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觀察員之死：他們登船監察捕魚活動，卻不斷在海上消失

自最後一次告別以來，住在太平洋島嶼國家吉里巴斯的比比（Bebe） 一直期待著和父親重聚。父親最後一次登上飛機出去工作，母親帶著比比的兄弟姊妹，在機場的鐵欄外跟他揮手再見。父親是一位漁業觀察員，每年都需要在漁船上連續工作幾個月。他們已經很習慣這樣跟父親道別，又再等待他歸來的日子。

但這次比比的父親，四十歲的艾利塔拉（Eritara Aati Kaierua）不會再回來了。2020年3月，他死在一架叫「穩發636號」的台灣漁船上。家人唯一掌握的資訊的只有一幅他死亡時的照片－－照片中艾利塔拉躺在地上，面孔朝天，身上衣服有血跡。

當日早上六時，艾利塔拉還在如常紀錄自己的日誌。他在日誌寫了一句：「開始搜尋漁場」。由於艾利塔拉的頭部遭受重傷，一名吉里巴斯的病理學家最初將他的死亡判定為涉嫌謀殺。但幾個月後，漁業公司聘請了一位來自紐西蘭的病理學家，他從來沒有看過艾利塔拉的屍體，卻判定他死於高血壓。

美國綠色和平組織就艾利塔拉的死發表了一份聲明，當中寫道：「漁業觀察員保護弱勢社群的需要和捍衛我們享有綠色環境的權利。但是，各公司、政府和多邊組織仍無法保護他們免受恐嚇、虐待和死亡」。

艾利塔拉的死引起了國際對漁業觀察員工作待遇的關注，因為艾利塔拉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害者－－從2010至2020年，有最少14個漁業觀察員在出海時死亡，當中有11宗還未有調查結果。

他們只有兩個選擇：受賄，或面對生命威脅

漁業觀察員被政府或地方漁業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 又稱RFMOs）聘用，被分配到漁船上收集有關商業漁業的科學數據，也負責確保船員不會從事非法（illegal）、無管制（unregulated）或不上報 （unreported），統稱IUU的捕撈活動。

IUU漁業與組織犯罪亦有一定的關係。雖然IUU漁業捕撈只佔全球捕撈量的五分之一，價值約235億美元，但是它也可以是一個販賣人口，以及走私非法藥物、野生動物和武器的途徑。

於是，船員賄賂或威脅觀察員，要求他們在報告上隱去船上非法活動的事件不絕於聞。據艾利塔拉的家人所述，艾利塔拉曾兩次在上報工作時被人問到是否受賄。2019年，他上報了船員捕撈魚翅和捕捉鮪魚（註：中國大陸作「金槍魚」；香港作「吞拿魚」））超出配額的事，其後在一艘漁船上受到威脅。

一名曾在亞太地區擔任漁業觀察員兩年的台灣人告訴記者，他在其中一個為期十個月的任務中，三次目擊到船員進行「漁業資金洗淨」（fish-laundering）。「漁業資金洗淨」與洗黑錢的概念相似－－令人無法追溯漁獲由誰捕撈、用什麼方法以及在哪裏捕撈。這正是海洋資源枯竭的原因。

「漁業資金洗淨」有兩個方法：將漁獲轉移到另外一艘船上，或侵吞外國的配額。「出海的時候，船上的船長會在晚上關掉船舶監控系統（Vessal Monitoring System，又稱VMS）六至八小時，然後把漁獲「洗」到另外一艘船上。過程發出的聲音非常大，如果船員在轉運，我們（觀察者）沒有可能察覺不到。」不願透露姓名的觀察員告訴記者。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侵吞一些島國，如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的配額，再把漁獲作為進口貨轉回台灣。船東可以應付當地官員，把需要的印章蓋到報關文件上，指明漁獲是從其他國家進口，而不是在台灣捕撈的。

「每一次出海後，我們需要準備報告給協調員，這些協調員通常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員。像我一樣的新觀察員如果堅持紀錄下所有違規的情況，他們會提示我們去『調整』一下。最後，縱使我們上報了任何違規的情況，我們都不會知道那些違規者是否有被罰款。」

「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當有人問：『他們有違規嗎？』的時候，我們會說謊。我們沒有其他選擇。我們這批人中有十一個人，五個都離職了。」

來自太平洋島國的觀察員洛西（Rossi；化名）也說：「由於船員之間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船上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我曾多次目睹他們之間發生衝突。有些船長態度非常囂張，他們會利用非法途徑捕獲漁利。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他們可以友善對待我們，也可以把我們剁碎，扔進海裏。我會扮演一個好相處的人，吃他們提供的食物，做我應該做的事，留在自己的房間裏，也不會喝任何東西。」

「儘管媒體報導的賄賂案例很少，其實情況相當常見。數目可以是從幾百元的食物津貼，到數萬元或以上。漁業觀察員的薪水通常每天不到100美元，相比下賄款就非常吸引了。」

儘管許多觀察員對於賄賂的風氣感到很厭惡，跟船員們困在海上的時候，他們幾乎沒有不收賄款的選擇。洛西說，「五年前有一段時間，我被迫向觀察員的協調員支付高達 1500 美元的調配費用。如果我不給他們錢，他們會把我送到條件非常惡劣的漁船上，甚至不會分配我到任何一艘漁船上工作。他們知道漁業觀察員被賄賂的情況，所以想利用他們。至少在我的國家，這是一種普遍做法。 我的選擇其實很少。」

美國漁業觀察員失蹤，觀察員安全受關注

美國專業觀察員協會（The United States-based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簡稱APO）於1995年成立，目前有大約16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

協會現任主席米歇爾（Liz Mitchell）擔任觀察員已有25年。作為在這個男性主導的行業中少數的女性之一，她不僅要應對工作的艱苦，還有面對不同的騷擾。自2000年成為協會主席以來，她一直致力推動保護觀察員的權益。

米歇爾表示，調查觀察員的死亡與失蹤個案最令人憤怒，因為通常上報的人都不是政府或航運公司，而是一些非政府組織或其他觀察員。

她指出：「我們不知道實際上有幾多觀察員工作時死了或失蹤。例如，在調查艾利塔拉的死因時，我們才得知其他三名來自吉里巴斯的觀察員的案件。」

在2015年，一名美國觀察員戴維斯（Keith Davis）在工作期間失蹤，令業內對觀察員安全的關注急速上升。作為協會中深受愛戴的成員，戴維斯一直積極為觀察員們爭取更好的保護。

戴維斯當時被美洲間熱帶鮪魚委員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簡稱IATTC ）調配到監測來懸掛巴拿馬國旗的貨船Victoria 168，將漁獲運送到岸邊給一隊漁船船隊的過程。

當一艘漁船將漁獲轉移到海上的母船時，過程必須由觀察員進行監督和簽字。作為過程的一部分，戴維斯於2015年9月10日在西秘魯海岸登上了一艘來至台灣的漁船 「Chung Kuo 818」，並完成了檢查。

當天不久後，Victoria 168的船員發現戴維斯失蹤了。在他失蹤了整整30小時後，美國海岸防衛隊開始搜索相當於五萬個足球場的區域，但是還是找不到他的蹤跡。

一年後，巴拿馬政府在沒有發布任何調查報告的情況下，將戴維斯的案件草草結案。2017年，非牟利媒體《Reveal News》刊登調查報道，指出戴維斯死前與與Chung Kuo艦隊有多次的交手：

8月18日，戴維斯登上Chung Kuo 39檢查漁獲的時候，過程疑似被漁船上的船員威脅。

8月22日，戴維斯懷疑另外一艘同樣命名為Chung Kuo的漁船，有意隱瞞一批北部藍鰭鮪魚的漁獲。他拍了至少167張圖片，其中包括50張拍到一些頭部和鰭部被除去的魚類，令人難以識別魚類的物種。北部藍鰭鮪魚是最有價值和最稀有的鮪魚品種，牠們的捕撈配額也是最嚴格的。

8月30日，戴維斯上報了一名印度漁夫在Chung Kuo 858 上死亡。

後來得知，戴維斯消失之前，一名Victoria 168的船官曾去過他的艙房，要他簽一份文件。

事件後，Victoria 168於2019年改名為Kai Hang 168

觀察員安全改革：SOS按鈕

戴維斯的死震驚了整個觀察員社群，也引起國際憤怒，喚起了要求改革的聲音。

美國專業觀察員協會主席米歇爾與戴維斯是好朋友和同事。縱使戴維斯已經消失了六年，米歇爾談起他的時候還是會流淚。她說：「如果這件事可以發生在戴維斯的身上，那麼也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觀察員的身上。」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鮪魚項目的經理庫克（Bubba Cook）也是戴維斯的好友。在中西部太平洋漁業委員會的會議中，庫克一直積極推動提升觀察員的安全標準。

終於，在2017年，中西部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修改了它的安全標準，包括了一項觀察員必須攜帶有 SOS 按鈕的雙向通訊設備的要求。觀察員可以無需經船長同意，使用這個通訊設備與他們的協調員聯絡。其他區域漁業管理機構，例如美洲間熱帶鮪魚委員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IATTC），也有新增這項規定。

庫克在紐西蘭的一個電話訪問裏說：「因為戴維斯這件事件，區域漁業機構都背負壓力，要盡快改善觀察員的安全保障。」

崔恩（Hiep Tran），一名擁有十年經驗的美國觀察員，在IATTC的觀察員計劃中負責監測東太平洋的貨船。他在一艘台灣所有、懸掛瓦努阿圖國旗的船隻，透過Facebook與我們聯絡。崔恩告訴我們，現在他可以與主管更新狀態，在數小時內就會得到答覆。岸上支援提供的保障給了他安全感，令他成為少數願意以自己的真名接受訪問的觀察員。

崔恩寫道：「戴維斯離開後，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機構大幅改進了給予美國觀察員的通訊設備。」他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海岸外300 英里與我們聯絡，並附上他所得通信設備的照片。

被遺忘的太平洋島國觀察員

新的安全措施保障了來自發達國家的觀察員，但來自太平洋小島國的觀察員的工作環境，卻沒有得到同樣改善。

吉里巴斯是一個人口不足十二萬的小島國。但是它在太平洋中部擁有32個環礁與一個島嶼，令這個小島國變成一個350 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 ——面積比整個印度還大，是世界上最大的鮪魚漁業區，供應了全球六成的鮪魚。吉里巴斯是大洋洲最貧窮的國家，經濟依賴捕魚許可證收入，和像艾利塔拉這種移工的外國匯款支撐。

縱使制定了有關觀察員的安全標準，但記者發現，雖然有關安全標準雖然已經清楚列明於一些區域漁業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的條文中，但在這個地區大部分都是執行不力的。

我們接觸的太平洋島嶼漁業觀察員都非常願意跟我們談話，但是他們所有人為了避免惹上麻煩，都要求保持匿名。

亞庇（Abel；化名）擔任漁業觀察員已經有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台灣的延繩釣漁船上工作。

他說：「任何一個觀察員的死亡都會對我們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強調近年來針對觀察員的威脅和騷擾的頻率又回到區域觀察員計劃剛開始時的程度，又指出：「我們的權利早已被忽略，有關觀察員死亡的調查也被無視了。」

有紀錄的觀察員被欺凌個案由2013年的35宗，增加到2015年的84宗。有觀察員指出，由於會有漏報的情況，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亞庇表示，隨著鮪魚種群的減少，船東也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以確保利潤。這通常就是以犧牲觀察員的安全為代價。

考慮到所有風險後，亞庇為什麼會繼續觀察員的工作？他回應說：「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魚吃。」

他補充道：「當我在一艘台灣的漁船工作時，我就盡量對船長和船員好。」

另外一位資深吉里巴斯觀察員告訴我們，2015年的時候，吉里巴斯的觀察員舉行了維持一個星期的罷工行動，要求政府提高安全標準和薪酬。直到政府最終願意提高他們的薪酬，觀察員才願意繼續航行，但是針對觀察員的安全標準仍然沒有改善。

他說最低安全標準修訂後，紐西蘭一直為吉里巴斯政府提供資金，為國家超過100名觀察員購買個人通訊設備。他苦笑說道：「我們有，但是只是新聞中的我們有。」

庫克遺憾雖然有新的安全標準，但艾利塔拉並沒有一個帶有 SOS 按鈕的通訊裝置。他說：「2020年時，我們還是失去了艾利塔拉。如果吉里巴斯政府遵守規則，可能這個悲劇就不會發生。」

艾利塔拉的死亡的調查仍然在進行中，但是有關船隻早在2020年10月中旬就離開了吉里巴斯港口。穩發漁業（Win Far Fishery Group)，「穩發 636」的船東，支付了十萬澳元（73000美元）以離開港口和在所羅門群島的經濟水域重啟捕魚事業。

2020年5月，台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Taiwan Fisheries Agency，簡稱TFA) 稱自己與吉里巴斯警方有根據司法程序，保持緊密合作。

多次嘗試與穩發漁業聯絡後，一個公司發言人向我們表示：「我們為艾利塔拉的死感到遺憾。我們有盡力保持低調和配合吉里巴斯政府的調查。但由於保密原則，我們無法提供任何細節。」

台灣漁業署署長張致盛回應了記者有關調查進度的提問。

「如果我們的漁船做了錯的事，他們應該遵循司法制度。根本就沒有必要保護、逃避或掩蓋不法行為。但是如果（艾利塔拉的死）是因為其他原因，責任則不應歸咎於船東。」

「看來最後他們（吉里巴斯政府）允許穩發 636離開，是因為船上沒有暴力或不合理待遇的證據。我們從船東得到的信息，錄影帶非常清楚，沒有人曾在過程中進入他的房間。」

「第一個驗屍報告有一個（他殺的）假定，然後在第二個驗屍報告中，沒有證據指明是他殺的。如果在吉里巴斯真的有（證據），我們會在漁船回到台灣的時候做我們應該做的東西，但是目前還沒有證據。」

「全球海鮮需求增加，與太平洋島國人的犧牲是相對的」

艾利塔拉死後一年半，在資訊矛盾及不透明的情況下，他的家人仍在默默等待著關於他死亡的真相。

吉里巴斯政府拒絕為艾利塔拉的案件提供更多細節，原因是因為調查仍在進行中。

「我認為轉運的過程牽涉很多金錢的交易。過程也有涉及主權權利，而中國或台灣又向吉里巴斯提供資金在其水域捕魚。」卡羅（Patrick Caroll）指出。卡羅是一名資深漁業觀察者，也是一個美國專業觀察員協會（U.S.-based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的成員，他一直都有關注此案。

「我認為吉里巴斯（政府）就是不願意與中國和台灣（政府），兩個最大的客人，一起捲進這個問題中。相比破案，說謊是更容易的方法，就讓它成為一個謎吧。」

然而，這個案件已經開始引起關注。《衛報》就案件進行了報導，深入調查另外兩個來自吉里巴斯的漁業觀察員的死亡事件——Moanniki Nawii和Antin Tamwabeti（後者在上岸後自殺）。綠色和平組織也公開呼籲聯合國行動，確保這些被喻為「涉嫌謀殺」的案件會被調查。

在 2020 年 10 月，吉里巴斯刑事調查部門的前負責人烏巴圖爾（Mamara Ubaitoi）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調查仍在進行中。他說，當局對穩發漁業（Win Far Fisheries Group）聘請的紐西蘭病理學家的報告感到不滿意。

烏巴圖爾指出：「我們還在尋找一個與那個公司沒有關係的獨立病理學家。」一年後，案件還在審理中，而根據現任刑事調查科科長，律政司辦公室正在等待一份來至斐濟的病理報告。

在全球17個政府或地方漁業管理組織（RFMOs）之中，只有4個，包括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有針對觀察員死亡和失蹤個案的相關程序。缺乏透明度的情況更使調查特別困難。

米歇爾說：「如果（觀察員死亡和被欺凌的）數字不能夠反映真實的情況，或沒有足夠和透明的資料可供相關調查，我們是沒有辦法改善問題的。」

艾利塔拉的家人不停向警方索取驗屍報告，但一再被拒絕。但是穩發漁業公司卻可以聘請病理學家和律師來獲取報告。

艾利塔拉的妹妹妮高拉說：「他們（穩發漁業公司）非常強大和聰明，而我們只是一個想要事情有合理結局的貧困家庭。」

「我們不想再有任何觀察員和他們的家人需要經歷和我們一樣的痛苦。無論艾利塔拉的死是一場意外或謀殺，觀察員的死亡總是被忽視的。」

同樣來自太平洋島國的觀察員亞庇說：「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有更多來自太平洋觀察員失踪或被發現死亡，我的答案是因為我們都來自發展中國家，我們被視為貧窮、可用完即棄、容易被操縱的人。工作在最具競爭力的漁場之一，全球對海鮮需求的增加與我們這些太平洋島國人的犧牲是相對的。」

「我們非常憤怒，因為漁業觀察員的死很少被調查。艾利塔拉死後，我們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得到基本問題的答案。這個情況讓我懷疑多年來我在這個行業作出的貢獻。」

「作為一個觀察員雖然要面對很大的風險，但我的存在至少可以阻止他們為所欲為。不管他們只是在我的面前準守規則，他們都知道我在船上的角色。因此，我認為觀察員的地位是無法被取代的。」

「有很多人會問我，這份工作如此危險，為什麼會繼續。我的答案非常簡單：我們需要為我們的孩子提供食物。我們是靠著海洋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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