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院舍悲剧：守不住的生命，爆疫两年错失哪些救命时间点？

（编按︰“院舍”包括香港的养老院和残疾院舍；香港第五波疫情中，院舍死者大多数来自养老院，即俗称安老院、护老院）

21时41分是外公的死亡时间。今年2月﹐Ivy的外公在养老院染上Omicron，24日血含氧量过低，被送往九龙伊利沙白医院急症室。待了一星期，他终于抵达隔离病床，至3月6日晚上离世，终年90多岁。医院通知婆婆一家，家人在WhatsApp群组简单公告。26岁的Ivy说，“他只讲了一个时间。只是收到这样的一个message。就是这样了。”

Ivy一直记住，21时41分。当晚她夜不能寐，打开画簿第一页画素描：外公戴着报童帽和粗框眼镜，穿整齐衬衫和毛衣的微笑模样。疫情两年多，许多养老院暂停家属探访，上次探望已事隔一段时间。她努力回想外公的五官轮廓，一边陷入思绪：“他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很孤独？”

在香港，大批养老院院友带着Omicron病毒死去。第五波疫情里，几近全港院舍爆疫，政府公布養老院老人、或残疾人士院舍的住客占全港染疫死亡数字近六成。截止3月20日，染疫死亡数字为5683人，以六成数字计算约3409人。院舍关门、医院混战，Ivy和许多家属只能想像死者的最后一程：他们在院舍怎样染疫？院舍有足够的隔离措施吗？他等了多久才被送往急症室？等候隔离病床期间，他们经历了什么？

香港疫情至今，各种在院舍累积的旧患和新伤痕，酿成种种不幸。“救得到就离开医院，救不到就入殓房。”这看似字字确凿、无可奈可的现实，是否完全不能预早防范？Ivy的脑中，不断弹出一个问号——“是不是制度杀死了他？”

从救护车、急症室到病房——延迟就医？提早出院？

养老院异常地安静。公共客厅的椅子是空着的，没有电视声、也没有老人聊天的细碎声音。老人各自瑟缩在他们的小小床上，王姑娘和潘医生推着装满快测包和消毒酒精的手推车，呼唤老人的名字。“帮你撩鼻哥（做鼻咽拭核酸测试）。”王姑娘替老人拉高棉被，仿佛安慰他般，反复地轻拍他蜷曲的身体。

位于元朗的基德（泰衡）护老院照顾着180多位长者。其中一个90多岁的婆婆，住了十几年，职员总爱唤她作“契妈”。一天早上，“契妈”的快测棒浮出两条红线。“她很快便气促，不肯吃东西。但情况突然之间急转直下。”王姑娘立即打999。电话录音重复告知她的轮候号码，最终等上45分钟才有人接听，“call白车好像中奖一样。”

由于Omicron确诊人数急增，政府在“清零”政策下要求确诊者必须送往医院治理，救护车无法应付所有求救。3月初，每日约有1600至1800宗救护车召唤，但三分之一的救护员染疫倒下或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人手严重不足，救护员做完一更12小时后超时工作已是常事。而且，滥用救护车的情况不绝，大大加重救护车的压力。

那天救护车没赶到，婆婆已离世，“白车变黑箱车。”警察来了要拍照，王姑娘在房门外看她安详的脸，像沉睡过去一样。她陪尸体移送至黑箱车，心里默默念着：“不用担心，一路好走啊。”

当时，王姑娘差不多每天都收到来电——又一个院友在医院离世。许多院友的最后一程，就是从养老院送往医院，从此与子女阴阳相隔。养老院里长者惶恐不安，常常问她：“我困在这里，会不会死？”

“Omicron攞长者命的速度，真的很快。”她暗忖。

香港大学医学院3月14日发布第五波疫情下的37宗死亡个案的分析，发现养老院长者从发病至死亡的时间仅短短8日，而同龄非居于养老院的长者为14.1日。这8日里，养老院长者如何一步一步向死亡？

公家医院急症室医生Ryan解释，COVID-19夺去养老院长者性命的主因，是病毒导致长期病病发，引起并发症致命，“糖尿、血压、心血管病、肾病、中风或瘫痪，肺病和所有癌症——很多长者有齐以上的病症。”

“人本身已经企在涯边”，他形容，“COVID再大大力推你一下。”

在公家医院，大量养老院长者在急症室等候隔离病床。Ryan说，急症室医护人手不足，无法细致照顾长者的饮食，为他们补充水分；长者感染后失去食欲，照顾力度倍增。欠缺基本护理，病情转差的时间就加速了。而且，“这些长者来的时候，比COVID-19前的身体状况更差。”他解释，养老院人手稀缺，照顾质素自然下降。

高峰时期，王姑娘两星期内送走19名老人。她的上司、副院长兼巡诊医生潘睿斌说，养老院从1997年经营至今，从未见过这样的状况——死亡人数比任何一年的流感高峰期都要高。他无奈地说，“原址检疫很难做，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守得住——三分之二员工感染，三分之二老人家中招，（其养老院）死亡率大约10%。”

每天，潘睿斌在旗下8间养老院奔走，替确诊老人诊症开药。他观察到确诊院友无甚食欲，“当你无法喂食，大部分养老院也没有能力和资源吊盐水、葡萄糖水。情况恶化，但脉搏和血压都处于正常边缘，白车不会理会。”但当长者的维生指数跌破危险水平，其时再叫白车，却已经太迟。

他觉得，大部分老人本应可以在医院康复，回到养老院。但是，“医院和救护车系统崩溃了。这些情况在平时的时间、平时的医院，这一班老人是可以离开医院的。”

然而，能够出院的养老院长者，也被质疑带来下一波感染。病床急速流转，医院和亚博陆续把院友送回养老院，引发养老院的反弹。2月，前线护士P在第二线隔离病房照顾许多养老院长者，当时医管局把确诊者出院的CT值（Cycle Threshold、“循环数阀值”，值愈低代表病毒量愈高）从33降至30，她质疑长者是否已不再具传染力，“医生和专家告诉你CT值没危险，你只可以埋没良心讲，他没有传染性了。”

“出院的界线愈订愈宽松，很明白养老院的担心。”她说，“老人家得个等字——等死。或者好运点没死去，够出院门槛就推他们回到社区。”

回到养老院检疫隔离，却并“不安全”

在元朗区的稳健敬老院里头，陈少仪脱下防护衣和手套，走进约60呎的细小办公室，两层外科口罩未能掩盖她话中的愤怒：“死亡率这么高，政府都是后知后觉，是不是要先处理长者？”她经营养老院已有20多年，其中一间养老院本照顾约80多人，如今九成长者已感染，约10人染疫离世。

第五波疫情初期，院友一旦确诊，大多会被送往医院，而紧密接触者则会被移送亚洲国际博览馆（下称亚博）隔离。由于医院床位紧绌，确诊长者后来须留在养老院检疫，与未感染的长者共存。近日，社署宣布对未感染养老院作“闭环管理”，即员工下班后不能回家；及后增加社区暂托中心分流轻症长者，并要“逆隔离”未感染的长者。

陈少仪觉得，这些政策在院舍爆发后才实施，成效不彰。“现在是新闻讲得多，反应大，被人闹得多才后知后觉，做什么闭环！”

时间推回农历新年前，她计划该让老人家回家吃团年饭了。但是，1月22日，葵青区有院舍员工确诊Omicron，她立即购入防疫物资，并“比林郑更早”截停探访——“马上关闭养老院的门，贴出通告，不可出入。”

大门关上，真正的战役才开始。

2月8日清晨，她收到职员来电：第一个院友快测确诊。院友入院后，被指覆检阴性，又送回来。几天后，他的排便袋出血，养老院把他送院，终证实他确诊。不久，与他紧密接触的院友被测出阳性，病毒开始蔓延整间养老院。

2月17日，冷峰临至，急症室病床爆满至露天区域。陈少仪收到社会福利署的来信，指示院舍须“原地检疫”。院舍化身检疫或隔离中心，只能土炮地尝试做隔离，防疫物资也不足，除氧气等急救设备，欠缺药物和医疗仪器。“你叫人去打仗，又没有武器——我给你两万元，给你10粒子弹，这样上战场，铁定被人射死。”

她所说的两万港元，是社署资助院舍购买防疫物资的一次性特别津贴，但以她的养老院为例，每月防疫物资开支总数约为4万元，“只够半个月物资开支而已。”

社会福利署回复，指自2020年2月至今，持续为院舍员工及院友分别提供5000万个口罩和2400万口罩；第五波疫情爆发后则提供快测包和防护装备，不过两者均未列明数量。3月中，政府亦开始向院舍派发治疗COVID-19的口服药物。

同时间，许多院舍员工陆续染病，无法上班。人手不足下，部分员工甚至感染后挨痛回到院舍确诊区，照顾老人家。有受访护士说：“起码有多个人帮手。”这段期间，政府为院舍员工提供每人每月2000港元的特别津贴，及每天500元的额外津贴。但是，不少人怕感染家人申请放无薪假，院舍只好尽量聘请兼职顶替。最严重的时候，陈少仪只有约2个员工通宵照顾60名院友。

政府早前放宽业界输入移工（香港俗称外籍劳工）的规定，并紧急聘请千名大陆照顾员来港。至今，已有180名大陆照顾员来港。但受访时，陈少仪指近月申请聘请移工，数月后仍未收到当局批文。

在各种压力下，陈少仪追溯旗下养老院的爆发源头，她认为正正就是医院。她说，养老院无法确定出院的院友不具传染性，常常和医院争持不下，但最终往往被社署牌照部施压，也屡遭外界批评。

“养老院不是隔离作用的，是让长者居住安老的。罗致光说养老院有责任照顾老人家，我当然知道，但你知不知养老院环境污染、是不安全的地方？是不是想送他们死？私家医院做不到，为何老人院做到？”陈少仪对劳福局的说法耿耿于怀，“我觉得很悲啊！”

这位50多岁的院长，说最内疚的是院友在养老院染疫离世，家属还倒过来安慰他们，不用再辛苦了。每天回来看见相识多年的院友，她都忍住，“其实都不想告诉他们，谁谁谁走了，都没讲，就说还在医院。”

端传媒向卫生署查询最新院舍院友死亡数字，截稿前未获回复。截至3月21日，累计有776间养老院、282间残疾院舍染疫，已占全港院舍约96%。其中，约33758名养老院院友、8660名残疾院舍院友染疫；另有8430养老院员工、3170残疾院舍员工染疫。

在另一所非牟利机构中度智障宿舍、严重肢体伤残人士宿舍工作的社工Jayden说，相对长者，残疾人士院舍更为外界所忽略。在残疾院舍，部分院友自理能力较低，有些长期服用精神科药物，埋身照顾的需求一样很高。以他所知，另一所照顾严重智障人士的宿舍，全数会员染疫发烧。

他问道，如果一开始就顾虑到院舍无法承担原地检疫，会否及早物色合适地方给院友做隔离？检疫和隔离安排又是否真正考虑到这些社群的需要？他指，早前曾有院友被送往亚博隔离后毁坏场馆，“自闭症人士在太空旷的环境，他们不是暴力，但无处发泄。”

“一直忽略了他们，”他说。“老实说，这两年没有好好为院舍作准备。”

两年以来错过的︰改善通风、上门打针

一个问题困扰着每位受访者：既然病毒爆发已成事实，我们错过了哪些支援院舍的时间点？

病毒在院舍爆发并非全无征兆。早于2020年第三波疫情来袭，院舍已经爆疫，当时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老人科医生及前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等建议，强制安装抽风机等改善院舍通风、加强巡查等等；长远而言要改革全港院舍。

“当时我们把意见交给社署和局长的，他们说知道了。”张超雄表示，当时的建议未带来太多改善，他只能帮忙协调外界捐款给私营养老院，采购消毒物资和抽气扇。“当时经历了一段时间零确诊，但其实有一个计时炸弹，大家都知。”

“很坦白说一句，私营院舍只是受两件事控制。”身处英国、在当地医院执业的马仲仪受访时解释：“商业和牌照的考虑。我们当时说你一定要多巡查，在社署的守则吓他、罚他、警告他。以往社署巡查主要会看垃圾桶有没有闩好盖、药物备存纪录，但没去看职员有没有洗好手和控制感染。”

她说：“这些事以前又没做到，今次疫情来得这么快、这么凶狠，更加没可能做得到。”

社会福利署回复，指一直有提醒院舍参照防疫指引，亦有联同卫生署加强院舍感染控制的指导。2020年底，署方推出“改善院舍感染控制及通风设备限时性计划”，为期12个月，赛马会同时提供2.43亿港元为院舍购置设备，计划并未强制院舍申请。第五波疫情后，他们再合作提供高效空气过滤器，同样非强制执行，预计3月初及中旬开始推行。

有受访院舍表示，去年已完成安装，但亦有受访院舍指年初未及安装已经爆疫。更甚的是，部分院舍位处旧楼，因建筑限制和租约问题，未必会主动申请改装通风系统。

另一个焦点，是到底有多少院舍院友已经接种疫苗，他们又接种了哪一种疫苗？在香港，许多长者选择接种灭活疫苗科兴，但及后香港大学数据显示，其预防重症率远低于另一种mRNA疫苗：复必泰。最近，港大专家何栢良亦建议所有长者应选打复必泰。

根据资料，80岁以上长者占死亡数字逾七成。3月20日，政府回应《明报》报导时首次披露3837名长者打两款疫苗后的死亡率，其中，没接种疫苗的死亡率为15％，而打一针科兴及复必泰死亡率分别为5.83%及3.44%。以第二针计算，两针科兴为2.95%、两针复必泰为1.51%。整体而言，复必泰死亡率较科兴低。

而不论是复必泰抑或是科兴，第五波疫情前，养老院长者接种率仅为22%。

3月9日，政府拍板要为全港院友接种起码第一剂疫苗。外展队两周内为超过1000间院舍的院友完成接种，截止16日，已打最少一针的人数约为4.2万人。养老院和残疾院舍院友，数目分别为约6万人和约1.7万人，其第一剂接种率分别为约52%和约64%。

张超雄和马仲仪都认为，社会错失为院舍上门打针的时间点。“最初支针令人感觉风险高，不断有报导老人家打针后离世。其实家属想法很正常：他在院舍不会外出，出去会戴口罩，初期个案又不高，无谓冒险。”张超雄说，“政府没有处理这个情绪。”

“又是那句，时间性。”马仲仪曾参与上门为院友注射复必泰疫苗的计划，她指，“2020年尾至2021年，先打针的是社区里的普通人，养老院推后。到养老院吹鸡（吹哨子召集）打针，可能社会已经热烈讨论，很多家人亦拒绝帮院友打针。”

而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亦曾经受访，指1月底院舍爆疫初期，政府应总动员上门为院友在两周内接种疫苗，却分散资源宣传“疫苗通行证”为全港市民打针。

另一方面，马仲仪觉得香港只购置科兴和复必泰疫苗，选择不足或令人却步。例如，她指英国长者大多注射AstraZeneca（AZ），针后很少出现血管闭塞的状况，加上疫苗可以于摄氏6至8度存放，不像复必泰需要稀释，带去养老院注射很方便。

“养老院的流感疫苗接种以往都可以做到过半数注射，更好的年份可以做到七、八成。”她提到，流感疫苗研发已久，在制作时间上固然未能和COVID疫苗作直接对比，但就急切性而言，Omicron传播比流感强劲，她认为不得不对COVID疫苗的接种率有更高的要求，而当中政府需要推动的力度亦更大。

“坦白说，整个长者疫苗推行做得很差。”马仲仪认为，两年来抗疫的焦点并不在于长者。“整个社会根本都不把重点放在长者身上。总之你不要来医院，不要逼到急症室放出街，被人拍到照片，很难看。”但是，把长者留在养老院呆着，身体敌不过病毒终究也会死去，早前急症室堆满的尸体，正正就是在养老院的老人。

“只不过，当天长者以一个活生生的样子塞满急症室，现在则以尸体的形式被人拍到而已。”

“两三年没有人探过就死，”马仲仪说，“这两年的长者，尤其养老院的长者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最终去到这一刻，他们仍然是最Miserable（悲惨）的一群，家属也是。”

彻底改革：多年的良莠不齐与置之不理

在最冷的2月下旬，王姑娘和同事开始觉得，即便把长者送往爆满的医院也未必能够活着回来，“分分钟真的死在出面”。他们决定冒险：除了状况太差的长者，尽量把确诊老人留在原址检疫。

电光火石之间，留哪个、送哪个，是养老院最痛苦的挣扎。“我每留一个老人家，都要承担后果。”

王姑娘照顾的其中一名80岁伯伯，气促不断、血含氧量低，原本预备送院。他的儿子得知后，戴着单薄的外科口罩前来，希望可以看老父一眼。在养老院工作的人明白，父子两年没亲身见面，儿子怕这样一送院，便是最后一面，连自己家里有手抱婴儿也要犯险。王姑娘于是给他一个街名，“白车会经过那一条路，你离远看看爸爸也好。”

思前想后，王姑娘判断不如由巡诊医生自行开药，由养老院照顾老人家。儿子答应了。大半日后，老人家情况果然好转。长者发病至死亡的时间短，治理要争分夺秒，王姑娘认为他们的优势，“就是有护士、注册医生。我们可以即时开药，很多老人家吃药后便转阴性，情况好转。其他养老院没有驻院医生，可能更加无助。”

1980年代，香港人口开始出现老龄化的征兆，私营养老院亦接踵出现。从1996年起，政府推出《安老院条例》，但20多年后的社会严重老龄化，安老规划却没有重大的变革与更新。

以院舍人手为例，香港过千间院舍，照顾着不同护理需求的院友，法例对它们的人手要求亦有不同。例如，养老院分为4种：护养院（nursing home）院友的护理程度最高，此后依次为高度照顾养老院（care and attention home）、中度照顾养老院（aged home）、低度照顾养老院（self-care hostel）。

其中，低度照顾养老院无须聘请护士，中度照顾养老院无须聘请护理员。而在高度照顾养老院，部分时段的最低要求为1名护理员照顾60名住客。在护养院，法例对护士的编排管得相对细致：最少1名注册护士当值，每3名护理人员中最少1名护士，每3张床有最少1名护理人员。

此外，香港法例并未要求院舍聘请医生，院舍一般依赖外展医生到诊，或送院治疗。

一名不愿具名的私营养老院保健员受访时表示，他们必须等候一星期诊症两次的外展医生的医嘱，才能派止痛药予长者。保健员是香港院舍其中一种照顾人员，受过护理训练或具专业技能。

“保健员负责在护士和院友之间协调，情绪很紧张。”她说，精神绷紧时，唯有躲入空荡的房间吹吹冷风。她想起，疫情前老人家下午会围在走廊、房间聊天，她经过便打趣搭讪，在开会呀？现在，其中一个老人过身后，“那几天却突然没人出来，都躲在房中。不只身体，我们现在还要开始照看他们的情绪。”

但当人手不足，不要说治疗，基本照料和护理也成了问题。

在王姑娘所属的养老院，院友的人均空间不错，从10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但更多的院舍里，院友仍然被逼生活于最低6.5平方米的空间，面积相当于半个泊车位。

老人科医生马仲仪认为，许多中、小型私营院舍栖身于旧唐楼、旧私楼，共用大厦电梯，缺少鲜风换气系统，环境并不适合体弱的长者居住，“旧模式的中小型私营养老院是否仍然适合存在？这已经是一个议题了。”她始终觉得，这是安老责任外判私人市场的祸害，“长者自费或以综援向私营院舍缴交院费，身体状况差，但肯入来，他都会肯收你，只是做不来送你去医院而已。”

“有些养老院很应该被取缔，长者在那里接受的治疗是很不堪入目的。只是大家很多年来，只眼开、只眼闭。”马仲仪连说了三次“置之不理”。她说，院舍尤其私院可能跟80、90年代的质素分别不大，“当你其他社会的要求进步了，你的院舍不可以是这个水平的。”

香港院舍的整体服务良莠不齐，为人垢病多年，要求改革的声音从未止绝。2015年，剑桥护老院脱去老人衣服把他们留在户外天台；2016年，残疾院舍“康桥之家”爆出性侵事件，后期更有自闭症男童坠楼而揭发管理问题——集合长者、残疾人士团体和议员的民间平台“永别剑桥康桥工作小组”由此诞生。

他们向政府提交建议书，促请把院友最低人均面积提升至“8+8平方米”（即个人、公共空间人均面积分别最少8平方米），要求增加护士、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的人手编配，并加强违规罚则。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是小组一员，他和前议员邵家臻后来加入立法会“检视院舍法例及实务守则工作小组”。在改革院舍的路途上，政府、业界人士和民间团体不断拉锯。

2022年2月疫情期间，小组终出炉新修例建议，当中提高违规罚则、改善人手比例至护理员1：40等等，不过最低人均面积则只提升至8至9.5平方米，并需时8年才能全面落实。而此时，张超雄和邵家臻已不再是立法会议员。

离开立法会议员的岗位后，张超雄每天收看新闻直播：死者本身住在养老院，有长期病患，年龄80岁、90岁、100岁……“（社会）不但接受，甚至觉得okay。这么大比例的养老院老人过身，应该引起相当大的公众反应，但现在没有。”

经此一役，院舍会否迎来彻底的改革﹐他并不乐观。他觉得以往太平盛世，市民生活有余力，政府也有财力改善院舍服务，政策倡议尚且困难。但是，香港面临疫情经济疲弱的挑战，“一般人都受苦，弱势——在困局下一定更没人理会。”养老院、残疾院舍也会面对同样的命运，“院舍就是一个地方，把无法自我照顾的人扫入去。”

“大家看不到他们，社会便继续运作。”张超雄难过地重复道。“社会就继续运作啰。”

寻找答案

外公离世后几天，Ivy上网搜寻他生前居住的养老院。在社会福利署的网页里，一行黑字纪录着——院舍曾违反《安老院规例》，雇用员工不足。

去年3月，她的外公身体不便，年老的外婆无法照顾，子女亦忙于工作，所以入住九龙区某间私营养老院。这也是许多香港人面对高压工作、双老照顾困境下的选择。

但她左思右想，总觉在疫情下，在养老院的外公好像变成一件物件，不是一个人。她无法平息心里的愤怒：“为什么他要等病床等这么久？为什么医疗系统好像没有改善过，是不是真的预视不到第五波疫情呢？如果院舍和医院一早改善，我们会不会可以见到他？有一个时刻，大家可以看着他，让他安心地走？”

Ivy本职做地区组织工作，每天接触许多基层市民，每天在想的都是如何为无权者争取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疫情下，防疫指引每天都在变，他们不知道确诊后自己应该要怎样做，最先只会想到冲往医院急症室。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结，她无法得到解答，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其实香港这两年，没有真的打过疫情的仗，但这段期间也可以储备军粮。这两年政府究竟做了什么？”她说。“原来很多东西做得不好，所以有很多不幸，而碰巧那个是你的亲人。”

访问进行约两星期，香港的呈报确诊数字逐渐滑落。3月21日，政府疫情记者会上再没有新增爆疫院舍的数字，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是一个好迹象。受访院舍也陆续告知，长者的状况稳定下来了。唯有死亡数字不可逆转，但死者只能沉默。

作为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郑清发眼见许多院舍的崩溃和前线保健员的哀嚎。“为什么这么多养老院老人死亡？他们在养老院死抑或医院死？”他向记者请求：“有机会，请帮我们在记者会发问。这件事被隐藏起来了，没人知。”

追究和问责，需要后续公开更多的数据、佐证，加以专业分析，背后是诚实和勇于检讨的精神。Ivy不确定要不要走上这条漫长的路途，也不知道社会有没有追寻答案的空间。“寻找答案很难。过程将会很痛苦。”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Ryan、P、Jayde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