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歌能被殺死嗎？香港新聞，台灣經驗，和世界正在被禁的樂聲

還記得今年一月底，一份香港電台「禁播」名單流傳的新聞嗎？1月26日，有名為「追蹤黨媒」的Facebook專頁，透露港台電台部高層口頭向一眾DJ下達十大歌手禁播名單，同時指示除了宣傳與TVB即將合辦的香港金曲頒獎禮入圍歌曲選段外，這些音樂人的新歌舊歌全數禁播。

「榜」上有名的，除曾因政治理由被拘捕的歌手黃耀明、何韻詩，以及黃耀明所在組合達明一派，尚有與政治並不密切的歌手謝安琪、Serrini，甚至是更遠一步的男子流行組合C AllStar⋯⋯名單流出，真實性或尚待考證，但確實反映香港言論與出版自由的緊縮，更令人想到：中國不透明的音樂審查制度，是否也一併延伸到了香港。

音樂反映時代，也是自由意志的展現。由這一事件出發，我們或許也可以看看當今世界，還有「禁歌」存在的地方，是在哪裏？因何而禁？曾經的禁歌又對時代起到過什麼作用？

禁歌在台灣：只在歷史深處？

齊豫當年燴炙人口的名曲〈橄欖樹〉就因歌詞「流浪遠方」被認為有前往海外密會匪諜和台獨人士的疑慮，成為禁歌。而1990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則被新聞局以「歌詞粗俗不雅、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為由，成為最後一張被禁的專輯。

2019出現的「今日香港，明日臺灣」口號已為人熟識，然而若談到「禁歌」，卻可以說是「今日香港，昨日台灣」：這雖是今日香港民眾剛剛開始熟悉的字眼，對台灣來說，卻可謂存於記憶之中。

回望台灣歷史，自1949年起至1987年，國民黨政府於戒嚴時期查禁了許多歌曲，最初查禁政策是由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負責實施，而後轉為行政院新聞局負責，其目的除了在削弱日治文化色彩和台灣風俗傳統，同時亦是為強化中華民國的身分認同。當其時，舉凡認定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歌詞淫穢、中文以外的母語（彼時多稱「方言」）、親日本或親中共，有「通匪」之嫌等，都可能是歌曲被禁的理由。

從隱喻男歡女愛的〈鹽埕區長〉、太過煽情露骨的〈望春風〉，再到60年代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都曾被歸類成違反社會善良風俗。其中〈今天不回家〉在改名為〈今天要回家〉「從良」之後得以重新發行，也可窺見當時唱片公司試圖突破防線，以及審查制度執行上的荒謬。

據Freemuse統計，2020年全球約有978起藝術家創作自由遭到侵犯的案例，其中133位遭到拘留，82位被關押監禁。而音樂相關創作則有236起。

當中尤以國家認同和政治意識相關，最常見審查委員自行過讀解讀。例如齊豫當年燴炙人口的名曲〈橄欖樹〉就因歌詞「流浪遠方」被認為有前往海外密會匪諜和台獨人士的疑慮，成為禁歌。另外一首同樣是三毛作詞、李泰祥作曲的〈一條日光大道〉也慘遭禁制，而其審查過程相關文件一直沒有公開，或許是有讚揚中國的「紅太陽」「金色大道」之意，或歌詞裡的「Kapa Kapa」（有阿美族年輕人之意，亦有人以日文的河童解）觸動當局敏感的神經。

1933年問世的〈望春風〉由鄧雨賢作曲、李臨秋作詞，如今已是台灣國小課本裡常見的台灣民謠，原曲為台語歌詞，於二戰時期被改編成日本軍歌，而後又遭國民政府禁止。即使後來解禁，也因為方言遭受打壓而受影響。〈望春風〉也一度成為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代表歌曲之一，歌詞雖是少女懷春之心，卻在不斷反覆傳唱間，被賦予了政治意涵，以及與島嶼苦情命運的連結。

其實，台灣一直到解嚴後數年，也仍不時有音樂作品遭禁。另類音樂廠牌水晶唱片發行的《抓狂歌》，緊扣當時街頭抗爭與政治改革，經濟起飛，通通狂飆一氣的社會氛圍，也遭到禁播，只能透過現場演出來宣傳販賣。而1990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則被新聞局以「歌詞粗俗不雅、有違社會善良風俗」為由，成為最後一張被禁的專輯。

而後雖然再無政府主動禁止的歌曲，但音樂審查的幽靈，並未徹底自島嶼的上空消失。

環顧世界，哪些國家現在有禁歌？

被稱為「Mahraganat music」的音樂風格正在埃及受到打壓，自2011年穆巴拉克總統下台以後興起，它被視為代表窮人和年輕人的聲音。埃及音樂人協會指責這種樂風「道德錯亂，價值淪喪」，禁止這類音樂人舉辦任何演出。該爭議在國會甚至被部分人士認定為「比冠狀病毒還要危險」。

時至今日，若沒有特別提及，言論和出版自由已是多數人無意識間自然而然既有的概念，不會特別覺得受到限制。然而放眼全球，仍可見許多與音樂審查相關的衝突事件。各國出於政治、宗教、族裔、軍事、區域衝突等形形色色大旗，皆有可能產生審查，甚至禁歌。譬如過去五年間，西班牙就因為加泰隆尼亞獨立爭議，以「宣揚恐怖主義」為由，把14位加泰隆尼亞饒舌歌手判刑入監。

談及音樂審查，不得不提關注藝術創作自由的Freemuse，該NGO組織自1998年成立之初，即為了捍衛藝術家表達的權利，長期追蹤報導各種關於藝術的壓迫和審查，紀錄國際間限制創作的新聞，目的在確保文化多元性。舉凡平面創作、音樂、影像，甚至藝術家在創作之外的言論，皆是Freemuse的守備範圍。

據Freemuse統計，2020年全球約有978起藝術家創作自由遭到侵犯的案例，其中133位遭到拘留，82位被關押監禁。而音樂相關創作則有236起，其中近半集中在六個國家：土耳其、俄羅斯、法國、埃及、墨西哥、古巴。

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埃及貧困社區，婚禮是少數的娛樂，張燈結彩，宛若銳舞派對，舞會當中，音響傳出手鼓、合成器節拍和略顯油膩的電音迴圈，人聲則被auto-tuned壓的又尖又扁。這種被稱為「Mahraganat music」的音樂風格如今正受到打壓，Mahraganat是阿拉伯文的「慶典」之意，自2011年穆巴拉克總統下台以後興起，被視為代表窮人和年輕人的聲音。音樂人兼廠牌創辦者Mahmoud Refat稱Mahragan「未必很美，卻很真實。」

但埃及的音樂人協會指責這種樂風「道德錯亂，價值淪喪」，於2020年2月禁止這類音樂人舉辦任何演出，矢言打壓這種黑暗勢力，也成功說服同樣位於北非的突尼西亞禁止兩位代表性的Mahragan音樂人演出。隔年更進一步，向文化部和國家新聞委員會建言禁止這類音樂人上電視打歌宣傳。關於Mahraganat的爭議隨後上到國會殿堂，甚至被部分與會人士認定為「比冠狀病毒還要危險」。

對Mahraganat的壓迫在埃及持續進行，同一時間，以色列民謠死亡金屬樂團Orphaned Land於去年慶祝樂團30周年，以黑死吼腔搭配神話改編為創作核心，該團曾經一度解散而後復出，復出的關鍵是主唱Kobi Farhi收到樂迷從約旦寄的電子郵件，裡面除了祝福，還有一段影片：他們的樂迷捲起衣袖，甘冒著被逮捕的風險，露出Orphaned Land的刺青。

以色列民謠死亡金屬樂團Orphaned Land的樂迷，捲起衣袖，甘冒被逮捕的風險，露出Orphaned Land的刺青。在約旦、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都有著他們的秘密粉絲。伊朗死金團Arsames曾於2017年被逮捕，原因是撒旦崇拜和違反褻瀆法。而後其中三名團員又曾處以15年徒刑和74下鞭刑。

而後在復出巡演的過程中，樂團逐漸發現在約旦、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都有著他們的秘密粉絲。因為Orphaned Land的重金屬樂風，以及融合多種宗教神話的歌詞，都是穆斯林當局所無法容許的。這些國家都有著嚴格的音樂審查制度，伊朗文化部底下，就有三個不同的委員會共同決定那些音樂可以發行。專輯在當地遭禁，而Orphaned Land的樂迷會從歐洲偷偷挾帶CD回國。

Orphaned Land不是唯一一組在伊朗被沉默的重金屬樂團，當地的死金團Arsames曾於2017年被逮捕，原因是撒旦崇拜和違反褻瀆法。而後其中三名團員又於2020再次因相同理由被起訴，法院宣判處以15年徒刑和74下鞭刑，目前樂團已逃離伊朗，尋求政治庇護。

在伊朗，藝術遭審查和干預的理由，最常見的是「宣傳鼓吹謀反當局」。那相對不是那麼極端的音樂又如何呢？2000年初成軍的Kiosk樂團風格可說是溫和流行許多，主事者Arash Sobhani喜歡Pink Floyd和Bob Dylan，而他也效仿他的搖滾樂偶像，歌詞時常扣緊社會議題。自2005年發行首張專輯，就不受待見，無法在國內販售，但透過伊朗的地下音樂場景傳播以及iTunes，反而讓長年旅居海外的伊朗人聽見。Arash Sobhani於同年移居北美加州，轉戰海外市場，Kiosk的音樂也逐漸成為無法返家的離散社群的安慰。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有大量逃離伊朗的人跟Arash Sobhani一樣來到加州，其中一部分落腳在洛杉磯。Tehrangeles——德黑蘭（Tehran）與洛杉磯的組合字隨聚落的壯大而出現，代表在兩種文化交融之下的社群，而富有獨特風格的Tehrangeles pop也因運而生。Tehrangeles pop為海外的伊朗人帶來伊朗文化裡所不允許的：女性的歌聲、對於革命前伊朗的鄉愁、以及對伊朗當局的異議之音。

那句恩格斯名言的改編版或許還是管用：「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搖滾」。好吧搖滾式微了，請君隨意帶入喜歡的風格。

禁令的變化：從明確禁令到各種自我審查

對創作自由的侵害於今日逐漸轉為模糊，例如音樂人與當權者立場相左之後，才被政府引其他法條來起訴。甚至是因為不確定歌曲是否能順利發行，而在輸出端（音樂人、唱片公司）產生的自我審查。

音樂社會學學者Martin Cloonan指出，音樂審查的產生，通常可以分為三個層級：包括出版前（錄製階段）的限制、對閱聽對象的限制、以及藉由通路的合法性間接控制內容。（見Cloonan, M., 2003. Call that censorship?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M. Cloonan and R. Garofalo, eds. Policing Po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時至今日，由政府事先頒布明確法條針對某種音樂的禁制這種方式，比以往確實減少許多；對創作自由的侵害逐漸轉為模糊，例如音樂人與當權者立場相左之後，才被政府引其他法條來起訴。甚至是因為不確定歌曲是否能順利發行，而在輸出端（音樂人、唱片公司）產生的自我審查。

2022年2月中旬美國美式足球最高賽事超級盃於洛杉磯舉辦，超級盃的中場演出與球賽一樣引人關注，饒舌音樂人阿姆（Eminem）在演出結束後，單膝跪地，致敬美式足球員Colin Kaepernick——在Black Lives Matter一系列社會衝突後，他率先在球賽前演唱國歌的時候單膝跪地，抗議美國的種族暴力。有媒體指出NFL（國家美式足球聯盟）希望阿姆不要這麼做，但事後NFL否認有干涉音樂人。今年與阿姆同台演出的饒舌老仙Dr.Dre也有傳出因為歌曲中有涉及罵警察或幫派語言，而在設計節目時遭到許多審查或修改的要求。

除了不同地區的禁制，在如今全球化時代，眾創作者還得面對數位相關的審查。大型串流平台和社群網站都有可能對音樂創作的自由進行程度不一的干涉，在防範數位犯罪以及侵害藝術自由之間的尺度，仍然很難拿捏。

回到華語圈，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中國最常見也最複雜的，政治隱形紅線。即使一般認為非關政治的議題，在中國也可能與政治有關。除了「劣跡藝人」如民謠歌手宋冬野因使用大麻而無法演出五年之久，中國廣大的商業市場和其不透明的音樂審查制度，自然會影響到許多華語音樂人。政治立場明確的港台音樂人自不必說，無法前往中國演出，近年也時常可見網路上流傳「黑名單」，將某些爭議歌曲自線上下架。中國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更宣布自2021年10月起，將建立卡拉OK歌曲黑名單，並列舉9大類禁播歌曲類型，徹底禁絕當局眼中的不良音樂。

而台灣戒嚴後至今的情形是，音樂人和唱片公司有可能因應市場而在創作內容上自我審查，如同音樂學者林真宇指出：解嚴後的台灣最常見的審查，即是基於市場，內容的限制而讓音樂無法被播放或是被迫修改內容。（見Perceptions of censorship on Taiwan’s popular music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2020）

而除了不同地區的禁制，在如今全球化時代，眾創作者還得面對數位相關的審查。大型串流平台和社群網站都有可能對音樂創作的自由進行程度不一的干涉。雖然臉書成立了全球獨立監督委員會（Facebook content oversight board）專職調整其審核系統，但在防範數位犯罪以及侵害藝術自由之間的尺度，仍然很難拿捏。例如，台灣華語金曲新人ØZI的歌曲時常描寫時下的愛情與性愛，先前就曾因MV過於露骨而被YouTube警告，後續又因為屢次收到警告而被刪除整個YouTube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