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乌克兰人”？两次革命，一场战争，如何建构他们的民族认同？

“与自由同在！支持乌克兰！”

在德州，听见千里之外的祖国被俄军炸开，巨大的愤怒使她身体颤抖不已。2月24日当日，乌齐西娜（Oksana Lutsyshyna）马上到议会大厦前参与示威。乌齐西娜是诗人、作家，也是大学教授。这些年，她总是被美国生活和大学工作占据自己，死线、学生、课堂⋯⋯一夜之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这一刻，她是乌克兰人，家人仍在她儿时的故居，一个叫乌日霍罗德、在乌克兰与斯洛伐克边境的一个小城市。

“四月、四月，雪在融化。”

乌齐西娜那时仍是孩子。在乌日霍罗德，乌克兰最西边的城市之一，她和同学们一起学俄罗斯文学，这是一首关于四月的诗。在四月的俄罗斯北域，雪才刚开始融化；然而在乌齐西娜出生的乌克兰西境，四月已是春天，孩子们跳入河水，樱花也开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俄语在她的学校是必修。

“那是错置的体验，”乌齐西娜知道，“不属于我。”

那什么才算属于自己的身份？苏联在数年后解体，乌齐西娜和很多乌克兰人一样，一时无措－－“突然之间我们变成‘乌克兰人’。我们还未能感受到那是什么，乌克兰人是什么？”

诗人鲁芭．雅金楚克（Lyuba Yakimchuk）对乌克兰最初的记忆之一，是杏果。

1985年，雅金楚克出生在五一城（Pervomaisk）一个煤矿工人家庭，那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城市。与西部相比，顿巴斯在历史和地缘上与俄罗斯有更深的连结，拥有乌克兰其中一个最大的煤矿，也是前苏联的重工业中心。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乌克兰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然而，在雅金楚克的记忆里，小时候的五一城是一个“爱国”的地方。父亲告诉她：“我们是乌克兰人。记好了。”她知道，家族里曾有亲戚在苏联时代被流放，尽管在苏联解体时，她才6岁，连列宁是谁也不知道。

后苏联时期的九十年代，对雅金楚克来说是十分艰苦的日子。煤矿工人父亲薪金被拖欠，在幼稚园工作的母亲失业了。他们一家开始种植蔬菜。春天，杏花开满山野，他们摘下杏果，到基辅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售卖。当她知道，原来俄罗斯没有杏果，这件事深深印在她脑海。“这对我的身份认同很重要。”

多年后，她出版了诗集《顿巴斯的杏果》（Apricots of Donbas）。同题的那首诗，开首这样说：“没有杏果的地方，是俄罗斯开始之处。”

雅金楚克最开始尝试用俄语写作，最后还是觉得，用乌克兰语写诗才感觉自由。

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亲俄武装份子控制顿巴斯地区，进行“独立公投”，引发战争，雅金楚克和家人逃难到基辅。往日的故乡被亲俄派占领，但那由杏花画出的边界，仍在她心里。

自三十多年前独立以来，乌克兰问了多次关于“我是谁”的问题－－他们是俄罗斯人吗？如果不是，那“乌克兰人”又是甚么？在广场革命中，他们又问自己是“亲欧”，还是“亲俄”？普京在挥军乌克兰前，甚至说过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国家”。雅金楚克笔下那条杏花的边界，在现实中，乌克兰用了三十多年去划－－代价是两次革命，一场要粉碎他们身分认同的战争。

橙色革命：公民意识的开始

2004年，乌克兰独立后的第四次大选，反对派领袖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在高民调支持下落选。在选举结果宣布后几小时内，被激怒的数千基辅市民涌入独立广场，抗议选举舞弊，拉开了橙色革命的序幕。

尽管经历了反对派媒体记者被杀、尤申科被下毒等一系列政局震荡，在基辅发生的，是一场温和、和平的抗争——人们在独立广场聚集，唱歌、跳舞，用尤申科选举的代表色橙色作为抗议的颜色。示威者从全国鱼贯至基辅，示威人数从20万人扩展到50万人。

当时赞娜（Zanna Sloniowska）已移居邻国波兰。示威热潮蔓延时，她在当地追踪乌克兰新闻，又组织示威，做国际声援。这是她第一次关切母国的政治。

赞娜是一名记者，也是近年冒起的获奖小说家。2004年是她移居波兰的第三年。赞娜出身在在70年代的乌克兰西部利沃夫（Lviv），那里曾被并入波兰数百年，是一个边境城市。地缘历史加上家人的原因，她自小就说乌克兰语、俄语、波兰语，感受著“边境式”的身份。苏联解体后，赞娜对独立的乌克兰并无很大兴趣。她向往到欧洲游历，最终定居波兰，那是她祖母的梦想。

2004年，在波兰克拉科夫，置身声援的示威队伍里，她唱歌、叫喊口号，和众人一同自由地咒骂普京。赞娜发现，自己第一次拿起了乌克兰的国旗。

朋友说：妳的乌克兰身份开始萌芽了。

“乌克兰的历史太过痛苦。提摩希 ‧ 史奈德（Timothy Snyder）说我们是‘bloodland’（血色大地）。”赞娜说，“在过去那些世纪，我们曾被逼害，经历过无数的死亡、灾难、饥荒、战争⋯⋯突然之间，我们可以跳舞、叫喊，做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快乐的气氛里实践自己的身份。那是纯粹的快乐。”

研究乌克兰身份政治的学者克罗斯特丽娜（Karina Korostelina）指出，独立之后，乌克兰没有建构民主社会、国民意识；相反，却一直维持苏联的心态和制度——“腐败、家长式统治、行政失误和反创意”，充斥整个乌克兰社会。

前苏联政治体系换汤不换药，经济衰退，贪腐盛行，在民主的表象之下，“乌克兰社会没法团结、自我组织，没有‘我们’的身份，没有公民责任感。”克罗斯特丽娜这样写道。

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对乌克兰人的公民意识和国民身份建构似乎起了关键作用。

从基辅示威者的口号和他们展示的欧盟旗帜，赞娜感受到，这场革命展示的不只是乌克兰人对贪腐的痛恨，还有他们对民主价值和欧盟的向往。从政治参与之中，她开始感受到一种公民的身份。

“这（橙色革命）可能是现代乌克兰身份的开始：它不是民族（ethnic）的，而是关于公民和参与政治的。”这与赞娜对苏联的记忆刚好相反，“苏联的心态跟公民社会不相容，个人只是集体的部分，无法影响政治。妳来自香港，我想妳会明白。”

这也是克罗斯特丽娜教授的观察：橙色革命激发人民相信自己的“能动性”，相信自己“影响政府并且改变国家的能力”。

橙色革命后，政治、经济改革都不如理想，人们对尤申科的支持急遽下降。革新国家的希望落空，也令人们参与公民政治行动的欲望减低，对行动能够获得的效果也更怀疑。研究数字显示，希望参与合法集会、示威的乌克兰人，从2005年的34.2%，骤减到2008年的24.7%。

2010年选举，这一次，尤申科败给了当初被橙色革命赶下台的亚努科维奇。

尊严革命：“对国家的责任，原来在我自己手里”

当许多人似乎对政治行动失去信心时，革命却再次降临。

2013年11月，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突然中止和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当时，普京希望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

支持加入欧盟在乌克兰并非少数派。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13年9月，32.5%受访者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希望加入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则有35.5%。

愤怒的人民再次涌到独立广场。乌克兰记者娜塔利亚（Natalia）当时怀孕，但仍去采访示威者、学生家长。当示威者们以女神雕像为中心，手挽手围成厚厚几层的人墙，到场的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一个母亲问娜塔利亚：“我的孩子做错了什么？”

这一幕深深留在她心里。她感觉，“现在我们要不成为警权国家，要不成为民主国家。”

在大街，被殴至倒地的男子头破血流，有示威者在抱头倒地后，仍被数名警察挥棍殴打。这都被不同的镜头纪录下来。在警察的暴力驱散之后，12月1日，示威者再次占领广场，示威扩散至全国不同城市，不少大学停课，还有州份和城市罢工，议会被占领。示威者不止抗议亚努科维奇的决定，更是抗议这些年来的贪腐横行、经济寡头、警察滥权⋯⋯归根究底，他们要抗议后苏联的传统政治菁英缺乏改革意志、制订政策能力不足。

人们自发运来食物和水，有人负责煮大锅饭，有人负责营运临时自修室，有人设立医疗区域，帮助受伤的示威者。在防暴警察的震慑下，示威者保持韧性。

这是橙色革命之后，娜塔利亚对乌克兰生起的“第二次希望”。这一次，她希望将追求民主、亲近欧洲的价值，写进她对乌克兰人的定义。

浩大的革命，最终在一、二月迎来残酷的命运，过百名示威者及13名警察因冲突而死亡。亚努科维奇逃亡到俄罗斯。

在波兰的小说家赞娜，在那一年第一次向人说出自己是“乌克兰人”。在她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人从此改用乌克兰语言。“2014年革命对乌克兰人是一次很强烈的经历。”她说，如果橙色革命是公民意义的乌克兰人身份的“怀孕”阶段，广场革命则是这个身份的“出世”。

青年尤莉亚（Yuliya Mishyna）三年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说，橙色革命后国内种种政治内斗，让她对革命不抱希望，然而在2014年，她还是被朋友拉去了利维夫的集会。尤莉亚认为革命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少了压力和恐惧。

上月俄罗斯开战以后，尤莉亚藏身在基辅周边，再次想起那场革命。尤莉亚说，广场革命让她获得一种责任感，让她发现“对自己国家、社会、社区的责任，原来在我自己手里。”

这种公民意识，是广场革命为乌克兰带来的重要影响。

哲学家及英文网媒《乌克兰世界》（Ukraine World）的总编雅莫兰高（Volodymr Yermolenko）也强调，从2014年开始稳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跟语言无关的政治身份。

“这是一种政治的身份，因为它是多语言、多文化、多种族和多宗教的。我们有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我们有所有基督教的分支⋯⋯”从满目疮夷的基辅回到附近的安全住处，雅莫兰高（Volodymr Yermolenko）在电话跟记者一口气说了一堆宗教的名称。

不少研究乌克兰身分认同的学者，都在讨论身份认同的两种面向：“公民（civic）”的面向（如居住地）和“民族（ethnic）”的面向（如血缘与文化）。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的学者库里克（Volodymyr Kulyk）的研究指出，广场革命之后，人们愈来愈倾向以“公民”而非“民族”的面向来决定国民身份认同。

随著乌克兰人的主体意识、国民身份认同高涨，2014年后，全国各地的列宁像被陆续拉倒，人们还改掉了与苏联有关的街道名字。这一切触动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

早在2008年北约峰会，普京就多次表示“乌克兰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它的一部分土地是我们的礼物！”2014年，紧接广场革命而来的，是普京挥军吞并克里米亚。普京发表演讲，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同一民族，基辅是俄罗斯城市的母亲。2021年，普京发表了七千字长文，声称乌克兰只是前苏联从俄罗斯土地上制造的人造产物。

无论是赞娜，还是乌齐西娜、雅莫兰高、娜塔利亚，这些知识份子、诗人、记者，都对俄罗斯内称呼乌克兰为“小俄罗斯”的说法不以为然。

“俄罗斯将自己的历史和身分根植于基辅罗斯，因此才会有小俄罗斯、大哥小弟的说法。但这是他们的说法。”赞娜说，“随著乌克兰人越来越获得、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俄罗斯也同时在失去他们的身份和根基，所以普京对乌克兰如此执著。”

她觉得普京用“帝国主义式”思维，阻止乌克兰走向自由世界。

回顾独立后三十年的路，雅莫兰高说，乌克兰这些年的历史，是与“尊严”有关的价值向东普及的故事。

“这是价值系统之间的竞争。你在香港，我相信你一定很理解。尽管你有一些文化的共同点，但区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不是语言，而是政治上的取态。”雅莫兰高说，“俄罗斯相信政治要中心集权，但在乌克兰，国家从来不是理想的概念，乌克兰人从来对国家抱有怀疑，但我们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对抗国家。”

“公民社会、个人自由，这是乌克兰与与俄罗斯不同的地方。”

一种长期被压逼的语言，如何模塑今日的乌克兰人？

尽管公民意识在于政治理念和参与，而非基于语言，然而使用何种语言，在双语的乌克兰显然成了一种与政治有关的选择。

无论在中世纪沙俄时代，还是苏联，乌克兰语都经历过残酷的压迫，文化清洗并非陌生的字眼。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全国禁止在学校使用除俄语以外的语言。俄国革命之后，在列宁政权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获得苏联政府承认，一系列的本土化、乌克兰化政策得以实施，乌克兰语基础教育发展，乌克兰语刊物流通。然而，从1930年代开始，“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斯大林政权下被重点打压，乌克兰语刊物、学校教学语言被强制转为俄语，“大饥荒”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推广俄语及文化的俄化政策在全国加速。整个乌克兰语言和文化遭受巨大打击。

上世纪80年代，俄化政策缓和。那时候，乌齐西娜正在学校学习俄罗斯文学，读一首与乌克兰气候不同的、俄国四月的诗。

乌克兰在20世纪尝试过四次独立，最终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走上自主之路。“在苏联或者前苏联时期，乌克兰人要用俄语写作，用俄语作为看待世界的出发点。”乌齐西娜说，独立之后－－“突然间，你要重新认识你的土地，并且思考乌克兰语的位置。”

广场之后，乌克兰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推动乌克兰语。尽管莫斯科强调历史统一论，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文化同源、是兄弟之邦，在两次革命中建立了强烈民族身分的乌克兰，却更想切断这种文化联系。

“知识份子和诗人都在转用乌语。”乌齐西娜说，“从广场革命感受到的国民身份，确实改变了大家。”她说2014年乌东战争爆发后，一些诗人朋友愤然转用乌语写诗。“转变语言对写诗是多么巨大的挑战？但他们再也不回头。”

2019年4月，乌克兰国会通过关于乌克兰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法例，强化乌语在媒体、教育、商务等领域的角色，例如规定在乌克兰制作的电影要使用乌语，外语电影则需有乌语配音。2021年，新例实施，要求商店、咖啡馆等场所必须提供乌语服务。就在今年1月，法例要求报刊杂志所印发的乌语版本份数，需至少与他们所印其他语言版本的份数同等。

一系列较强硬的措施也引来反弹。俄语人口在乌克兰占约3成。一些俄语使用者抗议，新法例歧视他们。

乌齐西娜明白，语言是复杂的议题，在乌克兰尤甚。很多家庭包括她的在内，都有不少双语使用者。说俄语还是乌语，不必然等同对乌克兰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她举了个明显的例子：总统泽连斯基就是俄语使用者，他出身中部俄语地区，也懂说乌语。

不过，她也认为，语言本身一定程度反映使用者生活的环境，也影响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语言在我们身体里，生产出关于世界的图景。”乌齐西娜说。对许多人来说，那个从乌语生产出的图景，是独立﹑自由﹑团结的乌克兰。

战火下，乌克兰人说：我们重生了

“炮击来了！”在接受一间外媒访问时，火箭炮再次来袭，雅金楚克大叫起来。

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凌晨约六时，诗人雅金楚克被爆炸声吵醒，她和丈夫冲到走廊，等到稍微安静一点，丈夫马上走出去，关上所有防风暴的舷窗盖。这不是人人都有的设备，他们邻居的落地玻璃窗在每一次的空袭时“哐啷哐啷”疯狂作响，雅金楚克就让邻居到家中住了几日。

开著杏花的故乡五一城在2014年乌东战争被摧毁后，雅金楚克再一次经历战争，这一次是邻国全面的入侵。头三晚，她无法入睡，在为儿子收拾行李时，她浑身激烈颤抖，一度失去所有力气。

同在基辅的娜塔利亚也崩溃了。在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前，娜塔利亚还在和朋友狠狠批评泽连斯基的政策。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她尊敬泽连斯基，认为他没有抛下乌克兰离开，在最黑暗、最关键的时刻为乌克兰而战，不像2014年尊严革命后，逃到了俄罗斯的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

战争爆发后，泽连斯基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用多段自拍、演讲的影片稳定军心，激励民众全体加入抗战。泽连斯基曾是演员，主演了一套针砭时弊的喜剧，急升的人气将他送上总统之位。不少论者曾经质疑演员出身的他执政的能力，讥讽他带电视台的人加入内阁。如今，他成了乌克兰的英雄，在网络以雷霆之势俘获民心，赞赏他的评论文章在西方主流传媒俯拾皆是。

乌克兰人正在用不同方式战斗。雅金楚克和丈夫把寓所变成避难所，接济有需要的同胞。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自发形成救助网络，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发帖文求助，有余力提供食物和药物的人则伸出援手。人们在Telegram建立义工频道，方便沟通信息。雅金楚克和丈夫在社交媒体筹款买物资，丈夫还外出帮助疏散其他地方的人。雅金楚克很为丈夫感到骄傲。

哲学家雅莫兰高同样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国民凝聚力。“自下而上的抵抗外敌，所有人自我组织、齐心合力。”

雅莫兰高原本住在基辅附近的布罗瓦里，战争一开始就被导弹袭击，他和家人撤退到另一个市郊地点。他们还没日没夜接受外媒访问，希望向全世界展示这场战争的不义。雅莫兰高主理的《乌克兰世界》仍在做在地报导，小型的编采团队从避难所来来回回。

“（在乌克兰）很多讲俄语的人都不再说自己是俄罗斯人，他们一起抵御外敌，这就是战争带来的影响。”身在波兰的小说家赞娜说，“战争是一种强烈、黑白分明、不容许暧昧空间的事。”

娜塔利亚有朋友住在乌克兰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那里一度是俄罗斯帝国的工业中心，即使在2014年后，俄语使用者仍占多数。如今大量报导指当地的俄语人士正在转讲乌克兰语。娜塔利亚说，她的哈尔科夫朋友曾经崇拜普京，认同兄弟帮论述。但侵略战爆发后，这个朋友说恨死普京、恨死俄罗斯，要站到最后，保护自己的土地。

“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在过去几年曾非常令人紧张，俄罗斯在2014年的入侵令早前亲近俄国文化的人们有所转变。普京的侵略只会加速这个过程。”雅莫兰高获《经济学人》邀请撰文，他在文中写道：“当俄罗斯人轰炸哈尔科夫的居民建筑、摧毁中心广场，每一发炮弹都在减少那些同情俄罗斯的人数。”

“俄罗斯输了人心。”

“荣光归于乌克兰”，这句口号在每天泽连斯基的影片里都会听到。它在乌克兰里也成了最流行的用语，人们甚至用它来打招呼。这曾经与极右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的口号，到了2014年的独立广场，却被赋予了更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意义。去到今天，当泽连斯基在每一次说出“荣光归于乌克兰”、“荣光归于英雄”，它的意义又成了战火下团结国民的号召。

“现在人们都不说上午好、下午好，因为一切并不好。”娜塔利亚说，“但他们会用‘荣光归于乌克兰’来打招呼。”这时候她感到无比骄傲。

“当俄罗斯导弹飞过我们屋顶，我们的国家重生了。”一位名叫Anastasia的乌克兰人特意写下她的感想给记者。

尤莉亚在战争的第一天就离开了基辅。她说话常常叹气、停顿。她说交通很差，她靠搭便车、用尽各种方法，最后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才和家人成功碰面，找到暂栖的安全地方。然而即使在那里，每隔几小时就有空袭警报响起。

尤莉亚说，战争让她感受到对乌克兰人“完全的信任”。她在三年前到欧洲求学，接受当时仍是记者的何桂蓝访问，后者如今因国安法等罪名被囚。尤莉亚在避难的同时，向记者询问何的现况。“虽然我们从未想过人生会变成今天的样子，Gwyn（何桂蓝）坐了监，而我经历了真正的战争。不过我仍然相信，未来我们会再见面。”

专研东欧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血色大地》的作者提摩希 ‧ 史奈德在一场对谈里说，过去的革命经验强化了乌克兰人的自我意识，“纵使外界不熟悉乌克兰，但乌克兰人十分清楚自己是谁。”

战争进入第20天，普京认为“不存在”的那个乌克兰，仍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