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頓政法系統：中共為何將槍口對準自己最重要的維穩工具？

一場「三十年來最嚴厲」的整風運動正刮向中國政法系統。

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開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此後，政法系統開啟了一場堪稱三十年來最嚴厲的隊伍整風運動。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在會上要求幹部，「必須大膽探索實踐，敢於動真碰硬，在全國政法系統開展一次刮骨療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濁揚清式的『延安整風』。」

其後，中國媒體紛紛以「新時代的延安整風」對運動加以報導。

「延安整風」發軔於1942年，通過清算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國際中國路線，毛澤東成功確立了黨內領導權。整風運動產生大量冤假錯案，眾多幹部遭到迫害，也被不少學者視為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開端。

今年2月27日，「新時代的延安整風」在政法系統全面鋪開，通過系統內的查糾整改，共產黨試圖握緊手中的「刀把子」。運動預計在2022年3月結束，至今包括司法部前部長傅政華、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鄧恢林、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龔道安、江蘇的政法委書記王立科等多名政法官員落馬。

據官方通報，截至7月31日，運動共處理處分違紀違法政法幹警178431人，19847名幹警主動投案；立案審查調查49163人，採取留置措施2875人，移送司法機關1562人。

整風歷來是中共淨化隊伍的武器，但在2012習式反腐、2018掃黑除惡後，政法系統緣何仍被當成整治重心？2022年，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而處於權力輪盤下的政法整風，運動的目標又是什麼？

日前，端傳媒訪問大陸基層法官、政法學者，力圖抵達這場運動的核心，和政法系統背後持續多年的不為人知的狀況。

以下為受訪者口述。

中國某市基層法官：槍頭由外向內，專門針對政法系統

先說今天的重點——「教育整頓」或者稱「隊伍整頓」。這個整頓特別指向的是政法隊伍的教育整頓。從概念上說，政法系統包括公安、檢察院、法院、監獄和看守所五大類，這裏面還涉及一些不在編的協警這樣的臨時工。

這股整頓的風是從2020年7月份吹起的，一共分為三個階段，這我就不細說了，今天我們聊些重點的，儘量探出核心的東西。比如教育整頓的幾個方向，例如「減假暫」（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和幹部子女經商的問題。

司法監獄服刑系統的漏洞

孫小果這個案子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讓老百姓意識到了原來強姦犯傷了人，只要有權力，你是可以不用坐牢的。

孫小果這個案子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讓老百姓意識到了原來強姦犯傷了人，只要有權力，你是可以不用坐牢的。它反映出了我們政法系統，特別是司法監獄服刑系統的制度漏洞。

孫小果案（編注：2019年中國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大案。從上世紀90年代末，孫小果曾數次犯下強姦罪、故事傷害罪等多項罪名，但最終都在其家人的幫助下獲得減刑並出獄，直至2019年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被揭發），一個突出表現形式是紙面服刑。什麼是紙面服刑？就是通過做材料，讓自己表面服刑，但實際並不服刑。其中一個實現形式是「保外就醫」——對待患重病的犯人，哪怕你犯了刑事罪，被法院判了要坐牢，但只要在服刑期間得了病，也可以不用服刑。這其實體現了我們國家的人權——你是來服刑的，我不是要你的命，你不要在（監獄）裏面死掉了。

這又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犯人要在提供保證的情況下，才可以外出治病。保證是什麼？保證人、保證金。

但這兩個都不是最重要的，決定了囚犯命運的獄警才重要。孫小果案的問題在於，他的病例、保證金統統都是假的，全是政法系統利益勾結偽造。要知道，保外就醫的程序和條件本身很複雜，你要提供病例、身體檢查情況給監獄審核，這是由獄警帶你去的。但如果你沒有病，正常情況根本開不了證明，這裏就涉及需要打點醫院的關係，只要從醫院拿到了證明，你就可以出去了。

但「出去」只是第一步。治病是一個長期過程，保外就醫的犯人還需要長期提供就診情況給監獄，但在孫小果這類案件裏，這些材料全部是假的，由醫院和監獄合謀偽造。這裏面，你沒有錢去打點各方關係，根本做不成。至於怎麼打點、打點給誰，這就涉及監獄的隸屬問題了。

監獄隸屬於司法系統，很多高級別的監獄不屬於省一級司法廳，而是直接隸屬於中央司法部，相當於中央的監獄，比如薄熙來和周永康所在的監獄，它是由中央管的，像幹部療養所。還有一些地區關押重刑犯的監獄，比如關押了外省十年刑期以上的、特定的科技網絡罪犯、還有新疆的暴動分子。

在貪污腐敗中，偵查出實際數額的30%已經很牛逼了，你永遠看不到真實的貪污數據。

這次教育整頓，其中一個重點是整頓「違規假釋」。監獄裏一直都有假釋制度，比如你在監獄裏表現好，過年過節可以回家，和家人團聚，因為我們國家監獄改造現在的核心是思想改造，不是過去的勞動改造。犯人甚至可以定點上網、上微信。生產力不發達的時候，需要犯人強制勞動，但現在犯人需要的，是接受大量的法律宣傳和思想政治制度的洗腦。我們經常送人去監獄，會看到監獄都有電視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要看中央台的《朝聞天下》，到了中午也要看午間新聞，進行思想改造，體力勞動已經很少了。

監獄裏還有一個制度是「積分減刑」。在監獄，你做了某些事，是可以累積工分的，它是你減刑的依據。這些材料，最終會由獄警申報給監獄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如何減刑。

這個環節就涉及到腐敗了——花錢買工分。這裏面存在一個中間人，專門負責對接獄警和囚犯，作用是賣分。在監獄，做不同的崗位也意味着不同的價值，這些崗位都是可以花錢買的，如果你沒錢，就只能被分派去廚房做一個廚工，每天做做麵包、包子饅頭。但如果有錢，你可以買一個監區的犯人小領導的位置，可以協助獄警管理犯人，向犯人傳達獄警命令，變相幫你累工分減刑，還可以持續申報多次減刑。

那這條利益鏈至少涉及了罪犯、獄警、還有審核你減刑材料的法官。利益鏈不能太長，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你問我錢是怎麼算的，我也不清楚。但其實錢也不是重點，因為我們永遠無法探聽到真實數據，老百姓可能覺得被查處的官員貪污的數據很驚人。但一個反貪局的檢察官和我聊過，在貪污腐敗中，偵查出實際數額的30%已經很牛逼了，你永遠看不到真實的貪污數據。

倒查三十年

倒查到1991年，因為我們要查能查出來的人，目的是要追責，如果倒查五十年，負責案件的法官可能都死了，也沒必要了。

這次的教育整頓真的很嚴厲。用某位領導的話來說，這次隊伍整頓是他從事政法工作三十年來最嚴厲的一次。以前，隊伍整頓都是「紙面性」的，拍幾張照、交幾張表，走個過場就可以了。但這次可以理解為「掃黑除惡」的一次延續，可以被看成我們習總書記對政法系統開刀——「搞垮一批人，成就一批人」。

現在，我們每天都在查糾整改，倒查三十年的案件。這裏要提一下「倒查三十年」這個說法，據說這個數字也是經過詳細推敲的，倒查到1991年，因為我們要查能查出來的（人），目的是要追責，如果倒查五十年，負責案件的法官可能都死了，也沒必要了。

目前確實也已經針對「減假暫」等問題查處了一批人。我聽說過一個法院裏出了事，有一個女犯人被判了暫緩執行，女犯人說自己懷孕了，附了某個醫院的醫生證明，當時法官就依照這個證明判了她暫緩執行。但這一次被檢查組的發現了漏洞，沒有證實她是否有生孩子。現在隊伍整頓要去補這個漏洞——找到這個人，再查實她確實生了一個孩子，而且從時間推斷證明這個孩子就是當時生的，這樣才能把一個案子解釋清楚。

據說，這個案子後來查實了，但主理這個案件的法官已經離職了，到了當地某個學院做輔導員，不再從事法官工作了，但這不意味着不揹負責任，這個法官也會被記過。就算退休也不妨礙糾察，只要你還是體制內的人，就要追責。

還有一些案子也涉及到「刑期」問題。根據刑期法，羈押日是可以抵掉刑期日的。因為判決書上都會顯示犯人什麼時候開始服刑，什麼時候出獄。查糾整改發現，有的法官曾經少判了囚犯幾十天。檢查組當然會合理懷疑他是不是收了囚犯的錢。

這個該怎麼處理？我們要給囚犯做工作，讓他回來把刑期補夠，繼續坐牢。但其實犯罪份子是很有怨氣的——「這是你們的人自己當時裁的」，他肯定會這麼想。但最後，我們也做通了工作。沒辦法，你不去坐牢，萬一檢查組的查到了，找不到人怎麼辦？當然，主理這個案子的人也會被紀委立案，這屬於工作的重大失誤、重大疏忽，政治生涯基本就結束了，至少三年內不用指望升遷。

過去幾十年，某些部門的腐敗已經是塌方式腐敗了，整個派出所、公安局的人無一不受牽扯，這會體現出我們公權力部門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的問題——這是政府執政的基礎。

另一個教育整頓的重點是幹部配偶、子女違規參與經商。這當然也是幹部經商的普遍做法，當官的用影響力、權力給企業家解決很多問題。比如我是股東，我是當官的，你也是股東，但你是普通老百姓，你認為你搞得過我嗎？所以你會發現，很多老闆喜歡叫位高權重的領導佔乾股——因為能創造更大的價值啊，能給你解決很多問題。有的案子幹部拿到的股份就價值幾千萬人民幣。

在整頓幹部配偶、子女違規參與經商、參股借貸這件事上，系統內會發一張承諾書，讓你寫清楚的配偶在哪裏上班，是否有違規經商、違規參股借貸。同樣的表格，一個月就要填一次，一共填三次。意思是，這是讓你老實交代的期限，在這期間如實交代了，就不受重罰。

這又要提到我們的「政策」了——「口口相傳」。系統要求，你的違規金額達到50萬以下的不處罰，但實際上，這個數額在法律上已經是夠定性了的。根據系統內部的制度，50萬以內的，你交了錢了，就不定你的司法責任，保你的公職，但要把你調離重要崗位。但其實50萬已經夠定性了（刑事犯罪的標準是10萬）。

這種做法當然是不合乎法律的。但從坦白從寬的角度來說，這是照顧，也是一種利誘。當然，誰也不會把這個形成文件。

你說，現在黨內的規定可能已經違背了法律。這個問題，我們要這樣看，我們中國是一個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做法，看似矛盾，實則又不矛盾，這叫「保護幹部」。過去幾十年，某些部門的腐敗已經是塌方式腐敗了，整個派出所、公安局的人無一不受牽扯，這會體現出我們公權力部門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的問題——這是政府執政的基礎。當老百姓對你不信任的時候，你的威信就沒有了。抓一個人容易，樹立權威很難，要打就打典型，打一個就夠。這也是這幾年流行做群眾滿意度、幸福感調查的原因。

「槍頭由外向內，專門針對政法系統」

說到這次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是不是比掃黑除惡的規格高，這是肯定的。

說到這次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是不是比掃黑除惡的規格高，這是肯定的。掃黑除惡主要目的，是要掃除社會上的黑勢力和惡勢力，從而從黑惡勢力裏牽出體制內的保護傘。但保護傘不一定是政法系統的，也有可能是政府的，比如副鎮長、村委也可能當保護傘。當然這一次，還有很多人是在掃黑除惡裏被查過，也退過錢的。他們很多人也在掃黑除惡中接受過調查，被問過問題——「你還有沒問題」？「保證沒有了」，但這次教育整頓中，又主動去交了。

這次的教育整頓，是把槍頭由外向內，專門針對政法系統。

為什麼是政法系統呢？根據我這些年在體制內的經驗，我們國家永遠是要抓主要矛盾的，現在的問題是政法系統已經潰不成軍，馬上瀕臨「失去老百姓信任」的邊緣了，失去國家暴力機關的權威。

而且政法隊伍是整個社會的核心力量。政法系統負責的是社會治安這一塊兒，社會治安都做不好，你還談什麼發展？政法現在老百姓心中的觀感很不好。所以先把這個做好了，才能去針對系統進行整頓，比如下一步可能要針對電力系統打「電老虎」，針對糧食系統打「碩鼠」，每個系統都要查。至於是否也是在肅清周永康的舊有勢力，我覺得這個不好說，應該不是很相關。

從這次整頓的結構來看，其實也能看出「上面」的想法。今年2月份開始，先從基層開始整，到8月份才進入到廳級的教育整頓。因為從中國的案件數量來說，也呈現這樣一個金字塔型。基層的案件肯定更多，是最和老百姓利益結合的，只要把基層工作做好了，上面自然而然就有好的方向了，所以從8月份才開始涉及廳級，說明習大大還是很在乎老百姓們對黨的看法。

之前國家的規定是從司法系統轉出去，兩年內不能代理案件。但是上個月出的最新消息是：全部暫停。沒有中央的通知，法院、檢察院出來的一律不發律師證。

但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政法隊伍的工作確實也越來越不好開展。

從法院的角度來說，法院很多人總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年，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就出去做律師。律師的一個案子比法官一個月的工資還要高。現在律師一個案子，大概是5000到一萬，一個月兩三個案子，我們公務員的工資四千多，五千多，兩三個案子就超過你工資幾倍了。在三四線城市，最垃圾的律師，話都說不溜的，一年收入都有三四十萬，而且律師打官司不管你輸贏，照樣收錢，所以過去很多人想出去當律師。但現在，統統被卡住了。

之前國家的規定是從司法系統轉出去，兩年內不能代理案件。但是上個月出的最新消息是：全部暫停。沒有中央的通知，法院、檢察院出來的一律不發律師證。這就直接影響到法院隊伍的流動性，而且這也是一個不成文的內部制度。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國家花錢培養你，你出去當律師，國家損失了一個幹部，還會導致單位的腐敗，曾經的同事找你幫忙，肯定磨不開面子，因為人脈、關係建立好了，容易順風順水。這一次把法官轉行做律師的路給堵了，也變相杜絕了腐敗的隱患。

這就會給體制內的人造成一個尷尬的情況，但也由不得我們選擇。因為公務員永遠是個熱門崗位，你進來的時候就要考慮清楚，這是一個給進入了就不想出去的人準備的，要給想為國家服務、為法律系統服務、為老百姓服務的人進來。

但現在很多人寄希望退休之後再出去做律師，那這樣行不行？目前來看，也不行。因為國家可以不發五險一金，體制內已經出現這樣的現象了。

有人說，五險一金是我自己交的，你為什麼不發？對不起，這就是中國特色。

中國大陸政法學者：透過政法系統觀察中國政治

中共十九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過去四十年的否定。那麼現在就要對過去四十年做的東西進行清理。

我們現在觀察中國政治，時間點應該從習近平上任的2013年開始。當時，中央黨校有一個新任中央委員專題研究班的講話，講話的內容在2013年上半年已經慢慢公開了。那個講話，實際上就是兩句話：第一，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另外就是蘇共垮台的時候，沒有男兒站出來救黨。

從習近平的講話中，他實際上已經表達了他的執政想要做什麼——要防止出現蘇共垮台的局面，另外就是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兩個三十年，重點是在第一個「三十年」。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當時整四人幫用的詞是撥亂反正。1980年，又做了一個「歷史決議」，可以說是有了「歷史決議」才有後面的改革開放。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歷史決議是對毛三十年的一種否定。當時文件的闡述是，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所以習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重點是在於肯定了第一個三十年。這種肯定是政治上的肯定，而不是對毛具體做法，具體政策的肯定，是說毛的三十年政治上是正確的，道路是對的，只不過因為各種內外部原因、物質條件不具備等原因，導致我們沒做好。

另一個要注意的時間點，是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中共十九大在分組討論的時候，王岐山在湖南團有一個講話，說的是習近平總書記要對過去的三十多年進行「撥亂反正」——就是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有做得不對的地方，而且更多的是方向性的錯誤。把這兩個時間節點聯繫起來，觀察當下中國發生的一切，就能理解習今天為什麼要這麼做。

中共十九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過去四十年的否定。那麼現在就要對過去四十年做的東西進行清理。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基本穩定，大家不再像毛當年提階級鬥爭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比如他一上台要整頓的腐敗問題。但反腐只是一個抓手，我們看到，重點整頓，首先是軍隊，其次就是政法，這兩年還延伸到了金融、地產、教育。優先順序是有排列的。

在中共的話語裏，需要絕對領導的是武裝力量，武裝力量要絕對聽黨指揮，對黨絕對忠誠。2015年軍改之後，軍隊的忠誠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這也是由軍隊的特殊性決定的。

從2012年整肅周永康勢力開始，為什麼到今天政法還在搞？在中共的話語裏，需要絕對領導的是武裝力量，武裝力量要絕對聽黨指揮，對黨絕對忠誠。2015年軍改之後，軍隊的忠誠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這也是由軍隊的特殊性決定的。

軍隊在中國的政治生活當中，是相對封閉的。它和國家、政府、社會的關聯度並不高，是一個封閉系統。所以整頓起來，說變就變。而政法系統也具有武裝力量的屬性，它當然也必須要具有武裝力量應該具備的品格，那就是絕對忠誠。自從對周永康所領導的政法線進行反腐以來，中央一直都有在政法系統進行整頓：反腐、掃黑除惡……這一次的教育整頓，只能說明，政法隊伍的政治安全還沒有達到中央的要求，也就是絕對聽黨指揮的要求。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最近的通報，江蘇公安廳刑警總隊隊長羅文進遭到組織調查，一份流傳出來的文件說的是，他計劃領導人在南京舉行紀念活動的時候「圖謀不軌」，這個「領導人」肯定不是一般的領導人。回到剛才那個問題，政法系統它具有武裝力量的屬性，那麼它就必須要絕對忠誠，但現在領導人認為，這種政治忠誠還沒達標。

另一個事情也體現出中央對政法的不放心。在軍隊，調動一個排的力量都是要經過中央軍委簽名的。2015年軍改之後，有一個動作——把武警從公安系統中剝離了。以前，武警的指揮權是歸國務院公安部，由中央軍委和公安部雙重領導。公安部部長是武警總隊的總政委，各省市公安廳廳長、局長一直到下面縣的局長，都是駐地武警總隊的政委或者教導員。

一個縣有一個中隊，這相當於一個排的兵力。如果這些政委動了歪腦筋，搞政變，是可以調動武警的力量的。所以2015年的軍改，就是把武警從公安系統中剝離掉了，這就是一個對這支隊伍不相信的信號。所以這一次教育整頓，核心還是隊伍忠誠的問題。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時間點——二十大前。從這個角度看，發起這次教育整頓和習明年連任，肯定是有關聯的。二十大以前，習要保證政法隊伍像軍隊一樣，對黨絕對忠誠，政治上絕對安全。最近，兩次連續晉升上將，這種調動已經很頻繁了，它傳遞出的信號是，習已經絕對掌握了軍隊。但是政法系統從周永康的案子揭開到現在，政治忠誠上還沒達到要求。二十大前要完成這個任務，才能把軍隊和警察掌握在黨的領導下，為二十大之後保駕護航。這也為他的連任樹立一個正當性，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對這四十年進行一個撥亂反正。

政法系統為何腐敗？

其實中國公檢法系統和劉關張三兄弟的關係有點像，公安最大，其他的都是小弟。最近查出來檢察院、法院的腐敗分子，其實很多都是公安系統出來的。

那麼過去四十年，政法系統為什麼會那麼腐敗呢？從中紀委的案件通報來看，政法系統的問題無非是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這也由中國的國情決定。

中國的政法部門是公、檢、法、司、國安五家，但通過的案件，重災區還是公檢法司居多，而公檢法又和司法下屬的監獄管理不太一樣，後者涉及更多的是權錢交易，通過監獄的「減假暫」來搞權錢交易。司法監獄系統在中國社會當中相對封閉。中國的監獄一般採取異地關押，它的權錢交易也更具有隱蔽性，比如在上海這些發達城市，財政保障是相對充足的，但在東北的一些勞改農場，這些犯人就是無償勞動力。改革開放之後，勞改農場變成了司法監獄，一樣由國家財政來撥款。但一些省份的財政是保障不了的，比如內蒙古、東北，所以它允許監獄辦理企業和加工廠，這就是為什麼90年代，美國針對中國的勞改產品出口還做過低價傾銷的調查。

生產對監獄經費的補償很大，而監獄作為一個地方的生產單位，和地方上的企業也存在交易關係，因為低廉的勞動力帶來巨大的利益，它可以選擇為誰加工、不為誰加工，這也是滋生腐敗的土壤。另外就是我們說的保外就醫，一般來說，這裏需要遵守一套程序，監獄長的權力很大。

其實中國公檢法系統和劉關張三兄弟的關係有點像，公安最大，其他的都是小弟。最近查出來檢察院、法院的腐敗分子，其實很多都是公安系統出來的。在所有被查處的案件中，公安系統的佔比最大。這是因為公安系統本身人數就眾多，而且和社會關係密切度比較高，比如派出所、民警、交警……這些和老百姓生活聯繫比較深的還是公安系統。

這其實是由歷史原因決定的。1949年，法院、檢察院這些部門都是從公安系統延伸出來的，也造成了公安在政法系統中具有至上的權力。2013年之前，各地方的公安局局長是政府的副職，但檢察院和法院不是。如果從「一府兩院」的架構來看，兩院其實和政府是平級的，公安應該低半級，但在實際的權力結構中，它和檢察院、法院是平級的。2013年之前，政法口裏都是公安局局長、廳長擔任政法委書記。但在黨的系統內，政法委書記是領導兩院的。這個結構就造成公安系統在地方上人數眾多，並且和地方的利益聯繫甚廣，權力巨大，但又缺乏社會監督，所以老百姓才會流傳一個詞：警匪一家——這也是2018年掃黑除惡的問題。

90年代中期，這個問題在一些一線城市解決得比較好，比如上海。上海的財政優先保障政法隊伍，他們不缺錢，就不需要去「搞錢」，沒有「搞錢」的動機。但在欠發達地區，內蒙古、東北就不同了。這一次被查處的王立科（編注：遼寧省公安系統出身，後任江蘇省公安廳廳長、省委政法委書記），他的祖籍也是東北的。欠發達地區容易腐敗，也是一個現實。

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黨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公安系統的問題。曾經派出所所長都是街道辦事處的政法委員，但在胡温後期，就逐漸不再擔任了，不再參與街道的事務。在幹部任命上，公安系統的任命也改為上一級任命，這也是為了基層腐敗的問題，客觀來說，這種對腐敗的約束還是很多的，也很全面，但為什麼還遏制不了腐敗，也是因為缺乏社會監督。另一個，幹部理想信念、政治忠誠喪失也是也是問題。它不再是為人民服務了，對黨不忠誠了，變成了一種權力交易機制。

以前街道有一部分經費是劃給派出所，但自從把派出所所長剝離出街道的系統後，二者的關係就消失了。當街道有事的時候，就變成「出工不出力」，輕則造成地方治安惡化，重則就由基層派出所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之前掃黑除惡整治的就是這個問題。

歸根結底，政法系統的交易離不開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這一次王立科的通報中就顯示他「大搞權色交易」，當送錢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就直接選擇「送人」。

與整風運動比較

「隊伍整風」，回到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所說的「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的」。我想，這才是這種整頓對中國今後法治系統最深的影響。

在黨的政治生活中，一直都有「整風運動」。這一次政法系統的整風，在官媒的敘述中把它和延安整風做比較。延安整風有什麼特點？首先是純潔隊伍，用習大大的話，就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其次，保證隊伍的忠誠性。黨要抓住兩個——槍桿子和刀把子，目前槍桿子已經很穩了。但刀把子怎麼砍，還不是很聽指揮，所以要純潔它。

同時，殘酷性也是整風運動的特點。最近，安徽省公安廳情報中心主任黃傑在這一次整風被作降職處理。其實上一次的掃黑除惡，他已經被處理了，這一次又被翻出來，是因為上級覺得上次的處理不夠嚴。目前，這個人已經跳樓了。這就是政法整風的殘酷性所在，手段激烈，是真正的刮骨療毒，在這個層面上是可以和延安整風作類比的。

中國的整風有時候並不是那麼遵循憲法，似乎和黨在各個場合宣誓的依法治國、依憲執政有違背。其實，整個西方社會從外界看中國，都容易掉入這個依法治國的話語裏，這樣就無法解釋一些問題。

如果承認了這個話語，那當我們看到問題的時候——比如整治幹部的手段違憲等等，都覺得是一個「量的不同」，而不是質。千禧年後，西方國家還很注意區分「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法制），但這二十多年，外界慢慢掉進了中國的話語陷阱中，前兩天秦剛也說——我們中國也是一個民主國家，和西方社會一樣民享、民治、民有。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一直以來，中國就沒把西方的話語體系作為自己的參照系，不然為什麼叫「政法」呢？

西方法治是一個「憲法秩序」，有一個憲法框架，整個國家的運作都在這個框架下。嚴格意義上，它是一個自然法秩序。但中國的法治秩序是「政法秩序」，政治在法律之前。過去四十年來，在講究法治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上，中國是有進步的。這也是西方為什麼會認為中國是法治國家，會掉入這個陷阱。

那麼，「撥亂反正」、「向毛的三十年回歸」以及「隊伍整風」，可以說把四十年來積累下來的一些程序意義上的法治內容弱化了，更加突出了政法特色，即政治優先特色，回到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所說的「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的」。我想，這才是這種整頓對中國今後法治系統最深的影響。

今年不僅對內嚴打，對外也向地產、互聯網、飯圈、遊戲進行了管控。這種「對內嚴打、對外嚴控」存在關聯性——利益。

房地產、互聯網、飯圈、遊戲，在過去的三十年野蠻生長，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大陸魄力比較大的領域，在整個國民經濟生活中所佔的比重比較大。中共的政治實際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從「十五大」關於國有經濟的表述，以及憲法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表述就能看明白這個道理。

非公有制是組成部分，國有經濟要佔統治地位，增強它的控制力。1997年還沒有遊戲、飯圈這些東西，利益還普遍集中在石油、電力、金融、電信、煤炭、航空……它們都是國民經濟中的關鍵行業，也是利潤最大的，國有經濟要控制它。經過了這二三十年的發展，飯圈、互聯網、遊戲已經可以影響到國計民生了，已經長大了。

長大之後，就要進行控制。如果中國未來二三十年又發展出了一些新興產業，那還是要像現在一樣去控制它。毛時代的控制是直接公私合營，現在是怎麼控制呢？

通過這三十年向西方學習的企業組織形式，它可以把股權結構進行改變，國有經濟直接控股，形式變了，實質還是一樣。所以對內對外的嚴控是有聯繫的，對內的嚴打是保障政治安全，通過對這些行業的嚴控，保證利益壟斷。二者之間的勾連，就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