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對世界各地殖民地實則是採取各有不同的管治方式，以達到不同目的。疏懶一點，可據此簡化為掠奪式的方向，即針對資源的據為己用（如南亞地區）；又或是真正以大片土地去作為新大陸佔有繁衍後代（如澳洲）；而香港早期定位非常清晰，那是開拓中國的入門。不需要大量派駐英國人，而只需培養香港人作為買辦及生產力，於是，就算「事頭婆」在香港的用法，更多是流行於公務員階層（辦公室其時掛着女王肖像），但某程度上，香港人都在為英國打工（對英女王的效忠，符號化了這港英勞資關係）。這也成就了以「事頭婆」去切入港人英女王情意結的重要一步。

對女性從事某專業的泛指，即女性老板，這才迎合了女王不是皇后而本質上是國王的理解。英國對香港人與其說是殖民，不如說，其時英國是僱用香港人去幫它做生意。某程度上，香港人都在為英國打工。

英國國歌可以無視也可被改編

了解到這種關係，就不會意外，大部份在殖民時代成長的香港人，其實沒有太多被喚召為「英國殖民地公民」的需要，換句話說，是坊間沒有太強烈地需要對英國的效忠表態。這種分別，從當前社會對國歌作如何處理，即可見一斑。

老是想像着殖民時代香港人是如何被帝國勞役的局外人，似乎難以想象，我們那成長的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可以完全無視英國國歌的。舉真實而普遍的例子，我們在學校裏不用學唱英國國歌（部分政府管理學校有教學生在特殊活動時唱），不用背它歌詞，也沒升旗禮。大部份人唯一聽到英國國歌的時刻，諷刺地，是有段時期在電視廣播深夜結束時，才會出現，我們稱之為「收台歌」。而鬼馬的港人把開頭一句填上歌詞：「個個揸住個兜」（個個拿著個要飯的碗）。這經歷會用來描述一種在香港夜深人靜卻未眠的生活狀態，小島樂隊1985年創作的《不眠的星夜》開頭就有頗長的sample，以那收台歌作引子 , 國歌旋律後接上粵語長片對白，準確又不可多得地重現一種逝去的香港深宵家中經驗。

那種對英國國歌的不聞不問，可去到什麼程度呢？就是我要到十幾歲開始自己的英國搖滾愛好後，在樂隊Sex Pistols的名曲中，才知道那其實是叫《God Save the Queen》（SP 唱的是曾歷爭議的自創版本，面世於1977年女王登基銀禧紀念，歌詞第二句就直斥女王為法西斯）。

我們在學校裏不用學唱英國國歌，不用背它歌詞，也沒升旗禮。大部份人唯一聽到英國國歌的時刻，諷刺地，是有段時期在電視廣播深夜結束時，才會出現，我們稱之為「收台歌」，而鬼馬的港人把開頭一句填上歌詞：「個個揸住個兜（個個拿著個要飯的碗）」。

後來我們當然知道，英國人不着重在香港推展「英國味」，低調處理王室圖騰，實在是一開始就定好的策略，以免香港人一廂情願地當正自己是英國人。而更有意思的是，其實在其時的香港人，又有誰真會這樣想？於是，對英王室的情感，完全不屬於國家認同，而更多是實証經驗，或者正就是英方在港推行的核心：實利主義精神。

英女王版本硬幣的真正分量

那實利不一定體現在賺大錢，而是活在香港，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可信、便利的細節中。那可說正就是英王室的建樹，在殖民地香港時期真正值得驕傲的遺產：相對建全的制度及有效的執行。當我們都說英女王肖像和硬幣的關係時，在此要加深解說的是：我們可能過度忽略了那硬幣盛載的重量，這亦是一般旁觀者單憑聽歌或看圖不能領會的！

的確，那硬幣所代表的重量非比一般，那是英帝國及其屬土那穩重建設的實証，拿在手中，硬幣的厚重感，都超越了其時大部份能接觸到的中外貨幣。那是沒用過那時代港幣的人不能體會的。現在香港流通的硬幣，以一元為例，該有現已極罕見的1960年版，較多的1978年版和1993年洋紫荊版。當中1960年版就重超過11克一枚，後兩版也有7克，九十年代曾改用鍍鋼鑄造新幣，因太輕後又改回原重量。今天看來，女王頭像款，一面是頭像，另一面是獅子配以正體「香港壹圓」中英文，設計和氣勢上都自足穩妥，比起單以數目字「1」 過多留空的洋紫荊版來得飽滿工整。

如果香港對英殖時期的眷戀是實利出發，那毫無疑問，那印有女王尊容的硬幣，產生了最踏實的一種感覺。同樣，一度出現在各區的附ER徽的紅色郵筒，同樣泛着一股效率的意味，讓人放心，和那些出現在其時紀律部隊的襟章一樣，有那時候的一種尊榮寄托其中。

但更多叫人留戀的是不具體能見的制度變化，與及一種王室領頭傳播的精神心智。評論英王室功能時，另一個經常出現的盲點是，英王沒有實權，具體政策跟王室不相干。但這正突顯了英王室在融合君主立憲這開創性體制後，是如何在全球層面上發揮得最完美。日本不能做到，泰國更不用說。英國政要傳統上，悉心維護王室的尊嚴，等如票子和面子的兩面，在一種廣受認受性的現代化王室轉化中（從過往天賦的神權過渡到宣傳為人民擁戴的形象），一個受尊重認可的王室，令施政更有效，因為它把握了更難言說的精神層面塑造魔法。

那硬幣所代表的重量非比一般，那是英帝國及其屬土那穩重建設的實証，拿在手中，硬幣的厚重感，都超越了其時大部份能接觸到的中外貨幣。那是沒用過那時代港幣的人不能體會的。

那實利不一定體現在賺大錢，而是活在香港，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可信、便利的細節中。那可說正就是英王室的建樹，在殖民地香港時期真正值得驕傲的遺產：相對建全的制度及有效的執行。

如何解決賭博與貪污

這精神層面，套用到殖民管治中，是一種協助社會的「去昧化」，一種帶有思維啟蒙的號召。再套到香港實例，是兩個對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真正革命性的影响，它幾乎解決了兩個長期存在於所有華人社會世紀以來的陋習：賭博和貪污。

前者，是靠建立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把賭馬規範化，之後再擴展到其他賭博範疇。香港賽馬會不是1960年誕生，但早期的參與者多屬洋人圈，到戰後香港人口上升，由賭博及黑社會引起的社會問題更形複雜，政府順水推舟，以「御准」之名，廣邀市民參與，七十年代開設外圍投注，一方面增加稅收，另方面把舊時香港長存的賭業失控，黑社會操控等納入新的較透明的管理中，同時改變社會對賭博的態度。「英皇御准」四字，意味着一種最高級認可，往庶民「健康」興趣的娛樂發展出發，提倡負責任的賭博，扭轉社會和賭徒本身對賭博的看法。

另一更重要的，根本性把香港提升到全球最文明華人社會級別的，即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ICAC。今次，它名義上並非由王室「御准」，但成立時的最大突破，是直接向港督滙報，跨過政府其他權力機關，策略是以港督的最高地位權力去監督也是震懾下屬，也達至一種新的公民共識，提倡廉潔，樹立新的社會價值。這背景也得和王室的形象吻合，法理上，也是由英國議會受權港督執行，港督向女王和英國人民負責。香港人沒有能力選港督及制衡其施政（其時行政會只是諮詢角色），但帝國總部渴望推進其管轄地區的社會演進之心在個別地方卻適用，作為一種去昧化也好，更重要是讓施政更有效。由社會民生的建屋、九年免費教育、醫療都廉政都集中在特別是麥理浩主政的1971年至1982年十年間。

由此，我們可得見，英殖時期的香港改造，雖然來得很晚，可以說是近至回歸前三十年前才突然加快腳步，可就是這三十年，由1967年至1997年，說它是華人世界中，曾經擁有過最文明自由開放的社會形態，是華人社會最幸福的時光絕不為過。

因為英國人聰明之處，是以王權為精神指引，伴以實際的基建去進行社會更新，在進步繁榮之中拿得最豐富利益。你可以批評說，英王室或英國政府政策對香港是假仁假義的，但經歷過的人，卻認為那些先進文明的設施和制度是最真實的。中環皇后像廣場是開埠時期的領土侵佔圖騰，但伊利莎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是真實地救活無數家庭的，維多利亞公園是鬧市中不可多得的棲息地，我們共同的記憶場所，無論是悲是喜。

在眾多制度的落實過程中，伴隨着武力，英國將文明（過往是民間通過宗教傳播）以契約形式帶到各地，英王室就如那契約上的紅色爉印一樣，以滿有儀式感的形式，最後烙上，從此，人人得以正視尊重與遵從。這是英國人珍視，也曾傳播到香港，的現代商務核心契約精神。

另一更重要的，根本性把香港提升到全球最文明華人社會級別的，即七十年代成立的廉政公署ICAC。你可以批評說，英王室或英國政府政策對香港是假仁假義的，但經歷過的人，卻認為那些先進文明的設施和制度是最真實的。

個人成長影響：「全人」人格

而在個人成長層面，則非契約精神之影响，而是作為「全人」的人格鍛練。英王室及其香港代理（歷任港督），一直灌輸一種「紳士價值」，再結合騎士精神，導至一種影響極廣的香港成長價值觀。這裏說的，非指刻板印象中那西裝帽子雪茄紳士，而是一種做人的品格與格調。在最基礎的層面，是身心健全發展，為人正直，鍾愛大自然。在我們就學青少年期，香港學生對愛丁堡獎勵計劃（由王夫愛丁堡公爵設立，現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都耳熟能詳，那是通過參與社會、戶外活動、學習技能及運動等考取不同獎章。理念是從真實外界社會及大自然中學習成人。

而由英國政府及王室授權的港督，在香港的形象就更以熱愛戶外運動見稱，那其實是極盡騎士之風的海外延續。那就不難怪，要數英國在今天香港的遺產，麥理浩徑仍是構成香港地理體驗的最重要一環。就是1979年前後，政府系統性的開發郊區作為香港後花園，提倡安居健體，做一個全人，成為幾代人的追求。也是在同一年，麥理浩赴北京見鄧小平，成為除了當時核心中國官員以外，應該是第一個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的外人。他回來時沒有即時公布這消息。

當英國高層秘密謀求應對之時，對外仍鼓吹着那種健康和親近自然之風，說回頭也是跟王室擺出的姿態一脈相承。我們當知道那是官方宣傳的一部份，就是英王室成員對外形象，從來極重視戶外運動。我個人最喜愛的一張女王生活照，是1968年拍於Badminton 馬術比賽的一張。她和王夫靠在一部軍綠色Land Rover上，二人的格仔田園風打扮可比得上時尚雜誌造型，王夫在車頂，女王在車側，胸前掛着望遠鏡舉起左手擋太陽光看着遠方。當然是精心擺拍，但擺拍確也分高低手。此圖建立及傳播的神話，在那背後草原和樹枝之前，是那熱愛戶外，具探索性的一國之君，把文明帶到荒蠻。

英王室及其香港代理（歷任港督），一直灌輸一種「紳士價值」，再結合騎士精神，導至一種影響極廣的香港成長價值觀。那實在是一種品格的渲染多於其他，為作為一個「全人」的要求作好準備，而所謂全人，最簡單基本即為健康幸福，再配以養成的禮儀、教養、學識。

英王室在塑造家族健康形象上大部份得心應手，一方面確實建基於英式傳統中的貴族紳士子弟參與社會（特別是參軍）的傳統（二次大戰期間，上戰場犧牲的貴族子弟不計其數），其時為了宣傳抗戰，女性亦大規模參與後勤，才出現了英王室中女性就算是女王公主都懂得修車，投身工業生產的場面。這種好動的王室成員形象，給香港人印象最深的，該首推熱愛馬術的安妮公主，她來港參觀時也馬服一道，在新界馳馬騎行。看慣了如此出巡落區場面，試問正常的香港人又怎會對那些千篇一律的握手鼓掌和機械式的講話場面感認同？

那實在是一種品格的渲染多於其他，為作為一個「全人」的要求作好準備，而所謂全人，最簡單基本即為健康幸福，再配以養成的禮儀、教養、學識。這是英國王室輸出的其中一種英國軟實力所在。經歷那麼多代人，伊利莎伯二世面對的，是一個帝國影响力下沉，兼大眾傳播媒體崛起，把王室去神話化的紀元。但英國王室的力量最厲害之處，就是把這挑戰化為強勢，化被動為主動，有時成功（像上述這些形象），有時不能（像戴安娜意外）。但起碼在這過去七十年間，它証明王室有能力順應潮流去自我更新。

在此品味、教養與格調普遍失落的時代，不是說帝制，而是說傳統上由王室帶示範作用的優良全人品質該更形珍貴。面對大英聯邦崩離的危機，王室可保有多少這些傳統和影響力，正視乎它能保存及傳播多少被英女王發揚光大的這種格調與智慧。至於王室與人民的關係，這裹也清楚說明了：

所謂民心，不是你叫子民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而是你為子民做過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