泰死亡率分別為5.83%及3.44%。以第二針計算,兩針科興為2.95%、兩針復必泰為1.51%。整體而言,復必泰死亡率較科興低。

而不論是復必泰抑或是科興,第五波疫情前,院舍長者接種率僅為22%。

3月9日,政府拍板要為全港院友接種起碼第一劑疫苗。外展隊兩周內為超過1000間院舍的院友完成接種,截止16日,已打最少一針的人數約為4.2萬人。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院友,數目分別為約6萬人和約1.7萬人,其第一劑接種率分別為約52%和約64%。

張超雄和馬仲儀都認為,社會錯失為院舍上門打針的時間點。「最初支針令人感覺風險高,不斷有報導老人家打針後離世。其實家屬想法很正常:他在院舍不會外出,出去會戴口罩,初期個案又不高,無謂冒險。」張超雄說,「政府沒有處理這個情緒。」

「又是那句,時間性。」馬仲儀曾參與上門為院友注射復必泰疫苗的計劃,她指,「2020年尾至2021年,先打針的是社區裏的普通人,安老院舍推後。到安老院吹雞(吹哨子召集)打針,可能社會已經熱烈討論,很多家人亦拒絕幫院友打針。」

而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亦曾經受訪,指1月底院舍爆疫初期,政府應總動員上門為院友在兩周內接種疫苗,卻分散資源宣傳「疫苗通行證」為全港市民打針。

另一方面,馬仲儀覺得香港只購置科興和復必泰疫苗,選擇不足或令人卻步。例如,她指英國長者大多注射AstraZeneca(AZ),針後很少出現血管閉塞的狀況,加上疫苗可以於攝氏6至8度存放,不像復必泰需要稀釋,帶去安老院注射很方便。

「安老院的流感疫苗接種以往都可以做到過半數注射,更好的年份可以做到七、八成。」她提到,流感疫苗研發已久,在製作時間上固然未能和COVID疫苗作直接對比,但就急切性而言,Omicron傳播比流感強勁,她認為不得不對COVID疫苗的接種率有更高的要求,而當中政府需要推動的力度亦更大。

長者房間內的電視播放著特首林鄭月娥的記者會新聞片段。

長者房間內的電視播放著特首林鄭月娥的記者會新聞片段。攝:林振東/端傳媒

「坦白說,整個長者疫苗推行做得很差。」馬仲儀認為,兩年來抗疫的焦點並不在於長者。「整個社會根本都不把重點放在長者身上。總之你不要來醫院,不要逼到急症室放出街,被人拍到照片,很難看。」但是,把長者留在院舍呆着,身體敵不過病毒終究也會死去,早前急症室堆滿的屍體,正正就是在院舍的老人。

「只不過,當天長者以一個活生生的樣子塞滿急症室,現在則以屍體的形式被人拍到而已。」

「兩三年沒有人探過就死,」馬仲儀說,「這兩年的長者,尤其安老院舍的長者受了很多苦,這是事實。最終去到這一刻,他們仍然是最Miserable(悲慘)的一群,家屬也是。」

徹底改革:多年的良莠不齊與置之不理

在最冷的2月下旬,王姑娘和同事開始覺得,即便把長者送往爆滿的醫院也未必能夠活着回來,「分分鐘真的死在出面」。他們決定冒險:除了狀況太差的長者,盡量把確診老人留在原址檢疫。

電光火石之間,留哪個、送哪個,是院舍最痛苦的掙扎。「我每留一個老人家,都要承擔後果。」

王姑娘照顧的其中一名80歲伯伯,氣促不斷、血含氧量低,原本預備送院。他的兒子得知後,戴着單薄的外科口罩前來,希望可以看老父一眼。在院舍工作的人明白,父子兩年沒親身見面,兒子怕這樣一送院,便是最後一面,連自己家裏有手抱嬰兒也要犯險。王姑娘於是給他一個街名,「白車會經過那一條路,你離遠看看爸爸也好。」

思前想後,王姑娘判斷不如由巡診醫生自行開藥,由院舍照顧老人家。兒子答應了。大半日後,老人家情況果然好轉。長者發病至死亡的時間短,治理要爭分奪秒,王姑娘認為他們的優勢,「就是有護士、註冊醫生。我們可以即時開藥,很多老人家吃藥後便轉陰性,情況好轉。其他院舍沒有駐院醫生,可能更加無助。」

1980年代,香港人口開始出現老齡化的徵兆,私營安老院亦接踵出現。從1996年起,政府推出《安老院條例》,但20多年後的社會嚴重老齡化,安老規劃卻沒有重大的變革與更新。

以院舍人手為例,香港過千間院舍,照顧着不同護理需求的院友,法例對它們的人手要求亦有不同。例如,安老院分為4種:護養院(nursing home)院友的護理程度最高,此後依次為高度照顧安老院(care and attention home)、中度照顧安老院(aged home)、低度照顧安老院(self-care hostel)。

其中,低度照顧安老院無須聘請護士,中度照顧安老院無須聘請護理員。而在高度照顧安老院,部分時段的最低要求為1名護理員照顧60名住客。在護養院,法例對護士的編排管得相對細緻:最少1名註冊護士當值,每3名護理人員中最少1名護士,每3張床有最少1名護理人員。

此外,香港法例並未要求院舍聘請醫生,院舍一般依賴外展醫生到診,或送院治療。

基德(泰衡)護老院的王姑娘和潘醫生在院內照顧長者,潘醫生替其中一位長者聽診。

基德(泰衡)護老院的王姑娘和潘醫生在院內照顧長者,潘醫生替其中一位長者聽診。攝:林振東/端傳媒

一名不願具名的私營安老院保健員受訪時表示,他們必須等候一星期診症兩次的外展醫生的醫囑,才能派止痛藥予長者。保健員是香港院舍其中一種照顧人員,受過護理訓練或具專業技能。

「保健員負責在護士和院友之間協調,情緒很緊張。」她說,精神繃緊時,唯有躲入空盪的房間吹吹冷風。她想起,疫情前老人家下午會圍在走廊、房間聊天,她經過便打趣搭訕,在開會呀?現在,其中一個老人過身後,「那幾天卻突然沒人出來,都躲在房中。不只身體,我們現在還要開始照看他們的情緒。」

但當人手不足,不要說治療,基本照料和護理也成了問題。

在王姑娘所屬的安老院,院友的人均空間不錯,從10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但更多的院舍裏,院友仍然被逼生活於最低6.5平方米的空間,面積相當於半個泊車位。

老人科醫生馬仲儀認為,許多中、小型私營安老院舍棲身於舊唐樓、舊私樓,共用大廈電梯,缺少鮮風換氣系統,環境並不適合體弱的長者居住,「舊模式的中小型私營安老院是否仍然適合存在?這已經是一個議題了。」她始終覺得,這是安老責任外判私人市場的禍害,「長者自費或以綜援向私營院舍繳交院費,身體狀況差,但肯入來,他都會肯收你,只是做不來送你去醫院而已。」

「有些安老院舍很應該被取締,長者在那裏接受的治療是很不堪入目的。只是大家很多年來,隻眼開、隻眼閉。」馬仲儀連說了三次「置之不理」。她說,院舍尤其私院可能跟80、90年代的質素分別不大,「當你其他社會的要求進步了,你的院舍不可以是這個水平的。」

香港院舍的整體服務良莠不齊,為人垢病多年,要求改革的聲音從未止絕。2015年,劍橋護老院脫去老人衣服把他們留在戶外天台;2016年,殘疾院舍「康橋之家」爆出性侵事件,後期更有自閉症男童墜樓而揭發管理問題——集合長者、殘疾人士團體和議員的民間平台「永別劍橋康橋工作小組」由此誕生。

他們向政府提交建議書,促請把院友最低人均面積提升至「8+8平方米」(即個人、公共空間人均面積分別最少8平方米),要求增加護士、醫生及其他專業人士的人手編配,並加強違規罰則。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是小組一員,他和前議員邵家臻後來加入立法會「檢視院舍法例及實務守則工作小組」。在改革院舍的路途上,政府、業界人士和民間團體不斷拉鋸。

2022年2月疫情期間,小組終出爐新修例建議,當中提高違規罰則、改善人手比例至護理員1:40等等,不過最低人均面積則只提升至8至9.5平方米,並需時8年才能全面落實。而此時,張超雄和邵家臻已不再是立法會議員。

離開立法會議員的崗位後,張超雄每天收看新聞直播:死者本身住在院舍,有長期病患,年齡80歲、90歲、100歲……「(社會)不但接受,甚至覺得okay。這麼大比例的院舍老人過身,應該引起相當大的公眾反應,但現在沒有。」

經此一役,院舍會否迎來徹底的改革﹐他並不樂觀。他覺得以往太平盛世,市民生活有餘力,政府也有財力改善院舍服務,政策倡議尚且困難。但是,香港面臨疫情經濟疲弱的挑戰,「一般人都受苦,弱勢——在困局下一定更沒人理會。」安老院、殘疾院舍也會面對同樣的命運,「院舍就是一個地方,把無法自我照顧的人掃入去。」

「大家看不到他們,社會便繼續運作。」張超雄難過地重覆道。「社會就繼續運作囉。」

Ivy的畫簿上有外公的素描,他戴着報童帽和粗框眼鏡,穿整齊襯衫和毛衣的微笑模樣。

Ivy的畫簿上有外公的素描,他戴着報童帽和粗框眼鏡,穿整齊襯衫和毛衣的微笑模樣。攝:林振東/端傳媒

尋找答案

外公離世後幾天,Ivy上網搜尋他生前居住的安老院。在社會福利署的網頁裏,一行黑字紀錄着——院舍曾違反《安老院規例》,僱用員工不足。

去年3月,她的外公身體不便,年老的外婆無法照顧,子女亦忙於工作,所以入住九龍區某間私營安老院。這也是許多香港人面對高壓工作、雙老照顧困境下的選擇。

但她左思右想,總覺在疫情下,在院舍的外公好像變成一件物件,不是一個人。她無法平息心裏的憤怒:「為什麼他要等病床等這麼久?為什麼醫療系統好像沒有改善過,是不是真的預視不到第五波疫情呢?如果院舍和醫院一早改善,我們會不會可以見到他?有一個時刻,大家可以看着他,讓他安心地走?」

Ivy本職做地區組織工作,每天接觸許多基層市民,每天在想的都是如何為無權者爭取更好的社會福利保障。疫情下,防疫指引每天都在變,他們不知道確診後自己應該要怎樣做,最先只會想到衝往醫院急症室。許多的問題、許多的結,她無法得到解答,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

「其實香港這兩年,沒有真的打過疫情的仗,但這段期間也可以儲備軍糧。這兩年政府究竟做了什麼?」她說。「原來很多東西做得不好,所以有很多不幸,而碰巧那個是你的親人。」

Ivy的外公在安老院染上Omicron去世。

Ivy的外公在安老院染上Omicron去世。攝:林振東/端傳媒

訪問進行約兩星期,香港的呈報確診數字逐漸滑落。3月21日,政府疫情記者會上再沒有新增爆疫院舍的數字,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是一個好跡象。受訪院舍也陸續告知,長者的狀況穩定下來了。唯有死亡數字不可逆轉,但死者只能沉默。

作為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義務秘書,鄭清發眼見許多院舍的崩潰和前線保健員的哀嚎。「為什麼這麼多院舍老人死亡?他們在院舍死抑或醫院死?」他向記者請求:「有機會,請幫我們在記者會發問。這件事被隱藏起來了,沒人知。」

追究和問責,需要後續公開更多的數據、佐證,加以專業分析,背後是誠實和勇於檢討的精神。Ivy不確定要不要走上這條漫長的路途,也不知道社會有沒有追尋答案的空間。「尋找答案很難。過程將會很痛苦。」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Ryan、P、Jayden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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