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移工的委屈︰被雇主嫌弃了，“我会被解雇吗？”

（编按︰部分访问以英语进行，端传媒翻译作中文撰写。文中的移工，香港俗称“外佣”）

移工Ana（化名）被雇主安排住在家中的杂物房——那是一个局促的小房间，房间里没有窗户，完全不通风，“我戴着口罩，难以呼吸”。房间里也没有站立的空间，只有满满的杂物。杂物堆中有一张简陋的木床，上面放着长度仅及Ana身高的床褥，她睡起来时还要瑟缩曲膝。她用电热水壶在房间中“煮食”，以即食面和少量蔬菜果腹。

只因她于2月12日确诊COVID-19。

她在这房间待了整整5天，除了前往洗手间如厕及沐浴，就没离开过这房间；还不时听到门外的雇主对她确诊一事指指点点，甚至千方百计想把她赶走。

两年疫情以来，市民生活深受疫情和防疫政策影响，在港工作的逾30万名移工亦不例外。随着第五波疫情持续升温，疫情爆发后，移工工作量大增，有人放假被禁止外出，有人染疫后在苛刻的环境条件中“居家隔离”，甚至无家可归。截至2月24日，外劳事工中心已接获约70个确诊移工的求助个案，要求他们提供物资、药物等支援，或是协助安排临时住宿。

“为什么他们（雇主）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好像觉得我很肮脏似的？”在小杂物房隔离中的Ana透过语音信息向端传媒说。

被监视的居家隔离

Ana来港12年，未遇过比现在确诊更糟的处境。

医院病床爆满，轻症确诊者须居家隔离。这5天，Ana除上洗手间外，雇主不允许她以任何理由离开房间，甚至把监视镜头对准她的房门，确保她没有“偷走出去乱碰他们的财物”；又命令她在每一次如厕、沐浴后，清洗干净她碰过的所有用具；在她从浴室走回房间的几步路上，他们还要抓紧机会对她指骂两句。

Ana确诊后，开始咳嗽和喉咙痛，一直无法好好休息。雇主则责怪她把病毒传给家中的祖母，更笃定她是在放假外出时感染病毒。“全世界都有人受到感染的啊。我又没有做错事，我都不想（受感染）的。”她为这户人家工作10年，自问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好祖母，对服务多年的雇主感到失望透顶。

“但他们忘记了，他们曾叫我到拥挤不堪的市场买菜”，Ana无奈地说，并指自己也有可能是受到大厦其他住户感染。

在房间中隔离4天后，Ana要求雇主提供快速测试套装，但遭拒绝。她称，雇主并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病况进度，把测试套装和药物藏起来；雇主更认为她是播毒的威胁，不想让她继续留在家中，“他们只想我快点离开。”

雇主索性着她对外撒谎，“他们想尽办法想我远离他们”，例如要求她向卫生署声称自己情况严重，必须住进隔离设施，或者对酒店宣称自己健康，租用房间。“但我既不是重症者，也不想冒险传染酒店里的人。”

《标准雇佣合约》列明，移工须于合约内订明的雇主住址里工作和居住，而雇主必须为移工提供免费且合适的居住环境；一旦移工被发现不与雇主同住，会违反香港入境条例作虚假陈述，雇主要面临最高15万元的罚款、最高14年监禁，移工也可能面临罚款、监禁或被驱逐出境。

疲惫与委屈交集，Ana说着，对雇主的怨气也一并爆发。早在疫情爆发前，雇主已对她严加管束，例如“雇主不喜欢我使用手提电话。”

移工离乡别井，特别想家；在劳碌生活与疫情忙乱中，更想找同乡围炉取暖。一向关注移工议题的社民连成员马云祺（马仔）表示，疫情开始至今，他不时收到移工的求助，向他询问有关疫情的信息。“他们很多时只能从社交媒体得知信息，或者靠朋友、雇主口耳相传。”

“我被禁止在日间打电话给亲友，只能在晚上打给他们。但每晚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Ana说。

Ana一般的工作时间为朝7晚12，负责照顾行动不便的祖母。“老人家很特别，晚上常常不肯睡觉，睡一会儿起来又大声嚷嚷，我根本无法好好休息。”工作时间高达17小时，压力也大，她不得一夕安寝。

对于缺眠的Ana来说，平日无法与亲友好好联络，使她觉得每周一休尤为重要。不单是为了放松身心，而且是权利，必须捍卫。她的雇主曾以防疫为由，提出取消她的周休，不让她外出，却没有提出任何补偿，“所以我还是坚持要放假”。结果，她在染疫后就被指控为播毒元凶，遭到连番刻薄。

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昕称，疫情下很多移工不被允许外出，遑论越洋回乡探亲，只能透过社交媒体与家人遥距沟通。“她们很难得有机会离开工作环境，压力很大。放假与朋友见面是她们唯一的减压活动。”

放假外出解压，成了雇主指控Ana染疫的“罪证”。居家隔离期间，Ana困在小房间里没法走动，这种恶劣的隔离环境她无法再待下去，于是尝试联络印尼领事馆求助，但无法成功拨通热线。她最后透过外劳事工中心联络政府当局，才获安排住进政府辖下的隔离设施，并获取药物及快速测试套装。

换了一个环境，短时间内不需再面对雇主的冷嘲热讽，她现在终可在隔离营专心休养，但还是忍不住担心康复后，会否丢了工作。

“我的心里很乱。我并不担心我的病，最怕的是雇主可能会因此（染疫）而解雇我。”Ana说。

事实上，自2022年第五波疫情爆发，有关移工是否应“取消休假”，也在社交媒体上的雇主群组内发酵，引起热烈讨论。当中有雇主帖文扬言，由于家有幼儿，故“白纸黑字在cam（镜头）前面跟外佣（移工）‘倾好咗’（已谈好）”，如移工不同意则“预备即时解雇”，当中要求包括1个月由4日假期变2日、只可在周一至周五放假；其余2日假则可在家休息或选择工作，如工作的话，工时朝10晚8，日薪港币200元；如移工外出渡假“导致”强制检测，强检的时间不计入工时。

该帖文甚至声称，已口头警告移工，如移工外出“引致”确诊，并传染家人，雇佣合约会于移工确诊起计30天后结束；并视此举为“提前通知”。

有大律师回应媒体查询时提醒，若因移工要检测而扣减工时，不属合理扣薪的范围；或甚去到解雇染疫移工，雇主或会构成不合理解雇，违反雇佣条例。

家里没有食物了

另边厢，另一确诊的移工Tres J Marias（化名）虽被安排在家中隔离，却没有得到充足照顾。

“这里只有罐头食品。”Tres说。

Tres 2月7日开始咳嗽，经雇主建议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后，发现结果呈阳性。她带同住院物品到医院求诊，医生判断为轻症，让她先回家进行隔离，等候卫生署致电给予进一步指示。

雇主起初并不愿让Tres回家隔离，Tres也愿意配合雇主的意愿留院。但医生跟雇主通话后，还是坚持原本的决定。Tres回家后，由于女雇主正在怀孕，雇主一家担忧病毒会感染孕妇，于是搬离了原本的住所，让Tres独自在家隔离。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知道检测套装要多少钱吗？那些套装买来是给我的亲戚用的。”
“如果我老公感染了，他怎么上班赚钱？”

搬离住所前，生气的女雇主不忘大骂Tres一番。

“是我的错，但我也不想的。谁会想受感染？”Tres承认了她的“错误”，但却不免为女雇主的责骂感到伤心。

从那天开始，Tres已在家隔离逾两周。她未曾外出购买生活用品，医院只给了她3日份量的药物，雇主亦只给她留下罐头食品和1日份量药物。这些远远不足以支撑她渡过整个隔离阶段。

“我怎么一直不能痊愈？”人在外地，又身染疫症，Tres越发感到焦虑，更加怪责自己“不够小心”而感染了病毒。她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神给她安排的试验，鼓励自己“我会好起来的。”

心灵上，她可依靠宗教，但肚子还是会抗议。从隔离第二天开始，雇主曾上门向她提供清洁用品和快速测试套装，却没供应其他生活所需，屋中的食物实在不够让她填饱肚子，“他（雇主）可能太忙了......可能是这样”。她唯有向外劳事工中心求助，获得面包、鸡蛋、蔬果等新鲜食物，以及药物和卫生用品。雇主见她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协助，更加没有再向她提供食物。

事实上，《标准雇佣合约》亦订明，移工是有权获得雇主提供免费膳食，或每月最少港币1,173元膳食津贴（以1个月30日计算，每日最少港币39.1元）。只是疫情下，移工基本需要也被忽略了。

Tres成了确诊者，知道隔离是甚么一回事，也意识到疫情严峻，担心同乡的情况，当得知有朋友要外出汇钱回家乡，她千叮万嘱吁她要小心：“现在有很多确诊个案。我真的确诊了。”

被丢在医院外，有“家”归不得

“我无法思考，因为确诊令我很害怕。”遇上疫情第五波的移工Sulis（化名）反复强调着。

不谙中、英文的她，并不熟悉香港疫情情况，只知道每天都要配戴口罩，且她两星期才能休假一天。她估计，或许是因为每天到菜市场买菜，人多挤拥，而感染病毒。

2月5号确诊后，男雇主安排Sulis在她的房间内居家隔离，一天只能到厨房两次，烹煮印尼捞面（Indomie）作为午餐、晚餐，没其他膳食选择。最初她只有咳嗽，但4天后她突然于家中昏倒。“女雇主突然敲我的门，我很害怕她会（因患病后无法工作）骂我，然后就晕倒了。”

然而，女雇主把她带到医院门口，便随即离去。由于是轻症，医护人员建议她回家继续隔离，但她致电女雇主询问后却遭拒绝，被逼继续留在医院的户外帐篷中等候。

有雇主担心确诊移工会传染给家中的长者和小孩，因此拒绝他们回到家中，结果移工既不能留院接受治疗，又无家可归，在寒冬中露宿街头。

Sulis说，帐篷内空间狭窄，也没有床铺、椅子，两日间她只能席地而坐、半睡入眠。那几天，偶有降雨，气温下降，她只带了一件外套，难抵严寒。她跟雇主反映自己的状况，却不曾获雇主回复。

尽管医院有向她派发食物，但因为她的征症只有咳嗽，算是轻症，医院没有提供药物。不过，她形容“咽喉极度疼痛”，令她无法下咽和进食。

在帐篷里，Sulis想起，她从朋友那边听过，确诊的移工会被雇主解雇，不期然担心起来，“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否会因此失去工作。我很害怕，你懂吗？”Sulis觉得，染疫后她无法工作，她对雇主感到很抱歉，担忧雇主会否因此而解雇她。

在帐篷等候安排隔离期间，她尝试联络雇主，却未获回复。后来致电雇佣仲介中心，她才得悉雇主并未通报她的情况。她只好联络相熟的印尼移民工人工会，由他们帮忙转介个案给外劳事工中心，方获安排离开医院，前往隔离。

隔离两星期间，她一直焦虑往后的工作安排，也不知道自己会否被扣人工——雇主只间中询问她的病情，却从未回复她追问雇佣安排的信息。隔离即将完结之时，她再传短讯给雇主，表示“很快可以回家”，雇主仅以“赞好”表情符号回复。

网媒《香港01》亦有报导，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代表叶沛渝指出，有无家可归的移工获家佣匡扶中心收留，当中部分未完约，确诊后遭雇主无理解雇。

劳工处回应媒体查询时指出，不应因移工染疫而终止或拒绝履行移工的雇佣合约，因为根据《雇佣条例》，雇主不可在雇员取有薪病假期间终止雇佣合约，否则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如雇主因移工感染或感染后康复而给予移工较差待遇，例如解雇移工，亦可能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移工担心丢了工作，因为离乡背井，是为了养家。而唐晓昕透露，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移工的家人都不幸染疫，甚至因而过世，移工不但要支援亲人的医疗开支，甚至要处理亲人的身后事，令他们的财政负担大增，“大部分移工都在这段时间寄多了钱回家，应付家里开支，所以她们不能失去在港的收入。”

至本报导刊登，Sulis终隔离完毕并返回雇主家中，结束了确诊的恶梦。

24小时候命，失去外出自由

事实上，移工与雇主间的矛盾，过往亦有不少讨论，只是疫情令双方关系更拉扯。

2020年1月底，香港出现首宗COVID-19外地输入个案；2月初则首次出现本地确诊个案，自那月开始，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的秘书、为前雇主工作7年多的移工Jec Sernande，有长达4个月无法在星期日到教堂进行礼拜，也无法回到工会办公室，照顾有需要的同工。“我的职责是跟进他们（移工）的状况，那时却只能遥距致电他们，或传信息给他们。”

“那更是我们唯一可以跟朋友谈天的时间啊，让我们放松紧绷了6天的神经。”Jec回忆起那段哑忍的日子。

疫情前，Jec每晚9时半左右就会结束一天的工作，进房间休息；即使长时间工作，在日间她也有一至两小时休息时间。然而，疫情后雇主一家长期在家工作，Jec变成了24小时候命，工作量大增。

清晨5时半，她到厨房准备早餐。雇主一家吃饱后，她就要为在家上网课的两名小孩连接网络装置，再督促他们学习。然后她到菜市场买菜，再为在家工作的雇主料理午餐、晚餐。晚上9时，她准备睡觉了，雇主却敲她的房门，着她煮个面条，因为还在客厅工作的他们想吃宵夜。

“累了一整天，睡觉时他们又来敲我门，我并不能好好睡觉。”她的休息时间减少之余，她更认为自己好像是被全天候“监视”。

疫情爆发后，雇主担心Jec会在染疫后传染全家，所以严格地要求她进行个人清洁消毒工作，包括：在她出门扔垃圾、买菜后需要用消毒喷雾喷过全身才能进屋；在全家人洗澡后，她才可使用浴室，洗澡后她要把浴室从头到尾清洁。

然而，雇主一家出门后回家，却毋须先消毒再进门，令她感到不解及觉得受歧视。

矛盾地，雇主也没有为Jec提供足够的防疫用品。Jec是唯一被要求在家中也须配戴口罩的人，但雇主每星期却只给她一个外科口罩及布制口罩，并不足以应付她的需要。幸好Jec可以从她所属的工会联会领取免费防疫用品，这才得以符合雇主的要求。

Jec向前雇主诉说她一周工作6天，已感到极度疲累，尝试表达自己需要休息和外出休假的需求，却遭前雇主以防疫为由拒绝，并表示若她不接受安排的话，就得终止雇佣合约。

但与此同时，她却眼见前雇主邀请朋友上门作客，此差别待遇同样令她感到被歧视，“COVID病毒没有差别待遇。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不只是家庭佣工。”

法定假期被夺走，Jec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仍在领着移工的最低工资（每月港币4630元）。她转述雇主的话：“你留在我家，我已经给你提供免费食物。”受合约和法律保障的权益，竟变成了雇主口中的恩惠。

直至雇主2020年中移民，终止合约，她才结束这可怕的生活。

被忽略的34万人

2月16日，新民党议员陈家珮在立法会辩论2021年施政报告致谢动议中指出，移工放假如常外出，并除口罩进食聊天，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容易受感染，认为移工“身为香港一份子”，在防疫前提下，政府应考虑在指定期间要求移工留家休息，避免外出，称此举涉“公众利益”也与劳工条例没有冲突。

另一方面，港府于2月10日起把“限聚令”人数上限收紧至2人，其后特首林郑月娥于2月18日宣布，对于违反限聚令的情况，“执法将不再仁慈”，违反禁令的移工同样一律会被罚款港币5000元。

高额罚款比政府规定的移工每月最低工资还要高，有港人发起众筹欲为移工缴交罚款，却遭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批评，并指劳工处会研究采取法律行动，阻止此类众筹活动。

2月20日周日，在移工假日集中地中环皇后像广场附近，有移工于街上聚餐、跳舞，也带着红白蓝胶袋和纸箱摆卖；劳工处人员向他们派发限聚令单张、展示相关告示牌。相隔一条马路之外，警员则在爱丁堡广场行人隧道内拉起橙色封锁带，要求移工离开，不准他们再度聚集。

当日，劳工处向9名移工发出违反限聚令罚款通知书，及向1名移工发出违反口罩令罚款通知书。

“我们作为接待移工的地方，并未尽好东道主的责任。”社民连马仔进一步指出，移工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他们是‘孤儿仔’来的。”

截至2021年年底，全港移工人数接近34万，但马仔指出，政府制定劳工政策、进行城市规划时，经常欠缺对移工的考量。一直以来，移工都被强制与雇主同住。他们的消费力不高，也缺乏雇主住家以外的休息地方。于是在疫情下，问题一下子全部涌现——移工工时过长、确诊后被逼流浪街头、遭受雇主刻薄等等。

“（我们）是被排除在外和受到歧视的。”Jec补充说，在疫情下，即使在住家以外的地方，移工有时也会受不同程度的欺压，举例指，她乘搭交通工具时，试过身边的乘客会因为她坐下而立即移到其他座位；她到菜市场买菜，有人会注视她，然后用她听不懂的广东话说“Pokgai（仆街）”等咒骂别人的粗俗词。

疫情尤其考验移工与雇主、甚至香港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要进一步保障移工权益，马仔建议政府多进行“小修小补”，例如取消移工与雇主强制同住的规定、为他们开设活动场地等，以带来长远改变。

“移工在政治制度里没有发声权，也没有人在议会中为他们说话。如果传媒不报导移工的事，他们就不会被看见，失去社会力量。”马仔希望，社会可以更关注移工议题，令他们不再被边缘化。

而且，他观察到，即使有外国驻港媒体作出疫情相关报导，信息也较零散；网络上又充斥着假新闻，须靠移工自己核证。他希望劳工处、入境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考虑透过网上渠道、短讯等形式，以多种语言发布消息，让移工更易获得官方信息。

为支援移工，外劳事工中心亦特意举办网上活动，例如瑜珈班、冥想班等，帮助无法外出的移工减压。唐晓昕补充，她也希望各政府部门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支援，透过部门热线向移工、雇主家庭提供指引、回应查询，“不能只要求每一个家庭遵守政策”。

染疫逾两周，仍在家隔离的Tres依然有咳嗽和背部疼痛的情况。她明白自己的症状较轻微，但仍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跟她跟进情况。“直至现在，卫生署还没有打给我。”她每天服用外劳事工中心提供的药物，以及自制的柠檬姜盐水，等待康复的一天。

至本报导刊出前，Tres告诉端传媒，最近一次的自行快测结果依然呈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