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四座工廠大廈，埋葬香港職人

「恆利機械廠 Hang Lee Machinery FTY」的招牌已經懸掛了38年。作為宏昌工業大廈的第一代租戶，老闆黃先生得知政府趕人，憤而寫下「虐殺廠戶遷成風，官運亨通上高空，窮我一身苦為口，遷拆令下化為塵」，字跡修長秀麗，寫在一張乾淨的紙皮，牢牢貼在招牌下，控訴政府為覓地起樓，無視這裏的老租戶。

六個月前，香港政府突然宣布清拆房委會轄下的四座工廠大廈，分別是九龍灣的業安工廠大廈、火炭的穗輝工廠大廈、長沙灣的宏昌工廠大廈、葵涌的葵安工廠大廈（簡稱「四廠」），牽連2088名租戶，租戶需要在18個月內搬出。

這些工廠大廈租金穩定，設計及配套適合傳統工業，不少老商戶在這裏養活了幾代人。租戶擔心失去這個落腳點後，工廠將被市場租金所吞噬，依賴這些小工廠提供零件以及其他服務的本地商家亦將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重型機器與傳統工藝無人接手，丟失了將不再復返。八月起，雖然已經有少量租戶準備遷出，但大部分租戶仍留守工廠大廈，堅持「不遷不拆」，宏昌工廠大廈的黃先生是其中一名，惟記者最近到訪，黃先生亦已遷走。

四廠裏的「香港製造」

港府一聲令下，自1957年開展的工廠大廈歷史到下年底便正式結束，政府未曾諮詢業租戶和區議會，一次過殺四廠，稱要將業安、穗輝和宏昌三幅工廠大廈用地改劃為「住宅用途」，未說明是用來興建哪種住宅，而葵安的土地用途改劃程序仍在司法覆核中，政府卻已經嚴令廠戶遷出。

四廠租戶組成「四廠聯盟清拆戶關注組」，「不遷不拆」、「打爛租戶飯碗」、「政府強搶地」的聲音紛紛出現。廠內懸掛著數十來標誌著「香港製造」的多個招牌，許多從事五金業、製造業、機電工程的老租戶營營役役，捱過工廠北移、工業退潮，卻不敵政府強拆令。香港的小商戶、甚至一些大企業和政府部門都有賴這些小工廠提供零件和其他服務，一旦失去紮根之地，這些小工廠將難以經營，畢生志業恐化為烏有。

黃先生是這裏典型的小廠戶，獨自經營著這間小小的機械廠。說是「廠」，不過佔了50平方米，即是兩個標準單位。在工業興盛的時候，這些小型廠戶依附著大廠——當時來自大廠的訂單源源不絕，小廠戶有一技傍身，從不愁生計。但自香港工業式微後，大廠遷移北方，小廠紛紛倒閉，而黃先生的機械廠則是難得的倖存者。現在，他主要靠接一些五金小訂單維持生計。大訂單雖然被大陸廠商吸走，但由於這些大廠不會接貨量少的訂單、運送亦需時，黃先生以比大陸工廠更快出貨、運費更便宜為賣點，吸引本地小客戶。

「如果我們這些人轉了去私人地方做，那價格一定會變高，變相是自殺……我現在和大陸（的工廠）鬥快、鬥平，我再搬到私人地方，我是自殺！」他表示，政府工廠大廈的租金是參考市值租金估算出來的，不算便宜，一個25平方米的標準單位月租2500港幣，且競投單位時需「投暗標」，即是價高者得。但這裏勝在租金穩定，不會像私人市場般隨便加租，也不會在兩年租約期滿便面臨被趕走的風險，只要有能力交租，便可以一直經營下去。如果搬出去的話，租金上升，他不能再提供一個合宜的價格，客人自然不會再光顧他。

他直言：「我們學師到現在，不要說給社會有什麼貢獻，起碼我沒有浪費社會資源。我是自己養活自己、養活家人，就是這樣，我不是說坐在這裏『等食』，沒有可能我結業，然後拿綜援，我也不想這樣。現在政府趕絕了，不是我一個，而是2000多戶，這2000多個廠戶怎麼辦——我們怎麼辦？」

「四廠」——四座外表灰撲撲、隱於市的大廈裏，廠戶主要從事五金、機電工程、成衣、印刷、車行等；另有五花百門的生意，藥水膠樽、發泡膠粒、樂器維修、盲人器材、紙紮、珠寶、手作、木藝品等等，當中更有出口歐美、東亞的商品。在「香港製造」的大本營裏，有殷勤作業的老匠人，也有銳意承繼「香港製造」招牌的年輕人。

前路走盡，又後繼無人

宏昌大廈租戶代表、同時是「第二代租戶」的曾先生指，如今在香港，五金、製造業的形象「並不討好」，最近外出尋租，業主一聽見他們從事傳統工業便搖頭：「涉及有燒焊、有聲、有味道，『不好啦，最好不好啦』。」業主覺得，把地方租給人做studio、做烘焙，更能保持店面整齊，又不會把地方弄得髒兮兮。

上世紀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光景。當時香港工業發展蓬勃，年輕人視從事五金業、製造業為發展的好機會。四廠的老租戶，大多從二十多歲開始到工廠學師，學習傳統工業技藝，一做便是數十載。

在宏昌經營「振南機器磨刀機」的盧先生也是第一代租戶，60年代開始學師，為幾噸至十幾噸不等的工廠機器磨刀，香港的食品廠、紙巾廠、報館印刷廠等均需要他磨的閘刀。

盧先生74歲，談起以往香港工業的「威水史」，目光炯炯、聲音雄亮：「我1947年在香港出世，氣魄啊、說話，和一般這個年紀的不一樣。我看他們好像老得很淒涼。因為我經常做事，將時間忘記了！我那時候一開工，每天十多個小時，每日地做，不會說今天是星期幾，我是不記得的。不知道這回事，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就說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以前的香港是這樣的！」

他看看身旁三十餘歲的曾先生，笑說：「你們這個年紀，不知道香港以前的工業是這麼輝煌的。以前香港人的工業，樣樣都是第一的，假髮、塑膠、玩具，全部都是第一的香港！」

「後繼無人，真的是後繼無人！」盧先生嘆氣：「不是今天的事，是斷層了幾十年，由80年代開始，工業北移之後，這些技術已經沒有生存空間，以前我幫大陸做，現在竟然由大陸做，斷層了幾十年，沒有人學師。現在，即使香港可以做，也是很難生存的，因為大陸的價錢低。資訊很發達，一上『淘寶』，就知道是什麼價錢，客人拿這個價錢和你說，你就死。那些錢只夠香港買物料，大陸就可以做成品給你，因為兩邊的生活水平相差太遠。所以香港工業已經完了，香港工業完了。」

廠內一部18噸、一層樓高的磨刀機仍在運作，他面露不捨：「我們這批人，如果不做的話……唉，我們捱到今時今日，還有些生存空間，如果你從頭再來，是沒有可能的事。我們那時候買一部機， 在1992年……」他指了指周邊的兩部機器，在90時代，這些機械貴得嚇人：「這一個七萬馬克，二十幾萬港元」、「這件十三萬馬克，五十幾萬港元」。

他們當年賺了錢，又把錢投資在自己的事業裏，買入貴的機器。機器用了二十幾年，殘舊但運作良好：「今時今日你不會有人這麼傻，以前就有可能，以前有生意做，1992年時，香港還是很繁榮的。那時候你怎樣借錢也好，你夠膽買一部這樣的機器，今時今日？我送給你要不要？沒人夠膽要。」

政府其中一個安置方案是讓現有租戶競投其餘兩座房委會工廠大廈：晉昇工廠大廈和開泰工廠大廈的空置單位，「如果政府那邊我拿不了地方的話，之後就沒辦法了，我唯有自己結業。找一個吊車吊走（機器），這些就變成廢物。」他再次嘆息：「我覺得真的好像做了一場夢一樣。」

衣食住行的供應鏈

盧先生的妻子蘇姑娘也在宏昌經營「廣泰製衣廠」，自1997接手生意至今，街坊皆熟知廣泰的「BB牌」女性內衣。直至現在，工廠內仍有8名女工車衣，客戶過百，倉內數十箱待售出。工廠大廈大限將至，蘇姑娘雖憂心，但仍手不停地工作——許多客戶得知這裏快要結業，訂單量急增，女工一天生產逾700個胸圍，蘇姑娘直言：「快要做不來了！」

曾先生與這對夫妻交好，補充：「他們夫妻分別經營兩種不同類型的廠。胸墊是自己裁出來、車出來，一針一線。盧生就是幫別人做一些機械需要的東西。所謂『本土生產』不是沒有，問題是那些人不懂如何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可以說她守舊，她的胸圍廠不懂得如何做Marketing、不懂得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但她也是實幹實做，老老實實，不是Victoria Secret（國際著名女性內衣品牌），不會賣過千元。她賣一些很標準的貨品，在社會下層，但是（政府）看不見。」

穗輝工廠大廈的第一代租戶、經營「信城工程有限公司」的袁先生靠這間廠養活了一家五口，供養子女出國讀書，如今妻兒均移居外國，他獨自留在香港繼續經營。

疫情期間，他沒法去探訪家人，這間廠便是他在香港的全部。小小的廠房，放了七部幾噸重的機器。袁先生二十多歲從師學藝，打拼了十年，便自己開廠，提供五金零件、機器維修服務，後來，也有人向他學師：「當年，每個月可以最高可以有十幾萬收入。1980、90年時，我的工廠有四至六個夥計。」他現在剩下一個伙記了，一晃神便跟了他十幾年。午後陽光猛烈，十分炎熱，他們打開鐵閘門通風，身後五十多歲的伙記汗流浹背地低頭工作。

「這裏穩定，穩定才可以養家，外面兩年一到，不是搬走，就是加租。政府就想推我們出去私人市場，讓我們在私人市場自然地被淘汰。」他愁容滿面，指現在的生意雖然少了很多，但仍「交得起租金」，亦有固定客戶群需要他幫忙維修生產機器：「對面（工廈）的蝦餃、雲吞麵、水餃、港產燒賣……我不做，不知道誰來幫他們，他們也很愁。」

袁先生的工廠不但為鄰近的食品廠提供服務，也和港鐵合作，他形容有時候一早回到廠，便會收到港鐵職員或政府部門的電話，指他們需要一些五金零件，要他儘快「啤」（用模具製造）出來：「職員已經習慣了和我合作，沒有我，他們也很頭痛。」

穗輝的租戶代表Fanny Wong強調，這些廠戶是香港日常供應鏈的一環，必不可少：「港鐵突然有個零件壞了，要一模一樣的，如果沒有的話，聽日就沒有車搭，是五金零件，要袁生把一模一樣的『啤』出來。如果我上大陸，對方未必可以做這麼快，可能做得到，但未必這麼快。如果要靈活彈性、需要快的話，要靠這些本地產業。你別看這裏好像很小，他是和政府很多工程、很多衣食住行的東西是息息相關的。一拆了我們，基本上就會影響到大家的生活。你也聽到，袁生接的客戶不是小的客戶，如果斷了這個供應鏈的話，可能他要另外找工程公司，他就頭痕，或者要找國內的公司。」

社會看不見的「大後勤」

宏昌租戶代表曾先生一家經營「嘉信五金」，曾與不少政府部門如食環署、飛行服務隊、懲教署合作，亦曾為墳場製作撒灰器，他坦言自己也會到大陸工廠訂造機器，但一些機器的後加工工作必須交給本地工廠幫忙，他自己就是找行內知名、同樣在宏昌的「李飛記」，政府的竹篙灣檢疫中心也有找李飛記幫忙。盧生補充：「淘寶淘什麼下來也可以，你壞了的話、尺寸不對，不好意思，再重新訂造，因為你這件東西沒有辦法拿上去大陸（維修），過不了關的。」

2012年，柴灣工廠大廈遭清拆，從事五金行業的李飛記被逼遷出，輾轉來到宏昌工廠大廈，9年過去，政府再一次清拆工廠大廈，但一次過清拆四座，剩下兩座工廠大廈分別位於屯門和荃灣，路途遙遠，遠離提供五金原料的大角咀、旺角，也只提供90個標準單位（一個標準單位為25平方米）供競投，這次尋租，難上加難。

曾先生強調：「這些是社會後面，大家平常看不見的角色，社會的大後勤。」他提及另一個宏昌的大租戶：租用了二十多個標準單位的「泰華工程」，專門做不鏽鋼生意，長期幫香港麥當勞公司在大陸訂造的機器如咖啡機後加工：「他（泰華工程）養了20多個伙記，出糧是在說不是一百萬、也是幾十萬一個月，就只是出糧。」

除了五金行業，這裏有逾五百個租戶持有機電工程牌照，佔全港持有牌照的公司總量的四分一。曾先生不解政府為何不明白這些廠戶的重要性，在社會需要傳統工業時趕盡殺絕：「陳帆（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是E&M（機電工程署）出身的，他怎會不知道你們的事情？只不過是他坐了另一個位置，就要想其他事情。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看你自己本業，你也是工程佬來的！他應該很明白工程界，這些事搬不走。這些是實實在在、需要的本土工業來的，搬不走的，社會上還需要他們，對不對？如果他沒有價值，那他『執笠』（結業），滅絕了，對不對？」

在穗輝「信城工程有限公司」樓上的「世紀電器公司」，數十年來負責製造大型水泵。中環的灣仔繞道車路、沙頭角到粉嶺火車站的工程地區皆有漏水、積水的問題，需要水泵；多條過海隧道亦需要水泵抽水，這些均是由它負責提供和維修，一個月能夠處理三至四個水泵，數量不多，生意額不大，卻是香港基礎建設的重要一環。

老闆紀老先生七十多歲，三十二歲的兒子於2018年入行，幫忙維修水泵。傳統工業已是夕陽行業，談不上好前途，但鑑於父親年紀已大，本來在公證行擔任文職的紀先生決定承繼公司：「我們有一直合作的世交公司、認識的朋友，我想這間水泵行能夠一直做下去，所以辭了職，去考水電牌照。」

四間房委會工廠大廈的出租率高達97%，業安租戶代表Stephen Ma指出，政府先前來視察工廠大廈，看見許多工廠關上門，便稱這裏有很多閒置單位，竟然不明白許多租戶會出外工作，特別在下午時分，五金租戶需運送零件到地盤，譬如長期且大量需要的炮尖，均是租戶辛辛苦苦磨好，而這些也不可能送上大陸處理。他指有些租戶甚至是「24小時on-call」，隨時外出幫忙商場、地鐵站、政府部門的水電工程。

新型工廈拒絕傳統工業

房委會轄下工廠大廈的規格與新型工廈不同：一，負重量高，底層達1500千克；二，半開放式工廠大廈，可以通風，與後者一般密封式的建築不同；三，實用面積100%，即是與實際面積一樣，不用打個折扣；四，走廊闊、升降電梯大、門口大、樓底高，適合搬運；四，電力供應達三相電，能夠提供數千瓦電，適合工業用途。

盧先生指現在很多新式的工廠大廈徒有其名：「現在的工業中心請變了『劏廠』。你問他們租，他們問你做哪一行的，如果你做鐵器的話，就不好意思，不租給你，為什麼不租給你？因為旁邊全變了商貿，做了寫字樓，你在這裏『蹦蹦蹦蹦』，別人會投訴你的。所以他唯有不租給你，業主不租給你這些做五金的。現在的工廠大廈，不是做機器、做製品的，而是做物流、寫字樓、補習班、私房菜。租給你做鐵器的，你又燒焊又磨東西，下層會覺得很嘈。」

「很多so-called工廠大廈，其實已經變了住宅，或商業大廈，停車場也沒有，升降機也不夠大。」阿蟲苦惱地說：「規格適合難找，可以擺放大型機器的，是少之又少。」

阿蟲和Mic是宏昌租戶，8年前來到這裏開展生意。阿蟲從事包裝設計、Mic從事玩具設計，工餘時間用來創業。生意稍有起色後，基於房委會工廠大廈的獨特優勢，他們決定投「暗標」、給貴一點的租金，搬入宏昌工業大廈，拓展生意。「我們一開始做的東西是比較小件的……搬入來長沙灣（宏昌）後，就可以做比較大型一點的東西。」

直至現在，他們的業務拓展了許多，有能力再租下三個單位，聘請了一位同事，一同完成大型紙製品，例如大型舞獅、大型蜻蜓，也曾為銅鑼灣利園商場製作了由2000粒小盒子組成、高達10米的圓柱形展品。

傳統工業推動新進創意

他們認為，香港的創作者很多只能「在家中開一張枱」，製作一些「戴上手」的小手作，或者租外面工廈的共享辦公室，限制了創作規模。他們認為創作十分需要獨立空間和機器，受惠於這裏穩定的環境，他們便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專注創作：「在很短時間內，可以出現很大的東西，很多人會想到我們。」

他們更慶幸宏昌內有不同工廠的師傅配合生產，因為香港和大陸的大廠不肯接小訂單。他們使用畫完設計圖後，便可以交給師傅一下子用機器「啤」幾百張，不用兩人逐張剪出來，阿蟲解釋：「那時候我們就傻傻地敲門，問旁邊的師傅，有沒有人做印刷。」他笑說：「我們走去問可不可以做，然後師傅問有多少數量，我們就問你的M.O.Q.（最低生產量）是多少，他就說1000左右，我就說我只有200，師傅就說我照做，但我就收你1000個的價格，只給200件貨。但我很開心，因為你肯做就已經差很遠，就算是1000個，啤出來可能也只是幾百元，其實是一些很低的生產成本。」

他們可以直接到工廠內和師傅溝通，協調整個製作過程：「因為你可以和他聊，你問完他工序之後，你可以在設計上避開一些容易『出事』的地方」。他強調創意工業需要傳統工業的支援：「設計師畫了一幅圖，那你怎樣變成一件衣服出來？可能他就會說，大陸有很多工廠可以支援你，但其實，你不可以畫一幅圖，發上去，那件衣服就出來了，你要了解那個過程，你才可以做出來，配合一個師傅，讓他可以將細節做出來，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阿蟲指了指貼在工作室一側牆壁、半米左右的不規則形狀鏡子：「這就是樓下李飛記幫我們做的！」

Ivan是另一個利用工廠大廈環境創業的年輕租戶。他的工作室「Big Fish Workshop」位於火炭的穗輝工廠大廈，售賣木製品。他曾從事室內設計十多年，直到「第一代租戶」的父親半退休，便決定進駐父親在宏昌的廠房，至今已經有8年。

他自小喜歡木製品，現在售賣的產品類型包括鬥獸棋、飛行棋、木燈籠等，「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自己也喜歡玩，有共鳴」，他靦腆地說。

他明白收入有限：「很少量製作，做不了太多，可能一天做一份飛行棋，已經夠做。」手製一份飛行棋需時4小時左右，他努力工作，足夠讓他繳交便宜的租金，「賺的不是什麼大錢，還要不停地做，但比之前開心很多。」他曾遇到很喜歡產品的客人：「有一間在大圍的廣東菜（餐廳），問我可不可以把他的logo雕刻到產品上，我說沒所謂，就做了十幾件給他，他用來贈送給客人的。」

「我自己很難一天8個小時去做，因為我要看顧小朋友，彈性上班時間。」Ivan在工作室盡頭擺放了一部兩、三噸重的雷射雕刻機，門右側放了一張長長的工作枱：「研發、生產、市場推廣也在這裏。」他在切割木塊、雕刻圖案、打磨棋盤、為棋子上油的同時，7歲的兒子便在一旁看看父親在幹什麼，不時把木製品拿起來玩。

Ivan小時候也經常來穗輝找父親，他笑說當時進入廠房是「步步為營」，現在他已經把這裏打掃乾淨，建立小小的工作室，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兒子，實現夢想：「我是吃穗輝飯大的。」

如今，政府清拆穗輝工廠大廈，他雖說會盡力找地方，但機會不大，很可能要直接結業，重新打工：「我也在附近看過一些單位，門口很小、走廊很窄。大單位的話，像駱駝漆（大廈）那些，門口很大、走廊很很闊，那些單位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租金可能翻倍。」

讓廠戶自生自滅

2019年，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曾提及「邀請房委會研究重建轄下的工廠大廈作公營房屋用途，特別是增加公共租住房屋的供應」，但政府一直沒有公布具體時間表。清拆消息公布後，租戶十分憤怒，業安租戶代表Stephen Ma指，之前房委會仍會和租戶溝通廠內事宜，但今次事前，政府不曾諮詢任何租戶和區議會這類民意代表，事後租戶多次詢問房委會管理署的職員，職員也只回應「不清楚」；就算不斷施壓，當局也未有實質回應。

政府在5月24日公布的「房屋委員會四個工廠大廈的清拆安排」文件中，預計「部分租戶或可藉此機會結業」。曾先生斥政府破壞租戶生計：「這裏做了很多社會大後勤的東西，同一時間，我們去不了私人市場，純粹是因為我真真正正做工業，而市場是厭惡這些工業行為的。（租戶）是有需要的，他們搬不走的。」他指當政府察覺到廠戶消失帶來的影響：「那時候後悔，就太遲了。」

「有些伯伯做了很多年，想退休，無可厚非每一棟一定有。但，只是一部分。」
Fanny強調：「我們四廠是在供應衣食住行、風火水電。」

Fanny指出，廠戶的機器已經不宜搬走：幾噸至十幾噸不等的機器，或需要用吊臂車才可以搬走，搬運費可高達幾十萬，單是袁先生零件廠便估計需要35萬搬運費，而政府向租戶發放的「早鳥賠償」（在9個月內遷離單位）僅有10萬元。

房委會亦稱「管理工廠大廈並非房委會的核心業務」，他們需要集中資源滿足房屋需求，曾先生駁斥指這些其實是民生事務，因為從事傳統工業的租戶無法承受外面浮動的租金、業主逼遷的風險：「不可以說想要踢走這些非核心業務就踢走，他是需要提供一個穩定的租金、穩定的環境、穩定的地址和舖位，給一般基層市民，或者給一些商家去做他們的工業行為。」今次更是一次拆四座：「一次過叫你拆這麼多座大廈，其實是從未有試過的。但是問題是，你沒有類似的安置地方，你憑什麼拆這麼多座大廈，很坦白地說，你殺一座，可能迴響沒有這麼大，這些人搬去其他（工廠大廈），總會有一些吉位，問題就是，一次殺四個，叫他們出去私人出面的市場找鋪位，你是不是立刻就炒高了出面的市場價格？」

「四廠聯盟清拆戶關注組」曾在7月中去信立法會申訴部，希望當局可以擱置計劃，讓廠戶原址經營，但政府拒絕回應。直到9月初，聯盟發起「一人一信行動」，在業安工業大廈二座向房屋署提交一人一信，希望政府在半個月回應廠戶。11月初，Fanny與另外一穗輝代表遞信給運房局局長及房委會副主席，要求政府在十一月底前回應眾廠戶提問，至今仍沒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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