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2022: 世界這麼亂，電影會是你的防禦武器嗎？

儘管年初兩大重要國際影展日舞影展和鹿特丹影展，因疫情未了再次決定線上進行，但緊接其後、擁有歐洲最大市場展（EFM）的柏林影展，則在一月中由影展藝術總監卡洛．夏堤安（Carlo Chatrian）宣佈，將在疫情仍嚴峻的情況下，以實體影展、線上市場展的方式舉辦。

相較於去年二月因疫情全數轉移線上，這次柏林影展選擇做回實體影展，表示了這個邁向第72屆的老牌影展還是有強烈的意願，要同走入影院觀影這一電影「傳統」站在一起。

其實這次影展並非完全順利，就在開幕當天，法國導演馮斯瓦歐容（Francois Ozon）新作《Peter Von Kant》世界首映時，因技術問題意外中斷放映；原訂出席頒獎典禮接受榮譽金熊獎的法國影后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則因確診染疫只能現場視訊連線；還有影展期間不斷的各類小插曲⋯⋯但整體而言，冒險疫情未了而實體舉辦的柏林影展，仍算平順落幕。

防疫再麻煩，也擋不住觀眾回到電影院的渴望

以往影展期間總是大排長龍的實體售票口、觀眾捧著紙本節目冊查找場次，盤點著一長串紙本票券的影展風景不再，未來很可能隨著線上售票系統的完善而走入歷史。

二月的柏林正處隆冬，不若夏日舉辦的坎城和威尼斯影展，參與者能舒服地在戶外碰面交流，冬日柏林的寒冷天氣，增加了人們在室內群聚的機會。為了實體影展的染疫風險降到最低，柏林影展祭出了比德國政府更加嚴謹的防疫措施，特別是針對需要與各界人士密切接觸、工作需求很難維持社交距離的媒體從業人員。

進出影展場所、出席記者會、放映活動，除了持有施打「加強針」疫苗証明或染疫康復證明以外，還必須有24小時內的檢疫陰性證明。展開每日工事前，都必須先去影展主場館柏林電影宮（Berlinale Palat）周邊的檢疫巴士「捅鼻子」，等待 15-20 分鐘從email或手機簡訊收到檢疫結果後，才能憑著陰性證明進入影展場地。八天的影展期間，現場共檢驗了10,938個樣本，其中只有128例確診，不到 1.5%的陽性率，遠遠低於柏林市的19.09%。而一般觀眾則遵循柏林市政府施行的「3G措施」，進入影廳都必須出示有效的疫苗施打證明。

大疫之年，柏林影展現場嚴密的「防疫檢查哨」，令人不免想起曾經與這座城市共存多年、控管東西柏林人員移動的「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只有符合特定資格的人才能通行。繁複的檢疫措施，為影展的進行帶來不少改變，相當考驗工作團隊的人力與資源的後勤調度，包括戲院現場的人力配置必須加倍，先是門口檢查疫苗証明與ID，廳口再查驗門票，隨著查驗程序增加，場次間的間隔比以往寬鬆，影展天數縮短，場次減少，可容納的觀眾數也減半，這意味著影展的規模比往年縮小。放映結束後，觀眾不能在室內逗留太久，必須單一動線進散場，避免近距離接觸；進到任何室內空間，都必須全程戴著FFP2口罩，亦不允許廳內飲食。為了維持社交距離，梅花座、購票時系統自動劃位成了必要措施，而以往影展期間總是大排長龍的實體售票口、觀眾捧著紙本節目冊查找場次，盤點著一長串紙本票券的影展風景不再，未來很可能隨著線上售票系統的完善而走入歷史。

電影散場後聚集聊天、交換影展「爆私」（festival buzz）的人群少了許多，因為全球疫情仍緊張，旅行移動的成本與風險仍高，各國防疫措施不一，使得影展現場少了許多來自亞洲、北美、中南美洲、非洲等非歐盟國家的電影人與觀眾。相較於往年能吸引近50萬人次的柏林影展，今年實體參展人次約只有平均值的一半，但在影展規模縮小、嚴密的防疫措施中仍能有此成績，亦可見觀眾對回到電影院觀影的渴望。

影展現場冷清，線上市場前所未有火熱

導演卡蜜拉延續著其過往創作對女性人物的勾勒，細膩地呈現不同女性在大環境裡的個人能動性。這部片可說是卡蜜拉對於上一代女性的謳歌與紀念，是第一部以巽他語（Sunda）為主的印尼電影，於印尼電影史上足具意義。

雖然影展現場不若往年星光雲集、萬頭攢動，但移往線上舉辦的EFM市場展則買氣相當火熱。即使過去這段時間各地院線發行受到疫情影響，電影院無法如常營業，使得院線票房不如以往，但線上串流平台的興起，以及對未來疫情可能會逐漸趨緩的前景看好，市場展仍吸引來自62個國家多達600多間製作與發行公司參與，共有827部電影在線上市場展上展映。索尼影業（Sony Pictures）更以六千萬美元破大會紀錄的成交價買下湯姆漢克主演的新作《A Man Called Otto》全球發行權。

今年有三部亞洲電影入選柏林影展主競賽，其一是法國與柬埔寨合製的潘禮德導演新作《Everything Will Be OK》，以偶動畫講述現代國家機器對於人民無所不在的監控，展現一幅《1984》加上《動物農莊》的政治警世寓言。而另外兩部乃是中國導演李睿珺《隱入塵煙》（Return to Dust）和印尼導演卡蜜拉・安迪尼（Kamila Andini）的《Nana: Before, Now & Then》，兩者在國際銷售皆有不錯斬獲。前者歌詠一對樂天知命、仰賴土地維生的農民夫妻，如何以踏實的生活態度面對勢不可擋的土地開發與現代化過程；題材高度具有中國第五代導演對鄉土和社會底層的關注，又有著第六代導演著眼於小人物處境的刻畫，某種程度符合西方藝術電影產業對《黃土地》的陳凱歌、《小山回家》和《小武》的賈樟柯後繼之人的期待與想像。

而《Nana: Before, Now & Then》是印尼導演卡蜜拉的新作，她去年才在多倫多影展以《Yuni》一片榮獲以表彰新穎影像美學與導演觀點的「站台單元」首獎（Platform Prize）。這部在疫情期間拍攝完成的時代通俗劇，講述二戰過後、蘇哈托政權興起的1960年代，娜娜身為印尼萬隆大莊園夫人的處境。在那動盪的年代，女性總被期待要順應潮流、接受命運，然而導演卡蜜拉延續著其過往創作對女性人物的勾勒，細膩地呈現不同女性在大環境裡的個人能動性。這部片可說是卡蜜拉對於上一代女性的謳歌與紀念，是第一部以巽他語（Sunda）為主的印尼電影，於印尼電影史上足具意義。此外，這部電影的製作與發行規模，也代表著卡蜜拉從相當小眾的影展藝術電影，嘗試跨足到藝術院線，由經手過侯孝賢、婁燁、陳果等重要亞洲導演作品的國際發行商 Wild Bunch 負責全球銷售，目前已在法國、瑞士、西班牙、義大利等多個歐洲國家，以及南韓、台灣和香港都售出院線發行版權，這樣的成績在疫情期間算是相當豐碩。

女性電影人的榮耀

這些深埋產業內部的沉痾遠非一年半載即可解決，但柏林影展自2019年起每年公布的「性別評估報告」，針對影展各單元，以及市場展、新銳營等進行性別相關數據統計與調查，以作為外界檢視其推動性別平權成效的參考。

今年柏林影展金熊獎獎落來自巴賽隆納的導演卡拉・西蒙（Carla Simón），新作《Alcarràs》是首部獲得金熊加持的加泰隆尼亞語電影，於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一再受挫於西班牙政府傲慢態度的此刻，意義別具。

電影講述阿爾卡拉斯這地世代以種植水果維生的農民家庭，面對外在大環境的變遷下，所產生的情感與生活型態衝突，當所謂綠能經濟、大企業的太陽能板生意要與農民爭地時，到底是誰的永續？又是誰的生活受到保障？導演卡拉・西蒙透過一家三代不同性格的角色，流暢且飽滿地勾勒出屬於這時代的小人物群像，有祖孫、父子母女、手足、夫妻、妯娌之間的親情，有青春成長、商場算計、對逝去時光的緬懷追憶，更有炎炎夏日豐收時的汁液淋漓、屬於相聚時刻的觥籌交錯，有歡笑，也有背叛，更有殘酷的時代變遷與凋零。本質而言，這是相當通俗的大家族故事，宛若加泰隆尼亞農莊版的「教父」。但最大的不同乃是，導演以細膩的女性視角，呈現出在這類傳統農務家庭看似經濟與精神支柱的男性人物：老父、父親、長子，面對大環境變動時的「不能」，不吝讓他們落下眼淚，在家人面前展現他們柔軟的一面，脆弱之中更見人在未知中的韌性，而這情感的共通性也使得這故事與我們距離更近，更具有人性。

當柏林影展將金熊獎頒給卡拉・西蒙時，無疑是歐陸電影產業近年來強調性別平權的重要里程碑。回顧過去這一年歐洲三大影展：坎城、威尼斯、柏林，不約而同地將主競賽首獎頒發給1980年以後出生的女性導演，除了卡拉・西蒙以外，還有以《鈦》獲得金棕櫚的茱莉亞・迪古何諾（Julia Ducournau）和憑藉《Happening》一片獲金獅獎的黎巴嫩裔法籍導演奧黛麗・迪萬（Audrey Diwan）。（註：從1956年柏林影展設立主競賽以來，只有七屆是由女性導演的作品獲得金熊獎，而今年是第七部。）

性別平權，是柏林影展近幾年特別關注的議題，從2020年起，影展將主競賽的演員獎項改為不分性別給獎（gender-neutral），不再有影帝影后，而是不以性別區分的最佳主演和最佳配角。今年兩個演員獎項皆頒發給女性演員，分別是主演《Rabiye Kurnaz vs. George W. Bush》的土耳其裔德國演員梅特姆・卡普坦（Meltem Kaptan）和演出《Nana: Before, Now & Then》的德國出生、印尼裔演員勞拉・巴蘇基（Laura Basuki），前者飾演移民德國的土耳其裔母親拯救愛子脫離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故事，後者則是飾演印尼大莊園主的調情對象，而後與主角娜娜建立起姐妹情誼。今年主競賽一共有九個獎項，其中有七個獎項頒發給女性影人。

除了獎項的改制以外，柏林影展對平權的重視也體現在入圍影片的導演性別比例，2018年以前，主競賽入圍的女性導演比例鮮少超過兩成，而最近幾年都約有三成，甚至有近四成的入圍作品是女性導演。固然，這些深埋產業內部的沉痾遠非一年半載即可解決，但柏林影展自2019年起每年公布的「性別評估報告」，針對影展各單元，以及市場展、新銳營等進行性別相關數據統計與調查，以作為外界檢視其推動性別平權成效的參考，並作為影展未來的調整方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柏林影展享譽盛名的「新世代單元」（Generation）總監瑪莉安・瑞德帕斯（Maryanne Redpath）卸任的一年，她1993年加入影展團隊，至今已滿30年，是奠定「新世代單元」的元老之一。這單元致力於展映適合兒童與青少年觀看的電影，以打造對年輕世代觀眾友善的觀影環境為首要任務，影展期間會邀請許多中小學生到電影院觀影，並且為這些尚無法快速閱讀字幕的年輕觀眾準備現場德語配音員，像是早期的電影辯士一般，為小朋友們「說電影」。

新世代單元隨著合適的觀影年齡又區分成：Kplus（適合14歲以下兒童觀賞）和14plus（適合青少年），今年即有一部台緬合製的短片《公雞》（Rooster）入選此單元，導演許鴻財（伊江／Myo Aung）是長期在台灣求學工作的緬甸電影人，故事描述女孩為了家計與年長她許多的中國男子結婚，不料婚禮上出現的卻是一隻公雞。電影以帶有點魔幻寫實的風格，巧妙地作為中緬之間政治關係的隱喻。

疫病作為情慾的隱喻

這部幾乎全數由素人演員演出的電影，以自由奔放的影像語言，紀實與虛構兼容並蓄，透過三位酷兒的視角，呈現出疫情蔓延的里約熱內盧街頭樣貌。鏡頭跟著三位主角在城市裡晃蕩，既寫實又魔幻地呈現屬於酷兒的、屬於青春年少的煩惱與希望。

過去這兩年，全球幾乎都籠罩在疫情之下，各行各業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電影產業也不例外，從內容產製到發行展映，都發生顯著的轉變。今年柏林影展選映的電影中，明顯地看到各國電影人將疫情的「新日常」入題，例如獲得主競賽最佳導演銀熊獎的法國導演克萊兒・德尼（Claire Denis）新作《Both Sides of the Blade》，由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和文森林頓（Vincent Lindon）主演，從疫情造成的人際阻礙為發想——絕非命題作文，將疫病作為某種情慾的隱喻，探究情人之間妒恨交織、錯綜復雜的三角愛戀。

強調鮮明作者風格之「邂逅單元」（Encounters）選入的日本導演三宅唱新作《惠子，凝視》（Small, Slow But Steady），則將故事聚焦一位失聰女拳擊手，聽與說的不便，正呼應著疫情期間人與人必須隔著一層口罩溝通，看不見嘴型、聽不清抑揚頓挫，這無以改變的現實：不可逆的疫情與角色的先天失聰，為故事帶來敘事上的張力，實則也反應導演（透過角色）思考該如何在困頓之中尋找安適自身的力量。

而獲得今年柏林影展泰迪熊獎的《Three Tidy Tigers Tied a Tie Tighter》，則是由巴西導演古斯塔沃（Gustavo Vinagre）獲得。泰迪熊獎乃是表彰 LGBTQ 題材的電影，蔡明亮的《日子》、黃惠偵《日常對話》也都曾經在此項目獲獎。這部幾乎全數由素人演員演出的電影，以自由奔放的影像語言，紀實與虛構兼容並蓄，透過三位酷兒的視角，呈現出疫情蔓延的里約熱內盧街頭樣貌。鏡頭跟著三位主角在城市裡晃蕩，既寫實又魔幻地呈現屬於酷兒的、屬於青春年少的煩惱與希望。

我們不約而同地看到，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都直面本世紀這場全球性的疫病浩劫，將疫情為生活帶來的影響如實入戲，而非摘去口罩，假裝一切如常，無事發生。若電影為映照社會現實的一面明鏡，為浮沉的世代提供靈光與希望的火光，那在今年的柏林影展中，我們確實看到許多創作者透過電影語言書寫、紀錄這時代，仍嘗試與這未知的時代展開對話。

電影作為防禦的武器

其中，最令人屏息揪心的，無非是由一群緬甸的匿名電影工作者製作的紀錄片《Myanmar Diaries》，這部電影呈現2021年2月1日當軍事獨裁政府接管緬甸之後，在當地發生的大規模民主示威運動與軍警暴力鎮壓，武裝部隊四處抓捕無辜的異議民眾，許多人因此被迫流亡，甚至逃到叢林裡組織民兵游擊隊，準備與軍政府展開長期對抗。影片的影像素材來自示威現場各公民記者的直播畫面、人民透過家中門窗縫隙偷偷拍下的記錄，以及人物不露臉的重演橋段。《Myanmar Diaries》與記述香港示威運動的《理大圍城》一樣，製作團隊為了聲援緬甸的示威民眾、為了團隊的生命安危，不以真名呈現，只署名「緬甸電影小組」（Myanmar Film Collective）。這部紀錄片在媒體場首映之後，在場滿廳的選片人、影評記者，無人說得出話來，偌大的憤慨、不適與斷裂感瀰漫現場，大家心照不宣、無法說出口的乃是：到底我們為什麼現在能安穩地在這裡？

民主社會遭逢的危殆、人權受到的侵蝕，在《Myanmar Diaries》中被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現，這部紀錄片是相信影像仍有其力量之人聲嘶力竭發出的求救信號，希望透過影展作為一擴大聲量的管道，將這警訊傳遞至各地。在此，電影不再是個人美學的展現，而是作為集體的、匯聚微薄之力向外界發聲的防禦武器。正如同「緬甸電影小組」的代表在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獎項後所表示的，一部電影雖然無法改變社會，但是電影是他們唯一擁有的語言。這是一股集體的力量，而影展能做的，即是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打造出讓這些不同的聲音得以可能被更多人看見、聽見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