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下去，中国LGBTQ组织改名、商业化、接轨主流价值观

当男友被公安部门叫去喝茶的通知突然降临，阿义会有一两分钟感到无法呼吸。这种情形在今年以来愈发频繁。他们是一对同志情侣，在中国公益领域从业十几年，其中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LGBTQ权益上。

同在这一领域的阿石也觉得压力变得贴身。最近一次，他被当地派出所直接传唤做了笔录。这不同于以往非正式场景下的会面沟通。阿石被问及许多涉及个人的问题，比如家人是否知道他的工作，自己有没有想过给家人带来的影响。“他们知道怎么给你带来直接压力。我们有些伙伴就有在老家被找，甚至被直接联系父母。”

2013年前后，阿义和阿石都从中国北方回到南方，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不再感受连快递敲门都会恐惧的情绪。他们一度觉得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宽松、友好；但慢慢的，会面地点逐渐向他们的住所靠近，比如楼下一个好吃的餐馆里。面谈也愈发频繁，从不定期到定期，从几个月到每周。对方传递出来的信息也越来越明显和直接：别人都很安静，你们不要再有任何行动。

一位LGBTQ组织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被相关部门请去喝茶已成为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是一种日常监控，而不只是个别事件的管理。”

另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也表示：“以前这些事儿你说得清楚是怎么发生的，大概可以分析出来是谁找我们、目的是什么。现在你搞不清楚，有时候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想找你、为什么找你。但这个事就这么发生了。你只知道没完没了。”

中国LGBTQ组织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在11月4日，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以下简称“权促会”）注销其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并宣布无限期停止一切工作。权促会成立于2013年，是针对LGBTQ权益提供法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推动和支持了中国首例性倾向扭转治疗案、首例同志教师劳动权案等数十件深刻影响中国同志权益法制进程的案件。

不久前，另一家LGBTQ组织的办公室也被联合突击检查，来访者包括片警、街道、出租屋管理处等数人，来访理由是登记出租屋内人口。对方录入了所有在场人士的身份证信息。但该组织的负责人认为，登记人口不过是个借口，为的是制造麻烦和恐惧。“这种层级化、网格化的监管趋势越来越明显。”该负责人说。

阿石被告知什么活动都不要办。“没有人像你们那样一直在发声，一直还要做权利倡导之类的，其他人都很乖。”阿石转述对方的话。这并非虚张声势。目前，除了积极的个体活动者还冲在前面，多数LGBTQ组织现在变得非常保守和低调。即使是由志愿者支持而非专业化组织的上海骄傲节也在2020年宣布停办。此前，上海骄傲节已经连续举办12年，包含骑行、电影放映、主题论坛等不同内容。资深志愿者Ray告诉端传媒，停办是因为“压力已经大到不行”。

不久前的7月，十几所高校性少数学生社团组织的微信公众号更是被一夜关停。几乎所有长期从事LGBTQ权益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都保持了缄默。全面收紧的信号已经清晰无比，中国LGBTQ组织的发展到了某种临界点。他们尝试改名、在宣传策略和生存模式上向主流价值观靠拢，甚至向商业化企业转型……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改名：“名字中不准带有‘协会’、‘同志’、‘权利’等字样”

在2021年7月前后，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将使用了八年的名字改为“同促在线”。一个听起来像在线会议工具的名字。一位权促会前工作人员自嘲说，新名字听起来有些让人不知所云。2008年成立的北京同志中心也改名叫“北同文化”。而在同年成立的另一个老牌组织同性恋亲友会则直接改成了“出色伙伴”。

改名是因为压力。阿义告诉端传媒：“今年7月份的事情（指高校性少数学生社团组织的微信公众号被集中关停）之前，无论是直接说你不要用什么名字，还是间接地感受到威胁，大家已经收到了很多压力。改名某种程度上也是妥协。”

与此同时，一些主流公益基金透露给合作的LGBTQ组织，有关部门近期直接找到他们进行问询：在跟谁合作、这些组织都在做什么。除了临近7月1日建党纪念日这一重大政治活动被提醒“不要搞事”之外，越来越频繁造访的安全人员直接告诉LGBTQ组织者，名字中不准带有“协会”、“同志“、“中心”、“权利”等字样。

“自我切割、自我审查，你才有出路，但这个过程就很痛苦。”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一些LGBTQ组织在公益筹款开始前，收到合作基金会的提醒——最好不要带有性少数、LGBT、同志等字样。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LGBTQ组织在某一公益平台上的筹款项目遭遇集体下架。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合作的基金会建议大家把同志相关的表述拿掉再重新上线。”在此期间，开通月捐渠道的同志组织无法招募新的月捐人，只有原先已经开通月捐的资助者还能正常捐款。

过去，直接受到官方指示名字中不能出现同性恋或同志的，基本都是做艾滋病服务的男同性恋组织、在民政注册环节受到提醒。

据推算，中国LGBTQ人口规模达7000多万。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称，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见度很低，且不同形式的歧视甚至暴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幼年到成年。该报告是迄今为止针对中国LGBTQ群体进行的最大规模全国性调查研究。接受调研的LGBTQ人群中，只有5%左右的人完全出柜。中国尚未形成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权利保护和反歧视的法律制度。也因此，LGBTQ受访者对从制度上保障其平等权利、消除歧视抱有强烈的愿望，比如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LGBTQ组织，是帮助这7000多万人进一步可见、推动其权利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90年代至2008年前后，艾滋病服务组织、性少数权利倡导组织陆续出现。前者数量最高时达上千家、分布在全国各省，后者2008年前后至今可能不到十家。

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LGBTQ群体的生存水平也在水涨船高。中国针对同性恋的去刑事化与去病理化已双双完成。在2011年性少数平等权益被纳入联合国主流议题和中国LGBTQ组织的努力之下，中国的LGBTQ群体可见度得到明显提高。报告称，在中国开始形成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舆论环境，其中年轻人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

2020年底，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龙大瑞发表调研报告《朝不保夕的进步：LGBT人权倡导在中国》（PRECARIOUS PROGRESS：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China）。龙大瑞说：“中国性少数群体在过去20年的可见度、社群建设、安全空间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正如我在报告中用到的词，这一切都是朝不保夕的。如果政府决定逐步收回，它们很容易就会消失。这取决于政府想要走到哪一步。”

改名——只是LGBTQ组织“断臂求生”的一小步。

生存之道：接轨主流价值观

阿义告诉端传媒，自2018年以来，中国LGBTQ组织几乎都在寻求转型。主流化是一个明显特征，即将自己的工作目标与当前国家强调的社会工作重点相结合，并且将自己的存在价值与国家宣传的价值体系和叙事方式相结合。

“其实我们做这些改变也是为了回到我们本来的目的——让性少数群体生活得更好。这些社会组织其实是在帮助政府更好地服务不同的边缘人群，都是为了社会更和谐稳定。”一位组织负责人说。

在主流化尝试中，同性恋亲友会的步子最大。2020年底，该组织全面上线了新机构名称和品牌logo——出色伙伴（英文为Trueself）。成立于2008年的同性恋亲友会在全国多地都有地方分会，以帮助LGBTQ群体实现自我认同、促进家庭接纳为主要工作。

在新推出的组织简介中，出色伙伴的叙事已经全面与主流接轨：“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出色伙伴将积极探索新时代家庭观，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践行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帮助更多的人追求美好生活。”

负责人阿强对端传媒表示，他们要解决的就是民生问题。“因为小孩是同性恋，家长就吃不进去饭，得抑郁症了，生病了。我们就解决这些人的问题。那就是民生问题，对吧？按照我们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解决家庭矛盾、建设和谐家庭。在话语选择上确实要回到本土，你不要高喊着说我正在解决一个平权运动什么的，人家也不喜欢，最后你也做不了，何必？”

而改名之外，出色伙伴还在做一个更大的转变——向社会企业转型，通过服务活动负担组织运营的成本，而不再依赖公众筹款。“所以现在有一些活动，我们会适度收费，来弥补筹款的不足。这是我们最近面临的真正的转型。”阿强更愿意以本土化来解释组织的转型尝试，而本土化首先意味着叙事体系的本土化。“我跟很多做社群工作的人打交道，他们恨不得都说不出同性恋这三个字，每天都是lgbt什么的。你做这个事得让人听得懂，只有听得懂才能够被引起共鸣，才能够卷入进来支持。”

但阿强也承认，在当下的环境里，强调社群服务的LGBTQ组织更有可能生存下来。留给权利倡导的社群组织的空间已经非常逼仄。阿强说，这是房间里已经存在的大象了。“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做事受到的挑战非常大，你说你不妥协，但不妥协，你想不想做？要靠自己去找到不同维度，看到光亮。我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

一些组织的主流化尝试已经进行多年，有的在外界看来已经没有LGBT社群组织的色彩。比如有的组织的主业是性教育，不断受到政府层面重视的预防校园欺凌、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也是在性教育主题之下重点强调的内容。

上述工作人员这样解释这些组织所做的选择，主流意味着破圈。“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话语体系，一个更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讲故事的空间就比较大了，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更多人卷进来。”但这并非没有代价。“就是我们会流失掉很多的社群连接。”

中国另一个重要的LGBTQ组织北京纪安德中心原执行主任小刚说：“有一些可能把自己作为权利倡导组织，他们本身挑战的就是不公，本身就是为了监督权力，所以可能就没法就跟国家有太多或者任何的妥协。”

对于仍以LGBTQ权利倡导为主色的组织来说，生存方式还有一条：与LGBTQ友善的专业人士和学者合作，开展特定的专业服务和学术调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流化。从医疗服务、心理咨询再到法律援助，发展专业人士的同盟者一直是LGBTQ组织的一大策略。一位组织负责人说：“在过去几年，这块儿发展得非常明显。”

组织者们认为，通过不同专业领域的同盟们，针对LGBTQ群体的认知和声量都可以进一步的扩展，影响更多的非LGBTQ人士，而与此同时，这些领域也跟社群的切身权益直接相关。“社群有很多实际的需求，比如伴侣财产、子女抚养等涉及医疗、法律、心理多方面的服务需求。”上述负责人说。

但发展同盟者对资源本就十分有限的中国LGBTQ组织来说意味着顾此失彼，甚至可能与他们坚持的理念发生冲突。一位社群组织负责人对端传媒表示，自己向往通过社会层面每个人的行动促成有话语权的人们作出改变。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不仅不一定推动改变发生，反而可能会让相应的组织变得异常敏感。“你不得不去跟这些内部的人建立关系，甚至要用一套所谓更和谐、更主流的话语去讲。而且专家也不是看你在做这件事情就合作，所以你要把自己变得很有名头或者动用很多关系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不是投给社群，而是投给专家，因为他们有话语权。”

这些选择既有环境所迫，也是主动选择。在基金会和同志组织都供职多年的阿伟这样告诉端传媒：“我不希望因为一两件出格的事情，让整个领域瞬间倾覆。如果说现在是一个筛子往下压，如果换成一个铁板，那就根本没空间了。”

“从合法性上来讲，专项基金是最后一步了”

成立专项基金，是目前LGBTQ组织既能解决身份问题、同时解决筹资问题的唯一途径。据端传媒了解，中国组织化的LGBTQ组织目前几乎都在一家俱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旗下成立专项基金。“如果把那家端掉的话，中国同志组织可能会像打掉一条腿的感觉。”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说。

现在，政府的手已正式伸向基金会。2021年8月，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民政部业务主管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专项基金业务领域应当与基金会业务范围相符，聚焦主业，避免宽泛、模糊”，同时，“基金会完成专项基金清理整顿后的1年内，拟新增专项基金的，应当同时终止同等数量的现有专项基金”。

“我觉得大家还在等这个靴子落地。如果落下来的话，可能最后一次。”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说。

此前，合作方大多数时候不会对LGBTQ组织的合法身份作出过多要求。因为受制于条件无法注册或者只能注册成企业的现实，大家心照不宣。“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去工作。大家只会问你是谁，你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上述负责人说。

筹资和身份问题一直是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难以解决的两大问题。LGBTQ组织绝大多数都难以通过民政注册获得合法身份，只能通过工商注册，也有少部分通过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大多数的组织其实只能长期以非法身份从事社群活动。

然而，情况在2018年之后彻底改变。那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开始执行的第一年。中国LGBTQ组织受到重击。对这些组织来说，几乎从成立之初，其资金和支持基本都来自于国内外的国际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来源。但在新法颁布后，资金来源被拦腰截断。甚至与不在管理范围之内的驻华使馆和联合国常设机构比如UNDP（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互动，也会被监控和问询。

阿义在9月曾受邀到北方参加一个联合国下属机构的非正式聚会。但到了开会地点，他才得知，有其他同志组织的伙伴在还没出当地的时候就被拦下。开会酒店也似乎提前知晓了他们的到来。为了躲开眼线，这个只有两天的聚会变成了一场游击活动。他们在酒吧里、在草坪上把会开完。

“得到国际资金越来越难。”阿伟向端传媒举例说，比如以前A基金会想要资助中国的同志组织B，不论它是否在中国注册，只要A和B之间签订协议，基金会的钱就可以通过国际转账的方式打到同志组织的银行账户，后者只要到银行做申报，正常结汇之后，钱就出来了。但新法律颁布后，如果A没有在中国注册和报备，即使钱到了银行也会被退回去。即使A在中国注册了，想要完成汇款，也要提交一系列资料，列明自己在中国的每一项工作以及被资助方想要开展的每一个活动，得到主管部门同意之后才能进行。

此外，仍在中国运营的国际组织对于中国LGBTQ组织的合作门槛也开始提高，LGBTQ组织的合法性被格外看中。“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担心，就不敢跟你合作。”一位组织的负责人说。

龙大瑞对端传媒表示，《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公民社会运动运作的整个生态，LGBTQ组织虽然并非直接目标，但也受到重创。龙大瑞曾供职于美国律师协会北京办公室，主要职责是管理改善LGBT群体权利的司法改革项目。他们在中国与官方、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展了近20年的研究合作。但该组织在管理法正式公布之前被迫撤出中国。“因为得不到注册。”龙大瑞说。

所以专项基金这一形式对中国性少数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位组织负责人说：“专项基金没了的话，在钱上面的影响，我们还可以通过做项目、找别人帮忙，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再折腾几个来回。但从活动的合法性上来讲，专项基金是最后一步了。”

一种例外

纵观中国LGBTQ组织，跟艾滋病服务相关的组织似乎是一种例外。

一家以艾滋病议题为核心工作的组织负责人告诉端传媒，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受到其他组织那样的限制。除了艾滋病相关的健康服务之外，该组织也一直在开展LGBTQ青少年沙龙、学校公选课，以及针对社群内不同群体，比如跨性别、女同性恋等社群小组的支持和服务。几年前，该组织以社工组织的身份正式在当地民政局注册。

“我们不会隐去LGBT这些信息，因为就是希望能把这个议题带到公共层面去谈。”该组织负责人说。

除了学校之外，该组织的公众教育还走入了官方。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地疾控系统删去了宣传手册中针对LGBTQ的偏见和歧视性内容，在之后的手册修订中，该组织直接受邀参与其中。他们还被省内多个城市的疾控部门邀请进行多元性别友善的教育培训。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教师乃至地方官员都在他们的听众之列。

该组织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在当地很多疾控中心和医院，以及一些由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他们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象征着同志友善的彩虹旗。“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这位负责人亦清楚地知道为何其组织能够拥有眼前的空间。“我觉得倡导工作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做太多那方面的工作，整个定位就是一个服务型教育型的机构。”一直以来该组织通过艾滋病项目跟当地政府部门保持了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和互动，“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放心”。

然而，“指望以艾滋病议题推动官方对LGBT社群的认同，可能不是一个走得通的路径。”上述负责人指出，在中国艾滋病相关的政策和管理条例里，几乎都只提到男男性行为者，但是男男性行为人群不等于男同社群，也不等于LGBTQ社群，政府一直没正视LGBTQ的存在。但从资源的角度上来讲，该领域是唯一一个和LGBTQ相关、政府又会拿钱资助的交叉区域。“艾滋病防治对于男同社群而言本身就重要。我们现在做心理和同伴咨询时接到的很大一部分来访都跟艾滋病等健康议题有关。所以跟政府互动这一块，艾滋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不同受访者告诉端传媒，自90年代艾滋病防控在中国上升至国家议题以来，中国男同性恋社群组织因为与男同性恋群体的密切联系得以快速发展。而这又与国际基金进入中国资助中国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密不可分。

据一位组织负责人介绍，在全球基金资助下的社群组织并非是完全的服务型项目。艾滋病防控的目的之下，他们还受到包括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等全方位的组织发展支持。“它注重的是一个权力架构的重建。”

阿诚创办的组织在20世纪初成立，于2017年得以用艾滋病服务的社工组织身份直接在当地区一级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他亲历了中国艾滋病防控政策与同志组织的互动历程。早在2008年前后，他们的组织已经在艾滋病服务工作的基础上向权利倡导方向转型。“疾控部门只讲公共卫生，不讲同志文化，不讲加强同志社群内部建设，不增加外部关键人群对同志群体的了解，我们觉得这个病其实根本没有办法防治，因为它不完全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阿诚说。

将视角转为权利倡导之后，从2010年前后开始阿诚和团队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东北地区的十多所大学里成立LGBTQ学生社团。他们还培育发展了当地的多个女同性恋社群组织。

而上述组织负责人告诉端传媒，最让人瞩目的是多个组织策划举办的东北同性恋文化节。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的官方微博已经被清空，但在互联网上还能找到首届开幕式时发出的推文。“同志徒步、法律论坛、老年论坛、跨性别选美、拉拉营，我们可以谈各种话题。”该组织负责人说。

但2013年以后，相关组织受到严密监控，东北同性恋文化节被迫停办。在2014年，来自全球基金的艾滋病资金正式撤出中国。2015年，中国成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主要资金来源转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失去全球基金资助之后，中国同志社群组织大量消失。阿诚认为，这是中国以艾滋病服务为主的LGBTQ组织被清洗和规训的开始。

阿诚告诉端传媒，政府接手以后，对于同志组织进行艾滋防控工作的态度十分强硬。即使只涉及艾滋病患者——例如就医歧视等倡导活动都不再允许进行。“我们发出倡导或者做研究都不可以”。而允许开展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发放安全套、检测感染者以及关爱宣教等在阿诚看来“基础、重复、低水平的劳务性工作”。

“不听话就靠边站”，阿诚等坚持权利倡导的依靠艾滋病服务发展起家的LGBTQ组织被彻底边缘化。阿诚说，原来艾滋病服务相关的男同社群组织大多数已经被“收编”，自己的组织现在也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纯艾滋病的这种活我们不喜欢干的，但是它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然后也确实也能帮助到社群的人，所以我们把它保留了。”

何以至此

在2008年前后，中国LGBTQ组织的发展出现明显的分水岭。一批以权利倡导为主要特征的社群组织在中国陆续建立。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的整体语境从上至下都以积极拥抱外来影响的姿态与国际接轨。加之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先后袭来，民间组织或者社会力量在政府和公众之间都收获了积极评价和信任。与此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和公共讨论空间也蓬勃发展，几乎畅通无阻。中国的LGBTQ组织也因此经历短暂的发展黄金时期。

“那个时候我们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表示。

在北京市内的一家写字楼里，曾经聚集了一批非政府组织，其中仅LGBTQ组织就有六七家，还包括主业是女权和性别平等议题。在2010年前后，大家陆续搬入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这些组织彼此不仅熟悉，还有很多互动和合作，甚至不同组织的志愿者都可以轮换。

关于那段黄金时期，阿伟对端传媒说：“第一个是组织足够多。当时各地都有组织，也有足够多的类型，大家尝试不同的活动。第二个是出现了一小批时代造就的能人。他们搞了各自的事情。那个时候就轰轰烈烈地发展。是很鲜活的一个时代，很有个性。”

但是，这一繁荣发展期自2013年开始逐渐进入停滞。到了2015年，所有LGBTQ组织都感受到风向变了。在这一年，近300名律师和权利倡导运动者被警方盘查、羁押甚至逮捕，被称为“709案”。此后两年，中国相继颁布《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审查、监控和严管逐渐渗透到所有带有权利倡导色彩的LGBTQ组织身上。

所以在阿义看来，中国LGBTQ组织当前的遭遇并非刚刚发生。”它是一个慢慢的、特别是15年开始之后的过程，也是整个公民社会紧缩的过程。劳工组织、妇女组织都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剩下的性少数组织就会显得权力色彩非常浓郁，和所谓的‘境外势力’‘勾结’很深，自然就很突出。”

几年时间里，多家LGBTQ组织陆续搬离了那栋充满回忆的办公楼。到2020年，最后一家也搬走了。

2019年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Anthony J. Spires曾就慈善法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进行调研并发表论文。他指出，在中国官方的认知中，能够被认可的“慈善”应该被严格限制在提供服务而非权利倡导的范围内。

龙大瑞也对端传媒表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官方控制之外、致力于发展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都抱有怀疑态度。与此同时，“党领导一切”的主导思想下，政府对于一度自由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运动越发警惕，加强管控在上一届政府中就已经开始，在本届政府中更加强化。

龙大瑞告诉端传媒，不论是平等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技创新，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有利于性少数群体实现生育权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再或者是消除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污名其实能够从长远角度真正防控艾滋病蔓延，这些LGBTQ组织过去所提出的种种它们存在的理由和目标对于政府是否仍有说服力愈发没有信心。“我不确定政府是否还会将这些列入优先级去考虑。现在更多的趋势表明，政府似乎更在意文化重建，剔除它认为是坏的元素，建立一套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而政府层面的动作还远未停止。一位国际基金会中方工作人员在9月接受端传媒采访时透露，他相熟的跟性少数议题有关的大牌专家都收到了官方的调研通知。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包括卫生、法学、社会性别等不同领域。“国家关于性少数人群这块好像要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出一个综合的方案。”据这位人士分析，此次调研大概率是政府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不稳定因素的一次集中排查。因为LGBTQ组织持续地发声和这一群体可见度的提高，性少数议题因此被纳入其中。

“我们这些人都还在”

虽然压力和焦虑的阴云挥之不去，但阿义还是笑着告诉端传媒：“我们没有那么脆弱啦，中国的同志社群组织还是非常vibrant（具有生命力）。”经受考验的时候，也往往是回望初心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决定性瞬间。

阿义至今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年龄偏大的同性恋男士的发言。在满屋子都是性少数和友善人士的情况下，他希望开口讲出自己的性别身份，但同性恋三个字却如千斤之重，迟迟说不出口。汗从脑门上流下来，这位男士满脸通红。在最后一次在“我是...”卡住的时候，旁边的人帮他说出了“同性恋”，大哥连说“对对”。

在中国，同性恋依旧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容词。阿义在工作中，遇到过被诈骗犯围猎、被公司辞退、被父母抓去进行“扭转治疗”的各种故事。“你会更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同性恋，这个困难是什么。”

“我们不能对身边的很多人轻飘飘地说‘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的话，TA因为不得不去面对这件事没有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不是TA的错。”阿石说。

阿义说：“同志运动和其它运动相比，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政治。因为我们的确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尽管LGBTQ组织的影响力在下降，但大家对于社群的力量依然有信心。

一位组织负责人对端传媒表示，即使现有的社群组织全部死掉，新的组织也一定会诞生，它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继续推进性少数议题在中国发展。“虽然这些年整体都不太好，但只要有机会，同志们还是非常积极地参与。而且他们不是必然属于某个组织。”

带给这些社群组织负责人巨大鼓励的事件就发生在外部环境愈发恶劣的2019年。2019年10月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公开征求意见，为期一个月。就是在这一个月，中国性少数群体通过近20万人参与提交意见的方式把“纳入同性婚姻进民法典”的意见永远留在了中国的立法进程里。在当年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在总结收到的意见类别时，明确提及中国有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这被媒体广泛报导，在阿义他们眼中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纪录。

“这20万人真的是自己想做。这些其实才是社群的生命力。”上述负责人说。虽然现在可见的很多方式都已经被堵死，但希望和机会也还有很多。“比如现在高校社团公号关了，但其实那些学生都还在那儿。学生之间不会聊天，不会认识，不会介绍对象吗？生活是很难被关闭的。”

明暗之间，他们仍然在行动。一些机构将工作集中在资料文献梳理和志愿者体系搭建等对内工作上；一些机构以非公开的方式对个体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机构在向企业化转型，在商业化和公益之间努力求索。

虽然宣布停办，一到年中，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LGBTQ人士和友善人士还是会给Ray和其他志愿者留言咨询骄傲节的活动。在拿掉“上海骄傲节”的名字之后，今年的活动也都独立运营并且如期举行。但活动举办的地点再一次回到外国使领馆和友善企业内——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安全无阻进行活动的空间。

目前处境相对乐观的与艾滋病防疫相关的组织负责人则表示，他们计划通过外部合作的方式进行基础调研，以这种温和地方式尝试做一些倡导。“我们的底线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影响到了社群的利益，比如说如果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掌控LGBT社群的助手，我们就绝对不会做了。”

没有人放弃。在大家眼中，不论是LGBTQ组织还是性少数议题，在中国取得的发展不可否认。一位负责人说：“即便今天这么糟糕的环境下，一个同志的事情出来了，比如像最近都在攻击‘娘炮’，你看大家的反应，要是10年或者20年前，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说唯有人的意识的启蒙和决心不可逆。”

阿义说：“我们这些人都还在。”

应受访者要求，阿义、阿石、阿伟、阿诚、Ray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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