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端傳媒六週年

Z世代「飽食窮民」:我想借網貸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令他們深陷債務的,是時代野心投射在個體身上的慾望,是城鄉折疊下的掙扎,以及,缺乏監管、誘人沉迷的網貸系統。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2020年2月2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區的租房裏又是徹夜難眠。天快亮時,他登陸知乎,整理起「危機思路」,寫下第一篇日記:1. 做好抗擊暴力收款的準備。2. 好好工作,爭取每個月多掙一點。不要怕啥996,只要多給工資,累死也值。3. 開源節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買的就不買,省一點是一點。

南柯清算自己的債務:京東借錢總欠款44485元(人民幣,下同),360借錢總欠款23869.8元,宜人貸總欠款110873元……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網貸平台、連本帶利一共43萬元。那一天,南柯痛下決心,他要「強制上岸」(意指「強制結束借貸生活」)。

「不算利息,我還有39萬元本金要還。」今年7月13日晚,南柯在電話中坦言。他自稱「92年生人」,聲音透出些許靦腆。他告訴我,自從在知乎上發表《網貸43w強制上岸日記》後,馬上引起關注,不斷有網友發表評論,還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後,90後,還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們一共組了20多個群,每個群大約100多人。」他說,他不會將群拉滿500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曉有商量,會在這裏面成為朋友。」

時隔一年,負債者南柯已成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還開了一微信公號——「我們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來自兩份穩定兼職。一份是給一家自媒體公司做編輯,空餘時間再做點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1200元,生活費一千多,剩下的錢把能還的先還了,夠了。」他說,他原本就懷疑「人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如今負債累累,更了斷了感情生活的羈絆,「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在中國興起,成為多數年輕人自幼共同成長的工具與娛樂生活方式,因此,年輕人對於各種形式的觸網行為接受度極高,同時具備了前衞、新潮、追求新鮮感的消費意識。」2019年,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Nielsen)在對中國一線至五線城市、18歲至29歲學生或在職人員等進行信貸消費在線調查後,於《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調查報告》中指出:年輕人中,總體信貸產品的滲透率為86.6%。工作的90後中,有57%存在實質性負債。

編注:報告通過每月待還款金額佔月收入的比重可測算,中國年輕人平均債務收入比(即負債率)為41.75%。如果扣除掉消費信貸作為「支付工具」的部分,那麼年輕人的每月實質償還債務收入比將降為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樣,最終陷入了債務的泥潭。而拉住他們向下沉的,是時代野心投射在個體身上的慾望,是城鄉折疊、貧富差距下的掙扎,是普通人面對生活波折時的脆弱與驚惶,以及,缺乏監管、誘人沉迷的網貸系統。

十年前,南柯從合肥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學過商務英語的他先後在該市的婚戀網站、快遞公司謀職。「第一份工作工資兩千不到,第二份做數據輸錄員,幹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當時家裏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動。一個大專生在一個二三線城市發展機會可想而知。」於是2014年,南柯在淘寶上開店,並從合肥回到了家鄉——那是安徽下面的一個小地方。

「我在淘寶上為拖延症者做監督。我不需要說話,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語音服務,聽人吐槽。」這份略帶心理諮詢意味的項目在網上開業不久,每月純收入3000元,他也從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我能從這種溝通中獲得觀察世界的養分。」可他滿意的事業在家鄉父老眼裏卻是「不務正業」,最後,南柯關掉了淘寶生意。但從此,他對自己的賺錢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進富士康打工,每個月工資也不過5000元左右。」2015年,南柯來到上海一家自媒體做公號,除了正常上下班,還兼顧淘寶生意。但他改弦易轍,在網上做起實體貨物交易。之後,他又進入一家創業公司,他說那時,「人變得不太理智起來。」

「眼看別人成家立業,自己的壓力無形增大。家人也在電話中催婚,可我家經濟條件並不好,老家買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萬,首付也得二十萬,還有婚後的人生規劃怎麼辦?」南柯決定齊頭並進,他一邊跟人學做投資理財,接觸比特幣,一邊在淘寶店上屯貨準備大賺一筆。只是投入運營成本的同時,他的開銷也在加劇。

2015年11月27日﹐大樓門口貼著向淘寶店主借貸的大廣告,前有一名女士正運載著貨物 。
2015年11月27日﹐大樓門口貼著向淘寶店主借貸的大廣告,前有一名女士正運載著貨物 。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第一筆網貸來自支付寶。「那是2016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約是一兩萬,然後是五萬。後來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這些事裏。」南柯稱自己跟群裏很多負債者一樣,對數字不敏感。他從來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筆錢,每筆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種感覺猶如抽煙,一旦上癮就成了習慣。只有每月即將面臨逾期,他才如夢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筆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來,趕緊翻查有沒有能申請的網貸平台。不斷下載,不斷嘗試,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錢來還債。等過幾天,又有一筆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這就是他40多萬網貸的由來。

「以貸還貸在金融機構裏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國有銀行從事信貸業務,擔任過公司客戶經理和網點行長,現在主要負責項目的風險管理。 可他進而指出,「監管是真空的。實際上錢花到哪裏,誰也不管。」

中國網貸行業發軔於2013年左右,隨後便進入野蠻生長、監管真空的時代。2017年,中國網貸行業貸款規模高達4300億美元,彼時,英美兩國的網貸總貸款規模才400多億美元。最瘋狂的時候,中國網貸公司數量高達6000餘家,遠高於同階段其他資本市場的體量。與高速膨脹相伴的,是不斷發生的P2P爆雷潮,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計其數的「金融難民」。

中國政府於2016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網貸。但據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公開表示,截至2020年6月,網貸平台還有出借人的8000多億元沒有回收。

2020年8月20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從原來的24%-36%,調整為15.4%。

這是一條「分割線」,南柯指出,但現存的網貸負債者裏,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時間點前借貸 。

「如果按照36%的利息算,借一萬元的利息就是3600元。對於很多負債人來說,一個月工資可能都到不了。因為借貸的都是年輕人,工作與收入都不穩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錢後用於消費,在消費大於收入的情況下,經濟狀況就是負循環。」南柯補充道,負債者中,高學歷者也佔部分比重。他們之所以敢借貸,是因為他們普遍相信自己發展潛力大,堅信負債能通過以後的工作升職加薪填平。如果他們是做生意或投資,則會相信自己賺取的錢,能夠高過利息增長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什麼生意賺錢的速度能趕上網貸利息增長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負債者人群裏,一次次地刷新三觀。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門,通常會遇到三種情況。」他說:第一種是勸負債者玩人間消失。第二種是玩一些營銷機構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裝成高大上的專家,西裝革履,引負債者入群,再教他們一些付費課程。第三種,比如某高利貸或某家網貸平台的工作人員,私下讓群主在群裏為其做推廣。通過群主介紹到該平台借貸的負債者,每借出一萬塊錢,群主可以從中抽成500到1000元。還有賣POS機的人也來找我在群裏推銷。因為負債者中,有人想利用POS機刷卡套現,這是一門剛需。還有一些人說是推薦群裏女孩做兼職直播賺錢,其實背地裏是做賣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過,有人在群裏聲稱自己賣過一次卵,還想再賣一次。還有人做色情服務,想潛伏在群裏發展下線,被我識破,將他與他搭上的下線一塊踢走。再有過有錢人加我微信,問我能不能介紹願意提供性服務的女負債者。他在網上看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很想滿足一下自己的獵奇心理。

2017年9月23日﹐北京的年輕情侶在銀行等候時於手機上觀看視頻。

2017年9月23日﹐北京的年輕情侶在銀行等候時於手機上觀看視頻。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你能在這個圈裏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過,」他話音一轉,「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數人人品不錯。社會上,不論信用卡還是網貸,總會優先借給女生。她們不僅申請網貸的機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嚇還錢。」南柯總結起群裏女性負債的緣由:買買買,高消費是其一。情感受騙是其二——比如遭遇「殺豬盤」,或被親近的人騙。還有一類是為了家庭。他感到,「在這裏面,女性的奉獻會多一些。」

今年4月底,我在上海靜安區的一座廣場見到一頭長髮、一臉陽光的小穎。之前,是她向我推薦南柯的公號,並講述了自己身負20多萬網貸的來龍去脈。

「小穎」是這個東北姑娘上大學做微商時給自己起的化名。她說她在一歲時,父母離異,從此與母親、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儘管家境並不富裕,「可媽媽從沒在我面前流露過辛苦,抱怨。我媽媽認為女兒就應該富養,她能滿足我的,會盡量滿足我。」

2017年大學畢業前夕,校園貸正流行。小穎記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觸分期樂(一個向年輕人提供分期消費的金融服務平台)。「它僱傭學生在每個寢室門口、樓道口張貼海報、發傳單。促銷人員也會發放禮品——如果你在平台註冊個人信息,它就送你兩個蘋果。」她不加思索地註冊了自己的身份證號。那會兒的她只想領走那份「伊甸園的果實」。

「以後,它經常給你推送廣告。比如借你一萬,借你五千,你可以分12期、36期償還。」這種信息讓小穎產生暇想,「它就像一張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夠使用信用卡,那我們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時她正在實習,工資微薄,可她想為自己辦張健身卡,《小時代》裏的白領精英不都是下班後趕去健身房?「一張健身卡要5000多塊,我一個月工資才2000塊。」這時,分期樂上靜靜躺着、還未動用過的「萬元額度」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發來的信息,告訴你額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試一下?」第一次借款,小穎選擇借貸5000元,分36期還款。「它沒有告訴你,它的風險性以及後續的事情。」輸入對方發來的驗證碼,點下確認鍵的兩秒鐘,她手機裏的重要信息已自動被對方獲取。那裏有她的家庭住址、緊急聯繫人的電話,還有她近期的通話記錄。「你必須要讓它讀取。」那時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鐘後,借款就打來了。

「從小到大,周圍的人都在跟我灌輸,媽媽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長大了,你要好好報答他們。」正式工作後,她迫不及待地為家人購置高檔用品,帶他們出入高級餐廳,「不用我媽花錢,每次在外吃飯,都是我來。」同時,她的消費慾望也在膨脹。有段時間,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個月裏,光喝咖啡的錢就接近工資的一半。「然後下班衝到健身房,簽字的一瞬間感到自己老厲害了。銷售人員衝你姐長姐短的,你會有一種眾星捧月的感覺。」

小穎在分期樂上的一萬元額度早已用完。為免逾期,她開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記不清名字了,只要還款就卸載這款App。」不僅如此,她還陸續辦理了幾張銀行信用卡,額度累加到3萬元。

「舉個例子——我這個月借了100元,按合約利息,下個月要還120元。可我沒錢還,為了還款,我還是去借貸120元。那麼按照合約利息,我在下下個月就要還150元。」2018年,先後在水產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穎,月工資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沒有負債,她或許能在家鄉過上小資生活,起碼不至於入不敷出。實際狀況卻如她在微信上所寫,「利滾利地」——借款由最初的5000元滾到了14萬。

2021年7月13日,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有大學生在典禮進行時哭泣。

2021年7月13日,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有大學生在典禮進行時哭泣。攝: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校園貸於2014年興起,到2016年,借貸寶壓榨借貸人「持裸條借款」(指借貸人手持身份證拍攝裸照作為「裸條」抵押,一旦逾期無法還款將被公布裸照給家人朋友)、大學生負債者自殺等案件屢屢遭媒體曝光。人們發現,多數發放短期貸款的平台幾乎沒有對學生還款能力進行審查,貸款的年化利率則達到15%到24%。政府隨後發佈一系列文件進行專項整治,但校園貸仍以各種名目繼續滲透校園。小穎就是在專項整治後依舊陷入借貸的泥沼。對於整治效果,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濤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效果的好壞在於執行力度和監管力度。與此同時,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公檢法部門對其他機構,尤其是違法違規的機構要給予約束,而非只是監管部門發力。」

「我還天真地想過,既然國家嚴厲整頓,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還了?」但到了2018年年底,小穎絕望地發現,十多萬元的窟窿已難填補——「沒有平台再給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錢來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債務大爆發後,小穎不敢回想外公外婆還有媽媽收到禮物時開心的臉龐、為她驕傲的神情,她想硬撐到底。2019年7月,為謀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鄉僅存的6000多元公積金,接受了上海一家醫藥公司的工作,「對方開出的工資是8000多。」為節省開支,她在地處偏遠的奉賢區租了一室一廳,每月房租2000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後,積蓄所剩無幾。「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鐵,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市中心。」

不久,對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來上海看她。「懷着一種詭異的心態」,她請兩位老人去品嚐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記不清那頓華而不實的大餐消費了600還是800元,只記得當時,她一面偷偷用手機借貸、支付賬單,一面五味雜陳地看向二老,「他們並不覺得這頓飯比東北大米來得實在,我卻不斷用金錢向他們證明自己。」

2019年年底回家過年,小穎發現來上海打拼半年,她卻連超過400元的車票都不敢買。「最後買車票還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兩宿一夜。」她在電話裏幽幽喟歎,「整容貸,佳麗貸——別人負債至少還享受過,可我從來沒真正享用過,不斷地以貸還貸,賺來的錢90%都用來還債,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說到這裏,她想起另一位負債者公開發表的心聲: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有一種深深的空虛感。

用消費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這句話就是我說的。」左一告訴我。這個26歲的負債者在電話那邊傳出的聲音透着幾分壓抑。去年疫情進入後半場,他從北京回到家鄉——一個毗鄰江西宜春的縣級市,然後「社會性死亡」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獨,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與別人交流,我們都是孤獨的。」他堅稱自己是一個「無產者」:我們一家都是農村底層。我從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攤販賣水果,我從小學到初中都要幫助他們出活。過去,他們擺攤月收入還能賺到3000塊,但年紀越大,生意也越來越差。主流世界裏,在那些過着「正常生活」的人眼裏,我父母根本無人在乎,也沒人會把他們當「正常人」。他們也認命了,我們沒法交流,他們也無法理解我。

我問他,「正常生活」具體指什麼?「起碼有尊嚴。」他回答。早期,他對「成功」的定義是普世價值裏「有錢有閒」,受人歡迎與追捧的生活。

2021年4月18日,北京的年輕消費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進場時觀看手機。

2021年4月18日,北京的年輕消費者在奢侈品店外等待進場時觀看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3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211之列的理工科大學。「學校在昌平,與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樣。」入學不到一年,他便對大學校園的好奇心消失殆盡,「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賣部、食堂打工的人則薪水微薄。人在這一體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時,左一因為學分未達到要求,不能升級。「留級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課時,他與同一寢室的室友「躺宅」的情景,彼此沒有交流, 寢室裏死氣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敗感:「高中時期的一個女同學考入天津讀大學。我們恢復聯繫後,知道她還沒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們一起去逛了景區,晚上一起吃了飯。結果第二天早上,她對我說,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這麼拒絕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覺得我追求的東西永遠都得不到,或者說我就不配得到。」

2016年暑假剛過,左一瞞着家人退了學。「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們坦白我沒讀書後,他們痛罵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機,終日沉默,誰勸都不理。」上次離家時,不知他退學的父母曾將下一學期的學費交給了他。在家困了一個月後,他揣着這筆錢跑去重慶,又漂到成都。2017年過完年後,他在網上看到北京西直門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裏幹了七天,又去一工業園區當保安。再後來,他輾轉到南昌,暫住親戚家,「待了一個月,嘗試做保險。」由於不喜歡「被底層騙去做推銷」,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機場附近,有一家私人開的小賓館招前台人員。我找到老闆,談好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生活暫時安頓了下來。」這時,他停頓了片刻:在那兒,我真正走入了以貸還貸。

因為經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覺就是上網。「互聯網是打開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說對過往還有幾分留念的話,那就是上大學時,他有過對精神生活的嚮往。那時他喜歡看文藝片,喜歡上網搜索「宣揚個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文章」,還曾坐上兩個小時的地鐵,只為參加「單向街」舉辦的活動。

不知何時起,他打開的「界面」換作了網紅直播。「比如他們推薦北京SKP頂層的『遊園驚夢』,說那裏的淮揚菜非常有名,我就會記下來。雖然那裏的店員只把我當成一個普通消費者,我卻體驗到從未有過的感覺——特別好!」接着,他光顧起名牌服裝店與潮鞋店,「標價一千多元的衣服,換作過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貨員熱情接待他的場景,他想起自己剛來賓館打工時,被人帶到城中村的商店,花20塊錢添置的衣褲。他感慨道,只有從打工者變為奢侈品消費者的那幾個小時裏,「才算過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從此,他與他人在網上建立起了「談資」,「他們發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們總算有了交流,能夠融進一個圈裏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唄(螞蟻金服推出的一款可於支付寶消費時使用的消費信貸產品,和信用卡的功能類似)。在辦理那張美容卡之前,我從來都是剋制消費,一個月借出的錢連一千塊都不到,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願多付一分錢利息。」電話中,左一說起2018年,在順義一家美容院門口,有人向他推銷按摩服務,「體驗一次,只要30元。」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條短褲,女生為我按摩肩頸腰背。」他強調,雖然與異性平時接觸很少,但那不是他與異性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是第一次獲得異性帶來的滿足」。對方邊按摩邊問他,辦張卡嘛,1280元可以做十次。待他離店時,他刷了一千多元辦了一張美容卡。

2015年9月13日,螞蟻金服剛推出了一款綜合理財App,旨在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

2015年9月13日,螞蟻金服剛推出了一款綜合理財App,旨在為中國消費者提供一站式金融超市。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十次服務很快就在「滿足後,還想再度滿足」的循環鏈中用盡。前前後後,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擲了兩萬多元——幾乎是他打工攢下的全部。「我想摸她們的手,她們直接拒絕。而每當卡里沒錢時,她們又會勸你消費辦卡。久而久之,男人對女人的那點蠢蠢欲動變得厭煩——我對她們的手段感到厭煩。」左一在電話那頭歎了口氣,就算花錢還是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到底什麼才能讓他真正感到滿足?我問道。「無壓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能夠正常地消費,能與相愛的人精神對等地交流。」他答。

2019年1月,因為工作不夠用心,左一被老闆辭掉了。「離開時,手裏沒錢。為了租房,我在花唄上借出兩萬元。」那時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還上這筆錢。即使落魄,他還是難捨逛商場、泡美容院、吃大餐與買名牌。為此,他開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規銀行開的網貸,我都嘗試了一遍。」一時間,他彷彿擁有了「聚寶盆」,他要用它們補償過去。於是,「一年之內花掉了十多萬」,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錢,我會報復得更兇。」他說。

一張銀行信用卡逾期一個月後,左一收到催收員打來的電話。對方口氣不善地問他,既然沒錢還借什麼錢?如果再不還錢,就派人來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錢。」左一懊惱道。那時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關心自己的地方。」

2020年5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鄉。起初,他抱有幻想:與父母商量還款,向親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債全部還清,再找一個正式工作。「結果,沒人幫你。」除了遠在雲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個月會從微薄工資裏轉給他一兩百元,勸他振作。「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電話中,他重複這句話。

「你還會還這筆錢嗎?」我打斷了他。

「有天能還就還吧……」但是暫時,他選擇「無視」現實,將手機設置「免騷擾」,對短信裏的關鍵詞做屏蔽。「還接到過法院傳票,我也無視掉了。」過去他眼中的「枷鎖」,如今成為保護他的「盔甲」——「誰會來農村找我?這裏連門牌號都不準。」唯一沒有被他「無視」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聯網了。每天為了打發無聊,他會在上面搜索「更無聊」的內容,「現在,它們反而讓我感到真實。」

不管在哪裏,我都能找到你

3個月前,D先生收到催收電話。電話這頭,他反倒告誡對方,負債自有原因,況且欠錢不多,「一共6萬,我就借了兩三張信用卡的錢」。如果他們敢曝他的通信錄——「只要收集證劇合理,投訴行為合法。輕則開除催款員,重則使其公司罰款。」自此,他再也沒收到過類似電話。「同行催收同行,誰都知道後果。」他說。

7月,與D先生兩次通話,他都選在夜深人靜、妻兒安睡後,不是溜到小區外、就是爬到樓頂接電話。從催收員到負債者,歸根結底,他是為了這個家。「3年前,我做起催收員,這是我婚後第一份工作。」與南柯一樣,D先生也來自安徽下轄的一座小城。高中畢業後,他為一家教育機構推銷售課,負責招生,按他的話說——「全國各地到處跑」。直到23歲,他厭倦了這種馬不停蹄的生活。「因為結婚需要穩定下來。」他與妻子在合肥安家買房,他應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樓下,「走路只要5分鐘。」

2021年4月10日,上海一名市民走過城中的一座雕像。

2021年4月10日,上海一名市民走過城中的一座雕像。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聽得出來,最初,他對這份職業心滿意足。「在合肥,一個人平均工資大概4000多。做催收員底薪2000多元,幹得好提成也有一萬。」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還了五萬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業績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銀行信用卡催收業務,總部在深圳,全國有好幾家分公司。裏面的催收員大多在18歲以上,25歲以下。「這個行業壓力大,人員流動性強。公司業務是按季度調配,可能前三個月為交行信用卡催收,後三個月是為中信催收。」D先生記得剛進公司的7天裏,上司對他們一對一地輔導。「以訓練話術為主,領導模仿卡人與三方,看你如何應對。」他解釋說,「卡人」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父母、親戚、朋友」。「基本上,所有的負債者都聯繫不到本人,只能聯繫對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D先生,他用公司電話只能通知對方還款,不能進行言語威脅。要尤為警惕有些負債者會故意「誘導」他,讓他冒出一些威脅的話,授人以柄,對他進行投訴。「如果意識不對勁,要立刻停止催收。」他總結那「七日談」——說是學習催收,不如說是學習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規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催收手段。」那晚天台風響,D先生的講述卻是風清雲淡,「只要為了業績,什麼事都能幹。既然不能用公司電話威脅對方還款,那就用私人手機。沒人會在公司裏教你這些,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麼?」他說對於負債者來說,那就是一條流水線: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個月以內,銀行工作人員會打來電話,客氣地請你儘快還款,不要影響徵信。等你逾期三個月,催款業務就轉向外包。這時,對方會告訴你,你涉嫌信用卡詐騙,如果不還將會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還,就會收到律所信息,說你被訴訟等等,但它有可能是偽造的。等上一年以後,你會收到有人打來的協商電話,要求你只還本金——那是投資人的錢,必須收回。如果你還是不還,那麼銀行會來起訴你,去你戶口所在地上門催收。「流水線催收以時間為序,最開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後,成本越來越高。」他說。

遊刃於這條「流水線」不到三年,D先生已做到「基層幹部」:我們與網貸催收不同,當你申請網貸的那一刻,網貸平台就獲取了你的通話記錄。可我們做信用卡催收,這種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反正你接不接電話,還不還借款,我都能聯繫到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只要是在銀行註冊過的「卡人」,催收員「通過大數據搜索」,把對方名字輸入進系統,就會展示出一張輻射「網」。「科技發達到何種程度?只要知道對方住在哪個小區,通過銀行系統搜索,我就能把對方所在小區裏面,辦理過卡的其他人找出來。我會一個一個地給他們打電話,請問你是否認識某某?他就住在這片小區。極有可能,這個電話就正好打到了負債者的鄰居那裏。」D先生對使用這筆「數據」輕車熟路——「你曾經工作過的任何地方,與你共事過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來。很簡單,你辦理信用卡時,需要填寫公司和社保信息。上面有顯示每家為你繳納社保的公司。」

哪怕對方隱藏在農村,他照樣能如法炮製,「大部分負債人的身份證號碼都能顯示來自某某村,某某鄉鎮。一個村鎮並不大,人口就那麼多。把其身份證最後兩位去掉,進行隨機搜索,馬上就會出現一批人與他是同一地方。你再縮小搜索面積——鎖定這片地方上,與他同一姓氏的人,他們很可能是他的親戚。」

進而,他拿捏到「壓死駱駝的最後那一根草」——「你還可以聯繫到對方所在當地村委與派出所。比如我們以銀行工作人員的名義打過去,自稱因為一筆業務要聯繫此人,問派出所能不能給對方打電話。可能80%的人會說這事不在他們的受理範圍,但總有一些鄉鎮機構裏的人會在無事可幹的情況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知道,負債者一般在接到銀行與律所電話時,是不會心慌的。但當他接到當地派出所的電話,心理肯定會崩潰。催收電話都打到老家來了,這就不是簡單的口頭威脅了。」

2019年10月22日,杭州市一間信用卡公司的總部大樓。

2019年10月22日,杭州市一間信用卡公司的總部大樓。攝:Long Wei/VCG via Getty Images

負債者的QQ空間、抖音號都是D先生挖掘的領地,「只要發現有人在上面給你留言,估計認識你,我就能加其好友,告訴他你欠了我們的錢。」體現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圍繞一個負債者,聯繫到其身邊30至50個關係人,「越是有穩定工作、穩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債。要利用這個網,給對方施加壓力。」這時,互聯網與人際關係網已被他混為一體。

妻子問過他,是否覺得這裏面有些人挺可憐?他面對負債者,自覺與醫生面對病患無異。在他看來,只不過很多「病患」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賭博負債累累,輸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個案例是例外。「那個催收對象是個女人。我們通話4小時,實屬罕見。我是通過她辦理信用卡留下的QQ號找到了她,她在電話那邊哭泣,說丈夫因為負債與她離婚,她還帶着兩個孩子。欠銀行的錢還是次要的,她還背負了高利貸。為了躲債,他們搬到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可她已連孩子的生活費都拿不出來了。她求我報警,她要帶着孩子自殺。你想想,她能與不認識的催收員哭訴這麼久,除了勸她,你根本就沒法提還錢的事。」越說下去,D先生越感到生活說不清楚,就像「自己淪為負債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年,D先生徹底不想幹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兩歲,當初還是他引我入行。他用了所有催收員都會用的方式,給在異地的一男生發去催收短信——內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還錢,我就通知你家人。沒有想到這名卡人跑去跳樓自殺。警方隨即在死者手機裏查到這通短信,連夜趕到合肥抓走了這個同事。事發後,公司開會拿這件事當作催收的典型雷區進行分析。據主管說,那個自殺的男生來自甘肅農村,家庭條件不好。雖然只欠了一萬多塊錢,可他還是害怕家庭及個人負擔不起。」D先生從這件事中看到了危機,「我有妻兒老小,不能為一份工作冒這麼大的風險。」其後,他毅然告別了催收。

辭職不久便趕上了疫情爆發。「爆發一個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發前兩天,我們用全款買了一台新車。」他與妻子原本對家有盈餘自信滿滿,突如其來的逆轉讓他們猝不及防,只能困頓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合肥持續了半年,才算恢復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顧,我也不敢離開他們去外地找活。」無奈之下,他動用了信用卡里的額度,這就是他欠債的起因。「但我沒走上以貸還貸。」他強調道,「網貸的每筆利息怎麼算,我都懂。我不考慮網貸。」最後,他跟妻子挑明瞭他的外債,他自責沒能讓他們過上寬裕的生活。如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車等賺錢活路,「大不了賣了這部車,總能還上這筆錢。再說我不是自己亂花錢欠債,我是為了家庭。」辛苦之餘,他跟自己說。

南柯在知乎上發表第一篇日記後,D先生連夜讀完,「深有感觸」。爾後,他私信了南柯,此時的他已被信用卡上的逾期賬務,家庭開支壓得難受。交流完後,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進群就坦白我做過催收,現在也是負債者。你們要是對信用卡方面有什麼不懂,可以問我。」D先生說這樣做一半是為了尋求安慰,一半也是為了幫助他人。群裏有人因為以貸還貸,欠債四五十萬。還有人苦於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稱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業前,他就認定這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行業。親歷了「雙重人生」,他依然認為對他催收過的大部分負債者「沒有必要浪費感情」。但有時,他會在負債者群裏為他人鼓勁,「我教你們不是讓你們當老賴,只想讓催收儘量少影響你們的生活。」

上岸

「即將逾期還沒逾期時,你會感到隨時會死但又沒死。而當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經歷了,你反而有一種已經死掉的解脱感。這時候,有人——特別是那些年紀已大、對後半生無望的中老年人會想徹底解脱。還有些人則是在短暫的解脱後,更渴望爬起來,重新恢復正常狀態。」南柯在電話中為自己、也為那些與他同樣渴望重生的負債者們剖白,「求生的本能會讓我們選擇強制上岸。」這其中,就有小穎。

2019年年底,小穎收到一個催收電話,催收員道出她媽媽的名字。對方告訴她,她媽媽用信用卡借錢,逾期不還,後果嚴重。掛斷電話後,小穎沒有給媽媽打電話,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她還在老家,媽媽也接到了催收員的電話。小穎小心翼翼守護的秘密終在那刻戳穿——當時,她已連300塊都還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險去借了「714」高炮——貸款週期為7天或14天,是一種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額的「砍頭息」和「逾期費用」。2019年,央視3.15晚會曾曝光——有用戶借「高炮」後,3個月裏,借款由最早的7000多元滾到50萬元。

「你不要以為我們只是打打電話而已,我們會讓你過個好年,讓你的親朋好友也過個好年。」——掉進這個坑後,等待小穎的就是惡性催收。刺耳響起的手機鈴聲是對人精神上的摧殘。她不再接聽電話,見狀,催收員轉而打到了媽媽那裏。

2020年12月30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潑水,水立即變成冰。

2020年12月30日,北京一名市民在空中潑水,水立即變成冰。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當晚,小穎回家哭着向媽媽坦白了實情。媽媽沒有責怪她,「媽媽總說,年輕時吃虧上當不是大事,總比老了吃虧上當要強。」媽媽交給她兩三萬元,讓她暫堵窟窿。「媽媽年紀已大,身體不好,她早就很難找到工作了。」她想到母親年輕時為了自己與這個家,幹過財務,做過銷售,去到外地起早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那時,她還不知道為了幫自己還債,媽媽用信用卡借出那筆錢,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後不斷地借錢還款。正如她當初不想讓親人為自己擔憂一樣,媽媽也向她隱瞞了自己的債務。

一天晚上,媽媽發來微信:女兒,我最近資金的確有困難,你能不能先借媽媽一點錢,我過些日子還你?「如果不是萬不得已,媽媽是絕不會跟我提出這個要求。」可這通微信讓她苦惱。來到上海後,為了早日結束以貸還貸,除了白天工作,小穎還要通宵達旦為人代寫論文——那是她的兼職。「連續幾個月,我每天睡覺僅兩小時。」得知媽媽欠債前,她的當月債務已能與收入恰好持平,「有時還能存下幾百塊。」可那一晚,她頭一回見到媽媽像個驚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潰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那分平衡,再度開始了借貸,還貸。等到年底回家時,她見到同被深深套進這個惡性循環體系裏的媽媽已不復往日的堅強——「老了」。

「打小,我和媽媽就擁有一本對話簿,我們把自己想向對方傾訴的小秘密都寫在裏面。」去年10月,媽媽還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時媽媽精神狀態大為改觀。她偷偷問媽媽,是不是欠債有法得到緩解?「媽媽告訴我,重要是調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貸還貸。」送走了家人後,小穎思前想後一個月,終於鼓足勇氣,面對自己的每筆網貸。「3年裏,我已欠下了20多萬!」那晚,她回到童年時跟媽媽交流的方式——「微信就是我們的對話簿。我在上面告訴她,我決定停止所有的以貸還貸,以後踏踏實實還債。我還把自己的還款計劃列得清清楚楚,全部發給了她。」不一會兒,媽媽將自己在還債期間收藏的各種應對催收的技巧,保護自身利益的法律條文推送了過來。

「我的債務現已全面逾期。」與小穎相會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廳裏,周遭的嘈雜蓋過了她的聲音。她一邊笑嘻嘻地說,一邊悄然心細地點餐——儘管那頓飯不由她來買單。她還是常收到各式各樣的催收電話,有些人跟她軟磨硬泡,有些人對她簡單粗暴,但她已學會如何應對。此外,她不再熬夜為人代寫論文賺錢,而是換作倒賣演唱會的門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貸付款。她還向那些用網貸購票的學生宣傳,不要借款消費。另外,「即使再困難,我和媽媽也不向親戚朋友伸手,因為人情債更難還。」她說為了還債,媽媽做起了保潔員。「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賺多少是多少。」 她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爭取三年,還清所有網貸。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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