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少香港電影入圍金馬影展，對香港電影來說意義重大，《花果飄零》作為其中一套也盛載了對香港深深的感情，而關於香港電影與《花果飄零》影評文章，我相信會不少。然而作為澳門人的筆者，也希望是借這部電影，去帶出《花果》中同樣重要的一個角色—澳門，這電影對澳門人的意義。
我仍認得那一夜我坐在台北的影院內，大銀幕上的澳門景色一出現，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隨著導演帶我如何凝視這個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讓我知道這部電影不只與香港有關，同樣也對澳門非常重要。
澳門出現在大銀幕上其實並不少見，最早期在眾多香港粵語長片中，已常常出現澳門，澳門作為香港的後花園，成為港澳人拍拖或尋找親人的場所，也能看到當時的港澳關係密切。再到後來，杜琪峯導演也把澳門帶入他的電影中，藉澳門去講香港的未來與政治隱喻。到了賭權開放以後，澳門賭城的地位受到世界注目，不少商業片都紛紛來澳取景，如荷里活大制作的《非常盜(Now you see me)》，《007: Skyfall》，《尚氣》等，中港澳的合拍片也不少，如《北京遇上西雅圖》，《遊龍戲鳳》等，但在這些電影當中，澳門大多不過是個可以隨時替換的賭場／罪惡的佈景板；那麼澳門本地的電影呢？ 澳門電影發展較香港及台灣緩慢，從最早期葡萄牙人的影像紀錄，看到關於葡萄牙人對自己作為殖民宗主與這片殖民土地上人們的關係，但這些電影都比關聚焦在葡國人身上。而真正由土生土長的澳門人拍攝的電影，也在近90年代才開始出現，例如1995年朱佑人導演的《亞明的澳門》，可以說是最早討論起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電影，回歸前的朱佑人從美國回澳，在香港一大片討論回歸的聲浪裡，朱佑人也以自傳的方式探問回歸後的澳門是甚麼，澳門的未來又會怎樣。及後出現的城市短片集《堂口故事》三部中，創作者以澳門城市不同的角落去書寫澳門人的故事，當中也有不少回應澳門人如何看自己身份的故事，如土生葡人對澳門的感情與歸屬，賭業下澳門人與城市的轉變，城市中的外來人口如何在澳門中找到位置等等，到近期的年青導演如徐欣羨的《骨妹》，借一對同性戀人的愛情在澳門回歸的背景下，也嘗試探問自己和澳門的關係。
但這些很多的澳門電影，除了像《骨妹》曾在香港發行以外，其他的都難以在院線上映，因此他們的受眾是少數的，而且澳門電影還在一個發展的階段，無論數量及大眾的普及度，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因此澳門人並不像台灣或香港人，總能在眾多的文化媒界上，看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看到關於自己的故事，而難得的是，羅卓瑤導演這次的《花果飄零》，一部個人私密的論文電影，在眾多提及澳門的電影中，再現了另一個難得一見的澳門。
整部電影的主角其實仍然是香港，但澳門也以很重要的角色去傳達了導演的心思，《花果飄零》以雙線發展，兩線看似無關但在細節裡靈巧融合，一邊是仿紀錄片式的，以導演的視覺在港澳雙城追尋逝去親人的足跡；另一邊是追隨留英回港的香港音樂家在當下的香港中水土不服，遇上同樣迷失的通靈少女，彼此在城市中浪蕩與尋覓的故事。
隨著導演的旁白，我們坐上噴射船回到五光十色的澳門，想起來香港人能這樣坐船來澳門也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導演的聲音帶著我們尋找她昔日失散的親人，穿過在那些旅遊書看到爛的建築，回到早已不存在的故居，那些泛黃的葡式建築前，有種不真實的感覺，觀眾也就像和導演一樣，尋找那個失蹤以久的澳門。導演曾在訪問中提到，她總是記得澳門的一切，但電影中那些宏偉的賭城風光，配上一句「如今澳門都變得如此陌生了」的獨白，瞬間把我帶回澳門的現實，這何嘗不是今天每個澳門人的心聲？
大賭場的背景過後，電影中閃過幾張昔日的澳門老照片，那是電影中失散親人藏在抽屜裡的昔日舊照。這些舊照片都是昔日澳門小街小巷的人情風景，讓我想起這近幾年在社交媒體中，非常活踴的舊澳門/澳門記憶群組，也常常流傳這些照片，每次都引起很多人轉發或留言，這些上一代的故事和影像，也漸漸被當代澳門人想像成一種的集體回憶，導演嘗試透過在這些過去的影像碎片，尋找或拼湊著一份屬於她的澳門記憶嗎？澳門人也在這些群組的記憶碎片中，拼湊著澳門人的共同的想像嗎？
電影中的澳門，總是與船或水有關，當中非常有趣的一幕，深夜裡導演在澳門的酒店中醒來，像是聽見過去親人的呼喚，廁所忽然傳來沙沙水聲，但裡面卻空無一人，電影中多次使用了與水／船有關的意像，來呈現一種連結或進入她所營造的時空--澳門與香港的連結，現今的人們與昔日的幽魂的連結，像香港少女在廣場的水池上，遇上等待船來出發的革命靈魂，也是透過水的倒映來呈現這種半真半幻的時刻，而這水或船的比喻又不禁讓人想起昔日香港與澳門的親密連結，但這一切都在反送中，疫情下被粗暴切斷。
羅的電影總是離不開一種「無家」與「無根」的狀態，最著名的是她90年代幾部與移民遷徙有關的電影：如《浮生》，《愛在別鄉的季節》或《秋月》，但是羅又並不只是想要找到一種固定的「身份」，她總是強調在一種在多元混雜中不斷形成的自我與理解。那是無論你是異鄉人還是本地人，無論你活在過去還是今天，無論身處何地，都無可避免的一種飄零的狀態。也正這種此飄零狀態，才能開啟一躺尋根之旅的意義。電影中無論是迷失的音樂才俊，還是看不到未來的社運少年，或是走失的親人幽靈，他們無不在各自的城市裡，追尋著一份可以被理解和嘗試去理解的身份狀態。音樂少年重遇音樂老師，少女遇到等待出發的革命英魂，導演重遇昔日友人的幽魂，不同身份的人的經歴，又如何影響著我們對當下自身的身份和想像，進而延申對當下社會比較寬宏的理解。導演透過電影種下了一種同情與理解的花果，盼這些種子能在不同的人心中植出連結我們的根，一種多元與包容的「根」。
這樣的理解，電影也放到澳門身上，電影以昔日失蹤親人的好友，帶我們回到「一二．三事件」發生的現場，幽靈在如今熣燦華麗的賭場前訴說起五十多年前抗爭現場的血肉模糊，連結起對過去一切反抗壓迫的革命事跡，連結起所有為公義反抗的革命者精神，這樣的結局對澳門人來說是非常震撼的，它為澳門的歷史提供了另一種想像的詮釋，也把澳門人一直在抗爭社運中失語的態狀中被呈現出來。
澳門的「一二．三事件」，一直被認為是國內左派勢力成功在澳門策劃，並推反殖民，甚至是清除國民黨勢力的歴史論述，這事件也深遠地影響了後來整個澳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使澳門走向了與香港完全相不一樣的方向。然而在這樣的論述之中，事件中的人物面容及故事是被抹去的，猶幸香港學者李孝智，曾撰寫過《澳門一二．三事件: 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一書，為大家帶來了「一二．三事件」另一種詮釋，書中透過曾參與在事件中的當事人的口述歷史，讓他們述說了個人上街反抗的原因，以及他們所身處的時代背景，這些在官方媒體中並沒有被記錄下來的血與淚，重新呈現了一種從未被看到的角度：澳門人也曾為了自由公義，走上街頭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那不是單純的文革幾句口號或字條所能煽動的。只是這樣的行動後來都被左派勢力及文革所利用，變成了今天主流所見的論述。
羅卓瑤的童年正好經歷了「一二．三事件」，她回憶曾說正是因為此事，舉家才到香港定居，也因為此，她開始了飄零的人生，澳門人，香港人，澳洲人，她總在這些身份中變換和迷失。因而我們就能明白，導演為甚麼要回來澳門，要與昔日的親人對話，也為甚麼她要回到香港，拍下當下年青人的感受。這樣也不就和許鞍華導演的《明月幾時有》有了異曲同工的效果？《花》以不同年代的華人革命先軀連結到當下的香港少年，《明》以抗日戰爭中守護知識分子的烈士，也連結到當天香港的抗爭者。
《花果飄零》非常大膽地借「一二・三事件」呈現了澳門人也有對極權反抗的一面，這正好與李孝智先生書中的論述近似，為澳門歴史提供了另類想像。對作為澳門人的筆者而言，它也為澳門在這近幾年發生的事件中的失語打開了缺口—就是在雨傘運動，在反送中的浪潮裡，澳門人的聲音也是被隱去的，然而也只有我們知道，很多默默信守民主公義，願意站在香港人們身旁的澳門人是存在著的，也許這並不是電影想要傳達的主旨，但在筆者的詮譯下，這些沒被聽見的澳門人的聲音也像被藏在抽屜裡的老照片，無法被看見，但不代表不存在，同樣正等待著誰去發現，然後併湊一個關於澳門的新的想像與可能。
我真希望澳門人都能看到這部電影，或這電影更值得澳門人去關注，透過這部詩意又赤誠的電影，很多未能理解香港的澳門人，能有一個出口，去同理香港人的心願，或許這套電影，也能成為澳門創作者反思自己的好機會，當我們的城市故事，總是要藉由他人去詮譯或書寫時，我們的話語權也在別人身上，羅卓瑤離開了澳門那麼久，但她對此地仍然念念不忘，對澳門的想像仍可以如此寬大，我們身為澳門的創作者，又應該怎樣書寫自己的城市呢？
參考資料：
《Macau Closer》 羅卓瑤專訪，2016/12
《流徙與移民之詩——羅卓瑤》，文／李典，2000-2001
《論集體記憶》M. Halbwachs 1992
《澳門一二．三事件: 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李孝智，2017
黃小雅，澳門電影工作者，也從事影展工作，現身處台灣學習。除了創作以外，也希望藉由寫電影，分享更多關於不被認識的澳門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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