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西方人心中的一種願望，也可以說是一種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歐洲的陪襯物，一個遙遠而又似曾相識的對立面，在它的映襯下，歐洲優點才能得以顯影。」在評價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名作《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時，作家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陸譯「欽努阿·阿契貝」）如是說道。
至於這句話背後的深意，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因為筆者曾經想過，這位被譽為「非洲現代文學之父」的老者，在懷着一絲怨憤做出這番評價時，是否知道那位曾身為波蘭人的同行，在十七歲登船成為一名英國水手時，只掌握幾個簡單的英語詞彙，陌生的語言與陌生的大洋一樣，充滿誘惑，也充滿致命的挑戰。但無論如何，與接受過完整殖民地精英教育的阿契貝一樣，康拉德在歷經航海冒險十餘載後，也走上了寫作的道路，他們同樣背離於自己出生地的母語，選擇了英文作為創作語言，並收穫流芳後世的讚譽。在生命的晚年，他們各自回首那個支離破碎的母國，似都已成為完全無關的局外者。
2021年10月7日，因一句「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及其對難民群體在不同文化與大陸間的鴻溝處的命運所懷有的毫不妥協與充滿同情的觀察。」，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坦桑尼亞作家古納（Abdulrazak Gurnah，陸譯「格爾納」），突然撞進了無數文學愛好者的視野。面對頒獎消息，大家問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他是誰？」，而緊接着這問話的動作，便是迫不及待打開各類購書軟件，尋找他的作品。這看似慌亂的連貫行為，其實指向一種潛意識的質問與懷疑，因這結果與那些默認的「得獎者」契合不上——don't fit，於是這個短語經過瞬間的心理暗示，便成為了「不配」——don't fit。
古納（1948－），生於印度洋小島桑給巴爾（Zanzibar），1960年代末以難民身分到達英國，曾任英國肯特大學英語及後殖民文學教授，直至最近才退休。至今發表10本小說及短篇故事，多帶有殖民、難民議題色彩。代表作包括《天堂》（Paradise，1984）、《海邊》（By the Sea，2001），及《荒漠》（Desertion，2005）。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史上第五位獲得該獎的非裔作家。
歸來之後，新一輪黑暗
其實，與老前輩阿契貝相似，古納也是一位接受過良好西方教育的（前）殖民地精英。二十歲前，他出生與居住的桑給巴爾島，已成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與「託管地」近半個世紀。六十年代國家獨立後的種族動亂將他逼往英國，去尋求另一種「先進文明」的庇護，並以教師的身份在深造後短暫回到非洲，後又長期定居英國，於大學任教。在三十歲到四十歲間，古納埋首於對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研究，以對特定作家——諸如薩爾曼·拉什迪、奈保爾和索因卡的詮釋而獲得相當高的學術評價，一系列專著直到今天都是研究同類題材的重要參考。
八十年代末，古納走向了另一條道路——文學創作，且以長篇小說作為其寫作的主要體裁。與同時期非洲旅歐作家一樣，古納以所在國的語言（或是殖民者的語言）進行書寫，並因其研究者的身份，賦予其作品格外深刻的洞察力與批判性。於是，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讀出其對非洲身份的宿命論反思，與對西方文明融而不入的痛苦思考，儘管殖民地已成為過去式的名詞，但「我是誰」的問題，始終纏繞於他的作品之上。
「隨着時間的流逝，猴麵包樹也皺縮了。原以為無論自己長多大，它粗大的枝幹永遠不會變。童年的記憶總是讓人懷疑，那條小河小時候很寬的，現在幾步就到了河的對岸。」如同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在阿凱的童年時光》裏所表現的那樣，回憶是流亡者們的母題，也是一切非歐洲中心作家們共同捍衞的理想處女，這一點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經做了很好的表率。
只不過與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或米沃什（Czesiaw Miiosz）們不同，非洲作家們所懷有的回憶自帶一種暴力的撕扯感，這可以理解為在西方文化衝擊下，母國文明被動產生的精神烙印，那些屠殺、掠奪、「文明」征服、人口買賣下千瘡百孔的土地，在脱非入歐的話語掌控者眼中，是那樣的不堪入目，但又不得不看，成為一本隱藏在衣櫃深處的舊相冊。
在古納的里程碑式作品《天堂》中，主人公Yusuf的父親——一位經營旅館者——因債務而將兒子賣給一位阿拉伯商人Aziz，任其近乎奴隸般為「主人」幹活幫工，並隨着Aziz的商隊跋涉於中非和剛果河沿線，風餐露宿，經歷着自海濱到內陸叢林的冒險與磨難，其間他遭遇了許多土著部落和野生獸群，真實與幻覺如同潮水般的夢境反覆襲來，頗有吉卜林筆下那些充滿着異域幻想的旅行風格。而當Yusuf隨着商隊在多年後回到東非家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而作為德國殖民地的坦桑尼亞（或舊稱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又捲入了新一輪的黑暗。
這樣的書寫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康拉德（沒錯，就是那部著名的《黑暗的心》）和本·奧克瑞（Ben Okri）的詩性書寫，那些似屬於夜晚的夢幻時刻，讓人快要忘卻現實世界中的殘忍與掙扎，屬於歐洲殖民者們的罪惡在這些書寫的瞬間裏像是被一群作家們自以為是的代表同族予以和解，剩下的只是一場虛構的狂歡。
「自我」的受害者，抑或「他者」的施害者
「非洲的藝術家和作家都了解，我們不要當悲觀主義者，也不要當樂觀主義者。我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曾以這樣的話語勸勉非洲同行，這位以一生的熱血來對抗獨裁與專制的作家，即便年近九十，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戰鬥慾望。在漫長的殖民主題下的非洲文學中，他早已成為了一面鏡子，去照射那一部部新瓶舊酒。而與之對應的阿切貝或古納，他們指出了一條看似光明的老路——迎合與依附。
在歐洲知識分子與評論家的眼中，非洲永遠是非洲，與現代化無關的非洲，與鐵路和5G無關的非洲，自然也是與科學和進步無關的非洲。唯一產生些許不同的是，在近二十年後殖民主義的反覆被解構與被「後」的過程中，一連串政治正確與種族話題（包括難民的入歐與同化），倒逼着掌權者們思考非洲的另一種權利語言體系。所以，索因卡的現實主義觀點尤顯重要，不要再重複魔幻的非洲，也不要再創造一個熱帶幻想的非洲，不要沉湎於黑暗的非洲，也不要再嘗試刺激依然麻木的非洲種族神經。而古納，似乎還沒有完全走出那些陳舊話題的沉重桎梏。
在2001年出版的長篇《海邊》中，作者塑造了一名獨特的難民角色Saleh Omar，名字中帶着一個典型的伊斯蘭語詞，這在911事件發生前後無疑是敏感的，而敏感的尋求政治避難的奧馬爾，在踏入英國機場的第一步時，便面臨着一次「毫無疑問」的拒絕。與前幾部同樣書寫移民遭遇的作品不同，古納似乎想用那些作品為自己在英國尋找一個真實的身份，以文字的存在，給予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而在種族與所謂恐怖主義對西方文明產生強烈威脅的年份，一個奧馬爾，則擊穿了那些語言搭建起的幻覺，而無論這幻覺，是否是以英語（這一次它成為了被迫害者的語言）編織。在書中，作者借移民局官員之口說出作為「他者」的西方的經典論點：
「先生，你們這些湧到這裏來的人根本沒有考慮過這樣做帶來的危害。你們不屬於這裏，我們的價值觀念一點都不一樣。我們不希望你們在這裏。我們會讓你們的生活艱苦，讓你們受氣，甚至對你們實施暴力。先生，你幹嗎非得讓我們這樣做呢？」
這段話實現了（在我看來）作家本人的真正昇華，借這段論述，古納徹底擺脱了前幾部作品苦苦經營的「受害者」思維，作為「自我」的受害者，亦可能是「他者」的施害者。而隨後自己被沒收（或是被偷走）的那個自故鄉一路帶來英國的小木盒，成為了「他者」對自己這個群體施暴的一次懲罰性報復，於是自己的被拒絕入境，喪失身份的自主性，都變得順理成章了。
怎樣知道「我是誰」
在一次對騰訊文化頻道採訪的回答中，古納說：「很多作家本身就生活在與自我原生態脱節的環境中，解決『我是誰』的問題是很有挑戰的。這也是同一個主題在不同小說中不斷重現的原因。但靠近一點去看，這並不只是表層『自我身份』的問題，很多時候，你失去對抗他人對你身份的描述，並且在對抗這個定勢觀念的過程中，形成真正的自我身份認知。」
古納似乎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摸到了解答「我是誰」的門框，而許多和他類似的作家，往往在摸到這個門框的時候，選擇的不是邁入大門，而是在門口逡巡不已，似乎這扇門，並不是自己尋找了很久的那一扇。因為這扇門的門牌，是用英語寫就，而非自己本初的那一種語言。同樣是非洲，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在用英語創作十餘載後，筆鋒一轉，回歸於自己的基庫尤語，借母族的語言，豎起了「反對英語」的大旗。他以母語寫作，去試圖恢復民族集體記憶。在他的創作論中，英語或其他殖民語言，已被批判成為將自己帶離自我而趨向其他自我，離開我們的世界而進入異鄉的境地。
2020年，古納發表了他的最新作《來生》（Afterlives），小說開頭，作者使用了一句平白的直敘：「Khalifa was twenty-six years old when he met the merchant Amur Biashara.」，以一個小視角，打開了後續那20世紀初德國殖民歷史的序幕。在故事中，主角Ilyas被殖民者掠去，並在未來加入了殖民軍隊對抗自己的人民。這毫無疑問是一場悲劇，是數百年來獨屬於這片土地的悲劇，身份的悲劇，戰爭與分裂的悲劇。作者以一場百年前的戰爭，把讀者們又一次拽回了對殖民話題的關注之上。
這一年，新冠疫情爆發，人們被迫自我囚禁，目之所及，是被自己忽略許久的生活，那些柴米油鹽的枯燥和缺乏元敘事維度的一切細碎。這樣的囚禁伴隨着感染與死亡的威脅持續發生，混亂以最低限度的消耗開始殘酷的剝削折磨。一切重大的話題被框定在侷促的屏幕間，藉由信號相互傳遞。而作為創作者，古納並未借用這個千載難逢的題材加以抒發，而是以微小-宏大的家庭-民族-歷史的遞進主題，展示了一場高烈度的衝突，一切都在變化，而他始終在不斷探索。
康拉德在成為水手的時候只習得幾個簡單的英文單詞，但卻在數十年後成為名震西方的大作家，與阿切貝殊途同歸的是，面對祖國，他們心有慼慼，故土早已是一片丘墟。那樣的書寫，並未給他們帶來諾貝爾文學獎。而繼承這般傳統的古納，在don't fit的爭議中，贏得桂冠。我們很難去評價瑞典學院這樣的選擇是否公允，畢竟諾貝爾文學獎自誕生之初便充滿爭議。我們自然可以去說這是介乎疫情之下，西方價值搖搖欲墜中歐洲中心主義者們的又一次施捨，藉此以挽回多少餘下的尊嚴。我們自然也可以去聲稱，這是後殖民主義自索因卡、戈迪默和庫切以來的又一次偉大勝利。但還請不要忘記，諾貝爾文學獎，或是其他的什麼文學獎項，所編織與構成的，均是一場虛構的狂歡，我們既可以是樂觀主義者，也可以是悲觀主義者，不過到最終，我們都將成為現實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