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烏克蘭人」？兩次革命，一場戰爭，如何建構他們的民族認同？

「與自由同在！支持烏克蘭！」

在德州，聽見千里之外的祖國被俄軍炸開，巨大的憤怒使她身體顫抖不已。2月24日當日，烏齊西娜（Oksana Lutsyshyna）馬上到議會大廈前參與示威。烏齊西娜是詩人、作家，也是大學教授。這些年，她總是被美國生活和大學工作佔據自己，死線、學生、課堂⋯⋯一夜之間，這一切都不重要了。這一刻，她是烏克蘭人，家人仍在她兒時的故居，一個叫烏日霍羅德、在烏克蘭與斯洛伐克邊境的小城市。

「四月、四月，雪在融化。」

烏齊西娜那時仍是孩子。在烏日霍羅德，烏克蘭最西邊的城市之一，她和同學們一起學俄羅斯文學，這是一首關於四月的詩。在四月的俄羅斯北域，雪才剛開始融化；然而在烏齊西娜出生的烏克蘭西境，四月已是春天，孩子們跳入河水，櫻花也開了。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俄語在她的學校是必修。

「那是錯置的體驗，」烏齊西娜知道，「不屬於我。」

那什麼才算屬於自己的身份？蘇聯在數年後解體，烏齊西娜和很多烏克蘭人一樣，一時無措－－「突然之間我們變成『烏克蘭人』。我們還未能感受到那是什麼，烏克蘭人是什麼？」

詩人魯芭．雅金楚克（Lyuba Yakimchuk）對烏克蘭最初的記憶之一，是杏果。

1985年，雅金楚克出生在五一城（Pervomaisk）一個煤礦工人家庭，那是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城市。與西部相比，頓巴斯在歷史和地緣上與俄羅斯有更深的連結，擁有烏克蘭其中一個最大的煤礦，也是前蘇聯的重工業中心。

在一般人的認知裏，烏克蘭西部親歐、東部親俄；然而，在雅金楚克的記憶裏，小時候的五一城是一個「愛國」的地方。父親告訴她：「我們是烏克蘭人。記好了。」她知道，家族裏曾有親戚在蘇聯時代被流放，儘管在蘇聯解體時，她才6歲，連列寧是誰也不知道。

後蘇聯時期的九十年代，對雅金楚克來說是十分艱苦的日子。煤礦工人父親薪金被拖欠，在幼稚園工作的母親失業了。他們一家開始種植蔬菜。春天，杏花開滿山野，他們摘下杏果，到基輔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售賣。當她知道，原來俄羅斯沒有杏果，這件事深深印在她腦海。「這對我的身份認同很重要。」

多年後，她出版了詩集《頓巴斯的杏果》（Apricots of Donbas）。同題的那首詩，開首這樣說：「沒有杏果的地方，是俄羅斯開始之處。」

雅金楚克最開始嘗試用俄語寫作，最後還是覺得，用烏克蘭語寫詩才感覺自由。

2014年，俄羅斯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之後，親俄武裝份子控制頓巴斯地區，進行「獨立公投」，引發戰爭，雅金楚克和家人逃難到基輔。往日的故鄉被親俄派佔領，但那由杏花畫出的邊界，仍在她心裏。

自三十多年前獨立以來，烏克蘭問了多次關於「我是誰」的問題－－他們是俄羅斯人嗎？如果不是，那「烏克蘭人」又是甚麼？在廣場革命中，他們又問自己是「親歐」，還是「親俄」？普京在揮軍烏克蘭前，甚至說過他們「根本不是一個國家」。雅金楚克筆下那條杏花的邊界，在現實中，烏克蘭用了三十多年去劃－－代價是兩次革命，一場要粉碎他們身分認同的戰爭。

橙色革命：公民意識的開始

2004年，烏克蘭獨立後的第四次大選，反對派領袖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在高民調支持下落選。在選舉結果宣布後幾小時內，被激怒的數千基輔市民湧入獨立廣場，抗議選舉舞弊，拉開了橙色革命的序幕。

儘管經歷了反對派媒體記者被殺、尤申科被下毒等一系列政局震盪，在基輔發生的，是一場溫和、和平的抗爭——人們在獨立廣場聚集，唱歌、跳舞，用尤申科選舉的代表色橙色作為抗議的顏色。示威者從全國魚貫至基輔，示威人數從20萬人擴展到50萬人。

當時贊娜（Zanna Sloniowska）已移居鄰國波蘭。示威熱潮蔓延時，她在當地追蹤烏克蘭新聞，又組織示威，做國際聲援。這是她第一次關切母國的政治。

贊娜是一名記者，也是近年冒起的獲獎小說家。2004年是她移居波蘭的第三年。贊娜出身在在70年代的烏克蘭西部利沃夫（Lviv），那裏曾被併入波蘭數百年，是一個邊境城市。地緣歷史加上家人的原因，她自小就說烏克蘭語、俄語、波蘭語，感受著「邊境式」的身份。蘇聯解體後，贊娜對獨立的烏克蘭並無很大興趣。她嚮往到歐洲遊歷，最終定居波蘭，那是她祖母的夢想。

2004年，在波蘭克拉科夫，置身聲援的示威隊伍裏，她唱歌、叫喊口號，和眾人一同自由地咒罵普京。贊娜發現，自己第一次拿起了烏克蘭的國旗。

朋友說：妳的烏克蘭身份開始萌芽了。

「烏克蘭的歷史太過痛苦。提摩希 ‧ 史奈德（Timothy Snyder）說我們是『bloodland』（血色大地）。」贊娜說，「在過去那些世紀，我們曾被逼害，經歷過無數的死亡、災難、飢荒、戰爭⋯⋯突然之間，我們可以跳舞、叫喊，做我們自己。」

「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快樂的氣氛裏實踐自己的身份。那是純粹的快樂。」

研究烏克蘭身份政治的學者克羅斯特麗娜（Karina Korostelina）指出，獨立之後，烏克蘭沒有建構民主社會、國民意識；相反，卻一直維持蘇聯的心態和制度——「腐敗、家長式統治、行政失誤和反創意」，充斥整個烏克蘭社會。

前蘇聯政治體系換湯不換藥，經濟衰退，貪腐盛行，在民主的表象之下，「烏克蘭社會沒法團結、自我組織，沒有『我們』的身份，沒有公民責任感。」克羅斯特麗娜這樣寫道。

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對烏克蘭人的公民意識和國民身份建構似乎起了關鍵作用。

從基輔示威者的口號和他們展示的歐盟旗幟，贊娜感受到，這場革命展示的不只是烏克蘭人對貪腐的痛恨，還有他們對民主價值和歐盟的嚮往。從政治參與之中，她開始感受到一種公民的身份。

「這（橙色革命）可能是現代烏克蘭身份的開始：它不是民族（ethnic）的，而是關於公民和參與政治的。」這與贊娜對蘇聯的記憶剛好相反，「蘇聯的心態跟公民社會不相容，個人只是集體的部分，無法影響政治。妳來自香港，我想妳會明白。」

這也是克羅斯特麗娜教授的觀察：橙色革命激發人民相信自己的「能動性」，相信自己「影響政府並且改變國家的能力」。

橙色革命後，政治、經濟改革都不如理想，人們對尤申科的支持急遽下降。革新國家的希望落空，也令人們參與公民政治行動的慾望減低，對行動能夠獲得的效果也更懷疑。研究數字顯示，希望參與合法集會、示威的烏克蘭人，從2005年的34.2%，驟減到2008年的24.7%。

2010年選舉，這一次，尤申科敗給了當初被橙色革命趕下台的亞努科維奇。

尊嚴革命：「對國家的責任，原來在我自己手裏」

當許多人似乎對政治行動失去信心時，革命卻再次降臨。

2013年11月，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突然中止和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當時，普京希望烏克蘭加入俄羅斯成立的歐亞經濟聯盟。

支持加入歐盟在烏克蘭並非少數派。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3年9月，32.5%受訪者希望烏克蘭加入歐盟，希望加入俄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的則有35.5%。

憤怒的人民再次湧到獨立廣場。烏克蘭記者娜塔利亞（Natalia）當時懷孕，但仍去採訪示威者、學生家長。當示威者們以女神雕像為中心，手挽手圍成厚厚幾層的人牆，到場的警察開始用警棍毆打示威者。一個母親問娜塔利亞：「我的孩子做錯了什麼？」

這一幕深深留在她心裏。她感覺，「現在我們要不成為警權國家，要不成為民主國家。」

在大街，被毆至倒地的男子頭破血流，有示威者在抱頭倒地後，仍被數名警察揮棍毆打。這都被不同的鏡頭紀錄下來。在警察的暴力驅散之後，12月1日，示威者再次佔領廣場，示威擴散至全國不同城市，不少大學停課，還有州份和城市罷工，議會被佔領。示威者不止抗議亞努科維奇的決定，更是抗議這些年來的貪腐橫行、經濟寡頭、警察濫權⋯⋯歸根究底，他們要抗議後蘇聯的傳統政治菁英缺乏改革意志、制訂政策能力不足。

人們自發運來食物和水，有人負責煮大鍋飯，有人負責營運臨時自修室，有人設立醫療區域，幫助受傷的示威者。在防暴警察的震懾下，示威者保持韌性。

這是橙色革命之後，娜塔利亞對烏克蘭生起的「第二次希望」。這一次，她希望將追求民主、親近歐洲的價值，寫進她對烏克蘭人的定義。

浩大的革命，最終在一、二月迎來殘酷的命運，過百名示威者及13名警察因衝突而死亡。亞努科維奇逃亡到俄羅斯。

在波蘭的小說家贊娜，在那一年第一次向人說出自己是「烏克蘭人」。在她認識的朋友當中，有人從此改用烏克蘭語言。「2014年革命對烏克蘭人是一次很強烈的經歷。」她說，如果橙色革命是公民意義的烏克蘭人身份的「懷孕」階段，廣場革命則是這個身份的「出世」。

青年尤莉亞（Yuliya Mishyna）三年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說，橙色革命後國內種種政治內鬥，讓她對革命不抱希望，然而在2014年，她還是被朋友拉去了利維夫的集會。尤莉亞認為革命改變了自己，讓自己少了壓力和恐懼。

上月俄羅斯開戰以後，尤莉亞藏身在基輔周邊，再次想起那場革命。尤莉亞說，廣場革命讓她獲得一種責任感，讓她發現「對自己國家、社會、社區的責任，原來在我自己手裏。」

這種公民意識，是廣場革命為烏克蘭帶來的重要影響。

哲學家及英文網媒《烏克蘭世界》（Ukraine World）的總編雅莫蘭高（Volodymr Yermolenko）也強調，從2014年開始穩固的身份認同，是一種跟語言無關的政治身份。

「這是一種政治的身份，因為它是多語言、多文化、多種族和多宗教的。我們有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我們有所有基督教的分支⋯⋯」從滿目瘡夷的基輔回到附近的安全住處，雅莫蘭高（Volodymr Yermolenko）在電話跟記者一口氣說了一堆宗教的名稱。

不少研究烏克蘭身分認同的學者，都在討論身份認同的兩種面向：「公民（civic）」的面向（如居住地）和「民族（ethnic）」的面向（如血緣與文化）。烏克蘭國家科學院的學者庫里克（Volodymyr Kulyk）的研究指出，廣場革命之後，人們愈來愈傾向以「公民」而非「民族」的面向來決定國民身份認同。

隨著烏克蘭人的主體意識、國民身份認同高漲，2014年後，全國各地的列寧像被陸續拉倒，人們還改掉了與蘇聯有關的街道名字。這一切觸動了克里姆林宮的神經。

早在2008年北約峰會，普京就多次表示「烏克蘭甚至不是一個國家！烏克蘭是什麼？⋯⋯它的一部分土地是我們的禮物！」2014年，緊接廣場革命而來的，是普京揮軍吞併克里米亞。普京發表演講，說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同一民族，基輔是俄羅斯城市的母親。2021年，普京發表了七千字長文，聲稱烏克蘭只是前蘇聯從俄羅斯土地上製造的人造產物。

無論是贊娜，還是烏齊西娜、雅莫蘭高、娜塔利亞，這些知識份子、詩人、記者，都對俄羅斯內稱呼烏克蘭為「小俄羅斯」的說法不以為然。

「俄羅斯將自己的歷史和身分根植於基輔羅斯，因此才會有小俄羅斯、大哥小弟的說法。但這是他們的說法。」贊娜說，「隨著烏克蘭人越來越獲得、意識到自己的身份，俄羅斯也同時在失去他們的身份和根基，所以普京對烏克蘭如此執著。」

她覺得普京用「帝國主義式」思維，阻止烏克蘭走向自由世界。

回顧獨立後三十年的路，雅莫蘭高說，烏克蘭這些年的歷史，是與「尊嚴」有關的價值向東普及的故事。

「這是價值系統之間的競爭。你在香港，我相信你一定很理解。儘管你有一些文化的共同點，但區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不是語言，而是政治上的取態。」雅莫蘭高說，「俄羅斯相信政治要中心集權，但在烏克蘭，國家從來不是理想的概念，烏克蘭人從來對國家抱有懷疑，但我們有強大的公民社會，可以對抗國家。」

「公民社會、個人自由，這是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的地方。」

一種長期被壓逼的語言，如何模塑今日的烏克蘭人？

儘管公民意識在於政治理念和參與，而非基於語言，然而使用何種語言，在雙語的烏克蘭顯然成了一種與政治有關的選擇。

無論在中世紀沙俄時代，還是蘇聯，烏克蘭語都經歷過殘酷的壓迫，文化清洗並非陌生的字眼。

20世紀初俄羅斯帝國時期，俄羅斯全國禁止在學校使用除俄語以外的語言。俄國革命之後，在列寧政權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獲得蘇聯政府承認，一系列的本土化、烏克蘭化政策得以實施，烏克蘭語基礎教育發展，烏克蘭語刊物流通。然而，從1930年代開始，「烏克蘭民族主義」在斯大林政權下被重點打壓，烏克蘭語刊物、學校教學語言被強制轉為俄語，「大饑荒」導致數百萬烏克蘭人死亡，推廣俄語及文化的俄化政策在全國加速。整個烏克蘭語言和文化遭受巨大打擊。

上世紀80年代，俄化政策緩和。那時候，烏齊西娜正在學校學習俄羅斯文學，讀一首與烏克蘭氣候不同的、俄國四月的詩。

烏克蘭在20世紀嘗試過四次獨立，最終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走上自主之路。「在蘇聯或者前蘇聯時期，烏克蘭人要用俄語寫作，用俄語作為看待世界的出發點。」烏齊西娜說，獨立之後－－「突然間，你要重新認識你的土地，並且思考烏克蘭語的位置。」

廣場之後，烏克蘭從官方到民間都在推動烏克蘭語。儘管莫斯科強調歷史統一論，強調俄羅斯與烏克蘭文化同源、是兄弟之邦，在兩次革命中建立了強烈民族身分的烏克蘭，卻更想切斷這種文化聯繫。

「知識份子和詩人都在轉用烏語。」烏齊西娜說，「從廣場革命感受到的國民身份，確實改變了大家。」她說2014年烏東戰爭爆發後，一些詩人朋友憤然轉用烏語寫詩。「轉變語言對寫詩是多麼巨大的挑戰？但他們再也不回頭。」

2019年4月，烏克蘭國會通過關於烏克蘭語作為國家官方語言的法例，強化烏語在媒體、教育、商務等領域的角色，例如規定在烏克蘭製作的電影要使用烏語，外語電影則需有烏語配音。2021年，新例實施，要求商店、咖啡館等場所必須提供烏語服務。就在今年1月，法例要求報刊雜誌所印發的烏語版本份數，需至少與他們所印其他語言版本的份數同等。

一系列較強硬的措施也引來反彈。俄語人口在烏克蘭佔約3成。一些俄語使用者抗議，新法例歧視他們。

烏齊西娜明白，語言是複雜的議題，在烏克蘭尤甚。很多家庭包括她的在內，都有不少雙語使用者。說俄語還是烏語，不必然等同對烏克蘭人身份的認同程度。她舉了個明顯的例子：總統澤連斯基就是俄語使用者，他出身中部俄語地區，也懂說烏語。

不過，她也認為，語言本身一定程度反映使用者生活的環境，也影響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語言在我們身體裏，生產出關於世界的圖景。」烏齊西娜說。對許多人來說，那個從烏語生產出的圖景，是獨立﹑自由﹑團結的烏克蘭。

戰火下，烏克蘭人說：我們重生了

「炮擊來了！」在接受一間外媒訪問時，火箭炮再次來襲，雅金楚克大叫起來。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凌晨約六時，詩人雅金楚克被爆炸聲吵醒，她和丈夫衝到走廊，等到稍微安靜一點，丈夫馬上走出去，關上所有防風暴的舷窗蓋。這不是人人都有的設備，他們鄰居的落地玻璃窗在每一次的空襲時「哐啷哐啷」瘋狂作響，雅金楚克就讓鄰居到家中住了幾日。

開著杏花的故鄉五一城在2014年烏東戰爭被摧毀後，雅金楚克再一次經歷戰爭，這一次是鄰國全面的入侵。頭三晚，她無法入睡，在為兒子收拾行李時，她渾身激烈顫抖，一度失去所有力氣。

同在基輔的娜塔利亞也崩潰了。在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前，娜塔利亞還在和朋友狠狠批評澤連斯基的政策。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她尊敬澤連斯基，認為他沒有拋下烏克蘭離開，在最黑暗、最關鍵的時刻為烏克蘭而戰，不像2014年尊嚴革命後，逃到了俄羅斯的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

戰爭爆發後，澤連斯基頻頻出現在社交媒體，用多段自拍、演講的影片穩定軍心，激勵民眾全體加入抗戰。澤連斯基曾是演員，主演了一套針砭時弊的喜劇，急升的人氣將他送上總統之位。不少論者曾經質疑演員出身的他執政的能力，譏諷他帶電視台的人加入內閣。如今，他成了烏克蘭的英雄，在網絡以雷霆之勢俘獲民心，讚賞他的評論文章在西方主流傳媒俯拾皆是。

烏克蘭人正在用不同方式戰鬥。雅金楚克和丈夫把寓所變成避難所，接濟有需要的同胞。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自發形成救助網絡，需要幫助的人可以發帖文求助，有餘力提供食物和藥物的人則伸出援手。人們在Telegram建立義工頻道，方便溝通資訊。雅金楚克和丈夫在社交媒體籌款買物資，丈夫還外出幫助疏散其他地方的人。雅金楚克很為丈夫感到驕傲。

哲學家雅莫蘭高同樣感受到這種強大的國民凝聚力。「自下而上的抵抗外敵，所有人自我組織、齊心合力。」

雅莫蘭高原本住在基輔附近的布羅瓦里，戰爭一開始就被導彈襲擊，他和家人撤退到另一個市郊地點。他們還沒日沒夜接受外媒訪問，希望向全世界展示這場戰爭的不義。雅莫蘭高主理的《烏克蘭世界》仍在做在地報導，小型的編採團隊從避難所來來回回。

「（在烏克蘭）很多講俄語的人都不再說自己是俄羅斯人，他們一起抵禦外敵，這就是戰爭帶來的影響。」身在波蘭的小說家贊娜說，「戰爭是一種強烈、黑白分明、不容許曖昧空間的事。」

娜塔利亞有朋友住在烏克蘭東部大城市哈爾科夫。那裡一度是俄羅斯帝國的工業中心，即使在2014年後，俄語使用者仍佔多數。如今大量報導指當地的俄語人士正在轉講烏克蘭語。娜塔利亞說，她的哈爾科夫朋友曾經崇拜普京，認同兄弟幫論述。但侵略戰爆發後，這個朋友說恨死普京、恨死俄羅斯，要站到最後，保護自己的土地。

「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在過去幾年曾非常令人緊張，俄羅斯在2014年的入侵令早前親近俄國文化的人們有所轉變。普京的侵略只會加速這個過程。」雅莫蘭高獲《經濟學人》邀請撰文，他在文中寫道：「當俄羅斯人轟炸哈爾科夫的居民建築、摧毀中心廣場，每一發炮彈都在減少那些同情俄羅斯的人數。」

「俄羅斯輸了人心。」

「榮光歸於烏克蘭」，這句口號在每天澤連斯基的影片裏都會聽到。它在烏克蘭裏也成了最流行的用語，人們甚至用它來打招呼。這曾經與極右民族主義組織有關的口號，到了2014年的獨立廣場，卻被賦予了更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意義。去到今天，當澤連斯基每一次說出「榮光歸於烏克蘭」、「榮光歸於英雄」，它的意義又成了戰火下團結國民的號召。

「現在人們都不說上午好、下午好，因為一切並不好。」娜塔利亞說，「但他們會用『榮光歸於烏克蘭』來打招呼。」這時候她感到無比驕傲。

「當俄羅斯導彈飛過我們屋頂，我們的國家重生了。」一位名叫Anastasia的烏克蘭人特意寫下她的感想給記者。

尤莉亞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離開了基輔。她說話常常嘆氣、停頓。她說交通很差，她靠搭便車、用盡各種方法，最後走了幾個小時的路，才和家人成功碰面，找到暫棲的安全地方。然而即使在那裡，每隔幾小時就有空襲警報響起。

尤莉亞說，戰爭讓她感受到對烏克蘭人「完全的信任」。她在三年前到歐洲求學，接受當時仍是記者的何桂藍訪問，後者如今因國安法等罪名被囚。尤莉亞在避難的同時，向記者詢問何的現況。「雖然我們從未想過人生會變成今天的樣子，Gwyn（何桂藍）坐了監，而我經歷了真正的戰爭。不過我仍然相信，未來我們會再見面。」

專研東歐歷史的美國歷史學家、《血色大地》的作者提摩希 ‧ 史奈德在一場對談裏說，過去的革命經驗強化了烏克蘭人的自我意識，「縱使外界不熟悉烏克蘭，但烏克蘭人十分清楚自己是誰。」

戰爭進入第20天，普京認為「不存在」的那個烏克蘭，仍在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