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 深度 大陸

為了活下去,中國LGBTQ組織改名、商業化、接軌主流價值觀

「即使都關門,還是會有新的組織出現。」


 插畫:Tseng Lee
插畫:Tseng Lee

當男友被公安部門叫去喝茶的通知突然降臨,阿義會有一兩分鐘感到無法呼吸。這種情形在今年以來愈發頻繁。他們是一對同志情侶,在中國公益領域從業十幾年,其中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LGBTQ權益上。

同在這一領域的阿石也覺得壓力變得貼身。最近一次,他被當地派出所直接傳喚做了筆錄。這不同於以往非正式場景下的會面溝通。阿石被問及許多涉及個人的問題,比如家人是否知道他的工作,自己有沒有想過給家人帶來的影響。「他們知道怎麼給你帶來直接壓力。我們有些夥伴就有在老家被找,甚至被直接聯繫父母。」

2013年前後,阿義和阿石都從中國北方回到南方,一部分原因就是為了不再感受連快遞敲門都會恐懼的情緒。他們一度覺得所在的這個南方城市寬鬆、友好;但慢慢的,會面地點逐漸向他們的住所靠近,比如樓下一個好吃的餐館裏。面談也愈發頻繁,從不定期到定期,從幾個月到每週。對方傳遞出來的信息也越來越明顯和直接:別人都很安靜,你們不要再有任何行動。

一位LGBTQ組織的負責人告訴端傳媒,被相關部門請去喝茶已成為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現在是一種日常監控,而不只是個別事件的管理。」

另一個組織的負責人也表示:「以前這些事兒你說得清楚是怎麼發生的,大概可以分析出來是誰找我們、目的是什麼。現在你搞不清楚,有時候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誰想找你、為什麼找你。但這個事就這麼發生了。你只知道沒完沒了。」

中國LGBTQ組織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壓力。就在11月4日,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權促會」)註銷其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並宣布無限期停止一切工作。權促會成立於2013年,是針對LGBTQ權益提供法律服務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推動和支持了中國首例性傾向扭轉治療案、首例同志教師勞動權案等數十件深刻影響中國同志權益法制進程的案件。

不久前,另一家LGBTQ組織的辦公室也被聯合突擊檢查,來訪者包括片警、街道、出租屋管理處等數人,來訪理由是登記出租屋內人口。對方錄入了所有在場人士的身份證信息。但該組織的負責人認為,登記人口不過是個藉口,為的是製造麻煩和恐懼。「這種層級化、網格化的監管趨勢越來越明顯。」該負責人說。

阿石被告知什麼活動都不要辦。「沒有人像你們那樣一直在發聲,一直還要做權利倡導之類的,其他人都很乖。」阿石轉述對方的話。這並非虛張聲勢。目前,除了積極的個體活動者還衝在前面,多數LGBTQ組織現在變得非常保守和低調。即使是由志願者支持而非專業化組織的上海驕傲節也在2020年宣布停辦。此前,上海驕傲節已經連續舉辦12年,包含騎行、電影放映、主題論壇等不同內容。資深志願者Ray告訴端傳媒,停辦是因為「壓力已經大到不行」。

不久前的7月,十幾所高校性少數學生社團組織的微信公眾號更是被一夜關停。幾乎所有長期從事LGBTQ權益工作的非政府組織都保持了緘默。全面收緊的信號已經清晰無比,中國LGBTQ組織的發展到了某種臨界點。他們嘗試改名、在宣傳策略和生存模式上向主流價值觀靠攏,甚至向商業化企業轉型……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左)與伴侶在中國北京的婚宴上親吻。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左)與伴侶在中國北京的婚宴上親吻。攝:Kim Kyung-Hoon/Reuters/達志影像

改名:「名字中不準帶有『協會』、『同志』、『權利』等字樣」

在2021年7月前後,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將使用了八年的名字改為「同促在線」。一個聽起來像在線會議工具的名字。一位權促會前工作人員自嘲說,新名字聽起來有些讓人不知所云。2008年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也改名叫「北同文化」。而在同年成立的另一個老牌組織同性戀親友會則直接改成了「出色夥伴」。

改名是因為壓力。阿義告訴端傳媒:「今年7月份的事情(指高校性少數學生社團組織的微信公眾號被集中關停)之前,無論是直接說你不要用什麼名字,還是間接地感受到威脅,大家已經收到了很多壓力。改名某種程度上也是妥協。」

與此同時,一些主流公益基金透露給合作的LGBTQ組織,有關部門近期直接找到他們進行問詢:在跟誰合作、這些組織都在做什麼。除了臨近7月1日建黨紀念日這一重大政治活動被提醒「不要搞事」之外,越來越頻繁造訪的安全人員直接告訴LGBTQ組織者,名字中不準帶有「協會」、「同志」、「中心」、「權利」等字樣。

「自我切割、自我審查,你才有出路,但這個過程就很痛苦。」一個組織的工作人員表示。

今年,一些LGBTQ組織在公益籌款開始前,收到合作基金會的提醒——最好不要帶有性少數、LGBT、同志等字樣。而與此同時,幾乎所有LGBTQ組織在某一公益平台上的籌款項目遭遇集體下架。一個組織的工作人員告訴端傳媒:「合作的基金會建議大家把同志相關的表述拿掉再重新上線。」在此期間,開通月捐渠道的同志組織無法招募新的月捐人,只有原先已經開通月捐的資助者還能正常捐款。

過去,直接受到官方指示名字中不能出現同性戀或同志的,基本都是做艾滋病服務的男同性戀組織、在民政註冊環節受到提醒。

據推算,中國LGBTQ人口規模達7000多萬。2016年發布的《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狀況》稱,該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可見度很低,且不同形式的歧視甚至暴力存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從幼年到成年。該報告是迄今為止針對中國LGBTQ群體進行的最大規模全國性調查研究。接受調研的LGBTQ人群中,只有5%左右的人完全出櫃。中國尚未形成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的權利保護和反歧視的法律制度。也因此,LGBTQ受訪者對從制度上保障其平等權利、消除歧視抱有強烈的願望,比如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LGBTQ組織,是幫助這7000多萬人進一步可見、推動其權利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90年代至2008年前後,艾滋病服務組織、性少數權利倡導組織陸續出現。前者數量最高時達上千家、分布在全國各省,後者2008年前後至今可能不到十家。

不可否認的是,伴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LGBTQ群體的生存水平也在水漲船高。中國針對同性戀的去刑事化與去病理化已雙雙完成。在2011年性少數平等權益被納入聯合國主流議題和中國LGBTQ組織的努力之下,中國的LGBTQ群體可見度得到明顯提高。報告稱,在中國開始形成反對歧視性少數群體的社會輿論環境,其中年輕人的態度更加開放和自由。

2020年底,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龍大瑞發表調研報告《朝不保夕的進步:LGBT人權倡導在中國》(PRECARIOUS PROGRESS: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China)。龍大瑞說:「中國性少數群體在過去20年的可見度、社群建設、安全空間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進步,但正如我在報告中用到的詞,這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如果政府決定逐步收回,它們很容易就會消失。這取決於政府想要走到哪一步。」

改名——只是LGBTQ組織「斷臂求生」的一小步。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舉行的LGBT派對之夜。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舉行的LGBT派對之夜。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生存之道:接軌主流價值觀

阿義告訴端傳媒,自2018年以來,中國LGBTQ組織幾乎都在尋求轉型。主流化是一個明顯特徵,即將自己的工作目標與當前國家強調的社會工作重點相結合,並且將自己的存在價值與國家宣傳的價值體系和敘事方式相結合。

「其實我們做這些改變也是為了回到我們本來的目的——讓性少數群體生活得更好。這些社會組織其實是在幫助政府更好地服務不同的邊緣人群,都是為了社會更和諧穩定。」一位組織負責人說。

在主流化嘗試中,同性戀親友會的步子最大。2020年底,該組織全面上線了新機構名稱和品牌logo——出色夥伴(英文為Trueself)。成立於2008年的同性戀親友會在全國多地都有地方分會,以幫助LGBTQ群體實現自我認同、促進家庭接納為主要工作。

在新推出的組織簡介中,出色夥伴的敘事已經全面與主流接軌:「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出色夥伴將積極探索新時代家庭觀,建設相親相愛的家庭關係、弘揚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踐行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幫助更多的人追求美好生活。」

負責人阿強對端傳媒表示,他們要解決的就是民生問題。「因為小孩是同性戀,家長就吃不進去飯,得抑鬱症了,生病了。我們就解決這些人的問題。那就是民生問題,對吧?按照我們中國的主流話語體系,就是解決家庭矛盾、建設和諧家庭。在話語選擇上確實要回到本土,你不要高喊着說我正在解決一個平權運動什麼的,人家也不喜歡,最後你也做不了,何必?」

而改名之外,出色夥伴還在做一個更大的轉變——向社會企業轉型,通過服務活動負擔組織運營的成本,而不再依賴公眾籌款。「所以現在有一些活動,我們會適度收費,來彌補籌款的不足。這是我們最近面臨的真正的轉型。」阿強更願意以本土化來解釋組織的轉型嘗試,而本土化首先意味着敘事體系的本土化。「我跟很多做社群工作的人打交道,他們恨不得都說不出同性戀這三個字,每天都是lgbt什麼的。你做這個事得讓人聽得懂,只有聽得懂才能夠被引起共鳴,才能夠捲入進來支持。」

但阿強也承認,在當下的環境裏,強調社群服務的LGBTQ組織更有可能生存下來。留給權利倡導的社群組織的空間已經非常逼仄。阿強說,這是房間裏已經存在的大象了。「最近一兩年在這個領域做事受到的挑戰非常大,你說你不妥協,但不妥協,你想不想做?要靠自己去找到不同維度,看到光亮。我是比較務實的一個人。」

一些組織的主流化嘗試已經進行多年,有的在外界看來已經沒有LGBT社群組織的色彩。比如有的組織的主業是性教育,不斷受到政府層面重視的預防校園欺凌、保護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也是在性教育主題之下重點強調的內容。

上述工作人員這樣解釋這些組織所做的選擇,主流意味着破圈。「我們選擇了一個更大的話語體系,一個更大的框架。在這個框架裏,講故事的空間就比較大了,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更多人捲進來。」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就是我們會流失掉很多的社群連接。」

中國另一個重要的LGBTQ組織北京紀安德中心原執行主任小剛說:「有一些可能把自己作為權利倡導組織,他們本身挑戰的就是不公,本身就是為了監督權力,所以可能就沒法就跟國家有太多或者任何的妥協。」

對於仍以LGBTQ權利倡導為主色的組織來說,生存方式還有一條:與LGBTQ友善的專業人士和學者合作,開展特定的專業服務和學術調研。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主流化。從醫療服務、心理諮詢再到法律援助,發展專業人士的同盟者一直是LGBTQ組織的一大策略。一位組織負責人說:「在過去幾年,這塊兒發展得非常明顯。」

組織者們認為,通過不同專業領域的同盟們,針對LGBTQ群體的認知和聲量都可以進一步的擴展,影響更多的非LGBTQ人士,而與此同時,這些領域也跟社群的切身權益直接相關。「社群有很多實際的需求,比如伴侶財產、子女撫養等涉及醫療、法律、心理多方面的服務需求。」上述負責人說。

但發展同盟者對資源本就十分有限的中國LGBTQ組織來說意味着顧此失彼,甚至可能與他們堅持的理念發生衝突。一位社群組織負責人對端傳媒表示,自己嚮往通過社會層面每個人的行動促成有話語權的人們作出改變。但在中國現在的環境下,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不僅不一定推動改變發生,反而可能會讓相應的組織變得異常敏感。「你不得不去跟這些內部的人建立關係,甚至要用一套所謂更和諧、更主流的話語去講。而且專家也不是看你在做這件事情就合作,所以你要把自己變得很有名頭或者動用很多關係和社會資源。這些資源不是投給社群,而是投給專家,因為他們有話語權。」

這些選擇既有環境所迫,也是主動選擇。在基金會和同志組織都供職多年的阿偉這樣告訴端傳媒:「我不希望因為一兩件出格的事情,讓整個領域瞬間傾覆。如果說現在是一個篩子往下壓,如果換成一個鐵板,那就根本沒空間了。」

2015年6月13日參與者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上海驕傲節 LGBT跑步活動。

2015年6月13日參與者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上海驕傲節 LGBT跑步活動。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從合法性上來講,專項基金是最後一步了」

成立專項基金,是目前LGBTQ組織既能解決身份問題、同時解決籌資問題的唯一途徑。據端傳媒了解,中國組織化的LGBTQ組織目前幾乎都在一家俱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旗下成立專項基金。「如果把那家端掉的話,中國同志組織可能會像打掉一條腿的感覺。」其中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說。

現在,政府的手已正式伸向基金會。2021年8月,民政部發布《民政部辦公廳關於加強民政部業務主管基金會專項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強調「專項基金業務領域應當與基金會業務範圍相符,聚焦主業,避免寬泛、模糊」,同時,「基金會完成專項基金清理整頓後的1年內,擬新增專項基金的,應當同時終止同等數量的現有專項基金」。

「我覺得大家還在等這個靴子落地。如果落下來的話,可能最後一次。」其中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說。

此前,合作方大多數時候不會對LGBTQ組織的合法身份作出過多要求。因為受制於條件無法註冊或者只能註冊成企業的現實,大家心照不宣。「無論是什麼樣的形式,其實並不影響我們去工作。大家只會問你是誰,你做過什麼樣的工作。」上述負責人說。

籌資和身份問題一直是中國民間非政府組織難以解決的兩大問題。LGBTQ組織絕大多數都難以通過民政註冊獲得合法身份,只能通過工商註冊,也有少部分通過註冊民辦非企業單位。大多數的組織其實只能長期以非法身份從事社群活動。

然而,情況在2018年之後徹底改變。那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開始執行的第一年。中國LGBTQ組織受到重擊。對這些組織來說,幾乎從成立之初,其資金和支持基本都來自於國內外的國際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就是其中一個重要來源。但在新法頒布後,資金來源被攔腰截斷。甚至與不在管理範圍之內的駐華使館和聯合國常設機構比如UNDP(聯合國發展規劃署)的互動,也會被監控和問詢。

阿義在9月曾受邀到北方參加一個聯合國下屬機構的非正式聚會。但到了開會地點,他才得知,有其他同志組織的夥伴在還沒出當地的時候就被攔下。開會酒店也似乎提前知曉了他們的到來。為了躲開眼線,這個只有兩天的聚會變成了一場遊擊活動。他們在酒吧裏、在草坪上把會開完。

「得到國際資金越來越難。」阿偉向端傳媒舉例說,比如以前A基金會想要資助中國的同志組織B,不論它是否在中國註冊,只要A和B之間簽訂協議,基金會的錢就可以通過國際轉賬的方式打到同志組織的銀行賬戶,後者只要到銀行做申報,正常結匯之後,錢就出來了。但新法律頒布後,如果A沒有在中國註冊和報備,即使錢到了銀行也會被退回去。即使A在中國註冊了,想要完成匯款,也要提交一系列資料,列明自己在中國的每一項工作以及被資助方想要開展的每一個活動,得到主管部門同意之後才能進行。

此外,仍在中國運營的國際組織對於中國LGBTQ組織的合作門檻也開始提高,LGBTQ組織的合法性被格外看中。「現在大家有很多的擔心,就不敢跟你合作。」一位組織的負責人說。

龍大瑞對端傳媒表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徹底改變了中國公民社會運動運作的整個生態,LGBTQ組織雖然並非直接目標,但也受到重創。龍大瑞曾供職於美國律師協會北京辦公室,主要職責是管理改善LGBT群體權利的司法改革項目。他們在中國與官方、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展了近20年的研究合作。但該組織在管理法正式公布之前被迫撤出中國。「因為得不到註冊。」龍大瑞說。

所以專項基金這一形式對中國性少數組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組織負責人說:「專項基金沒了的話,在錢上面的影響,我們還可以通過做項目、找別人幫忙,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再折騰幾個來回。但從活動的合法性上來講,專項基金是最後一步了。」

2014年7月31日,同性戀活動家在法庭外舉行一場抗議活動,一名男同性戀者起訴輔導員試圖用電擊療法“治愈”他的同性戀。

2014年7月31日,同性戀活動家在法庭外舉行一場抗議活動,一名男同性戀者起訴輔導員試圖用電擊療法“治愈”他的同性戀。攝:Xu Yangjingjing}/The Washington Post via Getty Images

一種例外

縱觀中國LGBTQ組織,跟艾滋病服務相關的組織似乎是一種例外。

一家以艾滋病議題為核心工作的組織負責人告訴端傳媒,他們的活動並沒有受到其他組織那樣的限制。除了艾滋病相關的健康服務之外,該組織也一直在開展LGBTQ青少年沙龍、學校公選課,以及針對社群內不同群體,比如跨性別、女同性戀等社群小組的支持和服務。幾年前,該組織以社工組織的身份正式在當地民政局註冊。

「我們不會隱去LGBT這些信息,因為就是希望能把這個議題帶到公共層面去談。」該組織負責人說。

除了學校之外,該組織的公眾教育還走入了官方。在他們的努力下,當地疾控系統刪去了宣傳手冊中針對LGBTQ的偏見和歧視性內容,在之後的手冊修訂中,該組織直接受邀參與其中。他們還被省內多個城市的疾控部門邀請進行多元性別友善的教育培訓。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教師乃至地方官員都在他們的聽眾之列。

該組織的負責人告訴端傳媒,在當地很多疾控中心和醫院,以及一些由政府支持的社會組織孵化基地,他們的辦公室裏可以看到象徵着同志友善的彩虹旗。「這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

這位負責人亦清楚地知道為何其組織能夠擁有眼前的空間。「我覺得倡導工作很重要,但是目前我們沒有做太多那方面的工作,整個定位就是一個服務型教育型的機構。」一直以來該組織通過艾滋病項目跟當地政府部門保持了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和互動,「所以他們會對我們有一些放心」。

然而,「指望以艾滋病議題推動官方對LGBT社群的認同,可能不是一個走得通的路徑。」上述負責人指出,在中國艾滋病相關的政策和管理條例裏,幾乎都只提到男男性行為者,但是男男性行為人群不等於男同社群,也不等於LGBTQ社群,政府一直沒正視LGBTQ的存在。但從資源的角度上來講,該領域是唯一一個和LGBTQ相關、政府又會拿錢資助的交叉區域。「艾滋病防治對於男同社群而言本身就重要。我們現在做心理和同伴諮詢時接到的很大一部分來訪都跟艾滋病等健康議題有關。所以跟政府互動這一塊,艾滋病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不同受訪者告訴端傳媒,自90年代艾滋病防控在中國上升至國家議題以來,中國男同性戀社群組織因為與男同性戀群體的密切聯繫得以快速發展。而這又與國際基金進入中國資助中國開展艾滋病防控工作密不可分。

據一位組織負責人介紹,在全球基金資助下的社群組織並非是完全的服務型項目。艾滋病防控的目的之下,他們還受到包括能力建設、人才培養等全方位的組織發展支持。「它注重的是一個權力架構的重建。」

阿誠創辦的組織在20世紀初成立,於2017年得以用艾滋病服務的社工組織身份直接在當地區一級的民政部門註冊登記。他親歷了中國艾滋病防控政策與同志組織的互動歷程。早在2008年前後,他們的組織已經在艾滋病服務工作的基礎上向權利倡導方向轉型。「疾控部門只講公共衞生,不講同志文化,不講加強同志社群內部建設,不增加外部關鍵人群對同志群體的了解,我們覺得這個病其實根本沒有辦法防治,因為它不完全是一個公共衞生問題。」阿誠說。

將視角轉為權利倡導之後,從2010年前後開始阿誠和團隊展開了一系列行動。在他們的支持下,中國東北地區的十多所大學裏成立LGBTQ學生社團。他們還培育發展了當地的多個女同性戀社群組織。

而上述組織負責人告訴端傳媒,最讓人矚目的是多個組織策劃舉辦的東北同性戀文化節。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和雄心勃勃的計劃。雖然東北同性戀文化節的官方微博已經被清空,但在互聯網上還能找到首屆開幕式時發出的推文。「同志徒步、法律論壇、老年論壇、跨性別選美、拉拉營,我們可以談各種話題。」該組織負責人說。

但2013年以後,相關組織受到嚴密監控,東北同性戀文化節被迫停辦。在2014年,來自全球基金的艾滋病資金正式撤出中國。2015年,中國成立「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主要資金來源轉由國家財政撥款。而失去全球基金資助之後,中國同志社群組織大量消失。阿誠認為,這是中國以艾滋病服務為主的LGBTQ組織被清洗和規訓的開始。

阿誠告訴端傳媒,政府接手以後,對於同志組織進行艾滋防控工作的態度十分強硬。即使只涉及艾滋病患者——例如就醫歧視等倡導活動都不再允許進行。「我們發出倡導或者做研究都不可以」。而允許開展的活動被嚴格限制在發放安全套、檢測感染者以及關愛宣教等在阿誠看來「基礎、重複、低水平的勞務性工作」。

「不聽話就靠邊站」,阿誠等堅持權利倡導的依靠艾滋病服務發展起家的LGBTQ組織被徹底邊緣化。阿誠說,原來艾滋病服務相關的男同社群組織大多數已經被「收編」,自己的組織現在也只能用「苟延殘喘」來形容。「純艾滋病的這種活我們不喜歡幹的,但是它能給我們帶來安全,然後也確實也能幫助到社群的人,所以我們把它保留了。」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酒吧内LGBT 派對之夜。

2018年9月13日中國北京,酒吧内LGBT 派對之夜。攝:Oleksandr Rupet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何以至此

在2008年前後,中國LGBTQ組織的發展出現明顯的分水嶺。一批以權利倡導為主要特徵的社群組織在中國陸續建立。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中國的整體語境從上至下都以積極擁抱外來影響的姿態與國際接軌。加之南方雪災和汶川地震先後襲來,民間組織或者社會力量在政府和公眾之間都收穫了積極評價和信任。與此同時,互聯網上的信息傳播和公共討論空間也蓬勃發展,幾乎暢通無阻。中國的LGBTQ組織也因此經歷短暫的發展黃金時期。

「那個時候我們感覺前途一片光明。」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表示。

在北京市內的一家寫字樓裏,曾經聚集了一批非政府組織,其中僅LGBTQ組織就有六七家,還包括主業是女權和性別平等議題。在2010年前後,大家陸續搬入成了樓上樓下的鄰居。這些組織彼此不僅熟悉,還有很多互動和合作,甚至不同組織的志願者都可以輪換。

關於那段黃金時期,阿偉對端傳媒說:「第一個是組織足夠多。當時各地都有組織,也有足夠多的類型,大家嘗試不同的活動。第二個是出現了一小批時代造就的能人。他們搞了各自的事情。那個時候就轟轟烈烈地發展。是很鮮活的一個時代,很有個性。」

但是,這一繁榮發展期自2013年開始逐漸進入停滯。到了2015年,所有LGBTQ組織都感受到風向變了。在這一年,近300名律師和權利倡導運動者被警方盤查、羈押甚至逮捕,被稱為「709案」。此後兩年,中國相繼頒布《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審查、監控和嚴管逐漸滲透到所有帶有權利倡導色彩的LGBTQ組織身上。

所以在阿義看來,中國LGBTQ組織當前的遭遇並非剛剛發生。」它是一個慢慢的、特別是15年開始之後的過程,也是整個公民社會緊縮的過程。勞工組織、婦女組織都已經被打得差不多了,現在剩下的性少數組織就會顯得權力色彩非常濃郁,和所謂的『境外勢力』『勾結』很深,自然就很突出。」

幾年時間裏,多家LGBTQ組織陸續搬離了那棟充滿回憶的辦公樓。到2020年,最後一家也搬走了。

2019年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Anthony J. Spires曾就慈善法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影響進行調研並發表論文。他指出,在中國官方的認知中,能夠被認可的「慈善」應該被嚴格限制在提供服務而非權利倡導的範圍內。

龍大瑞也對端傳媒表示,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於官方控制之外、致力於發展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都抱有懷疑態度。與此同時,「黨領導一切」的主導思想下,政府對於一度自由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運動越發警惕,加強管控在上一屆政府中就已經開始,在本屆政府中更加強化。

龍大瑞告訴端傳媒,不論是平等就業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科技創新,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利於性少數群體實現生育權從而促進人口增長,再或者是消除針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污名其實能夠從長遠角度真正防控艾滋病蔓延,這些LGBTQ組織過去所提出的種種它們存在的理由和目標對於政府是否仍有說服力愈發沒有信心。「我不確定政府是否還會將這些列入優先級去考慮。現在更多的趨勢表明,政府似乎更在意文化重建,剔除它認為是壞的元素,建立一套好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

而政府層面的動作還遠未停止。一位國際基金會中方工作人員在9月接受端傳媒採訪時透露,他相熟的跟性少數議題有關的大牌專家都收到了官方的調研通知。這些專家分別來自包括衞生、法學、社會性別等不同領域。「國家關於性少數人群這塊好像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出一個綜合的方案。」據這位人士分析,此次調研大概率是政府對於當前中國社會中不穩定因素的一次集中排查。因為LGBTQ組織持續地發聲和這一群體可見度的提高,性少數議題因此被納入其中。

2015年6月27日,一對同性戀伴侶在家裡準備他們在北京的婚禮。

2015年6月27日,一對同性戀伴侶在家裡準備他們在北京的婚禮。攝: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我們這些人都還在」

雖然壓力和焦慮的陰雲揮之不去,但阿義還是笑着告訴端傳媒:「我們沒有那麼脆弱啦,中國的同志社群組織還是非常vibrant(具有生命力)。」經受考驗的時候,也往往是回望初心的時候。每個人幾乎都有自己的決定性瞬間。

阿義至今記得,在一次討論會上,一位年齡偏大的同性戀男士的發言。在滿屋子都是性少數和友善人士的情況下,他希望開口講出自己的性別身份,但同性戀三個字卻如千斤之重,遲遲說不出口。汗從腦門上流下來,這位男士滿臉通紅。在最後一次在「我是...」卡住的時候,旁邊的人幫他說出了「同性戀」,大哥連說「對對」。

在中國,同性戀依舊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形容詞。阿義在工作中,遇到過被詐騙犯圍獵、被公司辭退、被父母抓去進行「扭轉治療」的各種故事。「你會更多地認識到,作為一個同性戀,這個困難是什麼。」

「我們不能對身邊的很多人輕飄飄地說『過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的話,TA因為不得不去面對這件事沒有辦法過好自己的生活,這不是TA的錯。」阿石說。

阿義說:「同志運動和其它運動相比,不是一個簡單的身份政治。因為我們的確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儘管LGBTQ組織的影響力在下降,但大家對於社群的力量依然有信心。

一位組織負責人對端傳媒表示,即使現有的社群組織全部死掉,新的組織也一定會誕生,它們會用不同的方式繼續推進性少數議題在中國發展。「雖然這些年整體都不太好,但只要有機會,同志們還是非常積極地參與。而且他們不是必然屬於某個組織。」

帶給這些社群組織負責人巨大鼓勵的事件就發生在外部環境愈發惡劣的2019年。2019年10月底,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三審稿公開徵求意見,為期一個月。就是在這一個月,中國性少數群體通過近20萬人參與提交意見的方式把「納入同性婚姻進民法典」的意見永遠留在了中國的立法進程裏。在當年的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在總結收到的意見類別時,明確提及中國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聲。這被媒體廣泛報導,在阿義他們眼中成為一個新的歷史紀錄。

中國上海的蘇州河。

中國上海的蘇州河。攝:Iain Masterton/Avalon via Getty Images

「這20萬人真的是自己想做。這些其實才是社群的生命力。」上述負責人說。雖然現在可見的很多方式都已經被堵死,但希望和機會也還有很多。「比如現在高校社團公號關了,但其實那些學生都還在那兒。學生之間不會聊天,不會認識,不會介紹對象嗎?生活是很難被關閉的。」

明暗之間,他們仍然在行動。一些機構將工作集中在資料文獻梳理和志願者體系搭建等對內工作上;一些機構以非公開的方式對個體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機構在向企業化轉型,在商業化和公益之間努力求索。

雖然宣布停辦,一到年中,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的LGBTQ人士和友善人士還是會給Ray和其他志願者留言諮詢驕傲節的活動。在拿掉「上海驕傲節」的名字之後,今年的活動也都獨立運營並且如期舉行。但活動舉辦的地點再一次回到外國使領館和友善企業內——這是目前唯一可以安全無阻進行活動的空間。

目前處境相對樂觀的與艾滋病防疫相關的組織負責人則表示,他們計劃通過外部合作的方式進行基礎調研,以這種温和地方式嘗試做一些倡導。「我們的底線是,如果我們的工作影響到了社群的利益,比如說如果我們最後變成了一個掌控LGBT社群的助手,我們就絕對不會做了。」

沒有人放棄。在大家眼中,不論是LGBTQ組織還是性少數議題,在中國取得的發展不可否認。一位負責人說:「即便今天這麼糟糕的環境下,一個同志的事情出來了,比如像最近都在攻擊『娘炮』,你看大家的反應,要是10年或者20年前,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說唯有人的意識的啟蒙和決心不可逆。」

阿義說:「我們這些人都還在。」

應受訪者要求,阿義、阿石、阿偉、阿誠、Ray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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