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四座工厂大厦，埋葬香港职人

“恒利机械厂 Hang Lee Machinery FTY”的招牌已经悬挂了38年。作为宏昌工业大厦的第一代租户，老板黄先生得知政府赶人，愤而写下“虐杀厂户迁成风，官运亨通上高空，穷我一身苦为口，迁拆令下化为尘”，字迹修长秀丽，写在一张干净的纸皮，牢牢贴在招牌下，控诉政府为觅地起楼，无视这里的老租户。

六个月前，香港政府突然宣布清拆房委会辖下的四座工厂大厦，分别是九龙湾的业安工厂大厦、火炭的穗辉工厂大厦、长沙湾的宏昌工厂大厦、葵涌的葵安工厂大厦（简称“四厂”），牵连2088名租户，租户需要在18个月内搬出。

这些工厂大厦租金稳定，设计及配套适合传统工业，不少老商户在这里养活了几代人。租户担心失去这个落脚点后，工厂将被市场租金所吞噬，依赖这些小工厂提供零件以及其他服务的本地商家亦将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重型机器与传统工艺无人接手，丢失了将不再复返。八月起，虽然已经有少量租户准备迁出，但大部分租户仍留守工厂大厦，坚持“不迁不拆”，宏昌工厂大厦的黄先生是其中一名，惟记者最近到访，黄先生亦已迁走。

四厂里的“香港制造”

港府一声令下，自1957年开展的工厂大厦历史到下年底便正式结束，政府未曾咨询业租户和区议会，一次过杀四厂，称要将业安、穗辉和宏昌三幅工厂大厦用地改划为“住宅用途”，未说明是用来兴建哪种住宅，而葵安的土地用途改划程序仍在司法复核中，政府却已经严令厂户迁出。

四厂租户组成“四厂联盟清拆户关注组”，“不迁不拆”、“打烂租户饭碗”、“政府强抢地”的声音纷纷出现。厂内悬挂著数十来标志著“香港制造”的多个招牌，许多从事五金业、制造业、机电工程的老租户营营役役，挨过工厂北移、工业退潮，却不敌政府强拆令。香港的小商户、甚至一些大企业和政府部门都有赖这些小工厂提供零件和其他服务，一旦失去扎根之地，这些小工厂将难以经营，毕生志业恐化为乌有。

黄先生是这里典型的小厂户，独自经营著这间小小的机械厂。说是“厂”，不过占了50平方米，即是两个标准单位。在工业兴盛的时候，这些小型厂户依附著大厂——当时来自大厂的订单源源不绝，小厂户有一技傍身，从不愁生计。但自香港工业式微后，大厂迁移北方，小厂纷纷倒闭，而黄先生的机械厂则是难得的幸存者。现在，他主要靠接一些五金小订单维持生计。大订单虽然被大陆厂商吸走，但由于这些大厂不会接货量少的订单、运送亦需时，黄先生以比大陆工厂更快出货、运费更便宜为卖点，吸引本地小客户。

“如果我们这些人转了去私人地方做，那价格一定会变高，变相是自杀……我现在和大陆（的工厂）斗快、斗平，我再搬到私人地方，我是自杀！”他表示，政府工厂大厦的租金是参考市值租金估算出来的，不算便宜，一个25平方米的标准单位月租2500港币，且竞投单位时需“投暗标”，即是价高者得。但这里胜在租金稳定，不会像私人市场般随便加租，也不会在两年租约期满便面临被赶走的风险，只要有能力交租，便可以一直经营下去。如果搬出去的话，租金上升，他不能再提供一个合宜的价格，客人自然不会再光顾他。

他直言：“我们学师到现在，不要说给社会有什么贡献，起码我没有浪费社会资源。我是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就是这样，我不是说坐在这里‘等食’，没有可能我结业，然后拿综援，我也不想这样。现在政府赶绝了，不是我一个，而是2000多户，这2000多个厂户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四厂”——四座外表灰扑扑、隐于市的大厦里，厂户主要从事五金、机电工程、成衣、印刷、车行等；另有五花百门的生意，药水胶樽、发泡胶粒、乐器维修、盲人器材、纸扎、珠宝、手作、木艺品等等，当中更有出口欧美、东亚的商品。在“香港制造”的大本营里，有殷勤作业的老匠人，也有锐意承继“香港制造”招牌的年轻人。

前路走尽，又后继无人

宏昌大厦租户代表、同时是“第二代租户”的曾先生指，如今在香港，五金、制造业的形象“并不讨好”，最近外出寻租，业主一听见他们从事传统工业便摇头：“涉及有烧焊、有声、有味道，‘不好啦，最好不好啦’。”业主觉得，把地方租给人做studio、做烘焙，更能保持店面整齐，又不会把地方弄得脏兮兮。

上世纪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光景。当时香港工业发展蓬勃，年轻人视从事五金业、制造业为发展的好机会。四厂的老租户，大多从二十多岁开始到工厂学师，学习传统工业技艺，一做便是数十载。

在宏昌经营“振南机器磨刀机”的卢先生也是第一代租户，60年代开始学师，为几吨至十几吨不等的工厂机器磨刀，香港的食品厂、纸巾厂、报馆印刷厂等均需要他磨的闸刀。

卢先生74岁，谈起以往香港工业的“威水史”，目光炯炯、声音雄亮：“我1947年在香港出世，气魄啊、说话，和一般这个年纪的不一样。我看他们好像老得很凄凉。因为我经常做事，将时间忘记了！我那时候一开工，每天十多个小时，每日地做，不会说今天是星期几，我是不记得的。不知道这回事，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就说好像发了一场梦一样，以前的香港是这样的！”

他看看身旁三十余岁的曾先生，笑说：“你们这个年纪，不知道香港以前的工业是这么辉煌的。以前香港人的工业，样样都是第一的，假发、塑胶、玩具，全部都是第一的香港！”

“后继无人，真的是后继无人！”卢先生叹气：“不是今天的事，是断层了几十年，由80年代开始，工业北移之后，这些技术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以前我帮大陆做，现在竟然由大陆做，断层了几十年，没有人学师。现在，即使香港可以做，也是很难生存的，因为大陆的价钱低。信息很发达，一上‘淘宝’，就知道是什么价钱，客人拿这个价钱和你说，你就死。那些钱只够香港买物料，大陆就可以做成品给你，因为两边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所以香港工业已经完了，香港工业完了。”

厂内一部18吨、一层楼高的磨刀机仍在运作，他面露不舍：“我们这批人，如果不做的话……唉，我们挨到今时今日，还有些生存空间，如果你从头再来，是没有可能的事。我们那时候买一部机， 在1992年……”他指了指周边的两部机器，在90时代，这些机械贵得吓人：“这一个七万马克，二十几万港元”、“这件十三万马克，五十几万港元”。

他们当年赚了钱，又把钱投资在自己的事业里，买入贵的机器。机器用了二十几年，残旧但运作良好：“今时今日你不会有人这么傻，以前就有可能，以前有生意做，1992年时，香港还是很繁荣的。那时候你怎样借钱也好，你够胆买一部这样的机器，今时今日？我送给你要不要？没人够胆要。”

政府其中一个安置方案是让现有租户竞投其余两座房委会工厂大厦：晋升工厂大厦和开泰工厂大厦的空置单位，“如果政府那边我拿不了地方的话，之后就没办法了，我唯有自己结业。找一个吊车吊走（机器），这些就变成废物。”他再次叹息：“我觉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衣食住行的供应链

卢先生的妻子苏姑娘也在宏昌经营“广泰制衣厂”，自1997接手生意至今，街坊皆熟知广泰的“BB牌”女性内衣。直至现在，工厂内仍有8名女工车衣，客户过百，仓内数十箱待售出。工厂大厦大限将至，苏姑娘虽忧心，但仍手不停地工作——许多客户得知这里快要结业，订单量急增，女工一天生产逾700个胸围，苏姑娘直言：“快要做不来了！”

曾先生与这对夫妻交好，补充：“他们夫妻分别经营两种不同类型的厂。胸垫是自己裁出来、车出来，一针一线。卢生就是帮别人做一些机械需要的东西。所谓‘本土生产’不是没有，问题是那些人不懂如何珍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可以说她守旧，她的胸围厂不懂得如何做Marketing、不懂得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但她也是实干实做，老老实实，不是Victoria Secret（国际著名女性内衣品牌），不会卖过千元。她卖一些很标准的货品，在社会下层，但是（政府）看不见。”

穗辉工厂大厦的第一代租户、经营“信城工程有限公司”的袁先生靠这间厂养活了一家五口，供养子女出国读书，如今妻儿均移居外国，他独自留在香港继续经营。

疫情期间，他没法去探访家人，这间厂便是他在香港的全部。小小的厂房，放了七部几吨重的机器。袁先生二十多岁从师学艺，打拼了十年，便自己开厂，提供五金零件、机器维修服务，后来，也有人向他学师：“当年，每个月可以最高可以有十几万收入。1980、90年时，我的工厂有四至六个伙计。”他现在剩下一个伙记了，一晃神便跟了他十几年。午后阳光猛烈，十分炎热，他们打开铁闸门通风，身后五十多岁的伙记汗流浃背地低头工作。

“这里稳定，稳定才可以养家，外面两年一到，不是搬走，就是加租。政府就想推我们出去私人市场，让我们在私人市场自然地被淘汰。”他愁容满面，指现在的生意虽然少了很多，但仍“交得起租金”，亦有固定客户群需要他帮忙维修生产机器：“对面（工厦）的虾饺、云吞面、水饺、港产烧卖……我不做，不知道谁来帮他们，他们也很愁。”

袁先生的工厂不但为邻近的食品厂提供服务，也和港铁合作，他形容有时候一早回到厂，便会收到港铁职员或政府部门的电话，指他们需要一些五金零件，要他尽快“啤”（用模具制造）出来：“职员已经习惯了和我合作，没有我，他们也很头痛。”

穗辉的租户代表Fanny Wong强调，这些厂户是香港日常供应链的一环，必不可少：“港铁突然有个零件坏了，要一模一样的，如果没有的话，听日就没有车搭，是五金零件，要袁生把一模一样的‘啤’出来。如果我上大陆，对方未必可以做这么快，可能做得到，但未必这么快。如果要灵活弹性、需要快的话，要靠这些本地产业。你别看这里好像很小，他是和政府很多工程、很多衣食住行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一拆了我们，基本上就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你也听到，袁生接的客户不是小的客户，如果断了这个供应链的话，可能他要另外找工程公司，他就头痕，或者要找国内的公司。”

社会看不见的“大后勤”

宏昌租户代表曾先生一家经营“嘉信五金”，曾与不少政府部门如食环署、飞行服务队、惩教署合作，亦曾为坟场制作撒灰器，他坦言自己也会到大陆工厂订造机器，但一些机器的后加工工作必须交给本地工厂帮忙，他自己就是找行内知名、同样在宏昌的“李飞记”，政府的竹篙湾检疫中心也有找李飞记帮忙。卢生补充：“淘宝淘什么下来也可以，你坏了的话、尺寸不对，不好意思，再重新订造，因为你这件东西没有办法拿上去大陆（维修），过不了关的。”

2012年，柴湾工厂大厦遭清拆，从事五金行业的李飞记被逼迁出，辗转来到宏昌工厂大厦，9年过去，政府再一次清拆工厂大厦，但一次过清拆四座，剩下两座工厂大厦分别位于屯门和荃湾，路途遥远，远离提供五金原料的大角咀、旺角，也只提供90个标准单位（一个标准单位为25平方米）供竞投，这次寻租，难上加难。

曾先生强调：“这些是社会后面，大家平常看不见的角色，社会的大后勤。”他提及另一个宏昌的大租户：租用了二十多个标准单位的“泰华工程”，专门做不锈钢生意，长期帮香港麦当劳公司在大陆订造的机器如咖啡机后加工：“他（泰华工程）养了20多个伙记，出粮是在说不是一百万、也是几十万一个月，就只是出粮。”

除了五金行业，这里有逾五百个租户持有机电工程牌照，占全港持有牌照的公司总量的四分一。曾先生不解政府为何不明白这些厂户的重要性，在社会需要传统工业时赶尽杀绝：“陈帆（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是E&M（机电工程署）出身的，他怎会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只不过是他坐了另一个位置，就要想其他事情。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看你自己本业，你也是工程佬来的！他应该很明白工程界，这些事搬不走。这些是实实在在、需要的本土工业来的，搬不走的，社会上还需要他们，对不对？如果他没有价值，那他‘执笠’（结业），灭绝了，对不对？”

在穗辉“信城工程有限公司”楼上的“世纪电器公司”，数十年来负责制造大型水泵。中环的湾仔绕道车路、沙头角到粉岭火车站的工程地区皆有漏水、积水的问题，需要水泵；多条过海隧道亦需要水泵抽水，这些均是由它负责提供和维修，一个月能够处理三至四个水泵，数量不多，生意额不大，却是香港基础建设的重要一环。

老板纪老先生七十多岁，三十二岁的儿子于2018年入行，帮忙维修水泵。传统工业已是夕阳行业，谈不上好前途，但鉴于父亲年纪已大，本来在公证行担任文职的纪先生决定承继公司：“我们有一直合作的世交公司、认识的朋友，我想这间水泵行能够一直做下去，所以辞了职，去考水电牌照。”

四间房委会工厂大厦的出租率高达97%，业安租户代表Stephen Ma指出，政府先前来视察工厂大厦，看见许多工厂关上门，便称这里有很多闲置单位，竟然不明白许多租户会出外工作，特别在下午时分，五金租户需运送零件到地盘，譬如长期且大量需要的炮尖，均是租户辛辛苦苦磨好，而这些也不可能送上大陆处理。他指有些租户甚至是“24小时on-call”，随时外出帮忙商场、地铁站、政府部门的水电工程。

新型工厦拒绝传统工业

房委会辖下工厂大厦的规格与新型工厦不同：一，负重量高，底层达1500千克；二，半开放式工厂大厦，可以通风，与后者一般密封式的建筑不同；三，实用面积100%，即是与实际面积一样，不用打个折扣；四，走廊阔、升降电梯大、门口大、楼底高，适合搬运；四，电力供应达三相电，能够提供数千瓦电，适合工业用途。

卢先生指现在很多新式的工厂大厦徒有其名：“现在的工业中心请变了‘㓥厂’。你问他们租，他们问你做哪一行的，如果你做铁器的话，就不好意思，不租给你，为什么不租给你？因为旁边全变了商贸，做了写字楼，你在这里‘蹦蹦蹦蹦’，别人会投诉你的。所以他唯有不租给你，业主不租给你这些做五金的。现在的工厂大厦，不是做机器、做制品的，而是做物流、写字楼、补习班、私房菜。租给你做铁器的，你又烧焊又磨东西，下层会觉得很嘈。”

“很多so-called工厂大厦，其实已经变了住宅，或商业大厦，停车场也没有，升降机也不够大。”阿虫苦恼地说：“规格适合难找，可以摆放大型机器的，是少之又少。”

阿虫和Mic是宏昌租户，8年前来到这里开展生意。阿虫从事包装设计、Mic从事玩具设计，工余时间用来创业。生意稍有起色后，基于房委会工厂大厦的独特优势，他们决定投“暗标”、给贵一点的租金，搬入宏昌工业大厦，拓展生意。“我们一开始做的东西是比较小件的……搬入来长沙湾（宏昌）后，就可以做比较大型一点的东西。”

直至现在，他们的业务拓展了许多，有能力再租下三个单位，聘请了一位同事，一同完成大型纸制品，例如大型舞狮、大型蜻蜓，也曾为铜锣湾利园商场制作了由2000粒小盒子组成、高达10米的圆柱形展品。

传统工业推动新进创意

他们认为，香港的创作者很多只能“在家中开一张枱”，制作一些“戴上手”的小手作，或者租外面工厦的共享办公室，限制了创作规模。他们认为创作十分需要独立空间和机器，受惠于这里稳定的环境，他们便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专注创作：“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出现很大的东西，很多人会想到我们。”

他们更庆幸宏昌内有不同工厂的师傅配合生产，因为香港和大陆的大厂不肯接小订单。他们使用画完设计图后，便可以交给师傅一下子用机器“啤”几百张，不用两人逐张剪出来，阿虫解释：“那时候我们就傻傻地敲门，问旁边的师傅，有没有人做印刷。”他笑说：“我们走去问可不可以做，然后师傅问有多少数量，我们就问你的M.O.Q.（最低生产量）是多少，他就说1000左右，我就说我只有200，师傅就说我照做，但我就收你1000个的价格，只给200件货。但我很开心，因为你肯做就已经差很远，就算是1000个，啤出来可能也只是几百元，其实是一些很低的生产成本。”

他们可以直接到工厂内和师傅沟通，协调整个制作过程：“因为你可以和他聊，你问完他工序之后，你可以在设计上避开一些容易‘出事’的地方”。他强调创意工业需要传统工业的支援：“设计师画了一幅图，那你怎样变成一件衣服出来？可能他就会说，大陆有很多工厂可以支援你，但其实，你不可以画一幅图，发上去，那件衣服就出来了，你要了解那个过程，你才可以做出来，配合一个师傅，让他可以将细节做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虫指了指贴在工作室一侧墙壁、半米左右的不规则形状镜子：“这就是楼下李飞记帮我们做的！”

Ivan是另一个利用工厂大厦环境创业的年轻租户。他的工作室“Big Fish Workshop”位于火炭的穗辉工厂大厦，售卖木制品。他曾从事室内设计十多年，直到“第一代租户”的父亲半退休，便决定进驻父亲在宏昌的厂房，至今已经有8年。

他自小喜欢木制品，现在售卖的产品类型包括斗兽棋、飞行棋、木灯笼等，“香港人的集体回忆，自己也喜欢玩，有共鸣”，他腼腆地说。

他明白收入有限：“很少量制作，做不了太多，可能一天做一份飞行棋，已经够做。”手制一份飞行棋需时4小时左右，他努力工作，足够让他缴交便宜的租金，“赚的不是什么大钱，还要不停地做，但比之前开心很多。”他曾遇到很喜欢产品的客人：“有一间在大围的广东菜（餐厅），问我可不可以把他的logo雕刻到产品上，我说没所谓，就做了十几件给他，他用来赠送给客人的。”

“我自己很难一天8个小时去做，因为我要看顾小朋友，弹性上班时间。”Ivan在工作室尽头摆放了一部两、三吨重的雷射雕刻机，门右侧放了一张长长的工作枱：“研发、生产、市场推广也在这里。”他在切割木块、雕刻图案、打磨棋盘、为棋子上油的同时，7岁的儿子便在一旁看看父亲在干什么，不时把木制品拿起来玩。

Ivan小时候也经常来穗辉找父亲，他笑说当时进入厂房是“步步为营”，现在他已经把这里打扫干净，建立小小的工作室，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实现梦想：“我是吃穗辉饭大的。”

如今，政府清拆穗辉工厂大厦，他虽说会尽力找地方，但机会不大，很可能要直接结业，重新打工：“我也在附近看过一些单位，门口很小、走廊很窄。大单位的话，像骆驼漆（大厦）那些，门口很大、走廊很很阔，那些单位当然没有问题，但是租金可能翻倍。”

让厂户自生自灭

2019年，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曾提及“邀请房委会研究重建辖下的工厂大厦作公营房屋用途，特别是增加公共租住房屋的供应”，但政府一直没有公布具体时间表。清拆消息公布后，租户十分愤怒，业安租户代表Stephen Ma指，之前房委会仍会和租户沟通厂内事宜，但今次事前，政府不曾咨询任何租户和区议会这类民意代表，事后租户多次询问房委会管理署的职员，职员也只回应“不清楚”；就算不断施压，当局也未有实质回应。

政府在5月24日公布的“房屋委员会四个工厂大厦的清拆安排”文件中，预计“部分租户或可借此机会结业”。曾先生斥政府破坏租户生计：“这里做了很多社会大后勤的东西，同一时间，我们去不了私人市场，纯粹是因为我真真正正做工业，而市场是厌恶这些工业行为的。（租户）是有需要的，他们搬不走的。”他指当政府察觉到厂户消失带来的影响：“那时候后悔，就太迟了。”

“有些伯伯做了很多年，想退休，无可厚非每一栋一定有。但，只是一部分。”Fanny强调：“我们四厂是在供应衣食住行、风火水电。”

Fanny指出，厂户的机器已经不宜搬走：几吨至十几吨不等的机器，或需要用吊臂车才可以搬走，搬运费可高达几十万，单是袁先生零件厂便估计需要35万搬运费，而政府向租户发放的“早鸟赔偿”（在9个月内迁离单位）仅有10万元。

房委会亦称“管理工厂大厦并非房委会的核心业务”，他们需要集中资源满足房屋需求，曾先生驳斥指这些其实是民生事务，因为从事传统工业的租户无法承受外面浮动的租金、业主逼迁的风险：“不可以说想要踢走这些非核心业务就踢走，他是需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租金、稳定的环境、稳定的地址和舖位，给一般基层市民，或者给一些商家去做他们的工业行为。”今次更是一次拆四座：“一次过叫你拆这么多座大厦，其实是从未有试过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类似的安置地方，你凭什么拆这么多座大厦，很坦白地说，你杀一座，可能回响没有这么大，这些人搬去其他（工厂大厦），总会有一些吉位，问题就是，一次杀四个，叫他们出去私人出面的市场找铺位，你是不是立刻就炒高了出面的市场价格？”

“四厂联盟清拆户关注组”曾在7月中去信立法会申诉部，希望当局可以搁置计划，让厂户原址经营，但政府拒绝回应。直到9月初，联盟发起“一人一信行动”，在业安工业大厦二座向房屋署提交一人一信，希望政府在半个月回应厂户。11月初，Fanny与另外一穗辉代表递信给运房局局长及房委会副主席，要求政府在十一月底前回应众厂户提问，至今仍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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