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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時，政策制定者說，如果出生人數下降太多，他們會改變政策。事實證明，這並非易事。
中共在1980年致黨員和年輕人的公開信中稱，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隨著出生人數逐年下降，現在中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努力，關閉墮胎診所，並擴大幫助受孕的服務。但獨生子女政策所遺留的問題是，育齡婦女數量不斷減少，以及獨生子女一代不太渴望結婚和組建家庭。中國在2016年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
此外，中國的不孕問題似乎比其他許多國家要嚴重。根據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研究人員的一項調查，大約18%的中國育齡夫婦有不孕不育的問題，而全球平均有15%左右的夫婦面臨這一問題。
多年來，中國政府號召婦女推遲結婚年齡，鼓勵少生孩子。研究人員稱，中國婦女嘗試生孩子時的年齡較高，這可能也是不孕率相對較高的原因之一。一些研究人員稱，多年來為了遵守生育限制政策而廣泛使用的墮胎措施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曾撰寫過一本關於中國生育研究書籍的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人類學家Ayo Wahlberg表示，多次墮胎會影響女性身體，可能導致不孕不育。
中國幾十年來保持較低出生人數的政策不僅造成了較深的傷害，還給許多地方政府帶來財政負擔，而這減少了這些政府可用於鼓勵生育的資金。
在中國，眾所周知山東省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有時較為極端，聊城市部分地區1991年開展了一場名為「百日無孩」的運動。香港鳳凰衛視（Phoenix Television） 2012年的一部紀錄片詳細描述了當地官員為美化出生數據，強迫被發現懷孕的女性去墮胎中心，即使這是她們的第一胎，符合獨生子女政策。
聊城一位45歲的大學教師稱，幾乎所有上了歲數的當地人都對這些官員的所作所為有所耳聞，不過他也表示，這是你在任何歷史書中永遠都找不到記載的。
幾年後，中國政府叫停了被認為過於殘酷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做法，包括監禁或毆打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人以及毀壞這些人的財產。中國國家衛健委沒有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山東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的一名官員不予置評，僅表示山東正在修訂該省的計劃生育法，以鼓勵生育。
目前，山東向眾多遵守了上述法規的夫妻支付補償或補貼，包括因唯一的孩子死亡或殘疾而失去支持的退休人員，或因墮胎或其他節育方法而受到傷害的婦女。根據山東省衛健委的數據，2019年此類支出總額超過人民幣50億元（約合7.8億美元）。這相當於當年最大預算項目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
墮胎現象並沒有出現斷崖式下降。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數據，1991年，也就是山東一些地區開展百日無孩行動的那一年，中國的人工流產數量約1,400萬。2020年這一數字略低於900萬。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各地主要用於墮胎、絕育和放置宮內避孕器的計劃生育中心數量在2020年已減少到2,810個，不到2014年的10%。
與此同時，體外受精（或稱試管嬰兒）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倍多，從2013年的約48.5萬增加到2018年的100多萬；體外受精包含多個步驟，每一個周期需要花費四至六周時間。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在美國，2018年在456家報告此類數據的診所共進行了略多於30萬次的體外受精。
Wahlberg表示，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在實施這麼多年的生育限制後，生育診所可能會變得比墮胎診所更重要。
根據他的研究，輔助生殖在中國的歷史之悠久令人驚訝。1988年3月，也就是世界第一個試管嬰兒在英國出生10年後，北京的婦產科醫生張麗珠接生了中國首例試管嬰兒。三個月後，在醫學遺傳學家盧光琇的指導下，另一名試管嬰兒在長沙出生。
當時這兩位醫生大多是秘密進行研究。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確定了人口議程，不孕不育服務直到21世紀初才合法。
現在，張麗珠和盧光琇所開創的方法是政府所依賴的改變人口軌跡的措施之一。
2020年，中國的新生兒數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8%，預計將於1月份公布的數據可能會顯示2021年新生兒數量再次急劇下降。中國的生育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020年為1.3，甚至比日本的1.34還要低。在2005年跌至1.26的歷史最低點後，日本處於全球最低之列的生育率在政府扶持措施的幫助下開始回升，不過在最近幾年，該比率又開始下降。生育率衡量的是一名女性一生中所生育子女的數量。
根據衛健委的數據，中國目前有536個不孕不育中心，但大多數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富裕的大都市，而且質量差異很大。大型醫院已經在計劃生育門診中增加了生育服務，中國也在努力將這種服務推廣到較小的城市。
衛健委設定的目標是，到2025年，至少為每230萬至300萬人設置一家提供試管嬰兒服務的輔助生殖機構。從全國範圍而言，中國離這個目標並不遙遠，但經濟欠發達的省份表示，現有的服務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西部的甘肅省只有三家輔助生殖機構，都在省會蘭州。甘肅的目標是到2025年擁有七家此類機構。
盧光琇是試管嬰兒技術先驅之一，2002年在長沙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育醫院之一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根據其網站，該醫院自成立以來已接生超過18萬名嬰兒。該醫院一個治療周期的平均費用約為人民幣4萬元，相當於6,000美元。
北京一所大學的助理教授（她只透露自己姓Wang）說，她在2018年流產後，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生育。但去年，她通過試管嬰兒生下了一個男嬰。
她的治療花費了人民幣5萬多元。36歲的Wang說，如果我再年輕幾歲，如果整個過程不是那麼困難的話，我還會再做一次。想到可能再次流產，她就覺得十分痛苦。
在中國，不孕不育治療費用不屬於醫保報銷範圍。在日本，政府已提議擴大公共醫療保險範圍，把一些不孕症的治療納入其中。
哥本哈根的人類學家Wahlberg教授說，但在推進治療不孕不育相關服務方面，政府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說，低出生人數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問題。
長期批評中國政府人口政策的美國研究員易富賢說，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人對家庭和生育的看法已經發生改變，中國政府的最新努力不可能輕易扭轉這一局面。易富賢預計，2021年的數據甚至有可能顯示中國的人口已經開始萎縮，要比政府預測的時間提前幾年。
為了鼓勵生育，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承諾提供現金獎勵和更長的產假。不過一些研究人員質疑這些鼓勵措施是否足夠。
商界名人、北京大學經濟學研究教授梁建章（James Leung）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取消生育限制的倡導者。他表示，如果沒有巨額財政補貼來幫助家庭養得起更多孩子，中國將很難阻止出生率的下降。
梁建章說，歸根結底是錢的問題。在他看來，大眾的想法很難改變，也不能把某種價值體系強加給他們。
他估計，要將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現金、退稅、住房和日托補貼的形式，為家庭提供平均每個孩子人民幣100萬元的補貼，合16萬美元左右。
前計劃生育官員王培安曾在2017年表示，中國不太可能面臨人口短缺，「未來一百年都不會缺人口數量」，現在他敦促強化年輕一代的生育責任意識。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培安說，應該尊重生育的社會價值。
中國政府的態度在六年時間裡徹底轉變，從嚴格限制夫妻生育子女數量，到現在鼓勵他們生育更多子女。但政府幾乎沒有提到獨生子女政策對人口的持續影響，也沒有提到其人力成本。
「對於那些在這種制度下過來的婦女，我真的很同情她們，而現在她們聽到國家正鼓勵年輕女性生孩子，」Wahlberg教授說。「我想到那種情形都覺得心碎。」
中國東北的幾個省份生育率在全國最低之列，其中的吉林省上個月表示，當地銀行將為每對有孩子的夫妻最高提供20萬元婚育消費貸款。
吉林省政府還表示，不會退還「歷史」超生罰款，該政府還表示，官員需要向因超生而被處罰的居民解釋，告訴他們形勢已經改變，現在需要 「激發生育潛能」。
英文原文：China Is Haunted by Its One-Child Policy as It Tries to Encourage Couples to Conce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