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梁柏練：在香港，被「人道毀滅」的動物們

最近香港又經歷新一波疫情，銅鑼灣某寵物店內一名店員檢出Delta病毒，店內125個動物樣本中的11隻倉鼠對病毒測試呈陽性，政府於是決定將全港34家寵物店相關的二千多隻倉鼠和小動物（包括兔子、天竺鼠、龍貓等）全部殺害，更要求市民交出12月22日及之後購買的倉鼠作「人道處理」，激起不少爭論。有人認為做法太殘忍，批評政策不人道，亦有人覺得為了防疫，犧牲動物是無可厚非。網上流傳一段影片，一個男孩對著即將被交出去的倉鼠籠嚎哭。而根據新聞報道，有人甚至把養了兩年的倉鼠交出「處理」。

倉鼠如何感染病毒還未知，政府聘用的醫學專家袁國勇就指，不能排除倉鼠傳染病毒給人類的可能；而隨著民怨四起，袁國勇又說疫苗能有效應對變種病毒，若所有市民特別是長者已接種，就不需人道毀滅相關倉鼠。他強調病毒若於社區爆發，可導致過千名未接種疫苗的長者死亡，說明人道毀滅倉鼠是保障長者生命的唯一辦法。這種將動物和人類利益對立的說法，令不少市民覺得被情感綁架。短短幾天，已有許多人質疑政府做法。

將動物和人類利益對立的說法，令不少市民覺得被情感綁架⋯⋯「人道毀滅」甚至是香港這個「潔淨城市」一向對流浪動物的處理手法，它除了拷問公部門的生死予奪，也拷問這座城與動物的一向的權力關係。

官僚思維或許不難理解，但這次倉鼠事件使市民重新審視政府防疫措施和動保政策，更何況，僅在幾個月之間，香港對動物進行「人道毀滅/處理」而引發的巨大爭議，就有三次。而如果放長時間感來看，「人道毀滅」甚至是香港這個「潔淨城市」一向對流浪動物的處理手法，它除了拷問公部門的生死予奪，也拷問這座城與動物的一向的權力關係。

人道毀滅

仔細地說，安樂死有分被動和主動。被動安樂死，是醫護評定額外的治療不再有效，停止醫療垂死的病患，任他自然死亡。主動安樂死，是當病患在肉體或精神上遭受極大痛苦，醫護主動結束他的生命。被動和主動外，又再分自願、不自願和非自願。自願安樂死是經過當事人同意或主動要求；不自願安樂死則是違反當事人的願望；非自願安樂死則是當事人無法表達意願。

我們不清楚動物有無認知生死的能力，但就算有，牠們都無法向人類明確表達意願，故動物安樂死總是屬於非自願。多數人都接受被動和自願安樂死，反對不自願安樂死，故相關的爭議都不大。爭論最熱烈的，是主動而非自願的安樂死，在動物的案例，便是所謂的「人道毀滅」。然而，無論幾多人覺得人道毀滅有問題，提出反對，這始終是香港許多動物的結局。

我一直覺得「人道毀滅」此說法不好，「毀滅」是對死物的，對動物就是「殺」，應老實點。結果現在改稱「人道處理」，連實際意思都要隱瞞。用字的不同會影響人的道德情感，普遍而言，「殺」很差，「毀滅」不好，「處理」則無特別。硬把「撲殺」說成「無害化處置」或「人道處理」，不單是漠視生命，更是顛倒是非、操控情感的表現。

「毀滅」是對死物的，對動物就是「殺」， 應老實點。結果現在改稱「人道處理」，連實際意思都要隱瞞。

人道毀滅的執行方式有很多種，以前香港爆發禽流感，要短時間殺死大量活雞，漁護署派人直接將成堆的活雞放入垃圾膠桶，再灌入二氧化碳焗殺。但最常用的人道毀滅應是藥劑注射，除一下針痛外，不會產生其他痛楚。注射後，藥物會先抑制大腦內的感覺中樞，使動物失去知覺，然後抑制呼吸及心跳，導致死亡。漁護署指，有訂立出人道毀滅的實務指引，供相關職員及獸醫依循，執行時，會用注射性麻醉藥，注射部位由獸醫視乎情況而定，一般會先在大腿或臀部的肌肉注射，再於心臟注射。至於這次撲殺倉鼠，漁護署無具體說明到底使用甚麼方法，但在傳媒拍到的一些照片能見到藥劑和針筒，可以推想是用於藥劑注射。

整個人道毀滅的過程中，動物應不會感受到痛苦，有人覺得動物能安樂地去世，故合乎人道。但只要設身處地去想，就知無痛的死亡不一定人道。我們不想死，因為死亡除會造成痛苦外，也剝奪了我們享受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可能。只有在繼續生活要受極大痛苦、生不如死的情況下，人才會想安樂死。對動物而言亦同樣，死亡使牠們喪失繼續體驗生命的機會，不會想死。何況事件中的倉鼠多數無病無痛就被殺，怎能算人道？

疫症爆發後，政府有許多應急措拖，緊急情況下，政策決定自然倉猝，而能反映出政府的處事習慣。面對倉鼠事件，政府第一個反應是撲殺所有倉鼠，又要求市民主動交出倉鼠，足見政府根本不尊重動物的生命，也忽視市民的情感。當局指如果不殺死倉鼠，病毒流入市區引起爆發，會導致未接種疫苗的長者死亡。要麼倉鼠死，要麼長者死，就只好犧牲倉鼠。

要麼倉鼠死，要麼長者死，就只好犧牲倉鼠。 但這顯然是個虛假的二分。

但這顯然是個虛假的二分，只要肯花資源，將倉鼠隔離檢疫，則倉鼠與長者都不必死。就算要殺，也只需殺染疫的倉鼠，不必犧牲其他健康的小動物。而且，有實驗數據反映倉鼠即使感染肺炎病毒，也能在短時間內康復，不具感染性。城大動物健康與福利中心亦指出，動物向人類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微乎其微，無需過分擔憂。換言之，問題其實不是應否為保障市民安全而犧牲倉鼠，而是為消除極低的傳播風險去屠殺倉鼠是否合理。

中國也有這樣的「無害化處置」事件，去年十一月，上饒市某小區出現確診病例，防疫部門要求全區人集中隔離，並消毒公寓。結果兩名工作人員撬門進入一位女士家中，不顧女士哀求，用鐵棍毆打家中的寵物狗，最後提著應是載著小狗屍體的黃色塑膠袋離開。事件曝光後，上饒市官方通報「現場工作人員在未與該網民進行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將寵物狗進行了無害化處置」。

以上兩宗事件在官方口中，都是為減低病毒傳播風險，才殺害動物。有人擔心香港政府今天能夠撲殺倉鼠，早晚會演變成跟大陸一樣殺死貓狗。這擔心是合理的，事實上，政府說為避傳播疾病而殺狗早有先例。數年前，有隻泰國小狗誤登貨船來到香港，結果不足一日便被漁護署殺死，理由說是狗隻來自狂犬病爆發地區，傳播疾病風險高。同樣明明可以隔離檢疫，政府卻選擇直接撲殺。所以就算今日要被 「人道處理」的不是倉鼠，而是貓狗，我懷疑漁護署也不會手軟。

即使有其他可行方案，動物仍被撲殺，可見牠們被犧牲並非為保障公共衛生，而是成本計算的結果。

兩宗事件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官方用字，香港叫「人道處理」，大陸叫「無害化處置」。「處理」和「處置」都含糊，字面上不知實際意思。說要把倉鼠「人道處理」，不知脈絡還以為政府要好好照顧牠們。只可惜「處理」方式是撲殺，這反映出政府只想找出最方便快捷、節省成本的方法處理問題。當問題牽涉動物，「處理」了動物就處理了問題。然而，快不等於好，便宜不代表妥善，尤其牽涉上千條生命，更加應該審慎。在只求效率的思維模式下，被犧牲的往往是無力反抗的弱勢。即使有其他可行方案，動物仍被撲殺，可見牠們被犧牲並非為保障公共衛生，而是成本計算的結果。

賽馬、野豬、被遺棄的貓狗

像去年年尾，沙田馬場發生墮馬意外，其中兩隻馬「君達星」及「肥仔叻叻」傷勢嚴重，結果被人道毀滅。馬匹受了傷就要死，很殘忍，但可能也是無可奈何。馬匹受重傷，例如斷腳，餘生都要面對纏繞不去的痛楚，死亡能免去這些不必要的痛苦，也算是種解脫。

在香港，被人道毀滅的馬匹多數都是因為斷腳。用作競賽的純種馬匹腳特別纖幼，斷腳後就算接受治療，也經常會出現其他併發症，例如為馬裝義肢，但其他三條腿會因要承受更多重量而患上炎症或膿腫，不止不能再出賽，連平日正常生活都有困難，要在痛苦中渡過餘生。安樂死就是在痛苦與死亡之間的抉擇，在兩難中以死亡消除痛苦。

問題是這兩難處境真的無法避免嗎？停止賽馬應是最直接、根本的解決方法。動保人士一般都認為賽馬活動有違動物權益，應當廢除。賽場上，騎師會鞭打馬匹，皮膚會被打得浮腫發炎。香港的情況特別差，因其他地方對騎師用鞭有不同規定，但香港馬會則無限制騎師用鞭次數。許多用作競賽的馬匹一生都無自由，作賽要受鞭，不作賽時又要練習，就連暑期停季都要被運往其他地方加操。根據香港賽馬會資料，馬匹就算退役後，也會被送到會所或騎術學校，用作休閒活動，又或被送到海外或中國大陸，作騎術訓練。有些馬匹在比賽或操練中不幸發生意外受重傷，結局是被人道毀滅。

問題是這兩難處境真的無法避免嗎？停止賽馬應是最直接、根本的解決方法。

明知這些情況，仍利用馬匹作競技、賭博明顯有問題。但如果馬匹的身心健康不影響比賽表現，馬會和馬主根本不會在意。故對他們來說，人道毀滅的選擇可能毫不艱難，只要考慮到長期醫療比人道毀滅貴，就能下決定。

政府也同樣不重視動物福祉，甚至比馬會和馬主更差。去年一名輔警遭到野豬攻擊，其後政府稱原來的避孕計劃「未能有效控制野豬滋擾」，於是下令捕捉野豬，再注射藥物作人道毀滅。面對野豬問題，需要立體的處理方法，例如改善城市規劃、立法禁止餵飼、加強絕育工作等，政府卻執意要直接將野豬人道毀滅。

面對野豬問題，需要立體的處理方法，例如改善城市規劃、立法禁止餵飼、加強絕育工作等，政府卻執意要直接將野豬人道毀滅。

想深一層，政府的行為根本稱不上人道毀滅或安樂死，只能說是屠殺野豬。人道毀滅會考慮動物的處境，如上述賽馬的情況，是在馬匹受傷後才下的決定。但政府下令殺害野豬，從來無將野豬的利益納入考慮。只因為野豬有可能傷害人類，就要殺掉牠們，這顯然是屠殺。有市民和動保組織提出反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時，特意強調野豬會襲擊人類、咬傷市民，說明野豬並非寵物。

大家當然同意野豬不是寵物，也反對「寵物化」野豬，但看看近日倉鼠的處境，就知即使是寵物，也未必有好下場。

許多人對飼主主動交出倉鼠感到不解，但其實棄養寵物的情況在香港並不罕見。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每年都接收數百隻被棄養的動物，這些被棄養的動物甚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可以想像許多動物是直接被主人棄置街頭流浪。這些被棄養的動物幸運的話會有人領養，但許多最終都是被人道毀滅。市民棄養寵物所導致的人道毀滅問題都很嚴重。

最根本的問題可能在於人看待「寵物」的態度。從稱呼能看出端倪，「寵」是在上者對在下者的溺愛，如皇帝的獎賞叫「寵賜」。人們會打趣說自己是「貓奴」、「狗奴」，要服侍家中「主人」，有趣的點在於將平常的權力關係倒置。現實上，寵物往往被視為在下者，主人能為所欲為，對牠好只是恩典，不是義務。由此我們能理解主人對寵物的權力關係，就如香港對動物一樣，從不平等。

從馬匹，到野豬，再到倉鼠、貓狗，可見香港對經濟動物、野生動物、伴侶動物、棄養動物取態都一樣。

從馬匹，到野豬，再到倉鼠、貓狗，可見香港對經濟動物、野生動物、伴侶動物、棄養動物取態都一樣，漠視動物的生命和利益，遇到任何問題或衝突，就直接殺死動物，只當牠們是需要被「處理」的物品。在絕大多數的動物問題中，撲殺不是唯一解決方法，但也許只有在真正關心動物福祉的情況下，其他選項才會變得可行。

（梁柏練，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本科生。有次在山上被馬騮咬後，開始關心動物，思考人與動物的關係。著有《看見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