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观察员之死：他们登船监察捕魚活动，却不断在海上消失

自最后一次告别以来，住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吉里巴斯的比比（Bebe） 一直期待著和父亲重聚。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飞机出去工作，母亲带著比比的兄弟姊妹，在机场的铁栏外跟他挥手再见。父亲是一位渔业观察员，每年都需要在渔船上连续工作几个月。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样跟父亲道别，又再等待他归来的日子。

但这次比比的父亲，四十岁的艾利塔拉（Eritara Aati Kaierua）不会再回来了。2020年3月，他死在一架叫“稳发636号”的台湾渔船上。家人唯一掌握的信息的只有一幅他死亡时的照片－－照片中艾利塔拉躺在地上，面孔朝天，身上衣服有血迹。

当日早上六时，艾利塔拉还在如常纪录自己的日志。他在日志写了一句：“开始搜寻渔场”。由于艾利塔拉的头部遭受重伤，一名吉里巴斯的病理学家最初将他的死亡判定为涉嫌谋杀。但几个月后，渔业公司聘请了一位来自新西兰的病理学家，他从来没有看过艾利塔拉的尸体，却判定他死于高血压。

美国绿色和平组织就艾利塔拉的死发表了一份声明，当中写道：“渔业观察员保护弱势社群的需要和捍卫我们享有绿色环境的权利。但是，各公司、政府和多边组织仍无法保护他们免受恐吓、虐待和死亡”。

艾利塔拉的死引起了国际对渔业观察员工作待遇的关注，因为艾利塔拉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从2010至2020年，有最少14个渔业观察员在出海时死亡，当中有11宗还未有调查结果。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受贿，或面对生命威胁

渔业观察员被政府或地方渔业管理组织（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 又称RFMOs）聘用，被分配到渔船上收集有关商业渔业的科学数据，也负责确保船员不会从事非法（illegal）、无管制（unregulated）或不上报 （unreported），统称IUU的捕捞活动。

IUU渔业与组织犯罪亦有一定的关系。虽然IUU渔业捕捞只占全球捕捞量的五分之一，价值约235亿美元，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贩卖人口，以及走私非法药物、野生动物和武器的途径。

于是，船员贿赂或威胁观察员，要求他们在报告上隐去船上非法活动的事件不绝于闻。据艾利塔拉的家人所述，艾利塔拉曾两次在上报工作时被人问到是否受贿。2019年，他上报了船员捕捞鱼翅和捕捉鲔鱼（注：中国大陆作“金枪鱼”；香港作“吞拿鱼”））超出配额的事，其后在一艘渔船上受到威胁。

一名曾在亚太地区担任渔业观察员两年的台湾人告诉记者，他在其中一个为期十个月的任务中，三次目击到船员进行“渔业资金洗净”（fish-laundering）。“渔业资金洗净”与洗黑钱的概念相似－－令人无法追溯渔获由谁捕捞、用什么方法以及在哪里捕捞。这正是海洋资源枯竭的原因。

“渔业资金洗净”有两个方法：将渔获转移到另外一艘船上，或侵吞外国的配额。“出海的时候，船上的船长会在晚上关掉船舶监控系统（Vessal Monitoring System，又称VMS）六至八小时，然后把渔获“洗”到另外一艘船上。过程发出的声音非常大，如果船员在转运，我们（观察者）没有可能察觉不到。”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员告诉记者。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侵吞一些岛国，如太平洋岛国或非洲国家的配额，再把渔获作为进口货转回台湾。船东可以应付当地官员，把需要的印章盖到报关文件上，指明渔获是从其他国家进口，而不是在台湾捕捞的。

“每一次出海后，我们需要准备报告给协调员，这些协调员通常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员。像我一样的新观察员如果坚持纪录下所有违规的情况，他们会提示我们去‘调整’一下。最后，纵使我们上报了任何违规的情况，我们都不会知道那些违规者是否有被罚款。”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当有人问：‘他们有违规吗？’的时候，我们会说谎。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这批人中有十一个人，五个都离职了。”

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观察员洛西（Rossi；化名）也说：“由于船员之间有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船上的气氛都非常紧张。我曾多次目睹他们之间发生冲突。有些船长态度非常嚣张，他们会利用非法途径捕获渔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可以友善对待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剁碎，扔进海里。我会扮演一个好相处的人，吃他们提供的食物，做我应该做的事，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会喝任何东西。”

“尽管媒体报导的贿赂案例很少，其实情况相当常见。数目可以是从几百元的食物津贴，到数万元或以上。渔业观察员的薪水通常每天不到100美元，相比下贿款就非常吸引了。”

尽管许多观察员对于贿赂的风气感到很厌恶，跟船员们困在海上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不收贿款的选择。洛西说，“五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被迫向观察员的协调员支付高达 1500 美元的调配费用。如果我不给他们钱，他们会把我送到条件非常恶劣的渔船上，甚至不会分配我到任何一艘渔船上工作。他们知道渔业观察员被贿赂的情况，所以想利用他们。至少在我的国家，这是一种普遍做法。 我的选择其实很少。”

美国渔业观察员失踪，观察员安全受关注

美国专业观察员协会（The United States-based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简称APO）于1995年成立，目前有大约16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

协会现任主席米歇尔（Liz Mitchell）担任观察员已有25年。作为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少数的女性之一，她不仅要应对工作的艰苦，还有面对不同的骚扰。自2000年成为协会主席以来，她一直致力推动保护观察员的权益。

米歇尔表示，调查观察员的死亡与失踪个案最令人愤怒，因为通常上报的人都不是政府或航运公司，而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其他观察员。

她指出：“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有几多观察员工作时死了或失踪。例如，在调查艾利塔拉的死因时，我们才得知其他三名来自吉里巴斯的观察员的案件。”

在2015年，一名美国观察员戴维斯（Keith Davis）在工作期间失踪，令业内对观察员安全的关注急速上升。作为协会中深受爱戴的成员，戴维斯一直积极为观察员们争取更好的保护。

戴维斯当时被美洲间热带鲔鱼委员会（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简称IATTC ）调配到监测来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Victoria 168，将渔获运送到岸边给一队渔船船队的过程。

当一艘渔船将渔获转移到海上的母船时，过程必须由观察员进行监督和签字。作为过程的一部分，戴维斯于2015年9月10日在西秘鲁海岸登上了一艘来至台湾的渔船 “Chung Kuo 818”，并完成了检查。

当天不久后，Victoria 168的船员发现戴维斯失踪了。在他失踪了整整30小时后，美国海岸防卫队开始搜索相当于五万个足球场的区域，但是还是找不到他的踪迹。

一年后，巴拿马政府在没有发布任何调查报告的情况下，将戴维斯的案件草草结案。2017年，非牟利媒体《Reveal News》刊登调查报道，指出戴维斯死前与与Chung Kuo舰队有多次的交手：

8月18日，戴维斯登上Chung Kuo 39检查渔获的时候，过程疑似被渔船上的船员威胁。

8月22日，戴维斯怀疑另外一艘同样命名为Chung Kuo的渔船，有意隐瞒一批北部蓝鳍鲔鱼的渔获。他拍了至少167张图片，其中包括50张拍到一些头部和鳍部被除去的鱼类，令人难以识别鱼类的物种。北部蓝鳍鲔鱼是最有价值和最稀有的鲔鱼品种，牠们的捕捞配额也是最严格的。

8月30日，戴维斯上报了一名印度渔夫在Chung Kuo 858 上死亡。

后来得知，戴维斯消失之前，一名Victoria 168的船官曾去过他的舱房，要他签一份文件。

事件后，Victoria 168于2019年改名为Kai Hang 168

观察员安全改革：SOS按钮

戴维斯的死震惊了整个观察员社群，也引起国际愤怒，唤起了要求改革的声音。

美国专业观察员协会主席米歇尔与戴维斯是好朋友和同事。纵使戴维斯已经消失了六年，米歇尔谈起他的时候还是会流泪。她说：“如果这件事可以发生在戴维斯的身上，那么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观察员的身上。”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鲔鱼项目的经理库克（Bubba Cook）也是戴维斯的好友。在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的会议中，库克一直积极推动提升观察员的安全标准。

终于，在2017年，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修改了它的安全标准，包括了一项观察员必须携带有 SOS 按钮的双向通讯设备的要求。观察员可以无需经船长同意，使用这个通讯设备与他们的协调员联络。其他区域渔业管理机构，例如美洲间热带鲔鱼委员会（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IATTC），也有新增这项规定。

库克在新西兰的一个电话访问里说：“因为戴维斯这件事件，区域渔业机构都背负压力，要尽快改善观察员的安全保障。”

崔恩（Hiep Tran），一名拥有十年经验的美国观察员，在IATTC的观察员计划中负责监测东太平洋的货船。他在一艘台湾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船只，透过Facebook与我们联络。崔恩告诉我们，现在他可以与主管更新状态，在数小时内就会得到答复。岸上支援提供的保障给了他安全感，令他成为少数愿意以自己的真名接受访问的观察员。

崔恩写道：“戴维斯离开后，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机构大幅改进了给予美国观察员的通讯设备。”他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海岸外300 英里与我们联络，并附上他所得通信设备的照片。

被遗忘的太平洋岛国观察员

新的安全措施保障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观察员，但来自太平洋小岛国的观察员的工作环境，却没有得到同样改善。

吉里巴斯是一个人口不足十二万的小岛国。但是它在太平洋中部拥有32个环礁与一个岛屿，令这个小岛国变成一个350 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 ——面积比整个印度还大，是世界上最大的鲔鱼渔业区，供应了全球六成的鲔鱼。吉里巴斯是大洋洲最贫穷的国家，经济依赖捕鱼许可证收入，和像艾利塔拉这种移工的外国汇款支撑。

纵使制定了有关观察员的安全标准，但记者发现，虽然有关安全标准虽然已经清楚列明于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的条文中，但在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是执行不力的。

我们接触的太平洋岛屿渔业观察员都非常愿意跟我们谈话，但是他们所有人为了避免惹上麻烦，都要求保持匿名。

亚庇（Abel；化名）担任渔业观察员已经有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台湾的延绳钓渔船上工作。

他说：“任何一个观察员的死亡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强调近年来针对观察员的威胁和骚扰的频率又回到区域观察员计划刚开始时的程度，又指出：“我们的权利早已被忽略，有关观察员死亡的调查也被无视了。”

有纪录的观察员被欺凌个案由2013年的35宗，增加到2015年的84宗。有观察员指出，由于会有漏报的情况，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亚庇表示，随著鲔鱼种群的减少，船东也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以确保利润。这通常就是以牺牲观察员的安全为代价。

考虑到所有风险后，亚庇为什么会继续观察员的工作？他回应说：“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鱼吃。”

他补充道：“当我在一艘台湾的渔船工作时，我就尽量对船长和船员好。”

另外一位资深吉里巴斯观察员告诉我们，2015年的时候，吉里巴斯的观察员举行了维持一个星期的罢工行动，要求政府提高安全标准和薪酬。直到政府最终愿意提高他们的薪酬，观察员才愿意继续航行，但是针对观察员的安全标准仍然没有改善。

他说最低安全标准修订后，新西兰一直为吉里巴斯政府提供资金，为国家超过100名观察员购买个人通讯设备。他苦笑说道：“我们有，但是只是新闻中的我们有。”

库克遗憾虽然有新的安全标准，但艾利塔拉并没有一个带有 SOS 按钮的通讯装置。他说：“2020年时，我们还是失去了艾利塔拉。如果吉里巴斯政府遵守规则，可能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

艾利塔拉的死亡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但是有关船只早在2020年10月中旬就离开了吉里巴斯港口。稳发渔业（Win Far Fishery Group)，“稳发 636”的船东，支付了十万澳元（73000美元）以离开港口和在所罗门群岛的经济水域重启捕鱼事业。

2020年5月，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渔业署（Taiwan Fisheries Agency，简称TFA) 称自己与吉里巴斯警方有根据司法程序，保持紧密合作。

多次尝试与稳发渔业联络后，一个公司发言人向我们表示：“我们为艾利塔拉的死感到遗憾。我们有尽力保持低调和配合吉里巴斯政府的调查。但由于保密原则，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细节。”

台湾渔业署署长张致盛回应了记者有关调查进度的提问。

“如果我们的渔船做了错的事，他们应该遵循司法制度。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护、逃避或掩盖不法行为。但是如果（艾利塔拉的死）是因为其他原因，责任则不应归咎于船东。”

“看来最后他们（吉里巴斯政府）允许稳发 636离开，是因为船上没有暴力或不合理待遇的证据。我们从船东得到的信息，录影带非常清楚，没有人曾在过程中进入他的房间。”

“第一个验尸报告有一个（他杀的）假定，然后在第二个验尸报告中，没有证据指明是他杀的。如果在吉里巴斯真的有（证据），我们会在渔船回到台湾的时候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

“全球海鲜需求增加，与太平洋岛国人的牺牲是相对的”

艾利塔拉死后一年半，在信息矛盾及不透明的情况下，他的家人仍在默默等待著关于他死亡的真相。

吉里巴斯政府拒绝为艾利塔拉的案件提供更多细节，原因是因为调查仍在进行中。

“我认为转运的过程牵涉很多金钱的交易。过程也有涉及主权权利，而中国或台湾又向吉里巴斯提供资金在其水域捕鱼。”卡罗（Patrick Caroll）指出。卡罗是一名资深渔业观察者，也是一个美国专业观察员协会（U.S.-based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的成员，他一直都有关注此案。

“我认为吉里巴斯（政府）就是不愿意与中国和台湾（政府），两个最大的客人，一起卷进这个问题中。相比破案，说谎是更容易的方法，就让它成为一个谜吧。”

然而，这个案件已经开始引起关注。《卫报》就案件进行了报导，深入调查另外两个来自吉里巴斯的渔业观察员的死亡事件——Moanniki Nawii和Antin Tamwabeti（后者在上岸后自杀）。绿色和平组织也公开呼吁联合国行动，确保这些被喻为“涉嫌谋杀”的案件会被调查。

在 2020 年 10 月，吉里巴斯刑事调查部门的前负责人乌巴图尔（Mamara Ubaitoi）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他说，当局对稳发渔业（Win Far Fisheries Group）聘请的新西兰病理学家的报告感到不满意。

乌巴图尔指出：“我们还在寻找一个与那个公司没有关系的独立病理学家。”一年后，案件还在审理中，而根据现任刑事调查科科长，律政司办公室正在等待一份来至斐济的病理报告。

在全球17个政府或地方渔业管理组织（RFMOs）之中，只有4个，包括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有针对观察员死亡和失踪个案的相关程序。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更使调查特别困难。

米歇尔说：“如果（观察员死亡和被欺凌的）数字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或没有足够和透明的资料可供相关调查，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善问题的。”

艾利塔拉的家人不停向警方索取验尸报告，但一再被拒绝。但是稳发渔业公司却可以聘请病理学家和律师来获取报告。

艾利塔拉的妹妹妮高拉说：“他们（稳发渔业公司）非常强大和聪明，而我们只是一个想要事情有合理结局的贫困家庭。”

“我们不想再有任何观察员和他们的家人需要经历和我们一样的痛苦。无论艾利塔拉的死是一场意外或谋杀，观察员的死亡总是被忽视的。”

同样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观察员亚庇说：“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有更多来自太平洋观察员失踪或被发现死亡，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被视为贫穷、可用完即弃、容易被操纵的人。工作在最具竞争力的渔场之一，全球对海鲜需求的增加与我们这些太平洋岛国人的牺牲是相对的。”

“我们非常愤怒，因为渔业观察员的死很少被调查。艾利塔拉死后，我们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得到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个情况让我怀疑多年来我在这个行业作出的贡献。”

“作为一个观察员虽然要面对很大的风险，但我的存在至少可以阻止他们为所欲为。不管他们只是在我的面前准守规则，他们都知道我在船上的角色。因此，我认为观察员的地位是无法被取代的。”

“有很多人会问我，这份工作如此危险，为什么会继续。我的答案非常简单：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孩子提供食物。我们是靠著海洋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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