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移工的委屈︰被僱主嫌棄了，「我會被解僱嗎？」

（編按︰部分訪問以英語進行，端傳媒翻譯作中文撰寫。文中的移工，香港俗稱「外傭」）

移工Ana（化名）被僱主安排住在家中的雜物房——那是一個侷促的小房間，房間裏沒有窗戶，完全不通風，「我戴着口罩，難以呼吸」。房間裏也沒有站立的空間，只有滿滿的雜物。雜物堆中有一張簡陋的木床，上面放着長度僅及Ana身高的床褥，她睡起來時還要瑟縮曲膝。她用電熱水壺在房間中「煮食」，以即食麵和少量蔬菜果腹。

只因她於2月12日確診COVID-19。

她在這房間待了整整5天，除了前往洗手間如廁及沐浴，就沒離開過這房間；還不時聽到門外的僱主對她確診一事指指點點，甚至千方百計想把她趕走。

兩年疫情以來，市民生活深受疫情和防疫政策影響，在港工作的逾30萬名移工亦不例外。隨着第五波疫情持續升溫，疫情爆發後，移工工作量大增，有人放假被禁止外出，有人染疫後在苛刻的環境條件中「居家隔離」，甚至無家可歸。截至2月24日，外勞事工中心已接獲約70個確診移工的求助個案，要求他們提供物資、藥物等支援，或是協助安排臨時住宿。

「為什麼他們（僱主）要這樣對我？為什麼這麼害怕，好像覺得我很骯髒似的？」在小雜物房隔離中的Ana透過語音訊息向端傳媒說。

被監視的居家隔離

Ana來港12年，未遇過比現在確診更糟的處境。

醫院病床爆滿，輕症確診者須居家隔離。這5天，Ana除上洗手間外，僱主不允許她以任何理由離開房間，甚至把監視鏡頭對準她的房門，確保她沒有「偷走出去亂碰他們的財物」；又命令她在每一次如廁、沐浴後，清洗乾淨她碰過的所有用具；在她從浴室走回房間的幾步路上，他們還要抓緊機會對她指罵兩句。

Ana確診後，開始咳嗽和喉嚨痛，一直無法好好休息。僱主則責怪她把病毒傳給家中的祖母，更篤定她是在放假外出時感染病毒。「全世界都有人受到感染的啊。我又沒有做錯事，我都不想（受感染）的。」她為這戶人家工作10年，自問一直盡心盡力，照顧好祖母，對服務多年的僱主感到失望透頂。

「但他們忘記了，他們曾叫我到擁擠不堪的市場買菜」，Ana無奈地說，並指自己也有可能是受到大廈其他住戶感染。

在房間中隔離4天後，Ana要求僱主提供快速測試套裝，但遭拒絕。她稱，僱主並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的病況進度，把測試套裝和藥物藏起來；僱主更認為她是播毒的威脅，不想讓她繼續留在家中，「他們只想我快點離開。」

僱主索性着她對外撒謊，「他們想盡辦法想我遠離他們」，例如要求她向衞生署聲稱自己情況嚴重，必須住進隔離設施，或者對酒店宣稱自己健康，租用房間。「但我既不是重症者，也不想冒險傳染酒店裏的人。」

《標準僱傭合約》列明，移工須於合約內訂明的僱主住址裏工作和居住，而僱主必須為移工提供免費且合適的居住環境；一旦移工被發現不與僱主同住，會違反香港入境條例作虛假陳述，僱主要面臨最高15萬元的罰款、最高14年監禁，移工也可能面臨罰款、監禁或被驅逐出境。

疲憊與委屈交集，Ana說着，對僱主的怨氣也一併爆發。早在疫情爆發前，僱主已對她嚴加管束，例如「僱主不喜歡我使用手提電話。」

移工離鄉別井，特別想家；在勞碌生活與疫情忙亂中，更想找同鄉圍爐取暖。一向關注移工議題的社民連成員馬雲祺（馬仔）表示，疫情開始至今，他不時收到移工的求助，向他詢問有關疫情的資訊。「他們很多時只能從社交媒體得知資訊，或者靠朋友、僱主口耳相傳。」

「我被禁止在日間打電話給親友，只能在晚上打給他們。但每晚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很累了。」Ana說。

Ana一般的工作時間為朝7晚12，負責照顧行動不便的祖母。「老人家很特別，晚上常常不肯睡覺，睡一會兒起來又大聲嚷嚷，我根本無法好好休息。」工作時間高達17小時，壓力也大，她不得一夕安寢。

對於缺眠的Ana來說，平日無法與親友好好聯絡，使她覺得每周一休尤為重要。不單是為了放鬆身心，而且是權利，必須捍衛。她的僱主曾以防疫為由，提出取消她的週休，不讓她外出，卻沒有提出任何補償，「所以我還是堅持要放假」。結果，她在染疫後就被指控為播毒元兇，遭到連番刻薄。

外勞事工中心社區關係主任唐曉昕稱，疫情下很多移工不被允許外出，遑論越洋回鄉探親，只能透過社交媒體與家人遙距溝通。「她們很難得有機會離開工作環境，壓力很大。放假與朋友見面是她們唯一的減壓活動。」

放假外出解壓，成了僱主指控Ana染疫的「罪證」。居家隔離期間，Ana困在小房間裏沒法走動，這種惡劣的隔離環境她無法再待下去，於是嘗試聯絡印尼領事館求助，但無法成功撥通熱線。她最後透過外勞事工中心聯絡政府當局，才獲安排住進政府轄下的隔離設施，並獲取藥物及快速測試套裝。

換了一個環境，短時間內不需再面對僱主的冷嘲熱諷，她現在終可在隔離營專心休養，但還是忍不住擔心康復後，會否丟了工作。

「我的心裏很亂。我並不擔心我的病，最怕的是僱主可能會因此（染疫）而解僱我。」Ana說。

事實上，自2022年第五波疫情爆發，有關移工是否應「取消休假」，也在社交媒體上的僱主群組內發酵，引起熱烈討論。當中有僱主帖文揚言，由於家有幼兒，故「白紙黑字在cam（鏡頭）前面跟外傭（移工）『傾好咗』（已談好）」，如移工不同意則「預備即時解僱」，當中要求包括1個月由4日假期變2日、只可在週一至週五放假；其餘2日假則可在家休息或選擇工作，如工作的話，工時朝10晚8，日薪港幣200元；如移工外出渡假「導致」強制檢測，強檢的時間不計入工時。

該帖文甚至聲稱，已口頭警告移工，如移工外出「引致」確診，並傳染家人，僱傭合約會於移工確診起計30天後結束；並視此舉為「提前通知」。

有大律師回應媒體查詢時提醒，若因移工要檢測而扣減工時，不屬合理扣薪的範圍；或甚去到解僱染疫移工，僱主或會構成不合理解僱，違反僱傭條例。

家裏沒有食物了

另邊廂，另一確診的移工Tres J Marias（化名）雖被安排在家中隔離，卻沒有得到充足照顧。

「這裏只有罐頭食品。」Tres說。

Tres 2月7日開始咳嗽，經僱主建議進行新冠病毒測試後，發現結果呈陽性。她帶同住院物品到醫院求診，醫生判斷為輕症，讓她先回家進行隔離，等候衞生署致電給予進一步指示。

僱主起初並不願讓Tres回家隔離，Tres也願意配合僱主的意願留院。但醫生跟僱主通話後，還是堅持原本的決定。Tres回家後，由於女僱主正在懷孕，僱主一家擔憂病毒會感染孕婦，於是搬離了原本的住所，讓Tres獨自在家隔離。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你知道檢測套裝要多少錢嗎？那些套裝買來是給我的親戚用的。」
「如果我老公感染了，他怎麼上班賺錢？」

搬離住所前，生氣的女僱主不忘大罵Tres一番。

「是我的錯，但我也不想的。誰會想受感染？」Tres承認了她的「錯誤」，但卻不免為女僱主的責罵感到傷心。

從那天開始，Tres已在家隔離逾兩週。她未曾外出購買生活用品，醫院只給了她3日份量的藥物，僱主亦只給她留下罐頭食品和1日份量藥物。這些遠遠不足以支撐她渡過整個隔離階段。

「我怎麼一直不能痊癒？」人在外地，又身染疫症，Tres越發感到焦慮，更加怪責自己「不夠小心」而感染了病毒。她只能安慰自己，說這是神給她安排的試驗，鼓勵自己「我會好起來的。」

心靈上，她可依靠宗教，但肚子還是會抗議。從隔離第二天開始，僱主曾上門向她提供清潔用品和快速測試套裝，卻沒供應其他生活所需，屋中的食物實在不夠讓她填飽肚子，「他（僱主）可能太忙了......可能是這樣」。她唯有向外勞事工中心求助，獲得麵包、雞蛋、蔬果等新鮮食物，以及藥物和衞生用品。僱主見她已經獲得了組織的協助，更加沒有再向她提供食物。

事實上，《標準僱傭合約》亦訂明，移工是有權獲得僱主提供免費膳食，或每月最少港幣1,173元膳食津貼（以1個月30日計算，每日最少港幣39.1元）。只是疫情下，移工基本需要也被忽略了。

Tres成了確診者，知道隔離是甚麼一回事，也意識到疫情嚴峻，擔心同鄉的情況，當得知有朋友要外出匯錢回家鄉，她千叮萬囑籲她要小心：「現在有很多確診個案。我真的確診了。」

被丟在醫院外，有「家」歸不得

「我無法思考，因為確診令我很害怕。」遇上疫情第五波的移工Sulis（化名）反覆強調着。

不諳中、英文的她，並不熟悉香港疫情情況，只知道每天都要配戴口罩，且她兩星期才能休假一天。她估計，或許是因為每天到菜市場買菜，人多擠擁，而感染病毒。

2月5號確診後，男僱主安排Sulis在她的房間內居家隔離，一天只能到廚房兩次，烹煮印尼撈麵（Indomie）作為午餐、晚餐，沒其他膳食選擇。最初她只有咳嗽，但4天後她突然於家中昏倒。「女僱主突然敲我的門，我很害怕她會（因患病後無法工作）罵我，然後就暈倒了。」

然而，女僱主把她帶到醫院門口，便隨即離去。由於是輕症，醫護人員建議她回家繼續隔離，但她致電女僱主詢問後卻遭拒絕，被逼繼續留在醫院的戶外帳篷中等候。

有僱主擔心確診移工會傳染給家中的長者和小孩，因此拒絕他們回到家中，結果移工既不能留院接受治療，又無家可歸，在寒冬中露宿街頭。

Sulis說，帳篷內空間狹窄，也沒有床鋪、椅子，兩日間她只能席地而坐、半睡入眠。那幾天，偶有降雨，氣溫下降，她只帶了一件外套，難抵嚴寒。她跟僱主反映自己的狀況，卻不曾獲僱主回覆。

儘管醫院有向她派發食物，但因為她的徵症只有咳嗽，算是輕症，醫院沒有提供藥物。不過，她形容「咽喉極度疼痛」，令她無法下嚥和進食。

在帳篷裏，Sulis想起，她從朋友那邊聽過，確診的移工會被僱主解僱，不期然擔心起來，「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否會因此失去工作。我很害怕，你懂嗎？」Sulis覺得，染疫後她無法工作，她對僱主感到很抱歉，擔憂僱主會否因此而解僱她。

在帳篷等候安排隔離期間，她嘗試聯絡僱主，卻未獲回覆。後來致電僱傭仲介中心，她才得悉僱主並未通報她的情況。她只好聯絡相熟的印尼移民工人工會，由他們幫忙轉介個案給外勞事工中心，方獲安排離開醫院，前往隔離。

隔離兩星期間，她一直焦慮往後的工作安排，也不知道自己會否被扣人工——僱主只間中詢問她的病情，卻從未回覆她追問僱傭安排的訊息。隔離即將完結之時，她再傳短訊給僱主，表示「很快可以回家」，僱主僅以「讚好」表情符號回覆。

網媒《香港01》亦有報導，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代表葉沛渝指出，有無家可歸的移工獲家傭匡扶中心收留，當中部分未完約，確診後遭僱主無理解僱。

勞工處回應媒體查詢時指出，不應因移工染疫而終止或拒絕履行移工的僱傭合約，因為根據《僱傭條例》，僱主不可在僱員取有薪病假期間終止僱傭合約，否則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如僱主因移工感染或感染後康復而給予移工較差待遇，例如解僱移工，亦可能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移工擔心丟了工作，因為離鄉背井，是為了養家。而唐曉昕透露，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移工的家人都不幸染疫，甚至因而過世，移工不但要支援親人的醫療開支，甚至要處理親人的身後事，令他們的財政負擔大增，「大部分移工都在這段時間寄多了錢回家，應付家裏開支，所以她們不能失去在港的收入。」

至本報導刊登，Sulis終隔離完畢並返回僱主家中，結束了確診的惡夢。

24小時候命，失去外出自由

事實上，移工與僱主間的矛盾，過往亦有不少討論，只是疫情令雙方關係更拉扯。

2020年1月底，香港出現首宗COVID-19外地輸入個案；2月初則首次出現本地確診個案，自那月開始，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的秘書、為前僱主工作7年多的移工Jec Sernande，有長達4個月無法在星期日到教堂進行禮拜，也無法回到工會辦公室，照顧有需要的同工。「我的職責是跟進他們（移工）的狀況，那時卻只能遙距致電他們，或傳訊息給他們。」

「那更是我們唯一可以跟朋友談天的時間啊，讓我們放鬆緊繃了6天的神經。」Jec回憶起那段啞忍的日子。

疫情前，Jec每晚9時半左右就會結束一天的工作，進房間休息；即使長時間工作，在日間她也有一至兩小時休息時間。然而，疫情後僱主一家長期在家工作，Jec變成了24小時候命，工作量大增。

清晨5時半，她到廚房準備早餐。僱主一家吃飽後，她就要為在家上網課的兩名小孩連接網絡裝置，再督促他們學習。然後她到菜市場買菜，再為在家工作的僱主料理午餐、晚餐。晚上9時，她準備睡覺了，僱主卻敲她的房門，着她煮個麵條，因為還在客廳工作的他們想吃宵夜。

「累了一整天，睡覺時他們又來敲我門，我並不能好好睡覺。」她的休息時間減少之餘，她更認為自己好像是被全天候「監視」。

疫情爆發後，僱主擔心Jec會在染疫後傳染全家，所以嚴格地要求她進行個人清潔消毒工作，包括：在她出門扔垃圾、買菜後需要用消毒噴霧噴過全身才能進屋；在全家人洗澡後，她才可使用浴室，洗澡後她要把浴室從頭到尾清潔。

然而，僱主一家出門後回家，卻毋須先消毒再進門，令她感到不解及覺得受歧視。

矛盾地，僱主也沒有為Jec提供足夠的防疫用品。Jec是唯一被要求在家中也須配戴口罩的人，但僱主每星期卻只給她一個外科口罩及布製口罩，並不足以應付她的需要。幸好Jec可以從她所屬的工會聯會領取免費防疫用品，這才得以符合僱主的要求。

Jec向前僱主訴說她一週工作6天，已感到極度疲累，嘗試表達自己需要休息和外出休假的需求，卻遭前僱主以防疫為由拒絕，並表示若她不接受安排的話，就得終止僱傭合約。

但與此同時，她卻眼見前僱主邀請朋友上門作客，此差別待遇同樣令她感到被歧視，「COVID病毒沒有差別待遇。每個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不只是家庭傭工。」

法定假期被奪走，Jec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仍在領着移工的最低工資（每月港幣4630元）。她轉述僱主的話：「你留在我家，我已經給你提供免費食物。」受合約和法律保障的權益，竟變成了僱主口中的恩惠。

直至僱主2020年中移民，終止合約，她才結束這可怕的生活。

被忽略的34萬人

2月16日，新民黨議員陳家珮在立法會辯論2021年施政報告致謝動議中指出，移工放假如常外出，並除口罩進食聊天，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容易受感染，認為移工「身為香港一份子」，在防疫前提下，政府應考慮在指定期間要求移工留家休息，避免外出，稱此舉涉「公眾利益」也與勞工條例沒有衝突。

另一方面，港府於2月10日起把「限聚令」人數上限收緊至2人，其後特首林鄭月娥於2月18日宣佈，對於違反限聚令的情況，「執法將不再仁慈」，違反禁令的移工同樣一律會被罰款港幣5000元。

高額罰款比政府規定的移工每月最低工資還要高，有港人發起眾籌欲為移工繳交罰款，卻遭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批評，並指勞工處會研究採取法律行動，阻止此類眾籌活動。

2月20日週日，在移工假日集中地中環皇后像廣場附近，有移工於街上聚餐、跳舞，也帶着紅白藍膠袋和紙箱擺賣；勞工處人員向他們派發限聚令單張、展示相關告示牌。相隔一條馬路之外，警員則在愛丁堡廣場行人隧道內拉起橙色封鎖帶，要求移工離開，不准他們再度聚集。

當日，勞工處向9名移工發出違反限聚令罰款通知書，及向1名移工發出違反口罩令罰款通知書。

「我們作為接待移工的地方，並未盡好東道主的責任。」社民連馬仔進一步指出，移工面對的是結構性問題。「他們是『孤兒仔』來的。」

截至2021年年底，全港移工人數接近34萬，但馬仔指出，政府制定勞工政策、進行城市規劃時，經常欠缺對移工的考量。一直以來，移工都被強制與僱主同住。他們的消費力不高，也缺乏僱主住家以外的休息地方。於是在疫情下，問題一下子全部湧現——移工工時過長、確診後被逼流浪街頭、遭受僱主刻薄等等。

「（我們）是被排除在外和受到歧視的。」Jec補充說，在疫情下，即使在住家以外的地方，移工有時也會受不同程度的欺壓，舉例指，她乘搭交通工具時，試過身邊的乘客會因為她坐下而立即移到其他座位；她到菜市場買菜，有人會注視她，然後用她聽不懂的廣東話說「Pokgai（仆街）」等咒罵別人的粗俗詞。

疫情尤其考驗移工與僱主、甚至香港人之間的溝通和信任。要進一步保障移工權益，馬仔建議政府多進行「小修小補」，例如取消移工與僱主強制同住的規定、為他們開設活動場地等，以帶來長遠改變。

「移工在政治制度裏沒有發聲權，也沒有人在議會中為他們說話。如果傳媒不報導移工的事，他們就不會被看見，失去社會力量。」馬仔希望，社會可以更關注移工議題，令他們不再被邊緣化。

而且，他觀察到，即使有外國駐港媒體作出疫情相關報導，資訊也較零散；網絡上又充斥着假新聞，須靠移工自己核證。他希望勞工處、入境處等相關政府部門可以考慮透過網上渠道、短訊等形式，以多種語言發佈消息，讓移工更易獲得官方資訊。

為支援移工，外勞事工中心亦特意舉辦網上活動，例如瑜珈班、冥想班等，幫助無法外出的移工減壓。唐曉昕補充，她也希望各政府部門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支援，透過部門熱線向移工、僱主家庭提供指引、回應查詢，「不能只要求每一個家庭遵守政策」。

染疫逾兩週，仍在家隔離的Tres依然有咳嗽和背部疼痛的情況。她明白自己的症狀較輕微，但仍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跟她跟進情況。「直至現在，衞生署還沒有打給我。」她每天服用外勞事工中心提供的藥物，以及自製的檸檬薑鹽水，等待康復的一天。

至本報導刊出前，Tres告訴端傳媒，最近一次的自行快測結果依然呈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