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柏练：在香港，被“人道毁灭”的动物们

最近香港又经历新一波疫情，铜锣湾某宠物店内一名店员检出Delta病毒，店内125个动物样本中的11只仓鼠对病毒测试呈阳性，政府于是决定将全港34家宠物店相关的二千多只仓鼠和小动物（包括兔子、天竺鼠、龙猫等）全部杀害，更要求市民交出12月22日及之后购买的仓鼠作“人道处理”，激起不少争论。有人认为做法太残忍，批评政策不人道，亦有人觉得为了防疫，牺牲动物是无可厚非。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个男孩对著即将被交出去的仓鼠笼嚎哭。而根据新闻报道，有人甚至把养了两年的仓鼠交出“处理”。

仓鼠如何感染病毒还未知，政府聘用的医学专家袁国勇就指，不能排除仓鼠传染病毒给人类的可能；而随著民怨四起，袁国勇又说疫苗能有效应对变种病毒，若所有市民特别是长者已接种，就不需人道毁灭相关仓鼠。他强调病毒若于社区爆发，可导致过千名未接种疫苗的长者死亡，说明人道毁灭仓鼠是保障长者生命的唯一办法。这种将动物和人类利益对立的说法，令不少市民觉得被情感绑架。短短几天，已有许多人质疑政府做法。

将动物和人类利益对立的说法，令不少市民觉得被情感绑架⋯⋯“人道毁灭”甚至是香港这个“洁净城市”一向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手法，它除了拷问公部门的生死予夺，也拷问这座城与动物的一向的权力关系。

官僚思维或许不难理解，但这次仓鼠事件使市民重新审视政府防疫措施和动保政策，更何况，仅在几个月之间，香港对动物进行“人道毁灭/处理”而引发的巨大争议，就有三次。而如果放长时间感来看，“人道毁灭”甚至是香港这个“洁净城市”一向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手法，它除了拷问公部门的生死予夺，也拷问这座城与动物的一向的权力关系。

人道毁灭

仔细地说，安乐死有分被动和主动。被动安乐死，是医护评定额外的治疗不再有效，停止医疗垂死的病患，任他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是当病患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极大痛苦，医护主动结束他的生命。被动和主动外，又再分自愿、不自愿和非自愿。自愿安乐死是经过当事人同意或主动要求；不自愿安乐死则是违反当事人的愿望；非自愿安乐死则是当事人无法表达意愿。

我们不清楚动物有无认知生死的能力，但就算有，牠们都无法向人类明确表达意愿，故动物安乐死总是属于非自愿。多数人都接受被动和自愿安乐死，反对不自愿安乐死，故相关的争议都不大。争论最热烈的，是主动而非自愿的安乐死，在动物的案例，便是所谓的“人道毁灭”。然而，无论几多人觉得人道毁灭有问题，提出反对，这始终是香港许多动物的结局。

我一直觉得“人道毁灭”此说法不好，“毁灭”是对死物的，对动物就是“杀”，应老实点。结果现在改称“人道处理”，连实际意思都要隐瞒。用字的不同会影响人的道德情感，普遍而言，“杀”很差，“毁灭”不好，“处理”则无特别。硬把“扑杀”说成“无害化处置”或“人道处理”，不单是漠视生命，更是颠倒是非、操控情感的表现。

“毁灭”是对死物的，对动物就是“杀”， 应老实点。结果现在改称“人道处理”，连实际意思都要隐瞒。

人道毁灭的执行方式有很多种，以前香港爆发禽流感，要短时间杀死大量活鸡，渔护署派人直接将成堆的活鸡放入垃圾胶桶，再灌入二氧化碳焗杀。但最常用的人道毁灭应是药剂注射，除一下针痛外，不会产生其他痛楚。注射后，药物会先抑制大脑内的感觉中枢，使动物失去知觉，然后抑制呼吸及心跳，导致死亡。渔护署指，有订立出人道毁灭的实务指引，供相关职员及兽医依循，执行时，会用注射性麻醉药，注射部位由兽医视乎情况而定，一般会先在大腿或臀部的肌肉注射，再于心脏注射。至于这次扑杀仓鼠，渔护署无具体说明到底使用甚么方法，但在传媒拍到的一些照片能见到药剂和针筒，可以推想是用于药剂注射。

整个人道毁灭的过程中，动物应不会感受到痛苦，有人觉得动物能安乐地去世，故合乎人道。但只要设身处地去想，就知无痛的死亡不一定人道。我们不想死，因为死亡除会造成痛苦外，也剥夺了我们享受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可能。只有在继续生活要受极大痛苦、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人才会想安乐死。对动物而言亦同样，死亡使牠们丧失继续体验生命的机会，不会想死。何况事件中的仓鼠多数无病无痛就被杀，怎能算人道？

疫症爆发后，政府有许多应急措拖，紧急情况下，政策决定自然仓猝，而能反映出政府的处事习惯。面对仓鼠事件，政府第一个反应是扑杀所有仓鼠，又要求市民主动交出仓鼠，足见政府根本不尊重动物的生命，也忽视市民的情感。当局指如果不杀死仓鼠，病毒流入市区引起爆发，会导致未接种疫苗的长者死亡。要么仓鼠死，要么长者死，就只好牺牲仓鼠。

要么仓鼠死，要么长者死，就只好牺牲仓鼠。 但这显然是个虚假的二分。

但这显然是个虚假的二分，只要肯花资源，将仓鼠隔离检疫，则仓鼠与长者都不必死。就算要杀，也只需杀染疫的仓鼠，不必牺牲其他健康的小动物。而且，有实验数据反映仓鼠即使感染肺炎病毒，也能在短时间内康复，不具感染性。城大动物健康与福利中心亦指出，动物向人类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微乎其微，无需过分担忧。换言之，问题其实不是应否为保障市民安全而牺牲仓鼠，而是为消除极低的传播风险去屠杀仓鼠是否合理。

中国也有这样的“无害化处置”事件，去年十一月，上饶市某小区出现确诊病例，防疫部门要求全区人集中隔离，并消毒公寓。结果两名工作人员撬门进入一位女士家中，不顾女士哀求，用铁棍殴打家中的宠物狗，最后提著应是载著小狗尸体的黄色塑胶袋离开。事件曝光后，上饶市官方通报“现场工作人员在未与该网民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宠物狗进行了无害化处置”。

以上两宗事件在官方口中，都是为减低病毒传播风险，才杀害动物。有人担心香港政府今天能够扑杀仓鼠，早晚会演变成跟大陆一样杀死猫狗。这担心是合理的，事实上，政府说为避传播疾病而杀狗早有先例。数年前，有只泰国小狗误登货船来到香港，结果不足一日便被渔护署杀死，理由说是狗只来自狂犬病爆发地区，传播疾病风险高。同样明明可以隔离检疫，政府却选择直接扑杀。所以就算今日要被 “人道处理”的不是仓鼠，而是猫狗，我怀疑渔护署也不会手软。

即使有其他可行方案，动物仍被扑杀，可见牠们被牺牲并非为保障公共卫生，而是成本计算的结果。

两宗事件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官方用字，香港叫“人道处理”，大陆叫“无害化处置”。“处理”和“处置”都含糊，字面上不知实际意思。说要把仓鼠“人道处理”，不知脉络还以为政府要好好照顾牠们。只可惜“处理”方式是扑杀，这反映出政府只想找出最方便快捷、节省成本的方法处理问题。当问题牵涉动物，“处理”了动物就处理了问题。然而，快不等于好，便宜不代表妥善，尤其牵涉上千条生命，更加应该审慎。在只求效率的思维模式下，被牺牲的往往是无力反抗的弱势。即使有其他可行方案，动物仍被扑杀，可见牠们被牺牲并非为保障公共卫生，而是成本计算的结果。

赛马、野猪、被遗弃的猫狗

像去年年尾，沙田马场发生堕马意外，其中两只马“君达星”及“肥仔叻叻”伤势严重，结果被人道毁灭。马匹受了伤就要死，很残忍，但可能也是无可奈何。马匹受重伤，例如断脚，余生都要面对缠绕不去的痛楚，死亡能免去这些不必要的痛苦，也算是种解脱。

在香港，被人道毁灭的马匹多数都是因为断脚。用作竞赛的纯种马匹脚特别纤幼，断脚后就算接受治疗，也经常会出现其他并发症，例如为马装义肢，但其他三条腿会因要承受更多重量而患上炎症或脓肿，不止不能再出赛，连平日正常生活都有困难，要在痛苦中渡过余生。安乐死就是在痛苦与死亡之间的抉择，在两难中以死亡消除痛苦。

问题是这两难处境真的无法避免吗？停止赛马应是最直接、根本的解决方法。动保人士一般都认为赛马活动有违动物权益，应当废除。赛场上，骑师会鞭打马匹，皮肤会被打得浮肿发炎。香港的情况特别差，因其他地方对骑师用鞭有不同规定，但香港马会则无限制骑师用鞭次数。许多用作竞赛的马匹一生都无自由，作赛要受鞭，不作赛时又要练习，就连暑期停季都要被运往其他地方加操。根据香港赛马会资料，马匹就算退役后，也会被送到会所或骑术学校，用作休闲活动，又或被送到海外或中国大陆，作骑术训练。有些马匹在比赛或操练中不幸发生意外受重伤，结局是被人道毁灭。

问题是这两难处境真的无法避免吗？停止赛马应是最直接、根本的解决方法。

明知这些情况，仍利用马匹作竞技、赌博明显有问题。但如果马匹的身心健康不影响比赛表现，马会和马主根本不会在意。故对他们来说，人道毁灭的选择可能毫不艰难，只要考虑到长期医疗比人道毁灭贵，就能下决定。

政府也同样不重视动物福祉，甚至比马会和马主更差。去年一名辅警遭到野猪攻击，其后政府称原来的避孕计划“未能有效控制野猪滋扰”，于是下令捕捉野猪，再注射药物作人道毁灭。面对野猪问题，需要立体的处理方法，例如改善城市规划、立法禁止喂饲、加强绝育工作等，政府却执意要直接将野猪人道毁灭。

面对野猪问题，需要立体的处理方法，例如改善城市规划、立法禁止喂饲、加强绝育工作等，政府却执意要直接将野猪人道毁灭。

想深一层，政府的行为根本称不上人道毁灭或安乐死，只能说是屠杀野猪。人道毁灭会考虑动物的处境，如上述赛马的情况，是在马匹受伤后才下的决定。但政府下令杀害野猪，从来无将野猪的利益纳入考虑。只因为野猪有可能伤害人类，就要杀掉牠们，这显然是屠杀。有市民和动保组织提出反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时，特意强调野猪会袭击人类、咬伤市民，说明野猪并非宠物。

大家当然同意野猪不是宠物，也反对“宠物化”野猪，但看看近日仓鼠的处境，就知即使是宠物，也未必有好下场。

许多人对饲主主动交出仓鼠感到不解，但其实弃养宠物的情况在香港并不罕见。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每年都接收数百只被弃养的动物，这些被弃养的动物甚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可以想像许多动物是直接被主人弃置街头流浪。这些被弃养的动物幸运的话会有人领养，但许多最终都是被人道毁灭。市民弃养宠物所导致的人道毁灭问题都很严重。

最根本的问题可能在于人看待“宠物”的态度。从称呼能看出端倪，“宠”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溺爱，如皇帝的奖赏叫“宠赐”。人们会打趣说自己是“猫奴”、“狗奴”，要服侍家中“主人”，有趣的点在于将平常的权力关系倒置。现实上，宠物往往被视为在下者，主人能为所欲为，对牠好只是恩典，不是义务。由此我们能理解主人对宠物的权力关系，就如香港对动物一样，从不平等。

从马匹，到野猪，再到仓鼠、猫狗，可见香港对经济动物、野生动物、伴侣动物、弃养动物取态都一样。

从马匹，到野猪，再到仓鼠、猫狗，可见香港对经济动物、野生动物、伴侣动物、弃养动物取态都一样，漠视动物的生命和利益，遇到任何问题或冲突，就直接杀死动物，只当牠们是需要被“处理”的物品。在绝大多数的动物问题中，扑杀不是唯一解决方法，但也许只有在真正关心动物福祉的情况下，其他选项才会变得可行。

（梁柏练，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有次在山上被马骝咬后，开始关心动物，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著有《看见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