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两地机组人员的自白︰当生活只剩隔离和上班

上月，有香港空服员在居家隔离期间到九龙塘望月楼聚餐，引起本地新一条病毒传播链；同时亦有空服员在居家隔离期间传染家人，病毒因而流入社区……

不断变更的检疫政策、排山倒海的检测工序，虽为防疫守住缺口，但同时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冲击，还有被隐形的劳工待遇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航空业界检疫安排持不同声音，有机组人员因而产生无形的心理压力，影响情绪。香港如是，相隔一个海峡的台湾如是。

端传媒邀请航空机组人员自述，让读者更了解前线劳工的想法。

“很没安全感，一到港可能就会被捉走”

Steven，港人国泰机师

我当客机机师数年，疫下生活已占其中两年。疫情下国际航班大减，没想到我会因兼顾货机飞行而比疫情前更忙碌。

去年公司裁员时，公司顺便逼我们签新合约。新合约条款不外乎是各式减薪、减津贴条款，当时首批签合约的机师能有两年“过渡期”，期间可保留以往的住屋及儿女在港教育津贴，而较迟签合约的一批则只有一年过渡期。这些条款显然不公道，但我由衷喜欢以飞行作为终生职业，暂别无他选，唯有签约，尽管心里有多挣扎、多纠结。

因职级关系，最初我只飞长途航班，一个月大概飞3次；但疫情后货机队人手不足，现时我每月飞三至五次，放假日子很少，试过更表（排班表）密得该月只有8日假期，即每月最低假期日数（相关假期下限规定按民航署守则而定）。

有人说普通打工仔在办公室的工时也很长，8日假期是平常事。但我们上班不是指定朝九晚五，挨夜、时差、连续16、17小时值班是等闲事，亦需要相对足够休息时间来确保身体精神复原，毕竟我们的健康状况是直接影响机上所有人的性命安危。

两年来，我们的检疫隔离要求不断更改，永远都估计不到下一步。自从接载乘客到港的机组人员要隔离之后，公司又推出了一个自愿闭环式执行隔离计划，一离家就个半月。我跟妈妈一起住，实在不忍心经常丢下她自己一个，就没有申请计划。怎料，载货航班获豁免隔离，反而令我上班上得更频密。现时，只有载货即日来回航班不用强制酒店隔离，我们只需自行居家隔离3日，期间只可因为要做检测方可离开家门。我只剩下很少假期，现在的假日大都要拿来居家隔离了，即使是私人假期也不能外出，3天之后又要去上班。

除假日大都没了，上班下班也有一种不为人知的辛酸。每次下班，我在香港机场里走很远的路，到中场客运廊（Midfield）做第一次检测。大家去过外游都会记得，那个地方要坐无人驾驶列车才到达。做完检测就坐在旁边那些像自修室的单独座位等待，一等就2至4小时才有检测结果。完成整个检测程序后，我再回到出境大堂，等待公司安排出租车分批回家。通常住邻近地区的同事会被安排同一辆车离开，要是不幸地最后一个下车，由飞机到港至回到家里，一般要花上4至5小时了，这通勤时间也太长了吧。

这数个月来我也很少见朋友，除了很难约时间（毕竟我整个月可能只有一两晚能外出吃饭），也因为很没安全感。前阵子有机师同事确诊，卫生署把所有两星期内曾踏上同一架飞机的同事及其家人，全部都捉到竹篙湾隔离营隔离21日，当中有老有嫩……两个星期即使不曾见面、不曾共事的同事也全家遭殃。现时去上班，根本不知何时会被突然列为密切接触者，一到港可能就会被捉走……所以我都只安排一星期内的行程，根本没有甚么计划、社交可言。

我是土生土长香港人，有时亲眼看着香港人对我这行业的目光，有点心酸。当年疫情在欧美国家大爆发时，有许多回港的留学生确诊，记得那时我穿着制服出门上班，电梯门一开，其他邻居也不愿走进来，场面安静得带点尴尬。后来我会想，为何我要尴尬呢？我可能是全香港最安全的一群人，不但已打疫苗，还每天做检测。

面对难熬的日子，我也会给自己打气。上班、飞行，保持香港的国际货运供应是我的社会责任，香港人就算不能去旅行，也依然可以在港吃到日本鱼生、澳大利亚车厘子，还可以在那间开遍全港的杂货店买到日本药妆……我不是想说自己多伟大，说到底我只是个打工仔。

社会给我们的压力真的很大，特别是最近新感染链事件令公众觉得我们在“播毒”。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坏苹果，但我们的同事，包括机师和空服员，都不会希望自己确诊，甚至把病毒传入社区。事件影响到社区大众生活，大家要出气，我知道但也无可奈何。说实在，我们一班一直坚守防疫的同事也同样无奈。在疫情下，大家都是受害者。

有很多外籍机师因工作环境大规模转变而准备离开或已离职。他们来港多年，有些甚至见证香港主权移交。去年12月刚好是新合约一年过渡期结束，本来就有一批机师准备离职，但突然因疫情又有很多机师和其家人被捉去竹篙湾隔离，于是很多人马上递信。他们说看着一个地方不再重视自己，选择离开也无可厚非。

驾驶舱里失去不同背景的多元性，固然对香港、对航空业是个损失。外界大多认为机师高薪厚职，为何还诸多怨言？我只能说，钱不能收买自由。疫情下“清零”几近没可能，在全球一体化底下，若香港坚持“清零”就只能继续断绝与外界来往，封关的日子不知何时才结束。两年了，说实在，我也会想，到底香港是否可采取欧美群体感染再免疫的态度？

“网络说话很难听，歧视进一步加深”

MC，港人国泰空服员

我以前做办公室文职，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文件，发觉还是喜欢面对客人的工作，但结果我投身空服员行列一年多就遇上疫情。

记得初入职时，常觉得工作疲累，故没经常跟同事到外站游历，没想到突然就没机会了。工作虽辛苦，但我还是热爱这工作模式，觉得每次上班也有全新经历，所以当公司一推出自愿闭环式执勤隔离计划，我就马上报名。

坦白说，报名也有收入上的考量。我年资浅，以往我可以靠多劳多得和外站津贴帮补，但疫情后每个月我只能领9000多港元的底薪。我们是以时薪计算，故值班一次闭环式计划可以得到底薪3至4倍收入。我算比较幸运，报名后获编排两次闭环式，期间飞过美、加、欧洲等地。当时英国被列为最高风险地区，逗留超过两小时者，回港都必须隔离21日，我们这些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就隔离14日。

虽然闭环式计划的值班确实增加许多外站津贴，但在机舱里见到几乎客满时，还是会很害怕被传染。记得曾经有乘客问我们拿退烧药，后来帮他探热，他还真的发烧，感觉很恐怖。

公司会提供防疫装备如口罩、眼罩和胶手套给我们，但我还是会不停洗手，无论碰过餐车、乘客食用完的餐盘、用完的苹果汁纸盒……在10多小时的航程里，我的手都洗到脱皮快烂掉。虽然机上的冷气系统会换气，但始终是跟乘客共处一个密闭空间，我们不敢除下口罩，口干、肚饿顶多也只是快速喝一口水、吞个餐包。

在航程中，我们通常会预留一个机组人员专用洗手间，希望能尽量减少与客人交叉感染的风险，但这其实不是公司政策，有时候老总（机舱总经理）一句“会打扰到客人”，我们也只能被逼与乘客共用洗手间。作为年资、阶级最低的“小薯”，根本不能说什么。在网络上看到有些航空公司会为空服员提供保护衣，感觉好像比较安全，因制服始终曝露在空气与飞沫之中。

疫情刚开始时，还未知道病毒传染力有多大，即使大家都载好口罩，还是有种担惊受怕，不知何时会接触到病毒。到了外站的酒店房间，我也会自行再消毒一次，将房门把手、灯掣、电视遥控器等等重新抹过才安心。我有时觉得自己吓自己，在外站逗留时只要有少少感冒耳塞征状，就深怕可能受病毒感染，但假如去当地医院求诊，则更可能在医院染病。这段日子内心有很多小剧场，就算打个喷嚏也惶恐。

两次闭环式的值班，我分别在酒店隔离了7和14天。7天其实还好，有些私人时间可以安静地休息。但14天那次，到第8、9日开始觉得生不如死，我想我应该有点抑郁，好想快点回家。每天在房间呆着没事做，起床后又没胃口吃饭，一直在电脑搜寻youtube、netflix新影片看，但其实都看光了，发一阵子呆又到晚餐时间。好几天也睡不好，有时天光才睡，短短几个小时又醒来，整个精神状况很浑噩。

闭环式的值班模式其实颇不人道，只要签了授权书就任人鱼肉。所有的班表、隔离时间随时可被更改，亦不用根据以往与工会共同制定的休息时间准则，总之连续值班的数星期里会被任意安排工作，当中只需要符合民航署要求的最低休息时间（落机与上机之间相距13小时）。

以前工会跟公司的协议是写明一日内（00:00-23:59）不会多于一个值班，例如早上6时下班，当晚的11时59分之前也不能飞下一班机，但在此闭环式计划下就变成可以了，在当晚7时已可飞下一班机，再加上时差，其实休息严重不足。只是，国泰在2020年底已取消与工会的年终谈判，也不再承认工会地位，所以以往保障劳方的协议都因而失效。

而我第一次闭环式计划值班时，班表已被改过整整30次！第二次则突然要飞英国航班，延长了隔离日数，我也不能反对。加上这半年很多香港人移民，英、美、加的航班基本上都客满，但公司仍然缩减人手，令工作量大增。还未计算每次到港后都要花3至4小时在机场等待检测报告，这额外花的时间，都是从我们的最低休息时数里扣起。假设我今晚12时下飞机，可能凌晨3、4时才回到酒店，然后又要快速洗澡，翌日下午1时又要报到。我们的休息时间很不足，但公司说没有违反民航署的要求。

最近的新传播链是由豁免航班的空服员引起，他们只须居家隔离3天，不像闭环式计划的机组人员要强制酒店隔离。但许多同事与家人同住，居家隔离也可能传染家人，再传入社区，这政策上的漏洞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

有时网络上的说话真的很难听，说我们“飞鸡飞鸭播毒”之类，社会对我们的歧视进一步加深。幸好艰难的日子里，同事比以往更团结、在机舱内外也互相支持，我们才能继续坚持下去。

“情绪好忧郁，但要强逼自己赶快好起来”

Pinky，台籍长荣空服员

在打疫苗前，我都不敢选择飞那些要在外站逗留的国际航班，觉得身体完全没有抵抗力，幸好我们能选择只飞不用入境外地的短程航班。机组人员在台湾是优先打疫苗群组，我在2021年的6月打完两剂后再验抗体，就开始报名飞长途班次。

不过在未完成两剂疫苗前，在去年3月我也有个临时值班，要飞长途的芝加哥来回货运航班，本来我连飞机也不用离开、也不需面对乘客。谁知台湾突然将芝加哥列为高风险地区，我那个班次突然就变成最后一班抵台的芝加哥航班，还要把所有还在当地的机组人员一并带回来。然后我在没有任何行李的情况下，回台就在公司安排的宿舍隔离了整整14天。

我老家在高雄，家人没办法帮我送物资，结果由公司办公室同事为我买物资。只是有些机组人员家中有小孩或宠物，就会突然失去照顾的预算，只得麻烦朋友帮忙了。

台湾空服员的检疫方式一直在变，一开始是“3＋11”（3天公司宿舍隔离＋11天回家自主健康管理），后来变成“5＋9”，隔离日数之后又变成3天、再变回5天。听起来不用强制性隔离两礼拜，但那“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则却写得很模糊。这“管理”还按派飞地区分“一般版”跟“加强版”，好像可以出门但又好像不行，去问官方回应的话，他们也会给你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总之就是原文照读守则上的文字，但又不会回答是禁止出门，所以我基本都不敢出门了。

现在一个月大概会飞一到两次，每次回来都“5＋9”，基本上14天过后很快又要再值班，我的生活只剩家里跟公司，感觉像一直不停被关在不同笼子里。这种生活模式严重影响我的社交生活，因为自主管理是不能到餐厅内用，朋友家人的聚餐我都错过。我比较害怕孤单，好难适应长期处于自己一个人的环境里。很多时，大家觉得很普通的生活，例如去买个菜、踩个脚踏车、散散步，这些很简单的事对我来说变成很困难，但为了赚钱养家，只能牺牲自己的兴趣和生活。

当然，我可以继续选择只飞短班，未入境的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能外出的时间相对较多。但因为现时航班少了很多，我们长班在外站逗留时间就更长，津贴相对也更多，我也很需要赚点生活费。我底薪本来只有三万多元台币，而每月交租、一天两餐、交通费这些基本生活开支就差不多要花两万元台币了。所以如果有长班的外站津贴，勤力的话薪水有机会到五万多元台币以上，就有多点钱可养家。

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除急症外我们不能进入台湾的医院、诊所。我一直有很严重的过敏，皮肤、鼻子、眼睛……但总不可能过敏就跑到医院挂急症这么夸张吧，就算我有支付自己的健保费，也只能到药房买成药。我阿公最近得癌症，我也无法陪他到医院覆诊，虽然条例写明我们可以在采检结果阴性后去探病，但实际上那些医院、诊所一听到你是机组人员，就直接拒绝我内进，有些更会贴告示，写明禁止进入。其实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他们相处，长久下去这也不是办法。

我知道因为曾有机师确诊，很多民众觉得我们是防疫破口。我在外面当兼职时也会听到很刻薄的话，让我觉得满委屈。毕竟防疫政策轮不到我来决定，我们也尽力保持身体健康，但就连立委、网民，甚至我家人也不理解，因而讲出不是事实的指控，例如有个台北市议员，说空服员下机后只是想去购物、旅游，所以“每一次破口都是从这样来”。这是一个失实的指控啊。但日子久了，我开始不太想跟航空业以外的人透露我是空服员，大概说当内勤或服务业就算。但其实这又不是什么不正当的工作，为何我不能活得光明正大？

疫情下的生活让我很纳闷，有一阵子发现自己情绪好忧郁，对很多事失去兴趣，社交软体不常用，变得有点愤世嫉俗，不想看到别人过得多好。每天起床张开眼睛就觉得好痛苦，为何世上那么多事都是我无法控制？后来我去看心理辅导，要慢慢调整心态，看来是要厘清一下生活目标。长荣有提供心理咨商的服务，但我不想使用。不想在公司留下有做过心理咨商的纪录，不知未来会不会因此说我不适任。但外面的心理咨商费用不包括在健保内，每小时1200元台币，一个星期去一次我已经觉得很贵，所以不能太常去。我看着存折的钱一直减少，要强迫自己赶快好起来。

或许我个性比较负面，疫情180度改变了大家的生活，加上家人生病、无法见朋友，种种加起来造成我的心理低潮。我还是需要打工赚钱，但时间久了我也觉悟，钱不能买到我的自由。有一阵子真的好想直接离职，觉得面对这一切好累，不断重复地上班、隔离、再上班、再隔离。未来我打算申请转办公室的职位，虽然薪水跟生活模式都比空服员差很远，但至少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才可以真正计划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