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電影 風物 第58屆金馬獎 香港在金馬

我城的鬼魂:論《花果飄零》與本屆金馬獎的香港電影

當今香港的電影,正在戲院中不斷流動與拼湊,成為濃厚的集體記憶。


《花果飄零》劇照。 網上圖片
《花果飄零》劇照。 網上圖片

註:本人涉及部分電影情節透露。

「『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的新世界。』」——西西《我城》

羅卓瑤的《花果飄零》(2021)於本屆金馬影展進行國際首映,影展也同時挑選導演於1996年出品的《浮生》重映,這兩部電影,是最讓人驚喜的回聲組合。《浮生》曾獲第33屆金馬獎最佳導演;《花果飄零》在今年則「只入圍」最佳導演一個項目。實際上,《花果飄零》的粗放創意、題材跨度及形式內容交織的勇氣,也該入圍今年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尤以其在政治題材上的風險(甚至恐怕是不討喜),製作上的坦白赤裸,其關懷卻相當真摯地傳遞出來,更值得受藝術獎項的肯定。

本屆金馬獎論及香港抗爭的劇情片有《少年》,紀錄長片《時代革命》、《日常》及短片《良夜不能留》,皆提醒著我們此刻中共暴政下受苦折磨的人們,以及已然摧殘受損的我城。此時,羅卓瑤依然選擇給予早期懷有中國民主夢想的人高度同情凝望。坦白說,即使作為台灣觀眾,在香港街景聽見字正腔圓「國語」的歌頌,也難免捏把冷汗,不知香港的年輕人能否接受這樣的視角?但《花果飄零》是如此不掩藏其關懷,粗糙而率性的鏡頭表現,更顯出創作初衷。金馬獎不正是最適合安放此種題材之處嗎?或許只有華人觀眾,聽懂那口音差異、理解世代的飄零,能明白箇中滋味。

今年最佳劇情片的入圍名單中,姑且不論台灣電影,同以 Drifting 為名的另外一部香港電影,也是總入圍項目最多的熱門之作《濁水漂流》則是企圖寫實的無家者議題電影,拍攝製作細膩,不乏有生動且深刻的細節,但過於急切填充劇情片各項議題元素的語氣,在創作形式上就較無驚喜之處。我認為以劇情片而言,《花果飄零》或許更高一層。不過總的來說,香港電影在本次金馬影展中共同拼湊出來的意象,仍是一個豐富、精彩且完整的集體樣貌。

《濁水漂流》劇照。
《濁水漂流》劇照。 網上圖片

我們不時會在電影中「投射」許多現實。《濁水漂流》主角以「政府做錯事就該道歉」的大快人心發言,是眾人對當今香港的一則情緒出口,漂流意象亦使觀眾得以投射從古至今都不願意認錯的政權,這是一種是平行於不同社會議題向度的投射。《浮生》則是另一種垂直於時空向度的投射:移民至澳洲的老父親受盡戰爭苦難,漫不經心碎唸出「不像移民,像流亡。」以及老母親焚香祭祖說出的一段話:「幾十年來,無家無國,都習慣了。現在終於上到岸,來到澳洲,人間天堂,全家團聚,可以落地生根。為什麼,為什麼還不能鬆一口氣呢?」預言般地投射了二十幾年後的現在。

因此,《浮生》的並列,對於新作《花果飄零》的意義也很重大:前者是上映於九七回歸前移民議題的電影,以相對精緻的場景、鮮明表演及俐落調度製作而成;後者則放下許多創作上多餘的執著,以簡單的比喻和劇情轉折,表現出集體變遷的無常,個體成長的困惑,生死無常的虛空。

某種程度上,《花果飄零》或許是本屆金馬影展最有「勇氣」的作品。除了歷史事件及人物自帶政治敏感度的並列處理,是一種議題上的勇氣;電影創作上,也以一種粗放的氣勢來展現其執著之情。晃動失焦的攝影鏡頭、率性剪接、豪放音效,還有略顯愚拙地將人名、照片、歌曲名稱,如紀錄片補拍一般刻意塑造場景,連文字描述都直接放出來。與《浮生》相比,知道這是製作上的刻意,固然在意識形態與關懷上有著年輕人難以共感的世代落差,卻也因此有幾分敬佩。

簡單說明《花果飄零》的主題:它放了香港傘運的現場影片、拍攝年輕角色參與抗爭、拍六七暴動的澳門、拍燭火隱喻的六四、拍投身於中國民主化的鬥士(還深怕年輕人不懂歷史般地附上古照片與年代),也拍長城的古地質痕跡,甚至還以古典樂帶出遙遠異地的俄國革命。單看上述,若被冠上「華人民主」或「革命鬥士的幽魂」框架,該是多麼填充且無趣?

但在故事裏,透過鏡頭後面的「我」(導演之聲)與鏡頭前的少年鋼琴家,舉重若輕地發聲、似遠又近地移動,鬼魂及街景「再組織」成一個完整獨立的故事,表達出「我」的焦慮、卻步與困窘。鏡頭晃蕩,意象卻無比明確且對應:跨時空的少年,都想依他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新世界,卻受政權的欺凌,失去性命。這些少年的鬼魂,就漂流在我城街道的四處各方,彷彿眨眼間就會遇到彼此。

《浮生》劇照。

《浮生》劇照。網上圖片

貫穿劇情的少年鋼琴家,倒映出人與鬼的一體兩面,這個「人/鬼」之間游移的生命體,作為整部電影的視覺媒介,把「我」帶到城裏,帶到街上。「我」見到了好似記憶裏的「哥哥」,港澳抗爭史上最激烈流血的六七暴動參與者;但記憶與視覺又是糾纏不清的,只能不斷追尋,落空。認錯了「哥哥」,但其實世世代代走上街頭的「巴打絲打」皆是手足,在街頭上若是戴上了頭盔眼罩,看起來都面熟。

接著,鋼琴家遇見了好似是鬼魂、似是「精神病」、似是「正常人」又似僅僅是個平凡港人,瞧見了似是六四的燭火。其實誰是人、誰是鬼、誰是精神病、誰是正常且平凡的人呢?因為這樣的交錯,其實香港人、澳門人、台灣人、中國人這樣的分類在這個作品裏也就完全不重要了。

回到1996年《浮生》底下的人物,從香港到澳洲、德國等世界各地,仍不時重視著亞洲、華人、熱帶地區的文化習慣,搭配中式樂器的音效點綴。《花果飄零》則將俄國、歐洲等各類最有名氣的鋼琴樂,以粗暴喧嘩的方式彈奏出來,幾乎壓過場景裏的人物與對白,戲院中聽著,甚至轟鳴到略感不適,好似是一種對古典美學的挑釁和嘲諷;片中亦有角色有著崇尚古典樂的老派路線,笑他人所不知,狼狽中有所堅持。這種既直接又有巧思的設計,是縱使整部片相對凌亂、拖泥帶水且「不美」——好像要寫實不寫實、要魔幻不魔幻,在人鬼切換與時代飄移時很容易讓觀者「水土不服」——卻相當珍貴地示範了在當代描繪香港的另類典範。

以本次金馬影展的港片而言(雖然我沒有看完真正意義上的全部港片),如果我在《濁水漂流》裏以刻意精細的底層描繪與城市圖像,來理解香港社會的無力與複雜;並在《時代革命》中以反送中運動的時序章節,用大銀幕來回顧前線手足(包括紀錄者)的影像;短暫於《良夜不能留》凝視當年11月抗爭轉捩點下的「不正常」的香港;接著在《日常》中從小景框到大銀幕看到人們在其後的顛簸、展演,來指涉著土地與人文的縱深——那麼,最後,我將用《少年》這部竭力捕捉抗爭情感、現實與虛構混合的劇情片,來為《花果飄零》寫下一則殊途同歸的註解。

《少年》劇照。

《少年》劇照。圖:預告片截圖

《少年》是訴說著一群無論是和理非、勇武、哨兵、車手、社工等等香港人,在街頭游擊戰中各司其職之外,還要在有限的線索中,去營救有自殺念頭的手足。片中企圖自殺的少女「YY」從警署放出來時,聽見路邊的女孩哭喊著「他們(應指港警)搞我。你們在哪裏?」,「YY」特別走近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孩身邊,說了句「做鬼也不要放過他們」。此話一出,原本潰堤崩潰的女孩,頓然冷靜。

鬼魂先在這裏,然後到了那裏。做鬼也不放過,做鬼也仍等待著光復,此時的意志,已經穿透了不同部電影:《花果飄零》裏的抗爭少女,拿著手機照片向鋼琴家示意,說要找尋他已死的男友。她說即使是鬼也要找到他。接下來,少女衝向港鐵的軌道、衝向天橋的邊緣。這樣反覆自毀的戲碼,好像在當今已經成為一種「不必解釋」的自殺意念之必然。

所以,素昧平生的少年鋼琴家遇見她時,也只是不由分說地直接拉住她、把她從邊緣抓起來。後來即使少女的父親出現身威脅,鋼琴家也只是同樣拿著手機照片,示意要尋找這名女兒。他急躁著拼湊資訊,過程固然相當困苦,卻義無反顧,想要串接彼此。而這,不就是我們在《少年》裏看見的那班營救手足的人們?拿著手機畫面在找人、救人,即使未曾謀面也要竭力奉獻,這不就是抗爭裏受到感召的所有人們?《花果飄零》裏義無反顧的「撐」,承擔風險,無奈聆聽,以及琴鍵的宣洩,對螢幕前的我們觀眾而言,也早已成為一種「不必解釋」的義務。因為,這便是今日香港。

當今香港的電影,正在戲院中不斷流動與拼湊,成為濃厚的集體記憶。《花果飄零》裏有著生於極權與壓迫底下、各種時代裏的「少年」前仆後繼,將生死掛在嘴邊,在前線蒙受著不安、創傷與絕望之情,最後成為鬼魂。如《時代革命》的訪問裏,有一組在理大圍城事件中協助學生從下水道逃出的人,他們說「最痛心的是,我們不知道報了這個路線之後,是否真的能保證他能平安脫出。有手足失去通訊,但GPS定位仍在水道中。如果這個人被水道沖走了,誰也不記得他,以及他經歷過的事......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要受這種苦?」這樣的控訴,貫穿在所有電影當中。換了一場事件、一首歌謠、一座城市,困苦與離散之命運仍相同。正是在所有作品的相互呼應、補充和排列組合當中,觀眾漸漸能拼湊出這個共同體的樣貌。

《時代革命》劇照。

《時代革命》劇照。圖:預告片截圖

或許,這樣的命運也不僅是香港,而是一種跨越國界且在歷史上不斷循環的狀態,但創作者們僅能從自身的腳下與認同出發,進行記錄,保存情感。正如《日常》在紀錄片中當中選用了許多展演工作者及其展演現場的畫面,並虛構了抗爭者與陳同佳對話的劇情。其實,現實與表演,劇情片與紀錄片,抗爭捕捉出來的畫面,或是劇組製作出來的畫面,其界限在未來觀眾的眼裏,也只會越來越次要。重要的是現下的情感,銀幕裏活人與鬼魂的差別也不大了,皆是演員,各種分類方法,皆不再那麼重要。

《花果飄零》對我來說,是一個在集體記憶層面有點疏離的作品,這樣的距離,也確實在鏡頭運作下的「人/鬼」倒映中表現出來,它絲毫不掩藏它與年輕人、本土認同者、年輕觀眾的疏離。

電影後半,有一場戲,不合時宜的中國鬼魂現身於我城,他與香港抗爭少女說了長長的一段話,訴說革命的意志。照理來說,我應該會為此感到不快,好似長輩(雖然是鬼魂)的說教。然而,因為那時他隻身穿著古裝、古皮包,沒有轟動的樂聲與回憶的場景,他和少女只是緩慢遊走在城市裏的現代高樓建築、人造水池,以及佈滿商業廣告圖文的公車站牌。站牌並沒有任何特別的象徵,建築與水池也只是如日常街景,如紀錄片似地「拍攝當下」,那種素樸的現身且尊重當下樣貌的心意,使我感受到創作的誠實,觀看時也更加寬容。

因此,《花果飄零》的自我意識很清楚,即使片中穿插著如課本般交代列舉著歷史知識的環節,片尾也忍不住像傳統作文般寫下結論與註解,我也不會指控其「教條」,更不會因為集體記憶差異而萌生出來的疏離感,而揚棄這個作品。在看了本屆金馬影展的數部香港電影之後,我反而認為,這個讓人有點「水土不服」的電影,值得更多的肯定、關注與解讀。

我想,無論是創作者、觀眾或任何抱有關懷之人,在這段日子裏,或許感受到困苦、慚愧及挫敗,卻也亦能更深刻地看懂、理解,進一步詮釋,甚至更進一步去創作、製作出種種可能的載體,去豐富「Drifting」及任何應運而生的符號意義。如抗爭手足喊出的「Be Water」、「攬炒」和「光復時代」口號意義,也都是在街道上的紛亂起落之中,才更趨完整,也才有了「Hongkongers」。我們不受到傳統的認同劃分而簡單站隊,也不受長輩老人的舉手指揮而盲從跟進,在藝術裏,我們還有空間可以容納彼此,直視彼此的傷痛。《花果飄零》讓我看見了這個認異與認同,還依稀聽見了鬼魂般的回聲:我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我們年輕,我們可以依我們的理想,創造美麗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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