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場新聞》宣布停運之後，網站上的文章內容開始陸續被下架，尤其是曾經被警方點名批評的報導及轉載評論文章，被首先404。晚上十一點，《立場》徹底下架所有網站及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在這個年末，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及第四權監督權，都經歷了一番整頓和改造。

從《主場》到《立場》，「致力守護香港核心價值」

《立場》一直活躍於香港民主運動，董事名單有熟悉的泛民主派人士，不少博客由民主派操筆，所報導內容亦多針對政府和建制權貴。

《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在2012年創立，打著「我城．我觀點．我主場」口號，成立的時機與當時的社會運動互相呼應，因聲援反國教運動而提早上線。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前夕，《主場新聞》突然結束營運，除了因為公司長期入不敷支，創辦人之一蔡東豪直言是出於對政權的恐懼：「由於當前政治鬥爭氣氛令人極度不安，多位民主派人士，被跟蹤、被抹黑、被翻舊賬，一股白色恐怖氛圍在社會瀰漫，我亦感覺到這種壓力。」

同年12月，雨傘運動剛結束，蔡東豪改以《立場新聞》的名義復辦媒體，並聲言「我們不甘心，我們未放棄。」在財務上改以信託安排，後來加入眾籌計劃，希望業務發展更可持續。《立場》的營辦理念與《主場》一脈相承，其創刊辭就清晰寫道：「《立場》一如《主場》，以香港為本位，堅信我城的未來，應該由香港人自主；民主、人權、自由、法治與公義，是我們致力守護的香港核心價值⋯⋯以「立場」為名，我們一如以往，敢於宣示立場，不掩飾，不迴避。」

《立場》一直活躍於香港民主運動，董事名單有熟悉的泛民主派人士，不少博客由民主派操筆，所報導內容亦多針對政府和建制權貴。2021年度的人權新聞獎，《立場》就憑「恐懼之城」專題和「南丫海難 8 年」調查報道斬獲兩獎。近年《立場》美術部，亦時常以「抵死啜核」的改圖風格，戲謔一眾權貴，衍生網絡次文化。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立場》的的表現更是矚目，比如在一次警方例行記者會中，《立場》記者便聯合部份同業，戴上標語頭盔，抗議有記者在示威現場遭受警暴。

《立場》名副其實的鮮明立場，很快吸引了龐大的讀者群，但也付出了相應的「代價」。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過去定期進行「傳媒公信力調查」，《立場》公信力長期處於中下水平，2013年，《主場》只有5.76分，低於所有傳媒平均數，甚至不如《東方日報》；2016年，其分數更下插到5.24分，亦是低於當時平均數5.6分；直到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民主派陣營急速壯大，《立場》的得分攀升到6.69分，甚至超越一些《明報》和《南華早報》等老牌「文化報紙」。對不少港人而言，《立場》於反修例運動中有關71立法會示威和721事件的直播報導，是記憶中不能磨滅的畫面，《立場》亦憑藉這些出色報導，成為最受關注的本地網媒。

然而，在收穫香港社會認同的同時，《立場》亦遭遇到各種爭議，甚至是惡意的打擊。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立場》記者更多次受到直接的肢體暴力，案件至今仍未完成調查。

2018年8月，《立場》刊登由時任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撰寫、題為〈五年前的這件事與梁振英的紅線論〉的文章，內容觸及2012年梁振英參選特首時出席疑有江湖人士列席的「小桃園飯局」。梁振英隨即入禀法院，控告《立場》及鍾劍華誹謗。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立場》記者更多次受到直接的肢體暴力。最令香港市民猶有餘悸的是元朗721襲擊事件，一群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時任《立場》記者何桂藍到場進行採訪，在直播期間被一名男士毆打，令全城嘩然。2020年3月，《立場》公布，在社會運動期間曾經向警方提出10宗投訴，其中半數涉及警員無理動粗，如撞跌和棍打記者，採訪團隊被發射胡椒球槍；其他事件還有記者個人身分證被公開，手機和採訪工具被毀爛等等。上述案件至今仍未完成調查。

應對政治壓力的媒體策略

《立場》的政治立場旗幟鮮明，倡儀民主自由，但同時，它又不同於學界對倡議式媒體的想像。

《立場新聞》並沒有社論文章，它甚少以整個媒體的名義，推動一項政治議程，而多出品自家製的調查報導，配以轉載文章來補充編輯台視角的缺失，為港人提供資訊及對議題的深度研究。在日漸高壓的政治環境下，避免直接以社論形式表達立場，也增加一重保險作用。

可是，親建制報章從2021年國安法生效之後對《立場》多有攻擊。《立場》評論版轉載的文章，如討論香港的北愛爾蘭化、非暴力抗爭的合法性、對抗獨裁政權的可能性等，被多次指控違反國安法、「煽獨」「播獨」。

而危險的信號已經伴隨著蘋果事件來臨。6月24日《蘋果日報》在多名高層被捕、資金被凍結的情況下正式停刊，記協主席楊健興在《眾新聞》撰文：「自去年8月拉人、搜報館，不少已辭職、移民，恐懼在整個行業擴散，《蘋果》拘捕行動未正式完結，目標指向網媒傳言已滿天飛。」

面對日益嚴峻的壓力，《立場》在6月27日，再次作出了三個重要舉動，以「減低各方風險」。第一，把今年五月份及之前的評論文章，如博客文章、轉載文章和讀者投稿等，「全部暫時下架，與作者確認繼續刊出的意願和風險後，再考慮合適安排及重新刊出」；第二，停收贊助和中止月費計劃，「為免《立場新聞》一旦遭遇沒頂之災，浪費了支持者的金錢」；第三，大型的架構重組，六位董事余家輝、周達智、吳靄儀、何韻詩、方敏生及練乙錚，辭去董事職務，而為了保障前線同事，「終止了入職半年以上員工的僱傭合約，以高於法例要求的補償額結算了年資，並以不低於原來條件簽訂新合約重新聘用」。

面對日益嚴峻的壓力，《立場》在6月27日，再次作出了三個重要舉動，以「減低各方風險」。可是，架構調整過後的《立場》依然逃不過親建制陣營的攻勢。

可是，架構調整過後的《立場》依然逃不過親建制陣營的攻勢。大公文匯網在《立場》重組後兩天，隨即發表題為《立場文章下架亦難逃刑責》的文章：「現在《蘋果》已經倒閉了，《立場》還會遠嗎？」，並明言「《立場》過去大量轉載踩界文章，同樣有違法之嫌。」同日，前特首梁振英亦在社交媒體Facebook發帖文，質疑《立場》資金來源。個別《立場》職員亦成為左派報章公審對象，例如副採訪主任兼記協主席陳朗昇屢屢被指發表抹黑警方言論，到年底又爆出他「涉嫌嫖妓」的新聞。

12月，《立場》發布《智慧監獄》系列報導，拆解大潭峽懲教所把難民作為實驗對象來測試新型監獄管治，遭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記者會中點名批評。這彷彿是對後來的拘捕行動的預告。鄧指出該報導是「偏頗、誤導，妖魔化」，警告「任何人或組織，無論甚麼包裝⋯⋯只要想違法、想危害國家安全，我們一定會找到證據，證明你是犯法。任何犯了法的人，我們都會找證據。今日找不夠，明日找；明日找不夠，後日找。只要你是犯法，我們就有方法找到證據，去證明你犯法。」

終於，香港國安處在將近新年採取行動，終結了《立場》從《主場》一路走來近十年的倡議媒體之路。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是什麼罪名？

警方以涉嫌違反「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立場》高層，已被監禁的一眾《蘋果》高層被加控同一罪名。警方行動雖由國安處執行，引用的罪名卻不是《港區國安法》，而是英殖時期遺留至今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這值得我們思考：在國安法框架下，殖民時期的法律是否為政權提供了檢控的工具？香港的新聞與言論自由又面對著哪些法律上的紅線？

刊於《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為港英殖民時期遺留至今的法律，條文的法律基礎為港英政府於1938年頒布的《煽動條例》（Sedition Ordinance），其字眼含糊且覆蓋廣泛，與本地法律對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的保障存在一定張力。針對其法律字眼，相關條文只指出「煽動刊物 (seditious publication) 指具煽動意圖的刊物」，而「煽動意圖」則泛指具有 1) 激起對香港政府、司法系統的仇恨、藐視或離叛、2)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3) 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等元素的作為、言論或刊物。條文並沒明確指出何為離叛，或訂明何為慫使他人不守法，若只看其字眼，有關「煽動意圖」的法律規限可謂極為廣闊。

香港回歸以後，政府對這條例一直備而不用。「一國兩制」開始實施的二十多年間，言論及新聞自由受法律保障，曾經是管治者的諾言。

煽動條例為港英殖民歷史的產物，其立法原意恰恰是殖民政府為了規管本地報章，保障殖民管治。據法律學者傅華伶的考據（註一），香港煽動罪行的雛型早於十九世紀的殖民管治出現，意在規管在香港運作的華文報業及出版業。面對中國大陸急遽變化的政治環境，以及與大陸相關、反對英殖的言論在香港社會流行，首條「煽動刊物條例」在1914年由殖民政府頒布，再於1938年修訂成「煽動條例」，以規管任何挑起針對殖民管治的仇恨、藐視或離叛的言論。

立法初期，殖民政府曾頻繁引用相關條文檢控華文刊物及監禁異見者。例子包括1951年九龍城東頭村大火，《大公報》因刊登對殖民政府的批評，被判出版煽動文字罪成，被法院禁止出版12日。六七暴動期間，三間本地華文報章同樣被控出版煽動文字，創辦人被判處三年監禁，各報章被禁止出版6個月。然而，六七暴動之後，殖民政府便未曾再次引用有關煽動的條文作出檢控。

煽動條例於1970年再被修訂，隨後被併入《刑事罪行條例》，刊載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臨近九七回歸，殖民政府及末屆立法局一度考慮廢除煽動條例，以加強對言論自由及異議權利的保障。立法局及後通過修訂煽動條例，收窄煽動罪行指涉的範圍，要求罪行須涉及「引致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法案在回歸前四天由港督彭定康簽署作實，卻一直未有生效。

香港回歸以後，政府對這條例一直備而不用。「一國兩制」開始實施的二十多年間，言論及新聞自由受法律保障，曾經是管治者的諾言。而在中國國務院新近發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中，北京政府這樣形容港英殖民政府：

「港英當局長期實行高壓政策，嚴密管控新聞出版，鉗制言論自由。1952年3月，《大公報》因轉載《人民日報》關於港英當局暴行的短評，被判刊載煽動性文字罪，受到罰款停刊的嚴厲處罰。1967年8月，三家報紙因刊登呼籲香港同胞反抗鎮壓的文章，被港英當局以刊發欺詐性、煽動性文章為由封禁6個月，報社所有者和印刷商被判入獄三年。」

在白皮書發表幾天後，「發表煽動刊物」罪卻再次被啟用。

在白皮書發表幾天後，「發表煽動刊物」罪卻再次被啟用。除了《立場》及《蘋果》以外，目前與「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有關的案件還包括：「羊村」繪本案，「港獨」文宣案以及鍾翰林案。這些案件中僅1人獲准保釋。其中，只有鍾翰林案已完成法律程序，而他面對的「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最終只於法庭存檔。因此，就這一罪名而言，檢控方將採取的策略，以及法庭如何判決的理據，仍屬未知之數。

「纖塵不染」的公共空間與「防火鐘」的失效

從一個更大的脈絡理解，當下香港無疑是中國管治思維轉向的著力點，而中國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萎縮過程，或對理解當下香港有所啟示。

千禧年後的十年間，胡溫執政的年代，中國大陸一度出現相對蓬勃的公民社會，具批判性的大眾傳媒，觀點多元的互聯網空間。中國研究學者雷雅雯在專著中（註二）形容，這是中國底下出現的，「具政治議論的公共領域」（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這一公共領域的發展多少受惠於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政策，以及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兩者都為公共領域拉闊了制度空間。其運作既涉及專業獨立的傳媒機構、法律的改革、學術的相對自由，也關乎普羅大眾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及參與意慾。在中國近代史中，那曾經是一段代表自由、開放的歷史時空。

公共領域亦長期受到國家的注視，被國家政策規限。各種自胡溫時期已存在的整治手段在習時代被強化重塑，以往公共領域依附的灰色地帶，如今皆漸漸轉紅。

但這公共領域亦長期受到國家的注視，被國家政策規限。在胡溫年代，「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曾主導中共的管治政策，社會安定是管治的首要目標，而中國的公共領域在不危及社會安定的前提下，得以逕自生長。因此，在三鹿奶粉以及汶川地震等事件中，透過內地公民社會進行動員維權的人士會受到國家的監管及逮捕，但國家卻相對容許針對公共事務的言論及報導，得以自由生產、流通。可以說，在當時的中國，只要言論不涉及危及社會安定的行為，政治會為言論自由留有一定空間。

以社會安定為先的執政理念在習近平年代被徹底置換，當下的中國更朝向意識形態鬥爭，並以國家安全為考慮。由2013年具象徵性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為濫觴，國家在中國公共領域逐漸站得更前，更加無處不在，專業獨立的傳媒機構也成為最早受到國家力量整治的對象。各種自胡溫時期已存在的整治手段在習時代被強化重塑，以往公共領域依附的灰色地帶，如今皆漸漸轉紅。

當中國整體管治思維經過從社會安定到國家安全的轉移，香港作為中國特區，一國兩制的運作亦越來越仿效大陸管理的模樣。國安法無疑給香港帶來了新的治理秩序，當國安法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可以想像中國的治術已成為香港管治的核心，曾經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或以不同面貌，卻又極其相似地，在香港發生。

也許值得一再重申一個老舊的道理——具批判性的大眾傳媒是社會的「防火鐘」，異議空間是疏導社會不滿的支流。

若只聚焦於當下政府對傳媒機構的整治，當香港的異議媒體逐一倒下，也許值得一再重申一個老舊的道理——具批判性的大眾傳媒是社會的「防火鐘」，異議空間是疏導社會不滿的支流。植根民主主義的傳播理論，大抵認同大眾傳媒只是現代社會系統中的制度之一，它會與政治、市場、文化互為影響，很多時候，大眾傳媒對其他制度的影響是有限的，而新聞受宏觀政治經濟的形塑或許更為明顯。但在必要的時候，大眾傳媒會給社會打響警號，會呈現受壓迫的聲音，從而讓社會作出反應。事實上，在近代歷史裡，當一個社會存在具批評性的媒體，它不一定就會發生革命，卻能更迅速、更深入地讓成員了解生活世界的隱憂和焦慮，對民意的掌握同時也是決策的根基。

中國政府在高舉國家安全主義的當下，一方面社會彷彿纖塵不染，輿論空間被淨化，異議被抽空，另一方面卻也醞釀出多層次的極端化。表面的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但對中國內部真空的不確知，我們並不陌生。尚存的香港，或許仍存有的一點優勢是，人們曾經看過社會言論平衡的樣子。

這也是一個契機，讓人去理解辨識真假的責任在今後對己身的重要性：活在真實中，辨識謊言，或至少不參與製造謊言。

今次，當局特意將「煽動」與「假新聞」進行區分，或許暗示了真假都沒有實際的效果重要。這也是一個契機，讓人去理解辨識真假的責任在今後對己身的重要性：活在真實中，辨識謊言，或至少不參與製造謊言，是每個普通人對自己的信息安全、對守護社會真相，都可以做到的事。

註一：Fu, H. (2005). Past and Future Offences of Sedition in Hong Kong. In Fu, H., Petersen, C. J. & Young, S. N. M.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Hong Kong's Article 23 under Scrutiny (pp. 217-24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註二：Lei, Y. W. (2018). 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