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重生一邊死去，失獨家庭再生育

在同一天，杭州轄區農村的李豔和大兒子一個被從家裏送去醫院、一個被從醫院送回家裏。

2020年5月28日當晚7點多，李豔在市裏的醫院剖腹產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4個多小時後，她的大兒子在父親的陪伴下病逝家中。

李豔沒能見到大兒子最後一面。在雙胞胎被抱進保温箱推出產房之前，她請求醫生允許陪產的朋友拍下照片傳回家裏，給已進入彌留之際的大兒子看。那幾天，患癌3年多的大兒子情況不斷惡化。李豔說是老天想讓哥哥最後看一眼弟弟們。

2017年，李豔14歲的大兒子被確診尤文肉瘤。這是一種青少年和兒童群體中最常見的惡性原發性骨腫瘤。疼痛是最常見的臨床症狀。大兒子最初說手痛，按照普通骨傷簡單治療沒有見效，兜轉幾次後，李豔夫婦帶孩子來到杭州市裏的醫院。他們不懂尤文肉瘤這個生僻的名字，但都聽懂了惡性腫瘤四個字。此後，他們輾轉在上海、北京的醫院帶着孩子治療。

丈夫看着獨子逐漸病重，愈發消沉，甚至告訴李豔自己也要跟隨孩子離去。李豔愛她的丈夫、想要守住這個家。她告訴自己，不論如何，要再給丈夫生個健康的孩子。經過兩年7次上手術台的艱難嘗試，李豔終於通過輔助生殖技術成功生育。現在，一對雙胞胎兒子1歲半，而她已經44歲，丈夫40歲。

大兒子走後，丈夫燒掉了所有跟大兒子有關的東西——包括他們在孩子2003年出生後領取的計劃生育獨生子女證。因為不看見的話，心裏還好受一點。

中國人口學專家在2013年發表的一個研究估計，中國廣義失獨家庭數量高達851.7萬個，且在逐漸遞增。廣義是指有獨生子女死亡的所有家庭，包括成功再生育子女的家庭。但官方對於失獨家庭的補償政策中，不包括已經再生育或者領養子女的家庭。

而關於失獨女性的數量，在2016年發表的另一個研究顯示，到2020年，35歲及以上失獨女性總量在180萬左右。2020年到2030年之間，失獨女性總量每年淨增的幅度都在5萬人以上。其中，40歲失獨育齡女性終身失獨的可能性在80%到85%之間。

這是一個夾縫中的群體。相比於生育政策放開之後自主選擇一孩的家庭，他們在生育階段趕上國家厲行計劃生育政策——每對夫妻只能生一個。而當他們人到中年後，獨生子女罹患癌症，將成為事實上的失獨家庭。但因為母親年齡不到官方劃定的49歲，他們得不到任何針對失獨家庭的特殊補助。與此同時，為了救治子女，他們往往已經傾家蕩產。再生育成為救命稻草，但此路異常艱難。

一邊重生，一邊死去

李豔的再生育之路是一個人走過來的。

有時候李豔在醫院檢查或者繳費，走着走着就哭起來。在生殖醫學科，其他女性身旁往往跟着丈夫或者親人。李豔跟丈夫早在懷孕之前就有分工。她告訴丈夫：「你別管我，我自己儘量照顧自己，你就全心用到大孩子身上去。」

夫婦倆原本嘗試自然受孕，但一直沒有成功。醫生評估說是因為年紀大加上壓力大。他們決定求助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將精子和卵子分別從他們體內取出在體外進行授精，培育成功後再將胚胎移植到李豔的子宮裏。

「我們耽誤不起時間。我老公要賺錢，能賺一點補貼家裏也好。」李豔說。她和丈夫在當地造紙廠上班。2018年下半年，李豔辭去了工作，一邊照顧大兒子一邊備孕。

在再生育這件事上，李豔是夫妻二人中更堅決的一方。她不斷告訴端傳媒，為了丈夫和這個家，一定要再生一個健康的孩子。大兒子得病之後，他們認識了很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其中有很多都是獨生子女家庭。有的家長在孩子去世後，精神失常。有的選擇隨孩子而去。李豔夫婦聽過也見過。

李豔擔心丈夫會接受不了兒子離去的現實。父子兩個感情很好，每次放假父親都會帶兒子出去玩耍。14歲的大兒子已經長得跟父親差不多高，兩個人常常並排走，「看着跟兄弟似的」。丈夫曾經親口告訴李豔，如果大兒子不在了，自己也不想活了。

李豔在杭州的醫院所做的檢查、取卵和移植，都是在大兒子治療的間隙中完成的。她每次都提前跟杭州的醫生商量，為了配合大兒子治療計劃，相應的檢查或者處置要麼提前要麼延後。第一次移植後，胚胎在李豔的子宮裏着床失敗。在第二次移植前夜，她在家裏輾轉反側。南方冬天濕冷，但李豔滿身大汗。她擔心大兒子的情況。因為病情加重，李豔的丈夫在前些天帶着孩子趕去北京治療。

第二次移植當天，李豔的丈夫從北京打來電話，「安慰我，叫我心情要放鬆」。電話那頭，化療後虛弱的大兒子再次告訴李豔，自己不想治了。她笑着安慰兒子，「現在醫學發達了，馬上又要有新葯出來了」。隔着電話，夫妻其實都在哭泣。這已是他們的日常。

2019年11月底，李豔終於成功懷孕。

夫婦倆一直沒有告訴大兒子他們在嘗試再生育的實情，擔心這會讓孩子覺得自己被放棄了。但大兒子在生病以後跟李豔夫婦說過幾次，希望他們能給自己再生個弟弟或者妹妹。看着高額的醫藥費，大兒子也說過多次不想再治。他不想父母人財兩空，老無所依。當得到李豔懷孕的確定回答時，大兒子激動地跳起來。他告訴李豔，自己好高興，因為媽媽和爸爸以後又有希望了。

2020年3月，為了保險，懷孕5個月的李豔接受了宮頸環扎，之後就只能每天卧床。大兒子當時還能走動，但需要別人攙扶。丈夫每天要去上班，家裏常常只有母子兩人。他們各自躺在房間裏，用手機發信息說話。「我們不當面聊，他知道他會哭，怕影響我。」剛要成年的兒子事無鉅細地囑咐母親，照顧好自己，記得補充營養，不要把錢都省下來給他治療。

在杭州進行剖腹產的時候，李豔滿腦子想的也是大兒子現在怎麼樣了。在三天前的產檢中，李豔和一對雙胞胎還一切正常。但得知大兒子情況惡化後，李豔的情況急轉直下。她最初被送到的老家所在區的婦幼醫院，離大兒子所在人民醫院不到3公里，她想去看一眼，但沒人允許。她告訴自己，現在只能先顧好小的。

李豔沒能跟大兒子見最後一面，不過讓大兒子在離開之前看到了兩個弟弟的照片，這給她些許安慰。「我們都是盡力對他的，他知道的。」

一個失去孩子的女人：「全世界都以為是我的問題」

對於距離李豔夫婦近千公里之外的王娟來說，她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替代失去獨子的痛苦。

2018年2月，王娟8歲的兒子在北京確診髓母細胞瘤。這是一種顱內惡性程度最高的膠質瘤，14歲以下的兒童是高發人群。確診的時候，孩子就已經是晚期。醫生當時就直接建議王娟和前夫再生一個。經歷了兩年的手術和化療之後，孩子還是走了。

在小城的人看來，王娟已經好了。2020年失去獨子、與結婚17年的男人離婚之後，她在大姐家附近的小區租下了房子，與父母和親人日常聯繫，每天準時到新的單位——一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上班，對別人介紹來的相親對象都禮貌對待。在醫院工作、父母無虞，按照二婚市場對女性的期待，今年41歲的王娟條件優越。沒有人直接說過，但她知道，無兒無女反而成了她的關鍵優勢。

但王娟終日活在無法自拔的痛苦裏，不分晝夜。

王娟幾乎每天都要出去走。白天天剛亮，街上開始出現人影，她便出門去走，到8點之前回到住處，收拾好自己再出門上班。晚上下班以後，走得時間可以更長，直到夜裏12點，整座城市都進入夢鄉。她晚上出去走的時候喜歡穿高跟鞋。「那樣更累，回來也許倒頭就能睡着。」在兒子去世後，她常常失眠。

新單位的工作量不大。今年的適齡兒童疫苗接種季來臨時，王娟主動負責登記。她喜歡搶着幹瑣碎、機械、重複的活。她希望自己能一刻不停地忙碌。「一旦停下來，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我都會想到他。」

王娟是一個離不開孩子的媽媽。在之前的醫院上班時，每次輪到值夜班，她都會讓前夫帶着兒子悄悄溜進值班休息室，一家三口擠在一起。為了能有時間多陪兒子參加象棋比賽，王娟原本決定在2018年向已經工作多年的醫院提離職。她計劃和兒子一起到更遠的地方參加更多的比賽。

2019年的一天夜裏，王娟聽到兒子躲在被窩裏哭泣。她打開燈，9歲的兒子問：「媽媽，人為什麼會死？」

王娟告訴兒子：「人的生命就像樹葉一樣，從春天發芽，秋天落下，冬天光禿禿的時候乾枯。每個人都會死去，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王娟一點點地講着，孩子慢慢停止了哭泣，然後睡着了。但她自己一夜未眠。王娟一直無法面對兒子隨時可能會死去的現實。

兒子所患腫瘤的致病基因型是明確的，跟遺傳高度相關。醫生當時告訴王娟，這種基因型有兩個極端的結果：手術後，可能是愈後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差的。

王娟心底埋藏着一個封存的舊傷。知道兒子的病理檢查結果之後，絕望的王娟給自己的父親打去電話：「爸，我又把孩子給害了。」在2005年，王娟和丈夫在結婚兩年後有過一個女兒。但孩子在3歲生日剛過不久突發抽搐，送醫不到3天就去世了。

在兒子復發後，王娟堅持給自己和丈夫做了基因篩查，儘管父親告訴她到此為止，不要再查。她說：「大家潛意識裏都認為是我。」

第一次失去女兒的時候，王娟想離婚。但丈夫告訴她不能離婚。兩個人在一起是一份痛苦，離婚就變成兩份。後來兒子在北京做完手術，他們一起守在病房門外。醫院病房每天的探視時間有限，結束便不得入內。王娟和丈夫就在門外坐着，直到第二天探視時間到來。

第一次失去女兒之後，不到一年時間，王娟就生下了兒子。她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恨不得立刻把一個孩子抱在懷裏」的心情。2020年2月，王娟的兒子病逝。但這一次，她不確定自己能否再經歷一遍生育的過程。而孩子在北京病逝的前和後，婆家沒有聯繫過王娟一次，甚至沒來參加孩子的葬禮。

兒子去世後，王娟跟丈夫有一次在樓下散步，她問：「就我們倆好好過可以嗎？」丈夫沒有回應。同年4月，王娟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王娟說，在這一次才意識到：「他不是自己的愛人，他是他們家（夫家）的兒子。」

父親認為是二女兒的命太差了。他告訴王娟不要吭聲。「就算是指着你的臉說你沒幹什麼好事所以得不到好，你也裝作沒聽見。」

王娟的父母曾經也因為生育遭受侮辱。在農村老家，爺爺生了四個兒子，父親排行第三。前兩個兒子又都各自生了兒子，只有王娟的父親接連生下兩個女兒。中間還有一個女兒因為臍帶感染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她的父母在村裏遭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歧視，尤其是母親。他們家被村裏人嘲喊為「三絕戶」。

後來王娟的父母去外地求醫問藥了幾年，終於接連生下兩個弟弟。他們家的地位在村裏也由弱變強。加上子女都在城裏成家立業，父親成了村裏有威望的人。

在2021年8月王娟爺爺去世三週年紀念的時候，父親要求她必須到場。他想讓女兒儘快從喪子和離婚之中走出來，也想向外界展示她現在過得很好。

紀念日當天來了很多人。王娟已經離開村裏多年，原本沒有熟人。但在登記禮金的地方，一位負責記賬的長輩認出了她，張口便問：「孩子呢？」王娟答：「沒了。」

對方也許沒想到她會這樣直截了當，一時語塞。但王娟轉身就崩潰了。她挪到一邊，只覺得頭皮發麻，全身癱軟。王娟準備了幾天的勇氣、整理好的心情瞬間被擊碎。那位長輩是王娟父親的同輩，跟他們家交好多年。但他還是很自然地嘲笑一個失去了孩子的女人。父親沒有站出來替王娟說話。

也是在8月，王娟和前夫的基因檢測結果終於來了。結果顯示，前夫存在致病基因突變，醫生請她轉告，男方不適合再生育。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王娟還是獲得了一些解脱。孩子的姑姑有一次問王娟：「為什麼孩子都是得這樣的病？是不是和你天天走病床有關係？」王娟的父親也這樣認為，所以他不想女兒繼續追查到底是遺傳自誰。包括她以前工作過的醫院院長，在聽聞孩子的病遺傳自父親時也露出非常吃驚的表情。「就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全世界都以為是我的問題。」

王娟在北京的時候學會了一個詞——病恥感。「不管別人的目光是怎麼樣的，我自己都有一個恥辱感。我的孩子病了。」離婚以後，她發現自己又有一個新標籤——離婚女人。「好像我孩子又沒了，別人又不要了。」小城是熟人社會，沒有一堵牆不「長」耳朵。來介紹相親的人絡繹不絕，王娟都禮貌對待。「我們縣城是小地方，弄不好的話，還得又有閒話。」

王娟在網上買了一些維生素片和鈣片，以補充身體因為沒有正常吃飯而缺少的東西。她告訴父母，不會讓他們經受自己所經歷的喪子之痛，所以不論怎樣都會活下去。王娟用學習和考證填滿自己的時間縫隙。但常常，無助無望無用的感覺又會把她拉回起點。她選擇繼續隱藏自己對亡子仍在瘋長的思念。

何以為繼

長期致力於喪親、哀傷等主題研究的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心理系副教授何麗告訴端傳媒，生死的天塹最難跨越，失去摯愛往往是痛徹心扉的。心理學認為，面對這種情況，人的應對行為可以分為三種：問題中心應對（problem-focused coping）、情緒中心應對（emotional-focused coping）和意義中心應對（meaning-focused coping）。意義中心應對是因為有一些應激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親友的離世，所以我們需要重構突發事件對我們的意義，也可以稱作意義重建。

何麗提到，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詢問喪親者的「走出來了嗎？」這個說法其實不恰當，甚至有冒犯性。哀傷適應的歷程是促進一個人能夠把哀傷經驗整合到自己的人生經歷當中，不再影響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但這並不意味着不痛了，更不是切斷和逝者的聯結或者徹底忘記逝者。

而失去孩子對一個人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是毀滅性的，何麗表示。對女性尤其如此。那些改變生命體驗的喪失會大大的動搖生者的信念甚至是粉碎他們的生活。而在喪親者中，有20%-25%的人經歷的哀傷複雜且艱難。失獨者就屬於這一類。

「人是這樣子，但凡有力量去改變的時候，就會傾向於去改變它，因為不想變成一個沒有孩子的父母。」對於40多歲的人群來說，他們可能會極力爭取再次成為父母的機會。何麗說：「哪怕代價很大，希望渺茫，至少還有希望。」

何麗在她的《失獨者的喪子應對：哀傷、掙扎與超越》一書中寫到：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失獨之痛，不是單一的痛苦，而是多重多系統的觴痛。失獨之痛，既是喪子之痛，又是文化之殤。

從計劃生育到再生育

李豔、王娟生活在中國的不同省份，但她們都遵守了「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國策，也都經歷了政策嚴格執行的時期。

李豔和丈夫在2003年生下大兒子的時候被當地計生部門罰了款。雖然在中國農村地區，男女在20出頭就結婚生子一直普遍。但因為丈夫還有幾個月才到22歲這一法定結婚年齡，他們被罰款15000元。這在當時對他們而言堪稱鉅款。那張罰款單據跟獨生子女證明在大兒子過世後被丈夫一併燒掉。

當地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曾告訴李豔夫婦，如果獨生子女證還在，可以考慮補助他們幾萬塊錢。但當李豔夫婦去當地計劃生育辦公室詢問能否補開證明時，對方以他們是先生完雙胞胎之後大兒子才去世為由拒絕。「就說我們當時在世的是3個孩子，不應該算獨生子女家庭。」李豔說，「我覺得他們太不仁義道德了。」

其實在2013年，李豔自然懷孕過一次。因為不捨得，一直拖到懷孕第5個月，夫婦倆去當地計生部門詢問後得知，如果想生下孩子，需要繳納的罰款高達10多萬元。「我們那時候想給大兒子好一點的生活，要罰這麼多錢，我們承受不了。」李豔感慨一切無常，打掉那個孩子之後沒幾年，國家就放開了二胎生育政策。

王娟覺得，只生一個孩子已經變成長久以來人們想到生育時的一種條件反射。「好像理所當然了，傳統就是生一個。」

但這是一個從不正常到正常、從恐嚇到習慣的過程。從曾經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裏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2011年6月，原中國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啟動「洗臉工程」，集中清除各地強制性、暴力性的計生宣傳標語。比如：「一胎上環二胎扎，計外懷孕堅決刮」；「該扎不扎，房倒屋塌」；「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給繩、喝藥給瓶」；「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滅三胎」……到2021年，中國宣布三胎放開並同步配套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社會撫養費被正式取締。「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徹底成為歷史。

但經歷過計劃生育歷史的眾多家庭成為這項基本國策負面效應的承受者。

相比於老年喪子的獨生子女家長多次進京上訪要求國家負責，「李豔們」的訴求顯得隱忍温和。他們希望國家能為他們的再生育費用提供一些經濟支持。在官方語境中，由於疾病、意外事件或其他原因造成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的家庭被稱為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他們在2008年開始每月可以領取國家發放的經濟補助直至亡故。但只有女性在49歲以上、獨生子女傷殘或死亡後沒有領養或者再生育的家庭才有資格申領。

關於失獨家庭再生育訴求，政府文件中只提出對取環、輸卵（精）管復通等環節提供費用補償，但對於輔助生殖技術則並未明確責任，只表示「要做好諮詢指導工作，並給予必要的幫助」。在中國，只有少數省市曾提出針對失獨家庭的再生育需求，由政府買單一次輔助生殖技術服務。但實際受惠家庭數量十分有限。

因此，像李豔這樣的中年失獨家庭，再生育的嘗試都只能在舉債的前提下進行。他們進退維谷。

李豔一家花了130多萬元。夫婦倆做了兩次試管，加上兩個兒子早產被送進保温箱的費用，一共20多萬元。為了救治孩子，他們賣掉了僅有的房產，並且借債數十萬元。即便是在之前夫妻都能外出工作的時候，每月總收入也不到1萬元。

一直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約高級研究員黃文政對端傳媒表示，因為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獨生子女家庭想要再生育，國家應該承擔責任給予補償。「通過輔助生殖實現再生育其實屬於一種補救措施。」而在孩子出生後的養育成本，他認為國家也應該給予特殊幫扶。「失獨家庭再生育的父母普遍年齡都是40多歲，甚至五六十歲。養育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這本身其實已經不是人口問題，而是社會保障程度和道義的問題。」

黃文政說：「到現在為止，限制生育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已經終結了。但從現在的政治氛圍來講，就是儘量避免去談論它的對錯。因為歷史包袱很重。計劃生育這個詞帶來太多的負面印象，也給社會帶來太沉痛的教訓。」

尾聲

每每提起大兒子，李豔還是哭泣。但看着一對雙胞胎兒子的時候，她和丈夫就覺得生活又有了盼頭。李豔負責照看孩子，丈夫繼續去工廠裏上班。每天的生活被孩子吵鬧聲填滿。

但靜下來的時候，他們總是焦慮。孩子們會不會因為父母年紀太大在學校被同學嘲笑？經濟上無法滿足兩個孩子怎麼辦？等到兩個兒子20歲的時候，丈夫已經60歲，而李豔已經64歲，在他們可能最需要家庭經濟支持的時候，夫妻兩個已經到了老年，會不會託他們後腿？

應受訪者要求，李豔、王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