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兩地機組人員的自白︰當生活只剩隔離和上班

上月，有香港空服員在居家隔離期間到九龍塘望月樓聚餐，引起本地新一條病毒傳播鏈；同時亦有空服員在居家隔離期間傳染家人，病毒因而流入社區……

不斷變更的檢疫政策、排山倒海的檢測工序，雖為防疫守住缺口，但同時無可避免地帶來經濟衝擊，還有被隱形的勞工待遇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大眾對航空業界檢疫安排持不同聲音，有機組人員因而產生無形的心理壓力，影響情緒。香港如是，相隔一個海峽的台灣如是。

端傳媒邀請航空機組人員自述，讓讀者更了解前線勞工的想法。

「很沒安全感，一到港可能就會被捉走」

Steven，港人國泰機師

我當客機機師數年，疫下生活已佔其中兩年。疫情下國際航班大減，沒想到我會因兼顧貨機飛行而比疫情前更忙碌。

去年公司裁員時，公司順便逼我們簽新合約。新合約條款不外乎是各式減薪、減津貼條款，當時首批簽合約的機師能有兩年「過渡期」，期間可保留以往的住屋及兒女在港教育津貼，而較遲簽合約的一批則只有一年過渡期。這些條款顯然不公道，但我由衷喜歡以飛行作為終生職業，暫別無他選，唯有簽約，儘管心裡有多掙扎、多糾結。

因職級關係，最初我只飛長途航班，一個月大概飛3次；但疫情後貨機隊人手不足，現時我每月飛三至五次，放假日子很少，試過更表（排班表）密得該月只有8日假期，即每月最低假期日數（相關假期下限規定按民航署守則而定）。

有人說普通打工仔在辦公室的工時也很長，8日假期是平常事。但我們上班不是指定朝九晚五，捱夜、時差、連續16、17小時值班是等閒事，亦需要相對足夠休息時間來確保身體精神復原，畢竟我們的健康狀況是直接影響機上所有人的性命安危。

兩年來，我們的檢疫隔離要求不斷更改，永遠都估計不到下一步。自從接載乘客到港的機組人員要隔離之後，公司又推出了一個自願閉環式執行隔離計劃，一離家就個半月。我跟媽媽一起住，實在不忍心經常丟下她自己一個，就沒有申請計劃。怎料，載貨航班獲豁免隔離，反而令我上班上得更頻密。現時，只有載貨即日來回航班不用強制酒店隔離，我們只需自行居家隔離3日，期間只可因為要做檢測方可離開家門。我只剩下很少假期，現在的假日大都要拿來居家隔離了，即使是私人假期也不能外出，3天之後又要去上班。

除假日大都沒了，上班下班也有一種不為人知的辛酸。每次下班，我在香港機場裡走很遠的路，到中場客運廊（Midfield）做第一次檢測。大家去過外遊都會記得，那個地方要坐無人駕駛列車才到達。做完檢測就坐在旁邊那些像自修室的單獨座位等待，一等就2至4小時才有檢測結果。完成整個檢測程序後，我再回到出境大堂，等待公司安排計程車分批回家。通常住鄰近地區的同事會被安排同一輛車離開，要是不幸地最後一個下車，由飛機到港至回到家裡，一般要花上4至5小時了，這通勤時間也太長了吧。

這數個月來我也很少見朋友，除了很難約時間（畢竟我整個月可能只有一兩晚能外出吃飯），也因為很沒安全感。前陣子有機師同事確診，衞生署把所有兩星期內曾踏上同一架飛機的同事及其家人，全部都捉到竹篙灣隔離營隔離21日，當中有老有嫩……兩個星期即使不曾見面、不曾共事的同事也全家遭殃。現時去上班，根本不知何時會被突然列為密切接觸者，一到港可能就會被捉走……所以我都只安排一星期內的行程，根本沒有甚麼計劃、社交可言。

我是土生土長香港人，有時親眼看著香港人對我這行業的目光，有點心酸。當年疫情在歐美國家大爆發時，有許多回港的留學生確診，記得那時我穿著制服出門上班，電梯門一開，其他鄰居也不願走進來，場面安靜得帶點尷尬。後來我會想，為何我要尷尬呢？我可能是全香港最安全的一群人，不但已打疫苗，還每天做檢測。

面對難熬的日子，我也會給自己打氣。上班、飛行，保持香港的國際貨運供應是我的社會責任，香港人就算不能去旅行，也依然可以在港吃到日本魚生、澳洲車厘子，還可以在那間開遍全港的雜貨店買到日本藥妝……我不是想說自己多偉大，說到底我只是個打工仔。

社會給我們的壓力真的很大，特別是最近新感染鏈事件令公眾覺得我們在「播毒」。每一個地方都會有壞蘋果，但我們的同事，包括機師和空服員，都不會希望自己確診，甚至把病毒傳入社區。事件影響到社區大眾生活，大家要出氣，我知道但也無可奈何。說實在，我們一班一直堅守防疫的同事也同樣無奈。在疫情下，大家都是受害者。

有很多外籍機師因工作環境大規模轉變而準備離開或已離職。他們來港多年，有些甚至見證香港主權移交。去年12月剛好是新合約一年過渡期結束，本來就有一批機師準備離職，但突然因疫情又有很多機師和其家人被捉去竹篙灣隔離，於是很多人馬上遞信。他們說看著一個地方不再重視自己，選擇離開也無可厚非。

駕駛艙裡失去不同背景的多元性，固然對香港、對航空業是個損失。外界大多認為機師高薪厚職，為何還諸多怨言？我只能說，錢不能收買自由。疫情下「清零」幾近沒可能，在全球一體化底下，若香港堅持「清零」就只能繼續斷絕與外界來往，封關的日子不知何時才結束。兩年了，說實在，我也會想，到底香港是否可採取歐美群體感染再免疫的態度？

「網絡說話很難聽，歧視進一步加深」

MC，港人國泰空服員

我以前做辦公室文職，每天對著電腦處理文件，發覺還是喜歡面對客人的工作，但結果我投身空服員行列一年多就遇上疫情。

記得初入職時，常覺得工作疲累，故沒經常跟同事到外站遊歷，沒想到突然就沒機會了。工作雖辛苦，但我還是熱愛這工作模式，覺得每次上班也有全新經歷，所以當公司一推出自願閉環式執勤隔離計劃，我就馬上報名。

坦白說，報名也有收入上的考量。我年資淺，以往我可以靠多勞多得和外站津貼幫補，但疫情後每個月我只能領9000多港元的底薪。我們是以時薪計算，故值班一次閉環式計劃可以得到底薪3至4倍收入。我算比較幸運，報名後獲編排兩次閉環式，期間飛過美、加、歐洲等地。當時英國被列為最高風險地區，逗留超過兩小時者，回港都必須隔離21日，我們這些接種了兩劑疫苗的人就隔離14日。

雖然閉環式計劃的值班確實增加許多外站津貼，但在機艙裡見到幾乎客滿時，還是會很害怕被傳染。記得曾經有乘客問我們拿退燒藥，後來幫他探熱，他還真的發燒，感覺很恐怖。

公司會提供防疫裝備如口罩、眼罩和膠手套給我們，但我還是會不停洗手，無論碰過餐車、乘客食用完的餐盤、用完的蘋果汁紙盒……在10多小時的航程裡，我的手都洗到脫皮快爛掉。雖然機上的冷氣系統會換氣，但始終是跟乘客共處一個密閉空間，我們不敢除下口罩，口乾、肚餓頂多也只是快速喝一口水、吞個餐包。

在航程中，我們通常會預留一個機組人員專用洗手間，希望能盡量減少與客人交叉感染的風險，但這其實不是公司政策，有時候老總（機艙總經理）一句「會打擾到客人」，我們也只能被逼與乘客共用洗手間。作為年資、階級最低的「小薯」，根本不能說什麼。在網絡上看到有些航空公司會為空服員提供保護衣，感覺好像比較安全，因制服始終曝露在空氣與飛沫之中。

疫情剛開始時，還未知道病毒傳染力有多大，即使大家都載好口罩，還是有種擔驚受怕，不知何時會接觸到病毒。到了外站的酒店房間，我也會自行再消毒一次，將房門把手、燈掣、電視遙控器等等重新抹過才安心。我有時覺得自己嚇自己，在外站逗留時只要有少少感冒耳塞徵狀，就深怕可能受病毒感染，但假如去當地醫院求診，則更可能在醫院染病。這段日子內心有很多小劇場，就算打個噴嚏也惶恐。

兩次閉環式的值班，我分別在酒店隔離了7和14天。7天其實還好，有些私人時間可以安靜地休息。但14天那次，到第8、9日開始覺得生不如死，我想我應該有點抑鬱，好想快點回家。每天在房間呆著沒事做，起床後又沒胃口吃飯，一直在電腦搜尋youtube、netflix新影片看，但其實都看光了，發一陣子呆又到晚餐時間。好幾天也睡不好，有時天光才睡，短短幾個小時又醒來，整個精神狀況很渾噩。

閉環式的值班模式其實頗不人道，只要簽了授權書就任人魚肉。所有的班表、隔離時間隨時可被更改，亦不用根據以往與工會共同制定的休息時間準則，總之連續值班的數星期裡會被任意安排工作，當中只需要符合民航署要求的最低休息時間（落機與上機之間相距13小時）。

以前工會跟公司的協議是寫明一日內（00:00-23:59）不會多於一個值班，例如早上6時下班，當晚的11時59分之前也不能飛下一班機，但在此閉環式計劃下就變成可以了，在當晚7時已可飛下一班機，再加上時差，其實休息嚴重不足。只是，國泰在2020年底已取消與工會的年終談判，也不再承認工會地位，所以以往保障勞方的協議都因而失效。

而我第一次閉環式計劃值班時，班表已被改過整整30次！第二次則突然要飛英國航班，延長了隔離日數，我也不能反對。加上這半年很多香港人移民，英、美、加的航班基本上都客滿，但公司仍然縮減人手，令工作量大增。還未計算每次到港後都要花3至4小時在機場等待檢測報告，這額外花的時間，都是從我們的最低休息時數裡扣起。假設我今晚12時下飛機，可能凌晨3、4時才回到酒店，然後又要快速洗澡，翌日下午1時又要報到。我們的休息時間很不足，但公司說沒有違反民航署的要求。

最近的新傳播鏈是由豁免航班的空服員引起，他們只須居家隔離3天，不像閉環式計劃的機組人員要強制酒店隔離。但許多同事與家人同住，居家隔離也可能傳染家人，再傳入社區，這政策上的漏洞不是我們自己所能控制。

有時網絡上的說話真的很難聽，說我們「飛雞飛鴨播毒」之類，社會對我們的歧視進一步加深。幸好艱難的日子裡，同事比以往更團結、在機艙內外也互相支持，我們才能繼續堅持下去。

「情緒好憂鬱，但要強逼自己趕快好起來」

Pinky，台籍長榮空服員

在打疫苗前，我都不敢選擇飛那些要在外站逗留的國際航班，覺得身體完全沒有抵抗力，幸好我們能選擇只飛不用入境外地的短程航班。機組人員在台灣是優先打疫苗群組，我在2021年的6月打完兩劑後再驗抗體，就開始報名飛長途班次。

不過在未完成兩劑疫苗前，在去年3月我也有個臨時值班，要飛長途的芝加哥來回貨運航班，本來我連飛機也不用離開、也不需面對乘客。誰知台灣突然將芝加哥列為高風險地區，我那個班次突然就變成最後一班抵台的芝加哥航班，還要把所有還在當地的機組人員一併帶回來。然後我在沒有任何行李的情況下，回台就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隔離了整整14天。

我老家在高雄，家人沒辦法幫我送物資，結果由公司辦公室同事為我買物資。只是有些機組人員家中有小孩或寵物，就會突然失去照顧的預算，只得麻煩朋友幫忙了。

台灣空服員的檢疫方式一直在變，一開始是「3＋11」（3天公司宿舍隔離＋11天回家自主健康管理），後來變成「5＋9」，隔離日數之後又變成3天、再變回5天。聽起來不用強制性隔離兩禮拜，但那「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則卻寫得很模糊。這「管理」還按派飛地區分「一般版」跟「加強版」，好像可以出門但又好像不行，去問官方回應的話，他們也會給你一種模棱兩可的回答，總之就是原文照讀守則上的文字，但又不會回答是禁止出門，所以我基本都不敢出門了。

現在一個月大概會飛一到兩次，每次回來都「5＋9」，基本上14天過後很快又要再值班，我的生活只剩家裡跟公司，感覺像一直不停被關在不同籠子裡。這種生活模式嚴重影響我的社交生活，因為自主管理是不能到餐廳內用，朋友家人的聚餐我都錯過。我比較害怕孤單，好難適應長期處於自己一個人的環境裡。很多時，大家覺得很普通的生活，例如去買個菜、踩個腳踏車、散散步，這些很簡單的事對我來說變成很困難，但為了賺錢養家，只能犧牲自己的興趣和生活。

當然，我可以繼續選擇只飛短班，未入境的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能外出的時間相對較多。但因為現時航班少了很多，我們長班在外站逗留時間就更長，津貼相對也更多，我也很需要賺點生活費。我底薪本來只有三萬多元台幣，而每月交租、一天兩餐、交通費這些基本生活開支就差不多要花兩萬元台幣了。所以如果有長班的外站津貼，勤力的話薪水有機會到五萬多元台幣以上，就有多點錢可養家。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除急症外我們不能進入台灣的醫院、診所。我一直有很嚴重的過敏，皮膚、鼻子、眼睛……但總不可能過敏就跑到醫院掛急症這麼誇張吧，就算我有支付自己的健保費，也只能到藥房買成藥。我阿公最近得癌症，我也無法陪他到醫院覆診，雖然條例寫明我們可以在採檢結果陰性後去探病，但實際上那些醫院、診所一聽到你是機組人員，就直接拒絕我內進，有些更會貼告示，寫明禁止進入。其實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跟他們相處，長久下去這也不是辦法。

我知道因為曾有機師確診，很多民眾覺得我們是防疫破口。我在外面當兼職時也會聽到很刻薄的話，讓我覺得滿委屈。畢竟防疫政策輪不到我來決定，我們也盡力保持身體健康，但就連立委、網民，甚至我家人也不理解，因而講出不是事實的指控，例如有個台北市議員，說空服員下機後只是想去購物、旅遊，所以「每一次破口都是從這樣來」。這是一個失實的指控啊。但日子久了，我開始不太想跟航空業以外的人透露我是空服員，大概說當內勤或服務業就算。但其實這又不是什麼不正當的工作，為何我不能活得光明正大？

疫情下的生活讓我很納悶，有一陣子發現自己情緒好憂鬱，對很多事失去興趣，社交軟體不常用，變得有點憤世嫉俗，不想看到別人過得多好。每天起床張開眼睛就覺得好痛苦，為何世上那麼多事都是我無法控制？後來我去看心理輔導，要慢慢調整心態，看來是要釐清一下生活目標。長榮有提供心理諮商的服務，但我不想使用。不想在公司留下有做過心理諮商的紀錄，不知未來會不會因此說我不適任。但外面的心理諮商費用不包括在健保內，每小時1200元台幣，一個星期去一次我已經覺得很貴，所以不能太常去。我看著存摺的錢一直減少，要強迫自己趕快好起來。

或許我個性比較負面，疫情180度改變了大家的生活，加上家人生病、無法見朋友，種種加起來造成我的心理低潮。我還是需要打工賺錢，但時間久了我也覺悟，錢不能買到我的自由。有一陣子真的好想直接離職，覺得面對這一切好累，不斷重複地上班、隔離、再上班、再隔離。未來我打算申請轉辦公室的職位，雖然薪水跟生活模式都比空服員差很遠，但至少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才可以真正計劃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