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新書《貿易戰就是階級戰》的導讀文章，這本書主要挑戰了主流國際貿易的論點，認為「貿易戰」背後掩蓋著過去三十年來日益不平等的階級戰，貿易衝突其實是各個國家內部政治決策所產生的非預期後果。端傳媒獲麥田出版社授權轉載。
簡言之，作者們最核心的論點就是，「貿易出超」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消費力不足，無法消費完自身的產能所以才必須將產能出口。而當一個國家無法消費完自身的產能，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受薪階級的收入不足所以缺乏消費能力。這也是書名《貿易戰就是階級戰》的意義。
時間拉回二○一八年一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川普簽發了數則與關稅有關的總統命令，標誌著川普政府開始執行川普在競選期間大力推銷的「美國優先」貿易政策。川普口中的「美國優先」當然是選舉時期的口號，訴求主要針對的是美國中西部的鏽帶（Rust Belt）選民。在川普的選舉語言當中，美國中西部製造業的沒落，是美國政客與大企業聯手將生產線悉數外移到中國的後果。在這則敘事當中，中國藉由國際貿易體系的漏洞與美國製造業進行不公平的競爭，而美國製造業就在這不公平的環境下，一步步的外移，並導致美國的衰敗與中國的強盛。對川普而言，會造成今天的局面，完全可怪罪於華盛頓的建制派與紐約大老闆們，而只有由自己發動貿易戰才可以扭轉局勢。
《貿易戰就是階級戰》
作者： Matthew C. Klein, Michael Pettis
譯者： 陳儀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2/01
撇除選舉語言，具體落實到政策上就是美國政府拉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這種提高關稅的做法，在美國學界與政策研究者之間引起巨大的爭議，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強調高關稅這種保護主義措施並無法達到預期的成效，也就是讓製造業回流。因為公司是依據比較利益原則安排跨國的生產鏈，也就是說，美國製造業的衰落，根本原因即在於這些商品在外國生產比較便宜而已。更重要的是，增加的關稅最後可能只是被轉嫁到美國的消費者身上。
在《貿易戰就是階級戰》這本書中，兩位作者克蘭恩與佩提斯也不例外的反對美國所開啟的貿易戰，但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們有一個從國際金融觀點出發的理由。
國內生產力、貿易與金融收支帳
關於貿易，主流的經濟學的說法，大多是認為兩個國家間的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利益的基礎之上。最基本的模型是假設有甲、乙兩國以及A、B兩種貨品，而甲乙兩國都有生產A、B貨品的能力。舉例來說，甲國的生產力可以生產十個A貨品以及二十個B貨品，而乙國只能生產六個A貨品以及十八個B貨品。此時，比較利益下的貿易模型會顯示，即便甲國在生產力上相較乙國有絕對優勢（因為不論是A或是B貨品，甲國的生產力都比較高）。但對甲國來說，生產一個B的機會成本是○．五個A，而對乙國來說，生產一個B的成本是三分之一個A。對甲乙兩國來說，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甲國專注生產A而乙國專注生產B，才能讓兩國達到低成本、高收穫的結果。在這個理論下，任何對自由貿易的攻擊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若不進行自由貿易，明顯不利於效益與經濟繁榮。
然而本書作者們認為這種看法完全與現實的貿易狀況脫節，原因在於推動貿易的不單單是國與國之間生產力的差別，更重要的是消費力的差異。而作者們的觀點可以從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以及國際收支帳平衡式與國民所得會計恆等式推導出來。
簡單來說，從國民所得會計的觀點來看，國內生產毛額（GDP）從支出面可以寫成以下：
【算式一】 GDP＝民間消費（C）＋民間投資（I）＋政府支出（G）＋出口（X）—進口（M）
這等式的意思代表了整個國家生產出的價值，包括了被消費掉、成為投資（注意，把錢存在銀行也算是投資）或是出口到其他國家。
而從簡化的國際收支帳平衡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寫出下面這個【算式二】 出口順差＋對外投資收益＝淨對外投資＋準備資產（reserve asset）增加
這等式的意思是，當一個國家從出口貨物或是對外投資賺了錢之後，這些錢若非變成對外投資，不然就是成為外匯準備。讀者可能會有一個疑問：當一個公司出口貨物賺到錢之後，可能會選擇在原國國內投資擴大營業，這個變化怎麼沒有被放到國際收支帳等式當中？這點是因為，當公司出口貨物賺到外國貨幣後，如果要在原國發薪水、擴大營業等，必須要先跟中央銀行換成本國貨幣，而中央銀行拿到的外國貨幣最後還是會變成對外投資（通常是各國國債）或是準備資產（也就是外匯存底）。
從【算式一】出發，本書作者們認為貿易順差其實代表著國家的生產力（GDP）沒有辦法被自己消費掉，才會產生出口順差；而再從【算式二】得出，這些順差最後一定會以某種形式成為對外投資。而有時，整個故事是先從對外投資（或是投機）大量成長開始，要支撐這種投資，不管是要舉債（所以淨對外投資不會增長），抑或是想辦法讓國家有出口順差。而要讓國家產生出口順差，一則是增長國內生產力，但如果生產力增加不夠快速，那就只能減少國內投資、消費與政府支出了。而長遠來看，這類操作通常是短期的，長期下來會因為匯率變動與通貨膨脹等原因而無法一直維持貿易出超（或是赤字）。但在政府刻意的政策操作下，長期貿易出超是可能的。作者們認為，這個動力才是理解國際貿易的關鍵。
中國與德國的故事
接下來，作者們以德、中兩個貿易出超大國以及美國這個貿易赤字大國為例，論證國內分配的不平等才是造成中、德兩國長期貿易出超的最大原因。
首先是中國。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長期壓低工資讓國內消費變低以拉高國內投資，希望藉此增加中國的生產力。但中國的生產力（GDP）是在每年年初被政治所決定，在此脈絡之下，中國地方政府大量仰賴高政府支出、舉債來增加政府投資以提高生產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一方面高度管控資本外流，另一方面又運用低匯率與低稅率來吸引外資（而這些外資又可能是購買債務，而非直接投資資產）。這樣下來，除了造成中國的外匯存底不斷擴張之外，也同時讓中國的債務不斷變高。藉由舉債來投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這些投資是否能有相應的回報、並推動實質的生產力成長。從各種跡象看來，在中國的投資的回報率愈來愈低，而且更常有公司債務違約的現象發生。
另一方面，作者們認為德國其實也是類似的狀況。東、西德在一九九○年代合併之後，由於雙邊的生產力差別過於巨大，而造成原西德的社福與財政負擔。面對這樣的挑戰，德國政府不願意提高債務上限，而是以消減社福保障以及降低對勞動條件的保障，以確保企業的競爭力，造成的結果就是德國民間的購買力普遍下降。當勞動產出維持差不多，但購買力下降的時候，德國就會有過剩的產能／產品得以出口，這也是作者們認為德國近年來大量出超的主因。
台灣是相似的案例，還是例外？
作者們在書中提到，台灣因為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所以長期以來都將準備資產的水準拉得很高。並在結論列舉與美國形成貿易順差的經濟體中，將台灣列入中國、德國、日本、荷蘭、南韓、瑞士、新加坡等地之列──意涵著台灣也在政策上壓低了本地的受薪水準，讓本地消費力跟不上生產力，進而有大量的出超。這可能跟一般受薪階層的感受一致：什麼都漲就是薪水沒有漲。台灣的情況似乎與本書的主要論述相吻合──本地的不平等最後會導致貿易的失衡。
但如果我們再看更多的研究，例如紐約市立大學的米拉諾夫奇（Branko Milanovic）與倫敦大學學院的藍納迪（Marco Ranaldi）根據世界各國的財稅資料指出，台灣與斯洛伐克是少數在收入與收入結構不平等係數都非常低的國家。這數據也代表了台灣的受薪階級工資沒有被過分壓抑。從資料上來看，二○○○年之後，台灣勞動報酬的份額大致維持在百分之四十而沒有更多的變化。在這樣的脈絡下，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台灣長期以來過分壓低匯率，造成各種需要進口的原物料價格變高，進而壓低了台灣民眾的消費力。也就是說，從國際收支帳與國民所得會計的觀點來看，台灣也是因為國內消費力的成長跟不上生產力的成長而造成了大量出超，然而在台灣的案例中，消費力不足並不單單像是本書所述的階級問題，而是有其他國際政治經濟的原因。
這也是本書沒有處理的一個問題──即便從國際收支帳、國民所得會計看起來類似的國家，卻很可能是由於不同的歷史機遇與制度安排才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台灣與韓國政府在一九七○年代都與後來的中國一樣，嘗試動員家戶儲蓄來擴大國內投資。但由於面對的政治情勢不一致，台韓兩國走向了不一樣的信貸融資模式。韓國除了動員儲蓄外也開始對外舉債，這讓韓國能夠以不壓低國內消費、沒有貿易出超的情況下，達到生產力增長與外匯儲備增長。而相對的，台灣則是因為失去聯合國會籍後無法獲得外國資金，所以台灣只能以低匯率、貿易出超的模式來增加外匯儲備與國內投資。由於國際收支帳與國民所得會計只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過程的結果，看起來一樣的結果，並不代表這個過程是類似的。這些差異還需要更多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補足。
貿易戰≠階級戰？
若要完整解釋「貿易戰」的面貌，本書則是在貿易戰的國際安全面向留下了空白。作者們將「貿易戰」理解為「因為貿易收支不平衡而起的國際紛爭」。但從後見之明看來，美國在乎的不只是大量的對中貿易逆差而已。在貿易上，美國早就對行之有年的國際貿易法有所不滿；主要針對中國的，則是忌憚中國在所有領域帶來的威脅，比如大量的商業間諜活動、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以及近年來愈來愈嚴重的人權侵害等等，這些都是造成貿易戰不可忽略的因素。單單解決各國內的不平等問題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持平而論，這本書釐清了許多重要問題以及常見的迷思。例如貿易出超不見得是好事，可能代表的只是本地的消費能力被壓縮了；或是藉由外債來發展也不見得是壞事，只要這些投資是有潛力的投資就好。加上本書也強調了公司避稅、三角貿易、貨運集裝箱技術等變化，如何造就了真實的國際貿易模樣。這些變項由於不容易取得資料，長期被學院經濟學與政策輿論所忽略，而讓經濟學的貿易模型無法掌握到真正的貿易動態。本書沒有用華麗的數學模型與統計方法，而是用簡單的國民所得會計與國際收支平衡算式，將複雜的國際貿易問題用易懂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對於想要更了解國際貿易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黎班，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學者，《端傳媒》特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