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我走過的歐洲墳地

中國大部分城市中，現有墳地都位於遠郊。但如果仔細看地名就不難發現很多墳地是在城市的發展中被「逼」了出去，僅北京就有鐵獅子墳、索家墳、公主墳。這些曾經的墓園，不管埋了什麼顯赫名人最也只落下一個公交站牌。除了衛生考量、城市規劃，也不得不說到華人對於風水地理的講究。

而墳地在歐洲大部分城市中心隨處可見。除了供後人或者崇拜者憑弔，有的墓園風景優美成為景點，甚至很適合談情說愛。

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大麻香

拉雪茲神父公墓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墓園了，我的朋友 Rose 家就住在墓園附近。我跟 Rose 相識在上海驕傲節，他作為艾滋預防、關懷組織「永恆放蕩的姐妹」（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的一員前來參加活動。這個成立於1979年舊金山的組織，以誇張的修女造型著稱。幽默大膽的表演風格，針對恐同進行犀利無情的諷刺，尤其愛拿保守宗教開涮；主張性解放，作風大膽出格，也每每成為各大同志驕傲遊行的不會錯過的顯眼隊伍。

2014年這次我來巴黎參加這裏的 Festival Shadows 中國獨立電影節。因為我拍的紀錄片跟同志家庭有關係，Rose 也帶自己父母前來參加，並且邀請我去他家裏午餐。Rose 的父母都是非常開放的嬉皮士，當年也是巴黎學生運動的中堅。他們不僅為兒子的性取向和性解放態度支持非常，甚至作為電影導演的母親也拍了一部關於自己家庭的紀錄片。

飯後 Rose 的父母都建議我們應該去墓園走一走，我也很好奇這樣特別的觀光之旅。拉雪茲神父公墓位於巴黎東部，佔據市中心邊緣的僻靜地帶。但幾個世紀以前，這裏是名符其實的郊區。當時的市民喜歡葬在更為市中心的區域，但這不利於衛生防疫。於是政府隆重地把名人諸如莫里哀、拉封丹的墓穴遷往拉雪茲。果然名人效應立竿見影，拉雪茲墓地逐漸成為巴黎市民趨之若鶩的安眠之地。

這裏下葬的名人，包括文豪巴爾扎克，小鳥歌后琵雅芙，美國搖滾巨星金·莫里森。更有歐洲同志文藝青年們的祖師奶奶奧斯卡·王爾德，每年全世界各地的粉絲前來祭拜，人們曾經狂熱地在墓碑上留下唇印以示愛慕。但口紅的腐蝕讓墳墓不堪重負，王爾德家族決定徹底清洗這座造型別緻的墓碑，並且在四周用玻璃圍欄保護。現今玻璃護欄上也布滿唇印，圍欄裏外都有粉絲們放置的鮮花和各式紀念品。

拜完祖師奶奶，Rose 說剛好他的最好朋友也葬在這附近，我們可以順道拜訪一下。我想能葬在王爾德的附近，這位朋友想必也是富甲名流吧。Rose 帶我來到一片草坪前，上面隱約可見長條形狀的埋葬痕跡，幾束鮮花零散地擺在上面。Rose 沉默地拿出一隻大麻，一邊抽著一邊對我娓娓道來。

在巴黎，如果一個人跟他家人斷絕關係，無人出錢料理後事，那麼政府會負責把死者的骨灰埋在這裏。Rose 的朋友來自法國南部保守的小鎮，他感染艾滋之後，家人便與之斷絕來往，直到2011年這位朋友去世。

「太奇怪了，有時候半夜我會突然想給他打電話。然後過會兒才意識到他其實已經不在了。」Rose 一邊說著，拿起打火機又點了一下手中的大麻猛吸了一口。香氣頓時也瀰漫了墓園的這個角落。天色漸暗，昏沉的日光下忽然感覺到不知道飄了多少隻沒有家的鬼。但我想有 Rose 這樣的朋友，應該不會孤單。

蒙馬特沒有留下她的遺書

我認識不少華人女同志，或者文學愛好者都不免要來蒙馬特朝聖。雖然與小說《蒙馬特·遺書》作品本身關係並不大，但這片墓地總因為作者邱妙津的傳奇人生而增添神秘色彩。

台大心理學系畢業後赴法留學，才華橫溢但生活困苦，1995年自殺時，這位作家年僅26歲，令人扼腕。尤其在她去世不久，更因《鱷魚手記》獲得時報文學推薦獎。後來更成為女同志經典，現今華人世界的對於女同性戀「拉子」或者「拉拉」皆出於此書；鱷魚之於女同的比喻也常見坊間。

我在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最受震撼的是邱妙津對於悲傷、抑鬱毫不掩飾的抒發。尤其《蒙馬特·遺書》以書信格式，第一人稱進行了赤裸裸的「自我剖析」。這種掏心挖肺在某種程度上是女性主義的，因為常見的男性書寫往往強調陽剛氣質，堅強心態。例如三島由紀夫，哪怕也終於自戕，但一生執著於儀式感，作品中字裏行間都是糾結踟躇，而不像邱妙津這般放逐恣意地悲愴。而邱妙津所愛的安德烈·紀德則是個徹頭徹尾的革命者，《背德者》的思想似與邱有所想通，但卻更著重批判性。

「Susceptible，就是這個字，佛教說的『易染』，那正是我的疾病也是我的天賦，是我的寶藏也是我的殘缺啊！」《蒙馬特·遺書》中邱妙津如是說。倘若沒有這種敏感天分，生活應該會輕鬆愉悅很多，但大概也不會成就這兩本獨特的文學作品。想到這些不禁感嘆。

華人導演陳耀成曾經拍攝邱妙津相關紀錄片《蒙馬特·女書》，片中除了相關學者、親友的採訪，也加入了大量戲劇、搬演、朗讀的片段。其中扮演邱妙津的演員更身著鱷魚頭套行走在巴黎街頭，非常酷異。

行走在蒙馬特公墓間，卻完全找不到邱妙津的任何痕跡。受到最多探訪的，是傳奇女伶，也是著名的同志偶像 Dalida。她的一首《Bang Bang》唱出多少人為愛心碎的過程，也不失為對邱妙津的一種回應。

我試圖找到《蒙馬特·遺書》中作者掩埋兔兔的公園，未果。倒是終於走到了蒙馬特高地。這裏可以俯瞰巴黎市區，才站一小會兒，已覺得歐洲城市這樣的風景也未免太眼熟。熙熙攘攘的遊客和小販，也與邱妙津書寫風格毫不相干。蒙馬特沒有留下邱妙津的遺書，她的墳墓在別處，她精神世界還是要靠書本感知。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林地墓園

我跟他認識是在斯德哥爾摩同志驕傲遊行的集合公園裏，這一年的遊行靠近瑞典大選，因此眾多黨派都當帳篷擺攤來拉票。他是其中一個政黨的骨幹，我站在攤位前許久看著不懂的瑞典語發呆。他用英語跟我打招呼，介紹了該黨派對於同志的友好政策。

明知道我並沒有選票也還這麼熱情，我不禁搭訕問他做什麼工作。他回答說是一名法官。

「法官？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年輕的法官！」看著他緋紅的臉，我又補了一句：「而且還這麼帥！」

他更加害羞了，問道：「中國的法官都很老麼？」

「我還沒有打過官司，不過從電影上看是那樣的。」這是我的目光盯著旁邊一小籃子蘋果，和他的臉蛋一樣紅潤光澤：「法官大人，我可以拿一個蘋果嗎？」

「當然可以！」

話音未落，我已經把蘋果咬在嘴裏了。我才想起來剛走到這個攤位全是因為這籃子蘋果。這次來這邊參加活動，結束之後多待幾天湊湊大遊行的熱鬧。可是斯德哥爾摩的物價太高了，沒了主辦方招待，頓感口袋像是漏了個洞一樣，所以但凡能蹭點吃喝的機會絕不放過。

我大口咬了幾下，才想起來要顧忌斯文。於是一邊吃一邊衝他不好意思的笑。他說：「你渴嗎？要不要請你喝杯啤酒？」

說到喝酒，瑞典更氣奇貴無比。能收到這樣的邀請更是盛情難卻：「好哇！你幾時換班？」

「還有五分鐘⋯⋯」他看了一下表：「不過你現在有空的話，我也可以馬上就下班！」

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此處省去500字）。第二天早上醒來，法官說要帶我去附近的一個景點逛逛。我們對彼此依舊充滿好奇，一邊走一邊興奮地聊著。到了我們要去的公園，被這裏的景色的確迷住了，參天大樹，齊整草坪。不知道是否確實渾然天成，抑或隱藏得太好不容易發現。細微之處，讓人聯想到日本園林，卻又有巍峨龐大，放大數十倍的效果。尤其公園裏那個大十字架，看上去頗為震撼。但也不禁存疑，十字架說明這個地方跟宗教有關係麼？

「你猜對了一半，這裏是個墓地。」

我瞪大眼睛，以我在亞洲、歐洲的經驗，都未曾見識過這樣風格、體系的墓地。何況，墳墓在哪裏呢？朝著他所指的方向，我看到大樹下的一顆顆墳冢。走近了發現與大部分歐洲的墓園無二，然而不同之處在於，參天大樹的掩映之下，墓碑顯得袖珍。這樣一來，讓墓園完全去除了通常大家所熟悉的陰森感，反而多了幾分柔情；另一方面，自然之下襯托出來人之渺小，生命之匆匆，也不無哲理。這純粹是我的理解。

我們一邊聊著，法官撫著我的頭髮又膩歪上來。我們在墓碑邊親暱了一會兒，心裏還是覺得有些大不敬。趁著天好，我們繼續散步回到他家裏又纏綿了一番。

離開斯德哥爾摩的時候，法官送了我一罐他自家花園裏藍莓做的果醬。每當看到那個瓶子還會想起來他和那個令人意外地覺得浪漫的墓園。後來在新聞上看到瑞典電視的「辱華」事件，一個中國家庭由於不能提前辦理入住而大鬧青年旅社，最終被警察拖到郊外的墓地。我仔細一查，Skogskyrkogården 這個地方正是我曾經約會過的墓地，瑞典語裏這個詞是「林地」的意思。倒也可以名符其實地稱之為「林地墓園」。

到底這家人在旅社有沒有胡攪蠻纏，雙方各執一詞；瑞典電視台的嘲諷挖苦是否有違倫理邊界，各人有自己的斷定。我倒是非常希望有機會能再逛林地墓園，據說斯德哥爾摩總共就兩處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而其中這個墓地就佔了一半。不過也希望起碼不要是被警察強制拖到那裏吧。

舊聖馬修墓園隱喻德國社會

我是因為土耳其藝術家朋友 Aykan Safoğlu 的片子《ziyaret》知道了舊聖馬修墓園，並且決定拜訪它。ziyaret 土耳其語意味拜訪，片子記錄了 Aykan 和他的朋友，土耳其裔的女權主義活動家 Gülşen Aktaş 在舊聖馬修墓園的一次探訪。Gülşen 是 Aykan 在酷兒運動方面的先驅，後者還請前者出演他的影像作品。舊聖馬修墓園對於 Gülşen 來說意義非凡，這裏埋葬著 Gülşen 的母親 Şirin Aktaş。還有她的好友，非裔德國女詩人 May Ayim。她們都是一個女權主義、酷兒、有色人種團體的活躍成員，曾把大名鼎鼎的美國黑人酷兒女作家 Audre Lorde 請來德國演講。May Ayim 參與寫作編輯的的書《給你顏色》（Farbe Bekennen），也是德國女權主義非白人歷史的重要著作。May Ayim 於1996年自殺，死後安葬在離居所不遠的舊聖馬修墓園。

Aykan 的作品由一幀幀寶麗來像片組成，影片中伴隨著掃描儀的聲響，一幅幅照片逐漸袒露。導演的旁白，伴隨著 Gülşen 的視角平靜地講述著這天的遭遇和記憶裏的故事。墓園位於柏林「美山」（Schöneberg），這裏也是歐洲老牌同志街區。1990年代，艾滋席捲世界的腥風血雨，彰顯性自由的柏林也是旋渦中心。這裏也埋葬了許多知名或者不知名的艾滋病罹難者。

德國男演員 Bernd Boßmann 也是著名的同志活動家，他在這裏建了全德第一家墓園咖啡廳。我和朋友探訪墓園的這天，因為疫情沒有開放。影片《ziyaret》裏可以看到，Gülşen 平靜地坐在咖啡廳裏，牆上掛著小鳥圖案的繪畫作品。導演的眼中，舊聖馬修墓園隱喻著德國社會，形形色色。據說這裏曾有一位傳奇女藝術家 Helga Goetze，每天在這裏進行她的達達主義藝術表演，舉著寫有「為自由而操」（Ficken für Frieden）的牌子。

柏林市政府為了便於辨識名人墓碑，在所有此類墳冢前放置專用紅磚標識。而舊聖馬修墓園最知名的墳墓當屬格林兄弟，這些童話充斥了幾乎全世界人們的童年，然而長大了卻逐漸發現其中的「黃」「暴」之處。又有傳說兄弟們在寫這些童話時食用迷幻劑的痕跡，這些與當下柏林的藥物文化對比也感覺親切。格林兄弟的墳墓在墓園裏顯眼處，用谷歌地圖便可查到，走近一看，果然如他們所寫的故事一樣暗黑驚人。

我們在這裏遇到一對熱情的德國夫婦，他們主動跟我們搭話。這樣的友好在德國社會，特別是柏林非常少見，尤其疫情期間更覺得意外。他們竟對於柏林的墓園景點頗為內行。跟我們介紹了柏林幾處值得參觀的墓園，但是我們問起另一個想參觀的墳墓，這對夫婦也為難住了。

刺殺希特勒未遂的克勞斯·馮·斯塔芬伯格全名 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這位曾經的納粹陸軍上校，刺殺動機一說是出於對於納粹政權的抵抗，另一說則否則這次行動中的革命性，認為他們可能是比希特勒更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因此戰後對於 Stauffenberg 家族的賠償遲遲未能落實。柏林市內的一些墓園埋葬了當年奉為「烈士」的納粹軍官，德國政府擔心這些地方會成為新納粹集會聚點，有時甚至故意隱去死者姓名。就連這對行家夫婦，也說不出來 Stauffenberg 的墳墓在哪裏。好在朋友非常機智，憑借網上搜到圖片，對照著背景終於找到這個存在得相當低調的墳冢。

歷史記憶不應該隨著埋葬而被遺忘，說柏林是一個大墳墓，德國社會是一個大墓園都不為過。最好的證據就是埋在各家門前的「絆腳石」（Stolpersteine）。來過柏林的人大都會記得，幾乎每個區都有這樣10釐米見方的銅製紀念牌。該項目由藝術家岡特·德姆尼希發起，收集二戰時被謀殺、驅逐，以及被迫自殺的遇難者信息，鋪設在該位人士生前住所。這其中包括猶太人、羅姆人等少數族裔，也有不少同性戀、跨性別者。

在諸多社團的協力下，截至2019年底，「絆腳石」已經鋪設達75000塊，堪稱世界上最大型的非集中性紀念碑。這個項目也曾引起非議，德國猶太人中央委員會前主席 Charlotte Knobloch 認為這樣公然將死者「踩在腳下」的行為大不敬。但大部分人認可這樣的紀念行為，每當大屠殺紀念日的時候，總有人會在絆腳石旁邊擺放鮮花以示紀念。

紀念牌上所透露的信息並不包括當事人被迫害的原因，但 queer.de 上有相關頁面，顯示最新為酷兒身份認同的遇難者鋪設的「絆腳石」信息；在漢堡的唐人街舊址也會發現華人遇難者的絆腳石。

或矗立世間，或嵌入血骨，戚戚然是作為少數、邊緣的灰暗歷史，只為勿要重蹈覆轍。

但社會的大墳墓也告訴我們，人必有一死，墳頭上，我們依然在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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