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歌能被杀死吗？香港新闻，台湾经验，和世界正在被禁的乐声

还记得今年一月底，一份香港电台“禁播”名单流传的新闻吗？1月26日，有名为“追踪党媒”的Facebook专页，透露港台电台部高层口头向一众DJ下达十大歌手禁播名单，同时指示除了宣传与TVB即将合办的香港金曲颁奖礼入围歌曲选段外，这些音乐人的新歌旧歌全数禁播。

“榜”上有名的，除曾因政治理由被拘捕的歌手黄耀明、何韵诗，以及黄耀明所在组合达明一派，尚有与政治并不密切的歌手谢安琪、Serrini，甚至是更远一步的男子流行组合C AllStar⋯⋯名单流出，真实性或尚待考证，但确实反映香港言论与出版自由的紧缩，更令人想到：中国不透明的音乐审查制度，是否也一并延伸到了香港。

音乐反映时代，也是自由意志的展现。由这一事件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当今世界，还有“禁歌”存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何而禁？曾经的禁歌又对时代起到过什么作用？

禁歌在台湾：只在历史深处？

齐豫当年烩炙人口的名曲〈橄榄树〉就因歌词“流浪远方”被认为有前往海外密会匪谍和台独人士的疑虑，成为禁歌。而1990年，赵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来》则被新闻局以“歌词粗俗不雅、有违社会善良风俗”为由，成为最后一张被禁的专辑。

2019出现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口号已为人熟识，然而若谈到“禁歌”，却可以说是“今日香港，昨日台湾”：这虽是今日香港民众刚刚开始熟悉的字眼，对台湾来说，却可谓存于记忆之中。

回望台湾历史，自1949年起至1987年，国民党政府于戒严时期查禁了许多歌曲，最初查禁政策是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负责实施，而后转为行政院新闻局负责，其目的除了在削弱日治文化色彩和台湾风俗传统，同时亦是为强化中华民国的身分认同。当其时，举凡认定违反社会善良风俗、歌词淫秽、中文以外的母语（彼时多称“方言”）、亲日本或亲中共，有“通匪”之嫌等，都可能是歌曲被禁的理由。

从隐喻男欢女爱的〈盐埕区长〉、太过煽情露骨的〈望春风〉，再到60年代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都曾被归类成违反社会善良风俗。其中〈今天不回家〉在改名为〈今天要回家〉“从良”之后得以重新发行，也可窥见当时唱片公司试图突破防线，以及审查制度执行上的荒谬。

据Freemuse统计，2020年全球约有978起艺术家创作自由遭到侵犯的案例，其中133位遭到拘留，82位被关押监禁。而音乐相关创作则有236起。

当中尤以国家认同和政治意识相关，最常见审查委员自行过读解读。例如齐豫当年烩炙人口的名曲〈橄榄树〉就因歌词“流浪远方”被认为有前往海外密会匪谍和台独人士的疑虑，成为禁歌。另外一首同样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一条日光大道〉也惨遭禁制，而其审查过程相关文件一直没有公开，或许是有赞扬中国的“红太阳”“金色大道”之意，或歌词里的“Kapa Kapa”（有阿美族年轻人之意，亦有人以日文的河童解）触动当局敏感的神经。

1933年问世的〈望春风〉由邓雨贤作曲、李临秋作词，如今已是台湾国小课本里常见的台湾民谣，原曲为台语歌词，于二战时期被改编成日本军歌，而后又遭国民政府禁止。即使后来解禁，也因为方言遭受打压而受影响。〈望春风〉也一度成为戒严时期的党外运动代表歌曲之一，歌词虽是少女怀春之心，却在不断反复传唱间，被赋予了政治意涵，以及与岛屿苦情命运的连结。

其实，台湾一直到解严后数年，也仍不时有音乐作品遭禁。另类音乐厂牌水晶唱片发行的《抓狂歌》，紧扣当时街头抗争与政治改革，经济起飞，通通狂飙一气的社会氛围，也遭到禁播，只能透过现场演出来宣传贩卖。而1990年，赵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来》则被新闻局以“歌词粗俗不雅、有违社会善良风俗”为由，成为最后一张被禁的专辑。

而后虽然再无政府主动禁止的歌曲，但音乐审查的幽灵，并未彻底自岛屿的上空消失。

环顾世界，哪些国家现在有禁歌？

被称为“Mahraganat music的音乐风格正在埃及受到打压，自2011年穆巴拉克总统下台以后兴起，它被视为代表穷人和年轻人的声音。埃及音乐人协会指责这种乐风“道德错乱，价值沦丧”，禁止这类音乐人举办任何演出。该争议在国会甚至被部分人士认定为“比冠状病毒还要危险”。

时至今日，若没有特别提及，言论和出版自由已是多数人无意识间自然而然既有的概念，不会特别觉得受到限制。然而放眼全球，仍可见许多与音乐审查相关的冲突事件。各国出于政治、宗教、族裔、军事、区域冲突等形形色色大旗，皆有可能产生审查，甚至禁歌。譬如过去五年间，西班牙就因为加泰罗尼亚独立争议，以“宣扬恐怖主义”为由，把14位加泰罗尼亚饶舌歌手判刑入监。

谈及音乐审查，不得不提关注艺术创作自由的Freemuse，该NGO组织自1998年成立之初，即为了捍卫艺术家表达的权利，长期追踪报导各种关于艺术的压迫和审查，纪录国际间限制创作的新闻，目的在确保文化多元性。举凡平面创作、音乐、影像，甚至艺术家在创作之外的言论，皆是Freemuse的守备范围。

据Freemuse统计，2020年全球约有978起艺术家创作自由遭到侵犯的案例，其中133位遭到拘留，82位被关押监禁。而音乐相关创作则有236起，其中近半集中在六个国家：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埃及、墨西哥、古巴。

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埃及贫困社区，婚礼是少数的娱乐，张灯结彩，宛若锐舞派对，舞会当中，音响传出手鼓、合成器节拍和略显油腻的电音回圈，人声则被auto-tuned压的又尖又扁。这种被称为“Mahraganat music”的音乐风格如今正受到打压，Mahraganat是阿拉伯文的“庆典”之意，自2011年穆巴拉克总统下台以后兴起，被视为代表穷人和年轻人的声音。音乐人兼厂牌创办者Mahmoud Refat称Mahragan“未必很美，却很真实。”

但埃及的音乐人协会指责这种乐风“道德错乱，价值沦丧”，于2020年2月禁止这类音乐人举办任何演出，矢言打压这种黑暗势力，也成功说服同样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禁止两位代表性的Mahragan音乐人演出。隔年更进一步，向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委员会建言禁止这类音乐人上电视打歌宣传。关于Mahraganat的争议随后上到国会殿堂，甚至被部分与会人士认定为“比冠状病毒还要危险”。

对Mahraganat的压迫在埃及持续进行，同一时间，以色列民谣死亡金属乐团Orphaned Land于去年庆祝乐团30周年，以黑死吼腔搭配神话改编为创作核心，该团曾经一度解散而后复出，复出的关键是主唱Kobi Farhi收到乐迷从约旦寄的电子邮件，里面除了祝福，还有一段影片：他们的乐迷卷起衣袖，甘冒著被逮捕的风险，露出Orphaned Land的刺青。

以色列民谣死亡金属乐团Orphaned Land的乐迷，卷起衣袖，甘冒被逮捕的风险，露出Orphaned Land的刺青。在约旦、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都有著他们的秘密粉丝。伊朗死金团Arsames曾于2017年被逮捕，原因是撒旦崇拜和违反亵渎法。而后其中三名团员又曾处以15年徒刑和74下鞭刑。

而后在复出巡演的过程中，乐团逐渐发现在约旦、伊朗和沙乌地阿拉伯都有著他们的秘密粉丝。因为Orphaned Land的重金属乐风，以及融合多种宗教神话的歌词，都是穆斯林当局所无法容许的。这些国家都有著严格的音乐审查制度，伊朗文化部底下，就有三个不同的委员会共同决定那些音乐可以发行。专辑在当地遭禁，而Orphaned Land的乐迷会从欧洲偷偷挟带CD回国。

Orphaned Land不是唯一一组在伊朗被沉默的重金属乐团，当地的死金团Arsames曾于2017年被逮捕，原因是撒旦崇拜和违反亵渎法。而后其中三名团员又于2020再次因相同理由被起诉，法院宣判处以15年徒刑和74下鞭刑，目前乐团已逃离伊朗，寻求政治庇护。

在伊朗，艺术遭审查和干预的理由，最常见的是“宣传鼓吹谋反当局”。那相对不是那么极端的音乐又如何呢？2000年初成军的Kiosk乐团风格可说是温和流行许多，主事者Arash Sobhani喜欢Pink Floyd和Bob Dylan，而他也效仿他的摇滚乐偶像，歌词时常扣紧社会议题。自2005年发行首张专辑，就不受待见，无法在国内贩售，但透过伊朗的地下音乐场景传播以及iTunes，反而让长年旅居海外的伊朗人听见。Arash Sobhani于同年移居北美加州，转战海外市场，Kiosk的音乐也逐渐成为无法返家的离散社群的安慰。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有大量逃离伊朗的人跟Arash Sobhani一样来到加州，其中一部分落脚在洛杉矶。Tehrangeles——德黑兰（Tehran）与洛杉矶的组合字随聚落的壮大而出现，代表在两种文化交融之下的社群，而富有独特风格的Tehrangeles pop也因运而生。Tehrangeles pop为海外的伊朗人带来伊朗文化里所不允许的：女性的歌声、对于革命前伊朗的乡愁、以及对伊朗当局的异议之音。

那句恩格斯名言的改编版或许还是管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摇滚”。好吧摇滚式微了，请君随意带入喜欢的风格。

禁令的变化：从明确禁令到各种自我审查

对创作自由的侵害于今日逐渐转为模糊，例如音乐人与当权者立场相左之后，才被政府引其他法条来起诉。甚至是因为不确定歌曲是否能顺利发行，而在输出端（音乐人、唱片公司）产生的自我审查。

音乐社会学学者Martin Cloonan指出，音乐审查的产生，通常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包括出版前（录制阶段）的限制、对阅听对象的限制、以及借由通路的合法性间接控制内容。（见Cloonan, M., 2003. Call that censorship?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M. Cloonan and R. Garofalo, eds. Policing Po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时至今日，由政府事先颁布明确法条针对某种音乐的禁制这种方式，比以往确实减少许多；对创作自由的侵害逐渐转为模糊，例如音乐人与当权者立场相左之后，才被政府引其他法条来起诉。甚至是因为不确定歌曲是否能顺利发行，而在输出端（音乐人、唱片公司）产生的自我审查。

2022年2月中旬美国美式足球最高赛事超级杯于洛杉矶举办，超级杯的中场演出与球赛一样引人关注，饶舌音乐人阿姆（Eminem）在演出结束后，单膝跪地，致敬美式足球员Colin Kaepernick——在Black Lives Matter一系列社会冲突后，他率先在球赛前演唱国歌的时候单膝跪地，抗议美国的种族暴力。有媒体指出NFL（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希望阿姆不要这么做，但事后NFL否认有干涉音乐人。今年与阿姆同台演出的饶舌老仙Dr.Dre也有传出因为歌曲中有涉及骂警察或帮派语言，而在设计节目时遭到许多审查或修改的要求。

除了不同地区的禁制，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众创作者还得面对数位相关的审查。大型串流平台和社群网站都有可能对音乐创作的自由进行程度不一的干涉，在防范数位犯罪以及侵害艺术自由之间的尺度，仍然很难拿捏。

回到华语圈，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国最常见也最复杂的，政治隐形红线。即使一般认为非关政治的议题，在中国也可能与政治有关。除了“劣迹艺人”如民谣歌手宋冬野因使用大麻而无法演出五年之久，中国广大的商业市场和其不透明的音乐审查制度，自然会影响到许多华语音乐人。政治立场明确的港台音乐人自不必说，无法前往中国演出，近年也时常可见网路上流传“黑名单”，将某些争议歌曲自线上下架。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更宣布自2021年10月起，将建立卡拉OK歌曲黑名单，并列举9大类禁播歌曲类型，彻底禁绝当局眼中的不良音乐。

而台湾戒严后至今的情形是，音乐人和唱片公司有可能因应市场而在创作内容上自我审查，如同音乐学者林真宇指出：解严后的台湾最常见的审查，即是基于市场，内容的限制而让音乐无法被播放或是被迫修改内容。（见Perceptions of censorship on Taiwan’s popular music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2020）

而除了不同地区的禁制，在如今全球化时代，众创作者还得面对数位相关的审查。大型串流平台和社群网站都有可能对音乐创作的自由进行程度不一的干涉。虽然脸书成立了全球独立监督委员会（Facebook content oversight board）专职调整其审核系统，但在防范数位犯罪以及侵害艺术自由之间的尺度，仍然很难拿捏。例如，台湾华语金曲新人ØZI的歌曲时常描写时下的爱情与性爱，先前就曾因MV过于露骨而被YouTube警告，后续又因为屡次收到警告而被删除整个YouTube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