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诺奖作家古纳：身为流亡者与难民，怎样知道“我是谁”？

“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得以显影。”在评价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名作《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时，作家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陆译“钦努阿·阿契贝”）如是说道。

至于这句话背后的深意，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因为笔者曾经想过，这位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老者，在怀着一丝怨愤做出这番评价时，是否知道那位曾身为波兰人的同行，在十七岁登船成为一名英国水手时，只掌握几个简单的英语词汇，陌生的语言与陌生的大洋一样，充满诱惑，也充满致命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与接受过完整殖民地精英教育的阿契贝一样，康拉德在历经航海冒险十余载后，也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他们同样背离于自己出生地的母语，选择了英文作为创作语言，并收获流芳后世的赞誉。在生命的晚年，他们各自回首那个支离破碎的母国，似都已成为完全无关的局外者。

2021年10月7日，因一句“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及其对难民群体在不同文化与大陆间的鸿沟处的命运所怀有的毫不妥协与充满同情的观察。”，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坦桑尼亚作家古纳（Abdulrazak Gurnah，陆译“格尔纳”），突然撞进了无数文学爱好者的视野。面对颁奖消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是谁？”，而紧接着这问话的动作，便是迫不及待打开各类购书软件，寻找他的作品。这看似慌乱的连贯行为，其实指向一种潜意识的质问与怀疑，因这结果与那些默认的“得奖者”契合不上——don’t fit，于是这个短语经过瞬间的心理暗示，便成为了“不配”——don’t fit。

古纳（1948－），生于印度洋小岛桑给巴尔（Zanzibar），1960年代末以难民身分到达英国，曾任英国肯特大学英语及后殖民文学教授，直至最近才退休。至今发表10本小说及短篇故事，多带有殖民、难民议题色彩。代表作包括《天堂》（Paradise，1984）、《海边》（By the Sea，2001），及《荒漠》（Desertion，2005）。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史上第五位获得该奖的非裔作家。

归来之后，新一轮黑暗

其实，与老前辈阿契贝相似，古纳也是一位接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前）殖民地精英。二十岁前，他出生与居住的桑给巴尔岛，已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与“托管地”近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独立后的种族动乱将他逼往英国，去寻求另一种“先进文明”的庇护，并以教师的身份在深造后短暂回到非洲，后又长期定居英国，于大学任教。在三十岁到四十岁间，古纳埋首于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以对特定作家——诸如萨尔曼·拉什迪、奈保尔和索因卡的诠释而获得相当高的学术评价，一系列专著直到今天都是研究同类题材的重要参考。

八十年代末，古纳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文学创作，且以长篇小说作为其写作的主要体裁。与同时期非洲旅欧作家一样，古纳以所在国的语言（或是殖民者的语言）进行书写，并因其研究者的身份，赋予其作品格外深刻的洞察力与批判性。于是，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其对非洲身份的宿命论反思，与对西方文明融而不入的痛苦思考，尽管殖民地已成为过去式的名词，但“我是谁”的问题，始终缠绕于他的作品之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猴面包树也皱缩了。原以为无论自己长多大，它粗大的枝干永远不会变。童年的记忆总是让人怀疑，那条小河小时候很宽的，现在几步就到了河的对岸。”如同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在阿凯的童年时光》里所表现的那样，回忆是流亡者们的母题，也是一切非欧洲中心作家们共同捍卫的理想处女，这一点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已经做了很好的表率。

只不过与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或米沃什（Czesiaw Miiosz）们不同，非洲作家们所怀有的回忆自带一种暴力的撕扯感，这可以理解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母国文明被动产生的精神烙印，那些屠杀、掠夺、“文明”征服、人口买卖下千疮百孔的土地，在脱非入欧的话语掌控者眼中，是那样的不堪入目，但又不得不看，成为一本隐藏在衣柜深处的旧相册。

在古纳的里程碑式作品《天堂》中，主人公Yusuf的父亲——一位经营旅馆者——因债务而将儿子卖给一位阿拉伯商人Aziz，任其近乎奴隶般为“主人”干活帮工，并随着Aziz的商队跋涉于中非和刚果河沿线，风餐露宿，经历着自海滨到内陆丛林的冒险与磨难，其间他遭遇了许多土著部落和野生兽群，真实与幻觉如同潮水般的梦境反复袭来，颇有吉卜林笔下那些充满着异域幻想的旅行风格。而当Yusuf随着商队在多年后回到东非家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作为德国殖民地的坦桑尼亚（或旧称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又卷入了新一轮的黑暗。

这样的书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康拉德（没错，就是那部著名的《黑暗的心》）和本·奥克瑞（Ben Okri）的诗性书写，那些似属于夜晚的梦幻时刻，让人快要忘却现实世界中的残忍与挣扎，属于欧洲殖民者们的罪恶在这些书写的瞬间里像是被一群作家们自以为是的代表同族予以和解，剩下的只是一场虚构的狂欢。

“自我”的受害者，抑或“他者”的施害者

“非洲的艺术家和作家都了解，我们不要当悲观主义者，也不要当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曾以这样的话语劝勉非洲同行，这位以一生的热血来对抗独裁与专制的作家，即便年近九十，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欲望。在漫长的殖民主题下的非洲文学中，他早已成为了一面镜子，去照射那一部部新瓶旧酒。而与之对应的阿切贝或古纳，他们指出了一条看似光明的老路——迎合与依附。

在欧洲知识分子与评论家的眼中，非洲永远是非洲，与现代化无关的非洲，与铁路和5G无关的非洲，自然也是与科学和进步无关的非洲。唯一产生些许不同的是，在近二十年后殖民主义的反复被解构与被“后”的过程中，一连串政治正确与种族话题（包括难民的入欧与同化），倒逼着掌权者们思考非洲的另一种权利语言体系。所以，索因卡的现实主义观点尤显重要，不要再重复魔幻的非洲，也不要再创造一个热带幻想的非洲，不要沉湎于黑暗的非洲，也不要再尝试刺激依然麻木的非洲种族神经。而古纳，似乎还没有完全走出那些陈旧话题的沉重桎梏。

在2001年出版的长篇《海边》中，作者塑造了一名独特的难民角色Saleh Omar，名字中带着一个典型的伊斯兰语词，这在911事件发生前后无疑是敏感的，而敏感的寻求政治避难的奥马尔，在踏入英国机场的第一步时，便面临着一次“毫无疑问”的拒绝。与前几部同样书写移民遭遇的作品不同，古纳似乎想用那些作品为自己在英国寻找一个真实的身份，以文字的存在，给予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而在种族与所谓恐怖主义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威胁的年份，一个奥马尔，则击穿了那些语言搭建起的幻觉，而无论这幻觉，是否是以英语（这一次它成为了被迫害者的语言）编织。在书中，作者借移民局官员之口说出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经典论点：

“先生，你们这些涌到这里来的人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危害。你们不属于这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点都不一样。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里。我们会让你们的生活艰苦，让你们受气，甚至对你们实施暴力。先生，你干吗非得让我们这样做呢？”

这段话实现了（在我看来）作家本人的真正升华，借这段论述，古纳彻底摆脱了前几部作品苦苦经营的“受害者”思维，作为“自我”的受害者，亦可能是“他者”的施害者。而随后自己被没收（或是被偷走）的那个自故乡一路带来英国的小木盒，成为了“他者”对自己这个群体施暴的一次惩罚性报复，于是自己的被拒绝入境，丧失身份的自主性，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怎样知道“我是谁”

在一次对腾讯文化频道采访的回答中，古纳说：“很多作家本身就生活在与自我原生态脱节的环境中，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是很有挑战的。这也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小说中不断重现的原因。但靠近一点去看，这并不只是表层‘自我身份’的问题，很多时候，你失去对抗他人对你身份的描述，并且在对抗这个定势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自我身份认知。”

古纳似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摸到了解答“我是谁”的门框，而许多和他类似的作家，往往在摸到这个门框的时候，选择的不是迈入大门，而是在门口逡巡不已，似乎这扇门，并不是自己寻找了很久的那一扇。因为这扇门的门牌，是用英语写就，而非自己本初的那一种语言。同样是非洲，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在用英语创作十余载后，笔锋一转，回归于自己的基库尤语，借母族的语言，竖起了“反对英语”的大旗。他以母语写作，去试图恢复民族集体记忆。在他的创作论中，英语或其他殖民语言，已被批判成为将自己带离自我而趋向其他自我，离开我们的世界而进入异乡的境地。

2020年，古纳发表了他的最新作《来生》（Afterlives），小说开头，作者使用了一句平白的直叙：“Khalifa was twenty-six years old when he met the merchant Amur Biashara.”，以一个小视角，打开了后续那20世纪初德国殖民历史的序幕。在故事中，主角Ilyas被殖民者掠去，并在未来加入了殖民军队对抗自己的人民。这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是数百年来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悲剧，身份的悲剧，战争与分裂的悲剧。作者以一场百年前的战争，把读者们又一次拽回了对殖民话题的关注之上。

这一年，新冠疫情爆发，人们被迫自我囚禁，目之所及，是被自己忽略许久的生活，那些柴米油盐的枯燥和缺乏元叙事维度的一切细碎。这样的囚禁伴随着感染与死亡的威胁持续发生，混乱以最低限度的消耗开始残酷的剥削折磨。一切重大的话题被框定在局促的屏幕间，借由信号相互传递。而作为创作者，古纳并未借用这个千载难逢的题材加以抒发，而是以微小-宏大的家庭-民族-历史的递进主题，展示了一场高烈度的冲突，一切都在变化，而他始终在不断探索。

康拉德在成为水手的时候只习得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但却在数十年后成为名震西方的大作家，与阿切贝殊途同归的是，面对祖国，他们心有戚戚，故土早已是一片丘墟。那样的书写，并未给他们带来诺贝尔文学奖。而继承这般传统的古纳，在don’t fit的争议中，赢得桂冠。我们很难去评价瑞典学院这样的选择是否公允，毕竟诺贝尔文学奖自诞生之初便充满争议。我们自然可以去说这是介乎疫情之下，西方价值摇摇欲坠中欧洲中心主义者们的又一次施舍，借此以挽回多少余下的尊严。我们自然也可以去声称，这是后殖民主义自索因卡、戈迪默和库切以来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但还请不要忘记，诺贝尔文学奖，或是其他的什么文学奖项，所编织与构成的，均是一场虚构的狂欢，我们既可以是乐观主义者，也可以是悲观主义者，不过到最终，我们都将成为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