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作家潘國靈的鰂魚涌漫步：可能跳完嗎？香港這場（不）離別舞

《離》

作者：潘國靈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1/05/13

離留之間的擺盪節奏

「『香港』是一個地方，抑或是一種特質？」

那你想過離開嗎？

「逃或困，離或留，其實不應是這一兩年才思考的問題。」寫作和閱讀的自由，文化的土壤固然是一名作家所關注的，但作家也不過是普通人，去留的考慮亦取決於階層、性格、家庭、經濟等眾多個人因素。

「我一直獨居，流動性自然高，亦曾游離於不少地方。也可能關乎作家not fit into the world的特質。」越南西貢和河內，意大利威尼斯，他每次旅行都總想留得久一點，一地至少要待上一個月。「香港是我生活、成長、感情牽繫之地，但在外時亦不會『思鄉』，旅居紐約也不曾跑到唐人街吃中菜。」

他一直在個人屬性和社會性之間尋求鐘擺，嘗試維持兩種節奏的並存，例如半年香港、半年外地，北京方家胡同就是當年寫作《寫托邦與消失咒》的其中一地。新書以「離」為名，但他說：「『離』充滿歧義，不一定只是離開、分離。」「離」的粵音讀作「嚟」，「嚟」卻是「來」的意思。「離」和「嚟」，在潘國靈眼中，相反又相合。

「是『旅居』，不是『移民』。這樣有較大的彈性。我不希望永久地離開。一方面，香港作家不一定要直接書寫香港，擴闊視野，思考與其他地方的關係、異同，我們反而更能了解自己的城市。」這種對照未必是刻意的經營，一如2011年他因緣際會幾次出入「佔領華爾街」現場，在公寓聽見清場的聲響，直到2014年連結香港的處境，把兩地觀察寫成〈從「佔領華爾街」到「佔領中環」的Missing Link〉。

「另一方面，我無法長期定着，固定於同一的生活步調會形成拉扯。我會死掉。」他描述一種「半黏附」的狀態：無法徹底逃離建制，但亦不願囚禁其中。其實不只政治，婚姻、學院等亦可視為種種「建制」，但也是一個日常運作的「安全網」。

潘國靈苦笑：「你總得維持生計。一時脫離建制也許可行，但長久下去，想保持一種平衡，就要面對許多困難。」他指向他曾居住過的舊樓房：「為着各種原因，我前前後後搬過十幾次家，單是在鰂魚涌也搬過三次。從美國回來時，我還特意住了一個月美麗都大廈的賓館。你知道哪裡嗎？就在重慶大廈的旁邊。那段時間，我竟難得地不用安眠藥，也可睡得安穩。」

事實上，這種「半」從來既是精神狀態，亦是社會結構。譬如香港大專院校的「漂流教室」，眾多兼職講師遊走多所院校，每一學期都要重覓安身之所；又譬如潘國靈自己必須兼顧教學、專欄和寫作的多重分身。「2015年我開始停寫專欄，近年亦希望調整教學工作，從過往同時教學和寫作，變成半年專心教學，半年專注寫作。我仍在摸索平衡的另一種可能，嘗試爭取更多寫作的時間，但這不容易。」

他在路口停下，左轉是隱匿於民居的小廟，右轉是即將拆毀的空置樓房。「想走哪邊？」他問，立在人來人往中靜靜思索，像城中一縷鬼魂，介乎於煩囂與疏離，現實與隱喻，在場與不在場之間。

城市的萬千世界壓縮至鰂魚涌，再壓縮至海山樓，他如此形容：「City Worlds，包羅萬象，充滿混雜。」

帶着陰陽眼穿街過巷

「『香港』是一個地方，抑或是一種特質？」

離散之時，我們不免頻頻反身，尋索定義。潘國靈沒有答案，卻提到寫作所必需的「臨場感」。「單憑爬梳資料、歷史圖片，你無法觸及那種氣味和感覺。尤其新聞報道高度濃縮，只呈現非常特定的時刻和畫面。所以必須在場。」潘國靈的「在場」卻非刻意追求的結果，而只反映他多年的關切所在，一如他在《事到如今：從千禧年到反送中》回首，方驚覺零三沙士、反世貿會議、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二十年來自己一直身在現場。

然而，投入現場的身體，卻分裂出一雙「作家的眼睛」默默觀察，若即若離，亦近亦遠：「累積的觀察，形成作家的穿透力。同樣的一段石板街，同樣的一程『叮叮』（電車），同樣的一段經歷，但你能看出不一樣的風景。」

潘國靈停在有蓋天橋上，抬手勾勒窗洞的形狀：「從半空回看，又是另一種景像。這個方框，自然成了一個觀景窗。」他沿路走走停停，手指有時指向後樓梯的塗鴉，有時指向路旁等待回收的廢物堆，以及埋首其中撿拾的忙碌身影。「路邊垃圾、待拆樓房⋯⋯棄置物無處不在，卻從人無人注意。它們從何來，往何去？它們在城市扮演什麼角色？多少人以此維生？這種『工作』我們可曾想像？」

《消失物誌》中他以影像和文字記錄了垃圾桶的歷年變化，《事到如今》則見證控煙運動後煙灰缸的銷聲匿跡。他留戀沒有廣告牌的電車站，記住天橋底碩果僅存的擦鞋檔，於是口吻戲謔，眼底卻無奈：「噓，不敢大聲說。說了天橋底就會被加上圍欄和花槽，檔攤就沒了。」

微物、建築、人和歷史的交遇，是他在城市步行中尋覓的City Drama：這是地區性的，例如深水埗的南亞地攤；這是時間性的，例如油麻地果欄的日夜顛倒。他再次停步，望向海山樓沿馬路微微彎曲的延綿巨壁，以及其上的千百扇方窗。這是他曾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筆下的「怪獸大廈」，當中迷宮一般的混雜和交錯使他念念不忘：泰國人主理的地道泰菜、帶福建口音的洗衣店老闆、印尼人經營的小賣店、歷史悠久的涼茶舖和報紙攤、天井中追逐玩鬧的南亞孩童。

城市的萬千世界壓縮至鰂魚涌，再壓縮至海山樓，他如此形容：「City Worlds，包羅萬象，充滿混雜。」

「社會和私人的記憶交錯，當你走在一條街道，許多『碎片』就會飛湧而來，像『鬼魂』一樣，Haunting。這是城市的縱深、厚度，與時間相關，是歷史的爬梳和發掘。」

世界的紛陳卻不只是橫向的，亦是縱向的。「似長着一雙『陰陽眼』，或者說，『靈視』。社會和私人的記憶交錯，當你走在一條街道，許多『碎片』就會飛湧而來，像『鬼魂』一樣，Haunting。這是城市的縱深、厚度，與時間相關，是歷史的爬梳和發掘。」但誰還記得七姊妹的鬼魂？孤魂被地產商的重重圍板阻隔，再回不去她的北角，只能在油街實現的草坪上旋舞告別，舞成潘國靈〈油街十二夜〉的結局。油街前政府物料供應處本是地產商垂涎的地皮，於1997亞洲金融風暴迎來轉折，賣地擱置，低價租予藝術家造就「油街藝術村」，如今卻又重回地產商之手，成為呎價三萬的高尚住宅。他笑說：「從前油街有座『永別亭』，聽說好猛鬼。」

另一塊於97命運逆轉的土地則是金鐘添馬艦，空置十年只等待每年環球嘉年華的短暫熱鬧：「每次遊行都走到終點添馬艦。添馬艦曾有過三節人生：英殖時期，然後1997年被剔出勾地表，2007年我參加了最後一場嘉年華，隨即謝幕。幾年建築工程以後，2012年成為新的政府總部。那時誰也不知道，以後會發生許多。」

逆流守住最後防線

「我總是回頭書寫，多於展望未來。但這不代表未來不被觸及。」潘國靈回首個人的創作歷程，尤其當《事到如今》和《離》都可視為一個寫作階段的標記。「過去不只是過去，回頭不只是回頭。而是太多塵封的包裹還未打開，一個一個拆封，就重新與現在連結。」

2019年，潘國靈同時面對個人和社會的衝擊，更覺歷史和記憶的斷裂，以及重新連接的必要：「傳承和斷裂都是必然的。完全的傳承，可能令人無法承受；完全的斷裂，可能就令城市不斷reboot。然而，當時我發現，莫說是所謂『黃』、『藍』不同陣營之間，即使同一陣營內部，亦因歷史脈絡的斷裂而出現許多誤解和簡化，使溝通失效。當你過於投入當下，你無法得知這城市其實發生了什麼。」

因此，沉澱、爬梳以後，他嘗試以《事到如今》打開新的角度：不是新聞報道，不是編年史，卻以「事件」為基礎，牽繫個人的經歷、分析、思考，打開「過去」通往「當下」、或從「當下」連接「過去」的切口。「切口打開了，進去多少，則是每一位讀者的決定。也曾有年輕人告訴我，他一口氣把書讀完，才發現『原來曾發生這麼多』。」

他便說到時間的弔詭：時間並不是完全的直線，或許似曾相識，或許變奏，或許是過去碎片的反覆召喚；但物事的變化，以及我們對此的認識，則又必然是逐漸累積的。例如「本土」的變化生成其實經歷很長的時間，又如2019雖是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卻亦不能認為對民主的追求只始於此。「時間的磨鈍使人滄桑，帶來傷害，但時間亦會給予。如果你持續地關注、積累，不知何時，就會迎來一個爆發點。」

「文學總是害怕簡化。時間愈來愈急促，我們愈來愈浮躁，似乎就更加需要沉得住氣。」

「傳承和斷裂都是必然的。完全的傳承，可能令人無法承受；完全的斷裂，可能就令城市不斷reboot。」

逆時間而行，也逆閱讀習慣而行，逆社會風氣而行。潘國靈2015年開始停寫專欄，專注長篇的寫作。他不否定專欄的意義，也捨不得短篇潛藏的可能性，但也不得不承認有些時候，只有長文才能把事情說得足夠深入：「我愈來愈覺得，寫作需要一個Stretching的空間，方可承載較為複雜的思想。」社交媒體可能提供另一種交流方式的可能性，但他始終不願完全陷入，只能若即若離，保持阻隔。資訊和時間愈加碎片化，我們閱讀的文字愈來愈短，令他產生危機感：「文學總是害怕簡化。時間愈來愈急促，我們愈來愈浮躁，似乎就更加需要沉得住氣。」

沉靜逆行，亦是一場苦守。潘國靈不習慣高調姿態和鮮明旗幟，卻在無奈、鬱結、悲憤的多變情緒中暗自堅持：「要『守住一道防線』的感覺。我想守到最後一步。」他又苦笑：「不想說『最後一步』，彷彿假設了將會一直下陷似的，實在不想傳達這種悲觀消極。但你又真的見到一步、一步的腐蝕。」他一向珍惜學生的關係，但這兩年教學也成為其中一道「防線」：必須守住課堂的空間，讓學生更深入了解香港，重思種種再現和論述。

「寒蟬效應下，自我審查變得愈來愈普遍，每人的危機意識不同，反應也就不同。但我依然覺得，此刻仍要嘗試『講道理』，而不是道理未說就馬上『撤退』。事實上，我亦非宣揚某一種立場，而是鋪陳不同說法和面向，提供一個較完整的圖像。」他又談到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的作家，可能轉職，可能作品被禁，但他們亦未離開：「大家都知道昆德拉是『流亡作家』，但其實他直到1975年才離開捷克。」世界、社會、個人的變化無法預料，但他相信此時仍有斡旋的空間：「我努力實踐。但也不自大，不妄圖以文學改變世界，不會說作家是『靈魂工程師』，五四時期作家的心態大概已經out of place。當然，這也不代表要逃避。」

然而，這道防線亦不應變相成為創作的限制。「到目前為止，我真的沒怎麼理會，照舊寫。」潘國靈進一步思考何為文學的自由：如果文學是對專政的抗衡，這種「專政」不單是政權，也可以是主流的聲音。他回想起《巴黎評論．作家訪談錄》中，馬奎斯回應古巴革命對拉丁美洲文學的影響時，認為影響可能是負面的，作家自覺具有「政治上的承諾」，他們「不得不寫」的小說，不是「想」寫的，而是「應該」要寫的。

「我並不如此決然，畢竟文學具有曖昧性。社會的情況令人覺得有緊迫的需要，但『應該』如何寫、『必須』寫哪些題材，亦縮減了文學的許多可能。」西西寫下《我城》、《飛氈》、「肥土鎮」、「浮城」，但也寫了不以城市為主角的《哀悼乳房》；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寫布拉格之春，但也決不止於政治，而是借以探索更多存在的命題。「社會世情十分重要，但文學並不從屬於社會學。這種說法很容易惹來誤會，但我所說的並非不關心社會、政治，而是文學也不應被騎刧。作家應該有所執迷。」

步行的終點竟是鰂魚涌車輛扣留中心，不見被扣的車輛，只有成堆亂放的雪糕筒（錐形路標）和鐵馬（路障）。潘國靈停在鐵絲網外，示範了一名作家的「執迷」：「這次步行以『廢棄物』為主題。」他又指指碎石地面上叢生的野草：「卻也有生命，這些野草長得比人高。」於是，我們彷彿又回到起步的那條小後巷：因疫情而生的外賣店、街坊掛起的鳥籠、混凝土牆上盤踞的樹根。那時他說：

「香港就是這樣。一條平平無奇的後巷，也足以長出許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