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廿九團年夜,時間將近8時,油麻地彌敦道上大多店舖早已收爐關門,人們正急切回家相聚,可是「權發小廚」仍然燈火通明。這是一家兩餸飯店(售賣兩個小菜的飯盒)。在廚房裏,50歲出頭的老闆吳偉權正俐落地將大抓鵝腸下鍋,拋著大鐵鍋猛火爆炒。上好盤後馬上送出店面,嵌進那20多款小菜的佈局當中。
剛炒好的餸菜熱氣蒸騰,熱得擋在食物前的玻璃凝滿水珠,看對味兒的人馬上就點菜,由店員迅速打包拿走。門外排著一條50人的大隊,在店內還沒想好菜式的客人壓力好大,只好迅速決定:招牌的黑醋骨、豉椒鵝腸想必沒錯。
這店原在80年代做酒樓起家,但受疫情打擊結業轉戰兩餸飯。開業至今3個月,每天至少賣出1000盒;在政府禁止晚市堂食後,生意就再多長三成。「我覺得這店還有上升空間。」某天下午人潮稍退,老闆娘Kitty坐在店裏向記者預視未來,「你會看到有很大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拿Hermès(手提包)的都會買兩餸飯。」她說。
在香港,疫情蔓延足足兩年,第五波疫情又來了。人們深陷在經濟低迷的年代,當住屋交通支出不能省,就開始對食物開支計較。帶著強烈庶民性格的兩餸飯店在逆市中冒現,是極其鮮明的現象之一。根據「香港兩餸飯關注組」統計,現時全港約有270家店,當中旺角一帶就有30家,大部分售價由25到40元港幣不等,其中最便宜的只賣17元。
人們飲食選擇與習慣開始轉變,這對部份飲食業者來講,可是自己重生的轉機。而之於食客,當兩餸飯成為日常,在咀嚼中,他們也慢慢吃出一種「精神」來。
從核突、頹、窮到「抵食」
過去的聖誕假期,24歲的小李試過連續7天都在吃兩餸飯。「不想思考、懶得想,然後又說什麼病毒來了,就不敢出去,」在香港中文大學飯堂裏,還是挑兩餸飯來吃的他說,「暫時還沒吃膩。」
去年9月,小李從大陸來到香港讀研究生,和3個朋友共住在大角咀。以前,他一直聽人家說香港節奏很快,「人一定會跑著走」,但來了香港他才發現,「好像並不這樣」;反而沒騙人的是高物價。剛到埗,小李發現超級市場3顆青菜要10元,「比大陸貴一倍」。在堅持煮飯1個月以後,4人敗給了懶惰,開始點外賣,吃的都離不開燒臘和茶餐廳,一頓要50、60元,「有點貴。」
一天,小李到樓下一家包點店買燒賣,發現店家還有兼售兩餸飯,「發現欸還不錯,就開始吃」。身材稍胖的他也有注意飲食,差不多每天,他都會選一個菜和一個蒸肉,「像茄子就很油膩,那我就不點。」滿滿的一盒才29元,「跟茶餐廳比較確實便宜。」小李形容,這是平民之選。
現於大角咀,光是一個馬路轉角已經有兩家兩餸飯店。每天傍晚6時,門外就有人龍出現,前面排着隊有的是穿西裝的辦公室女士,後面是學生和中年大叔。但此前,兩餸飯未曾成為香港飲食的主流,除了專門經營的店家少之又少且低調,人們對於兩餸飯的觀感也不怎麼好。
27歲的Brian是一名音樂導師,在北角一家琴行上班,中午趕時間就吃兩餸飯。一個女學生知道後好驚訝:「嘩!(兩餸飯)不是食物來的!是飼料、不能吃的。」這說話雖然有點難聽,不過恐怕在以前,這種看法或是主流。
在香港的大學食堂裏,兩餸飯有一個別稱,叫「頹飯」。但頹飯又不拘泥於兩餸飯,它泛指那些價格便宜、食物單一的飯餐,像是腸仔煎蛋飯、粟米肉粒飯就位居頹飯之首。曾經有一位中大校友在網誌這樣評論:「重覆了(食材配搭)幾十次的輪迴,(吃到)有生不如死的頹廢感,這才是『頹飯』的真意。」
對於構成「頹」的特質,Brian 認為除了食物本身,還需要加上態度不怎麼好的員工,以及「好求其(隨意)」的裝潢配合——兩餸飯因為價格低廉,工資成本基本不包任何服務;人們又因為趕上班上學,通常以外賣為主,如是者,食店不需要裝潢氣氛、也不需要音樂情調。
為什麼這麼「頹」還要吃?因為兩餸飯填飽肚子綽綽有餘。
飲食,總離不開生存與生活。「你食米芝蓮是生活,但兩餸飯的出現,更多的是生存。」研探香港飲食文化10多年的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師蕭欣浩說。香港人以工時長榮登世界之最,下班以後只想快速解決飢餓,趕緊休息,「無論你兩餸三餸,再不好吃,你都覺得隨便啦,我只是要食飽、生存。」
有時候,選擇吃下肚的食物,是一條井然的階級分界、確立自己身份的一種象徵。但自疫情爆發開始,香港失業率一路攀升,階級分野越來越模糊。根據統計處數據,2021年初失業率曾一度上升到7.2%,重返2003年沙士水平。社會上有人丟掉飯碗,飛機師也要轉行開 Uber,每個人都省吃儉用,「你一個月只有3000元吃飯,那你怎樣選?」「你會選兩餸飯囉。」
消退的經濟促成洶湧的客源,一體兩面地成為兩餸飯店數量井噴的主因。而當越來越多人看準人流趨勢,摸爬滾打地投入市場——箇中又不乏像「權發」一樣、從大酒樓離開的經驗大廚另起爐灶——有競爭就有進步,伴隨而來的是兩餸飯一場「大翻身」。
「那些東西高質了、高質到你覺得比茶餐廳好吃,那就出事了!原來你吃30元的一個飯盒,等於平時吃60元的那個,那當中的30元去到哪裏呢?」當兩餸飯也開始有水準可言,人們反照茶餐廳的價格,會發現食材其實可以好便宜,付出的反而「好大部份錢去了交租」。
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一道菜講求的是色香味美、佐以環境服務,付了錢、吃的是剛煮好上盤的那刻「巔峰狀態」。可是現在無法堂食,所有美食通通要打包拿走;環境服務沒了、食物狀態無法再「巔峰」。蕭欣浩公道地說,茶餐廳或酒樓或許炒得有鑊氣一點、熱一點,但回到現實層面,「為什麼我不選便宜些的那個?」
這就是兩餸飯熱潮的濫觴。「大家不想太多人、不准堂食,但又想食飯、褲袋又沒什麼錢的情況下,(兩餸飯)是吻合的。」
兩餸飯的戰國時代
如是者,兩餸飯脱胎於「窮頹」的概念,在積攢了5萬名成員的Facebook「香港兩餸飯關注組」裏,每天都至少有20個帖文在分享「情報」:哪裏有新開的店、哪一家好味道、份量足夠又便宜。
44歲的Andrew是群組版主,正職是一名社工。在荃灣的一家兩餸飯店,他一邊吃著飯,說起當初組群純屬「好玩」。前年的節禮日(boxing day),他和家人到酒店 staycation(宅度假),兒子在打機、老婆看電視,他坐着無聊就開了群組,只邀請朋友進來。可沒有想過會吸引這麼多同好,自己也成為熱潮的推手之一。
因為喜歡吃、經常吃,Andrew常常被誤以為是某店家的打手。但倒是吃多了,他已經能總結出各店家的真味,訪問時,他像「食神」一樣評價起眼前的兩餸飯:「蘿蔔戳進去是軟腍的,魚也很新鮮,不過很多骨我不喜歡…..」他又用筷子翻一下碟上的咕嚕肉,「試過一些整塊都是骨頭、很多粉,但這裏的真的是『啖啖肉』(每一口都是肉)!」
對於兩餸飯他不挑剔,偶爾有點要求。「外面茶餐廳蒸一塊魚也要40多元,可能連一碗湯也沒有,但這裏已經有3款菜。」快速衡量過後,他總結:「划算、可以。」
事實上,兩餸飯並非新事物。Andrew記得自己初嚐兩餸飯是在預科年代,那是1996年,他在牛頭角工廠區打暑期工,中午放飯肌腸轆轆,一下樓最快能吃的、最有住家味道的就是兩餸飯。在群組中,也有人提到自己曾經在90年代,吃過由客貨車供應的兩餸飯,售價僅10來元——這還未算上大陸飯堂早有自選菜、台灣的自助餐和馬來西亞的經濟飯⋯⋯但不論哪個地方哪個人,所講述兩餸飯特性都是相似的:快捷、便宜、面向勞動階層。
蕭欣浩也有另一種有趣的觀察。他回憶在20年前的學生時代,不少酒樓在傍晚時份都會炒好幾個小菜,放在底部有蒸氣加熱的攤車在門口擺賣,「這種飲食模式是兼售、兼賣。」
在香港,酒樓員工一般在午市與晚市之間,會有一段休息時間,行內俗稱「落場」。蕭欣浩說,精打細算的老板會用盡時間,在晚市前叫員工「炒幾個小菜,放出來就開檔」——目標對準那些下班買外賣的人,在時間的狹縫中多賺一點,「但它是否真的靠這條水(財路)去支撐整家餐廳呢?」「不是。」
直至2020年,兩餸飯店不止復興,還瞬間「大爆發」。去年11月底,Andrew在Google製作了「香港兩餸飯地圖」,由群組成員共同報料標記,如今地圖已經密密麻麻標滿270間,當中不乏加盟形式經營的店。他形容,兩餸飯店已經進入「戰國時代」。
一頓飯,吃出一種韌性
飲食是人們的日常,既簡單又複雜。定時定候吃飯,已是人們幾千年以來內化而成的一種自然習慣。但在平面的習慣背後,擠滿的是一家大小生活的瑣碎、又或者是沉甸甸的社會精神與韌性。
在4歲的女兒上了幼稚園以後,Mandy幾乎沒有一天是屬於自己的。每早7時她就要起床,先忙完一大輪家務;9時叫女兒起床吃早餐,「小朋友吃得比較慢,要吃一個鐘」,接著送她上學。女兒讀的是下午課,學校離家10分鐘車程,但因為來回車資要多花10元,她一般留在學校幫忙,直到女兒4時放學。
但放學,又是另一場時間競賽的開始。趕在女兒9時半睡覺之前,Mandy還要捉緊幫她洗澡教功課,「K2(低班)要開始寫字,她還沒適應到,比如『水果』兩個字就寫不到」。丈夫從事物業管理,上大夜班,見平日只有自己和女兒在家,Mandy乾脆壓縮吃飯時間買外賣,爭分奪秒。
在生小孩以前,Mandy是一名文員,她說那時候比較舒適,因為自己賺的工資自己花,「不用這麼多顧慮」。到現在成為全職媽媽,家庭開支就全靠丈夫一個人撐住:在每月收入不到兩萬元的基礎上,光是食品開支已經佔3000元,還要加上書簿交通租金等必要支出。
根據統計處數字,2020年港人每月收入平均是1.9萬港元,但日常開支就已經去掉1萬元。如果以家庭為單位來算的話,每住戶平均每月花3萬元 (以2019/2020年度、每戶平均2.8人計算),食品開支佔逾兩成半,其中大部分為外出用膳及外賣。「其實我寧願自己煮,但是因為時間不夠。」她說。
吃膩了連鎖快餐店,兩餸飯的出現就是一種另類的「住家飯」。以前,Mandy曾聽丈夫形容,吃兩餸飯的大多是上了年紀、獨居的同事。不過生了小孩以後,她發現「原來不是的」,「有時候忙也是一個理由」——30元,可以在緊實的日常裏兌換些許餘裕。
現在身在澳門的曉丹(化名),也深深感受到飲食時間在人們生活中充滿張力。曉丹今年25歲,早在大學時期開始到深圳創業,趕在「天地堂」之間(兩節課中間相隔數小時)兩地跑。回想初創業時客源不穩,收入緊絀,20元人民幣一頓兩餸飯,是他最大的慰藉。後來打滾久了,人脈漸廣,曾有機會到外國做採購,走一趟就能賺3、4萬元,他再沒吃過兩餸飯。
「我吃『一盅兩件』(上茶樓),慢慢享受。」曉丹很坦白,覺得兩餸飯還是口袋「比較窮」的選擇,在經濟能力許可的情況下就不會吃了。
前年2月初,香港與大陸正式封關。由於需要經常跟大陸客戶聯繫,曉丹從香港移居到澳門,每日依舊穿梭關口,生活在雙城之間。這兩年,他留意到在珠海關口附近也冒現不少兩餸飯店:一排桌子一排椅子,食客都是匆忙吃完就走。那些大多都是水貨客,乘着澳門往返大陸只需要檢測免隔離,每日依舊頻繁地螞蟻搬家。
一天,曉丹結束工作隨意走進一家兩餸飯店,頓時感受到一種勞動的氣息。烈日下,水貨客們點好菜便揮汗扒飯(飯往嘴裏送);在他們狼吞虎嚥的吃相中,曉丹形容那眼神是「堅定的」——「他們很快吃完,又回去多走一轉,多賺100元」。世道艱難,他看到當年為生活拼命的自己,「就是這樣拼搏。」他說。
記者好奇,怎樣的眼神才算是堅定?曉丹提到深水埗明哥。「到明哥那裏吃飯,你會看到人們的眼神是比較恍惚」,也許頭髮蓬鬆、腳夾著人字拖,「比較窮、沒什麼自信」。
「深水埗明哥」全名陳灼明,今年70歲,向基層派發飯盒將近14年。現在有兩家店:一家茶餐廳、一家專賣三餸飯,在同一條街道上對望着,大隱隱於市。「一魚一肉一菜」的飯盒只賣25元,「其實等於是窮人的飯堂,」身材清瘦,頂著一顆花白平頭的明哥說,他一點都不介意「窮」這個標籤,「不要緊的,因為你真的需要嘛。」
明哥在80年代擔任飯店大廚,1995年開始頂手經營,「白天做飯市、有中茶,夜晚做火鍋小菜」,「好好生意」。不過在美國發生911事件後,全球航運供應鏈受到影響,連帶生意一落千丈。他把晚市轉營三餸飯,只賣15元——自己全是「一腳踢」(獨自一人幹活):從早上5時做到晚上12時,全包拿貨、炒菜、清潔維修,「有空就睡,沒空就不睡」。
長工時但近乎成本價出售的飯餐,根本賺不了錢。明哥也志不在此,「我維持夠交租夠出糧就不加價」。他認份,只希望基層都能吃上一頓飯——便宜的兩餸飯,確實養活這一頭好多人,「深水埗的一個特色就是最多新移民。」明哥說。
這些年來,他坐在店裏日復日看着街上人來人往、進進出出,少數族裔、老弱殘窮或新移民的,「賺到錢、買到樓就搬走;申請到公屋、結了婚又搬走。」舊的一批走了,新的又來補充;其中那些生活拮据的,又會來吃他的飯。
明哥的3元茶芥,從開業以前至今都沒變過,三餸飯口味仍舊家常,價錢經濟實惠。
我的字典裏開始有兩餸飯?
香港並非第一次面對疫症來襲,也非首次迎來經濟倒退。這讓部分人想起2003年沙士肆虐香港,飲食業界風聲鶴唳,兩餸飯店曾一度彈起,但又急速消散。蕭欣浩是見證的其中一人。
沙士時他20多歲,初投身餐飲業不到1年,就目睹中菜館深受打擊,不少老師傅被逼轉業。社會上百業待舉,實惠的兩餸飯乘勢而起。可幸的是,當年疫情維持不到1年,老師傅還沒轉型、兩餸飯也未成氣候,酒樓已經重開。但現在情況全然不同,「疫情發展,我們開頭都是預想(維持)幾個月而已,現在足足兩年。」Kitty沒好氣地說。
對於飲食業者而言,這次疫情是具毀滅性。Kitty向記者數着,經營一家酒樓,光是找人承包洗碗1個月就要10萬元,算上租金人工起碼支出200、300萬元,「賺錢是在晚市那裏。」但疫情從前年年初三開始爆發,「接著就沒有人來」,到政府首次宣布禁堂食時,他們乾脆連酒樓都不開了,「只賣兩餸飯。」
香港人窮則變,變則通。在防疫措施限制下,「便宜又大塊」的兩餸飯成為人們裹腹的新寵兒。「人們開始意識到吃飯不一定要去茶餐廳、冰室、魚蛋粉,兩餸飯成為了我字典裏的其中一項,和台式奶茶一樣。」Andrew感覺,這種風潮跟過往珍珠奶茶的大爆發很相似——由一些老小店率先開始經營,其後迎來消退,再到一些大型連鎖奶茶店開始進駐,「市場就穩定了」。
那麼兩餸飯會不會也是這樣呢?「我不敢說。」
不過,擁有20多年飲食業經驗的Kitty說,已經嗅到市場「惡化」的氣味。「我告訴你,香港市場已經飽和,肯定弱肉強食、要篩走一批」,她說,「太多了!」而無論她的直覺是否正確,如今的確,目之所及香港所有地區的餐廳、空舖都在轉型開張。野蠻生長的數量,讓市場快速進入臨界狀態。
蕭欣浩提到,當年沙士時期瞥現的兩餸飯「起不到步」,除了因為吃的人不夠多,還有一個原因:「媒體沒有幫手。」在去年12月底至今的1個多月,Andrew大大小小接受了近10個訪問。在媒體不斷推波助瀾下,熱潮來得又快又兇。
但有一天,「潮流會退的嘛。」他嘆道,現在於池中「爭食的人太多了」,一旦疫情過後經濟好轉,新的一波風潮趕來,食客散了,那就是淘汰賽的開始。最後能留下來的,只有穩紮穩打的店。
那麼誰是兩餸飯中的盤石桑苞,誰又只是浮光幻影?蕭欣浩說,能留下來其中一種,是像明哥一樣的老店。「它是不是很好吃?不一定是。」然而老店紥根社區多年,與食客之間早已形成感情默契,「簡單一點說,養了一批客。」像明哥自己也直言,無論社會經濟好與不好,他們都不會受到影響,「一定有一班基層吃我們的飯。」
可新爆發的店就不一定。面對每天人潮流轉,點菜打包的快速節奏讓它無法跟明哥一樣打溫情牌,與食客建立深厚關係。到經濟轉好之際,食客難免就會像電視機轉台一樣,轉到其他食店去——也因此,走便宜路線的店也未必奏效。最後還能在退潮中不被沖走的,獨唯是那些多用心計較品質的飯店。
訪問權發期間,廚房裏一直傳出炒菜的鑊氣(鍋氣)聲。每當談及經營模式和手法, Kitty一直都流露出自信:「旁邊那間(兩餸飯)店開了9年,賣33元還包飲料,為什麼我開在它旁邊我有種賣41元?就是我有這樣的自信,我有的東西他沒有!」
早前,曾有電視台深入廚房,訪問老闆吳偉權。主持人隔著調料桌調侃地說:「其他大廚都做到啊,你有什麼優勝的地方?」吳偉權立馬放下手中直徑22吋的大鐵鑊,轉身過去瞪大眼睛、很認真地回:「不是,不行的!很多都炒不到的!」現在權發的每道小菜都由吳偉權一手包辦,日炒過百盤。
這種自信並非憑空而生。兩夫婦在真正的熱廚房打滾多年,深知只有品質才能留得住食客的胃和心。Kitty多番強調,自己是堅持用過往酒樓的質素來經營兩餸飯,所謂「蔗渣價錢,燒鵝味道」。「梅菜扣肉保證用新鮮豬肉、(蝦仁豆腐)用百福(品牌)滑豆腐……」Kitty說,這一切都很難仔細地告訴每個食客:「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是高一點」。
他們的目標不在於低價、一頭熱的市場,「我想我走得長遠一點。」說罷,她喝了一口杯中正泛著油脂的咖啡,小聲告訴記者,「我們咖啡是即磨的。」意思是,別家不一定有。
選擇與不選擇的自由
不過話說回來,還是讓人好奇且無法完全解釋的是,為什麼彈起的是「兩餸飯」?不能是同樣便宜的滾湯熱麵嗎?記者嘗試把這個問題拋給所有受訪者,而他們大多顯然沒有深究過。
「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硬是覺得吃點飯有些菜會好一點。」Mandy如是說。「習慣吧、習慣吃這種菜加飯的。你問10個人,9個都會選擇飯加菜。」小李也是這樣認為。
像是無解的問題,最後由蕭欣浩揭盅:一切的重點在於「飯」,「老人家說,食飯有正氣。」
中國南方盛產水稻,當地人自然以米飯作為主糧、金錢:誰家「有米」,就誰家有錢;沒米下肚,就總覺得沒力氣。在疫情之初,政府連續數番宣布禁堂食,市面上曾出現一波波「搶米潮」,彷彿也說明了米飯在所有家庭飲食中的位置。而如果細心留意,一些幹體力活的大叔在吃兩餸飯時會喊「多飯」,結果飯勺得像一座山那麼高,「他未必追求好吃,但他因為要幹活,真的要飽囉。」蕭欣浩說。
除傳統以外,一個有關兩餸飯受青睞的重點,是有關選擇的自由。Brian自言吃了12年三餸飯。在中學時期,他差不多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點兩餸飯的機會,「我以前很喜歡吃肉,幾個菜都是叫肉。」
「是感覺划算嗎?」「開心一點囉,喜歡吃什麼就什麼,像自助餐這樣。」所有配搭都能選擇,所有選擇都是「自己選」。他形容,這是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一個好大的自由」。Andrew補充,雖然兩餸飯店沒有菜單,但是「透明度會比較高」——從菜式、價錢、食物熱不熱,光用眼睛就可以看到,而後再決定是否光顧。
然而,有人還是會向「選擇的自由」潑下冷水,說其實菜式總是重覆出現,調味的汁醬還是相近——兩餸飯看起來好像很多選擇,但並不是真正有選擇。Andrew表示自己不會跟別人爭論兩餸飯的精神,「他們可能也是對的」,但是他說最重要的是,人們還是有選擇「不吃」的自由。
作為研究飲食文化的學者,蕭欣浩則不願意過份解讀一種食物。「我不會將兩者等同,有選擇是否等於100%自由呢?我覺得不是。」他說,其實在香港一貫的飲食文化裏,人們從來不乏選擇,「你去食點心有選擇、去茶餐廳有ABC餐,全部都是選擇,烘底不烘底(把麵包表面烤至香脆),都是選擇來的。」
不過他也很理解,現在很多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難不跟香港當下的政治語境有所連結。當吃兩餸飯都被捧成一種「自由」,就是因為「現在無論政治不政治也好,很多人就是覺得他無得揀(沒得選)。」蕭欣浩小小聲地說。
這種想法正正是Andrew所擔憂的。在訪問的最後,他回想當初群組成立,除了好玩以外,還是有著特定的時空背景。當年國安法通過不久,社會氣氛肅殺,「大家好像不能再講,或不想再講時事政治」,加上無法旅行散心,美食儼如成為一種慰藉。於是上至火鍋盆菜,下至魚蛋粉也有人開設關注組。
經歷因社會運動所造成的社會割裂與對立,群組至今成立1年多,Andrew發現還是有很多人是渴望溝通、多拿資訊,「是喜歡有選擇、有透明度的」。他自感作為一個橋樑、中間人,很應該把這些背後的價值「重新帶出來」,「有些群組會說明不討論政治,但我的群不會。」
Andrew覺得,現在壓抑的外在環境下,時局的變化令言論空間變小,「權力上的壓迫不能說,沒得去旅行、還沒通關不能說」。但是美食是不會消失,兩餸飯的精神也可以是價值的一種轉譯——那些不能直說的,「就在群組裏繼續用飲食去說吧。」
(實習記者陳欣陶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看饿了 谢谢端高品质、新角度的报道
Thanks. Good article.
貼地!
香港人嘅自由已經無乜
連入商場都要scan code
可能最後只剩返選擇食乜餸嘅自由
兩餸飯還有一個比湯麵優勝的原因,就是通常大盒多餸加容易留過夜。青少年時我和姐姐晚上兩人一起吃一盒兩餸飯,還有剩還可以留到明天再吃。
港味
在nyc的第一年我也经常吃两𩠌饭,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很便宜我买一个能吃两顿,很适合懒得出去吃饭的时候。
在中共治下,香港經濟欣欣向下,市民重新擁抱「兩餸飯」,「可喜可賀」。
好 喜欢这种带烟火气的文章
好文
很喜歡這種以小事看社會的文章
沒想過隨處可見的兩餸飯可以倒映出現今的社會
喜歡記者文字的質感。
當你購買兩餸飯時,你會有「自由選擇」的感覺。
一文睇清兩餸飯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台灣自助餐自己夾、內用多、價格憑老闆心情定,比較類似的應該是便當店(肉+幾樣配菜自選),港式燒臘在台灣也大多走這個路線經營
我倒是能理解為何「兩餸飯」為什麼會比麵更受歡迎,1. 南方人偏向以米飯為主食。2. 飯比麵更頂餓
或許兩餸飯對於許多人來講,是沒選擇中的好選擇。兩餸飯的自由不自由,每個人的體會都會不同。
兩餸飯方便外賣拿回家吃,這類兩餸餐廳座位不多(舖租貴嗎),位置比較狹窄。再加上疫情原因,一般是外帶回家或者會辦公室食。車仔麵湯水多拿回家/辦公室比較麻煩。麵食泡湯太久也不好吃。部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一般的麵食份量不夠飽。
要是能做一篇北京没盒饭的选题就好了。香港有两餸的生存空间不稀奇,北京没有才稀奇。
// 不過話說回來,還是讓人好奇且無法完全解釋的是,為什麼彈起的是「兩餸飯」?不能是同樣便宜的滾湯熱麵嗎?//
我是少數人,比起兩餸飯,我傾向食車仔麵或者牛腩麵之類。話說回來,以我經驗來看,麵類普遍比兩餸飯平多了。
兩餸飯有些菜式若果自己整會好費工夫,譬如生炒骨,椒鹽豬扒等等要粉漿要炸之物。
2020年人均GDP大約35萬,人均入息中位數才1萬九千,反映的問題其實更嚴重。
很喜欢这篇文章,非常感谢作者敏锐的观察和思考
最后两𩠌饭作为”自由”的叙述有启发性但也克制。喜欢
几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