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飽食窮民」：我想借網貸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2020年2月2日晚，南柯在上海郊區的租房裏又是徹夜難眠。天快亮時，他登陸知乎，整理起「危機思路」，寫下第一篇日記：1. 做好抗擊暴力收款的準備。2. 好好工作，爭取每個月多掙一點。不要怕啥996，只要多給工資，累死也值。3. 開源節流，能不吃的就不吃，能不買的就不買，省一點是一點。

南柯清算自己的債務：京東借錢總欠款44485元（人民幣，下同），360借錢總欠款23869.8元，宜人貸總欠款110873元……自己已欠下十多家網貸平台、連本帶利一共43萬元。那一天，南柯痛下決心，他要「強制上岸」（意指「強制結束借貸生活」）。

「不算利息，我還有39萬元本金要還。」今年7月13日晚，南柯在電話中坦言。他自稱「92年生人」，聲音透出些許靦腆。他告訴我，自從在知乎上發表《網貸43w強制上岸日記》後，馬上引起關注，不斷有網友發表評論，還有人要求加他的微信。「80後，90後，還有一些四五十歲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人。我們一共組了20多個群，每個群大約100多人。」他說，他不會將群拉滿500人，「人少才能彼此知曉有商量，會在這裏面成為朋友。」

時隔一年，負債者南柯已成為渡人上岸的群主，他還開了一微信公號——「我們的上岸之路」。目前，他的每月收入來自兩份穩定兼職。一份是給一家自媒體公司做編輯，空餘時間再做點其他活。「一共四五千元，除掉房租1200元，生活費一千多，剩下的錢把能還的先還了，夠了。」他說，他原本就懷疑「人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如今負債累累，更了斷了感情生活的羈絆，「一人待着挺好。」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在中國興起，成為多數年輕人自幼共同成長的工具與娛樂生活方式，因此，年輕人對於各種形式的觸網行為接受度極高，同時具備了前衞、新潮、追求新鮮感的消費意識。」2019年，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Nielsen）在對中國一線至五線城市、18歲至29歲學生或在職人員等進行信貸消費在線調查後，於《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調查報告》中指出：年輕人中，總體信貸產品的滲透率為86.6%。工作的90後中，有57%存在實質性負債。

編注：報告通過每月待還款金額佔月收入的比重可測算，中國年輕人平均債務收入比（即負債率）為41.75%。如果扣除掉消費信貸作為「支付工具」的部分，那麼年輕人的每月實質償還債務收入比將降為12.52%。

其中一些人，和南柯一樣，最終陷入了債務的泥潭。而拉住他們向下沉的，是時代野心投射在個體身上的慾望，是城鄉折疊、貧富差距下的掙扎，是普通人面對生活波折時的脆弱與驚惶，以及，缺乏監管、誘人沉迷的網貸系統。

十年前，南柯從合肥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學過商務英語的他先後在該市的婚戀網站、快遞公司謀職。「第一份工作工資兩千不到，第二份做數據輸錄員，幹了大半年，可以拿三四千元。當時家裏催婚，自己心思也在浮動。一個大專生在一個二三線城市發展機會可想而知。」於是2014年，南柯在淘寶上開店，並從合肥回到了家鄉——那是安徽下面的一個小地方。

「我在淘寶上為拖延症者做監督。我不需要說話，打字就可以；或者用語音服務，聽人吐槽。」這份略帶心理諮詢意味的項目在網上開業不久，每月純收入3000元，他也從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我能從這種溝通中獲得觀察世界的養分。」可他滿意的事業在家鄉父老眼裏卻是「不務正業」，最後，南柯關掉了淘寶生意。但從此，他對自己的賺錢能力有了自信——「你想想，就算進富士康打工，每個月工資也不過5000元左右。」2015年，南柯來到上海一家自媒體做公號，除了正常上下班，還兼顧淘寶生意。但他改弦易轍，在網上做起實體貨物交易。之後，他又進入一家創業公司，他說那時，「人變得不太理智起來。」

「眼看別人成家立業，自己的壓力無形增大。家人也在電話中催婚，可我家經濟條件並不好，老家買一套房也得要五六十萬，首付也得二十萬，還有婚後的人生規劃怎麼辦？」南柯決定齊頭並進，他一邊跟人學做投資理財，接觸比特幣，一邊在淘寶店上屯貨準備大賺一筆。只是投入運營成本的同時，他的開銷也在加劇。

第一筆網貸來自支付寶。「那是2016年，最初借的本金不多，大約是一兩萬，然後是五萬。後來借得多了，人就陷入利息這些事裏。」南柯稱自己跟群裏很多負債者一樣，對數字不敏感。他從來不算自己借了多少筆錢，每筆利息本金是多少，只知道那種感覺猶如抽煙，一旦上癮就成了習慣。只有每月即將面臨逾期，他才如夢方醒。「有多恐怖？——如果今天某筆借款快逾期了，我下班回來，趕緊翻查有沒有能申請的網貸平台。不斷下載，不斷嘗試，直到有一家可以借出錢來還債。等過幾天，又有一筆借款要到期，前次操作再次上演。」——這就是他40多萬網貸的由來。

「以貸還貸在金融機構裏是一律禁止的事情。」 曼哥在國有銀行從事信貸業務，擔任過公司客戶經理和網點行長，現在主要負責項目的風險管理。 可他進而指出，「監管是真空的。實際上錢花到哪裏，誰也不管。」

中國網貸行業發軔於2013年左右，隨後便進入野蠻生長、監管真空的時代。2017年，中國網貸行業貸款規模高達4300億美元，彼時，英美兩國的網貸總貸款規模才400多億美元。最瘋狂的時候，中國網貸公司數量高達6000餘家，遠高於同階段其他資本市場的體量。與高速膨脹相伴的，是不斷發生的P2P爆雷潮，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計其數的「金融難民」。

中國政府於2016年起出台系列政策整治網貸。但據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公開表示，截至2020年6月，網貸平台還有出借人的8000多億元沒有回收。

2020年8月20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修改《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從原來的24%-36%，調整為15.4%。

這是一條「分割線」，南柯指出，但現存的網貸負債者裏，大部分人都是在此時間點前借貸 。

「如果按照36%的利息算，借一萬元的利息就是3600元。對於很多負債人來說，一個月工資可能都到不了。因為借貸的都是年輕人，工作與收入都不穩定。再加上很多人拿到錢後用於消費，在消費大於收入的情況下，經濟狀況就是負循環。」南柯補充道，負債者中，高學歷者也佔部分比重。他們之所以敢借貸，是因為他們普遍相信自己發展潛力大，堅信負債能通過以後的工作升職加薪填平。如果他們是做生意或投資，則會相信自己賺取的錢，能夠高過利息增長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什麼生意賺錢的速度能趕上網貸利息增長的速度。」

最怕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南柯在負債者人群裏，一次次地刷新三觀。

「教人上岸的群五花八門，通常會遇到三種情況。」他說：第一種是勸負債者玩人間消失。第二種是玩一些營銷機構的套路，比如某人包裝成高大上的專家，西裝革履，引負債者入群，再教他們一些付費課程。第三種，比如某高利貸或某家網貸平台的工作人員，私下讓群主在群裏為其做推廣。通過群主介紹到該平台借貸的負債者，每借出一萬塊錢，群主可以從中抽成500到1000元。還有賣POS機的人也來找我在群裏推銷。因為負債者中，有人想利用POS機刷卡套現，這是一門剛需。還有一些人說是推薦群裏女孩做兼職直播賺錢，其實背地裏是做賣卵代孕交易。我就遇到過，有人在群裏聲稱自己賣過一次卵，還想再賣一次。還有人做色情服務，想潛伏在群裏發展下線，被我識破，將他與他搭上的下線一塊踢走。再有過有錢人加我微信，問我能不能介紹願意提供性服務的女負債者。他在網上看到了這個群體的存在，很想滿足一下自己的獵奇心理。

「你能在這個圈裏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過，」他話音一轉，「加我入群的女生很多，大多數人人品不錯。社會上，不論信用卡還是網貸，總會優先借給女生。她們不僅申請網貸的機率大，也更容易受到恫嚇還錢。」南柯總結起群裏女性負債的緣由：買買買，高消費是其一。情感受騙是其二——比如遭遇「殺豬盤」，或被親近的人騙。還有一類是為了家庭。他感到，「在這裏面，女性的奉獻會多一些。」

今年4月底，我在上海靜安區的一座廣場見到一頭長髮、一臉陽光的小穎。之前，是她向我推薦南柯的公號，並講述了自己身負20多萬網貸的來龍去脈。

「小穎」是這個東北姑娘上大學做微商時給自己起的化名。她說她在一歲時，父母離異，從此與母親、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儘管家境並不富裕，「可媽媽從沒在我面前流露過辛苦，抱怨。我媽媽認為女兒就應該富養，她能滿足我的，會盡量滿足我。」

2017年大學畢業前夕，校園貸正流行。小穎記得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接觸分期樂（一個向年輕人提供分期消費的金融服務平台）。「它僱傭學生在每個寢室門口、樓道口張貼海報、發傳單。促銷人員也會發放禮品——如果你在平台註冊個人信息，它就送你兩個蘋果。」她不加思索地註冊了自己的身份證號。那會兒的她只想領走那份「伊甸園的果實」。

「以後，它經常給你推送廣告。比如借你一萬，借你五千，你可以分12期、36期償還。」這種信息讓小穎產生暇想，「它就像一張信用卡。如果大人能夠使用信用卡，那我們是不是也能使用它？」那時她正在實習，工資微薄，可她想為自己辦張健身卡，《小時代》裏的白領精英不都是下班後趕去健身房？「一張健身卡要5000多塊，我一個月工資才2000塊。」這時，分期樂上靜靜躺着、還未動用過的「萬元額度」向她招起了手，「我突然看到它發來的信息，告訴你額度快要到期了，要不就去試一下？」第一次借款，小穎選擇借貸5000元，分36期還款。「它沒有告訴你，它的風險性以及後續的事情。」輸入對方發來的驗證碼，點下確認鍵的兩秒鐘，她手機裏的重要信息已自動被對方獲取。那裏有她的家庭住址、緊急聯繫人的電話，還有她近期的通話記錄。「你必須要讓它讀取。」那時的她已不敢按下「stop」。十分鐘後，借款就打來了。

「從小到大，周圍的人都在跟我灌輸，媽媽不容易，外公外婆不容易。等你長大了，你要好好報答他們。」正式工作後，她迫不及待地為家人購置高檔用品，帶他們出入高級餐廳，「不用我媽花錢，每次在外吃飯，都是我來。」同時，她的消費慾望也在膨脹。有段時間，她的早餐就是一杯星巴克的咖啡。一個月裏，光喝咖啡的錢就接近工資的一半。「然後下班衝到健身房，簽字的一瞬間感到自己老厲害了。銷售人員衝你姐長姐短的，你會有一種眾星捧月的感覺。」

小穎在分期樂上的一萬元額度早已用完。為免逾期，她開始在其他平台上借款，「大多已記不清名字了，只要還款就卸載這款App。」不僅如此，她還陸續辦理了幾張銀行信用卡，額度累加到3萬元。

「舉個例子——我這個月借了100元，按合約利息，下個月要還120元。可我沒錢還，為了還款，我還是去借貸120元。那麼按照合約利息，我在下下個月就要還150元。」2018年，先後在水產公司及外企上班的小穎，月工資已有三四千元。如果沒有負債，她或許能在家鄉過上小資生活，起碼不至於入不敷出。實際狀況卻如她在微信上所寫，「利滾利地」——借款由最初的5000元滾到了14萬。

校園貸於2014年興起，到2016年，借貸寶壓榨借貸人「持裸條借款」（指借貸人手持身份證拍攝裸照作為「裸條」抵押，一旦逾期無法還款將被公布裸照給家人朋友）、大學生負債者自殺等案件屢屢遭媒體曝光。人們發現，多數發放短期貸款的平台幾乎沒有對學生還款能力進行審查，貸款的年化利率則達到15%到24%。政府隨後發佈一系列文件進行專項整治，但校園貸仍以各種名目繼續滲透校園。小穎就是在專項整治後依舊陷入借貸的泥沼。對於整治效果，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科技室主任尹振濤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效果的好壞在於執行力度和監管力度。與此同時，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公檢法部門對其他機構，尤其是違法違規的機構要給予約束，而非只是監管部門發力。」

「我還天真地想過，既然國家嚴厲整頓，我的借款是不是就不用還了？」但到了2018年年底，小穎絕望地發現，十多萬元的窟窿已難填補——「沒有平台再給自己放款，所有的地方都借不出錢來了。」

「我害怕真相暴露，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 債務大爆發後，小穎不敢回想外公外婆還有媽媽收到禮物時開心的臉龐、為她驕傲的神情，她想硬撐到底。2019年7月，為謀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她提走在家鄉僅存的6000多元公積金，接受了上海一家醫藥公司的工作，「對方開出的工資是8000多。」為節省開支，她在地處偏遠的奉賢區租了一室一廳，每月房租2000多。添置了日常用品後，積蓄所剩無幾。「每天早上要倒三班地鐵，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市中心。」

不久，對她心心念念的外公外婆來上海看她。「懷着一種詭異的心態」，她請兩位老人去品嚐正宗的潮州菜。她已記不清那頓華而不實的大餐消費了600還是800元，只記得當時，她一面偷偷用手機借貸、支付賬單，一面五味雜陳地看向二老，「他們並不覺得這頓飯比東北大米來得實在，我卻不斷用金錢向他們證明自己。」

2019年年底回家過年，小穎發現來上海打拼半年，她卻連超過400元的車票都不敢買。「最後買車票還是用信用卡支付，坐了兩宿一夜。」她在電話裏幽幽喟歎，「整容貸，佳麗貸——別人負債至少還享受過，可我從來沒真正享用過，不斷地以貸還貸，賺來的錢90%都用來還債，這才是真正冤的地方。」說到這裏，她想起另一位負債者公開發表的心聲：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有一種深深的空虛感。

用消費體驗一把「正常生活」

「這句話就是我說的。」左一告訴我。這個26歲的負債者在電話那邊傳出的聲音透着幾分壓抑。去年疫情進入後半場，他從北京回到家鄉——一個毗鄰江西宜春的縣級市，然後「社會性死亡」到如今。

「我一直都很孤獨，我的家人基本上也不與別人交流，我們都是孤獨的。」他堅稱自己是一個「無產者」：我們一家都是農村底層。我從小和弟弟看着父母一大早出攤販賣水果，我從小學到初中都要幫助他們出活。過去，他們擺攤月收入還能賺到3000塊，但年紀越大，生意也越來越差。主流世界裏，在那些過着「正常生活」的人眼裏，我父母根本無人在乎，也沒人會把他們當「正常人」。他們也認命了，我們沒法交流，他們也無法理解我。

我問他，「正常生活」具體指什麼？「起碼有尊嚴。」他回答。早期，他對「成功」的定義是普世價值裏「有錢有閒」，受人歡迎與追捧的生活。

2013年，左一考入北京一所211之列的理工科大學。「學校在昌平，與想像中的大城市不一樣。」入學不到一年，他便對大學校園的好奇心消失殆盡，「有些人生活得很好。但在小賣部、食堂打工的人則薪水微薄。人在這一體制下，活得更加死板僵硬。」

大二時，左一因為學分未達到要求，不能升級。「留級更使人孤僻。」他想起逃課時，他與同一寢室的室友「躺宅」的情景，彼此沒有交流， 寢室裏死氣沉沉。另一件事加重了他的挫敗感：「高中時期的一個女同學考入天津讀大學。我們恢復聯繫後，知道她還沒有男朋友，我就上天津去找她。那天，我們一起去逛了景區，晚上一起吃了飯。結果第二天早上，她對我說，你回去吧，你不走我走。她就這麼拒絕了我，我不怪她，我只覺得我追求的東西永遠都得不到，或者說我就不配得到。」

2016年暑假剛過，左一瞞着家人退了學。「我把行李打包回家，向他們坦白我沒讀書後，他們痛罵我，朝我叫喊，我戴上耳機，終日沉默，誰勸都不理。」上次離家時，不知他退學的父母曾將下一學期的學費交給了他。在家困了一個月後，他揣着這筆錢跑去重慶，又漂到成都。2017年過完年後，他在網上看到北京西直門一家民宿在招工，在那裏幹了七天，又去一工業園區當保安。再後來，他輾轉到南昌，暫住親戚家，「待了一個月，嘗試做保險。」由於不喜歡「被底層騙去做推銷」，他返回了北京——「我在豆瓣看到首都機場附近，有一家私人開的小賓館招前台人員。我找到老闆，談好包吃包住、月收入3000元，生活暫時安頓了下來。」這時，他停頓了片刻：在那兒，我真正走入了以貸還貸。

因為經常上夜班，左一白天不是睡覺就是上網。「互聯網是打開自己眼界的地方。」如果說對過往還有幾分留念的話，那就是上大學時，他有過對精神生活的嚮往。那時他喜歡看文藝片，喜歡上網搜索「宣揚個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文章」，還曾坐上兩個小時的地鐵，只為參加「單向街」舉辦的活動。

不知何時起，他打開的「界面」換作了網紅直播。「比如他們推薦北京SKP頂層的『遊園驚夢』，說那裏的淮揚菜非常有名，我就會記下來。雖然那裏的店員只把我當成一個普通消費者，我卻體驗到從未有過的感覺——特別好！」接着，他光顧起名牌服裝店與潮鞋店，「標價一千多元的衣服，換作過去，我想都不敢想。」回味售貨員熱情接待他的場景，他想起自己剛來賓館打工時，被人帶到城中村的商店，花20塊錢添置的衣褲。他感慨道，只有從打工者變為奢侈品消費者的那幾個小時裏，「才算過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從此，他與他人在網上建立起了「談資」，「他們發布的消息，我都知道。我們總算有了交流，能夠融進一個圈裏了。」

「我很早就在使用花唄（螞蟻金服推出的一款可於支付寶消費時使用的消費信貸產品，和信用卡的功能類似）。在辦理那張美容卡之前，我從來都是剋制消費，一個月借出的錢連一千塊都不到,不逾期不分期，省到不願多付一分錢利息。」電話中，左一說起2018年，在順義一家美容院門口，有人向他推銷按摩服務，「體驗一次，只要30元。」在按摩床上，「我穿着一條短褲，女生為我按摩肩頸腰背。」他強調，雖然與異性平時接觸很少，但那不是他與異性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是第一次獲得異性帶來的滿足」。對方邊按摩邊問他，辦張卡嘛，1280元可以做十次。待他離店時，他刷了一千多元辦了一張美容卡。

十次服務很快就在「滿足後，還想再度滿足」的循環鏈中用盡。前前後後，他在美容卡上一共投擲了兩萬多元——幾乎是他打工攢下的全部。「我想摸她們的手，她們直接拒絕。而每當卡里沒錢時，她們又會勸你消費辦卡。久而久之，男人對女人的那點蠢蠢欲動變得厭煩——我對她們的手段感到厭煩。」左一在電話那頭歎了口氣，就算花錢還是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到底什麼才能讓他真正感到滿足？我問道。「無壓力地在北京生活，能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能夠正常地消費，能與相愛的人精神對等地交流。」他答。

2019年1月，因為工作不夠用心，左一被老闆辭掉了。「離開時，手裏沒錢。為了租房，我在花唄上借出兩萬元。」那時的他相信，只要找到工作，就一定能還上這筆錢。即使落魄，他還是難捨逛商場、泡美容院、吃大餐與買名牌。為此，他開通了一系列信用卡，「一切正規銀行開的網貸，我都嘗試了一遍。」一時間，他彷彿擁有了「聚寶盆」，他要用它們補償過去。於是，「一年之內花掉了十多萬」，即便如此，「如果自己能有更多的錢，我會報復得更兇。」他說。

一張銀行信用卡逾期一個月後，左一收到催收員打來的電話。對方口氣不善地問他，既然沒錢還借什麼錢？如果再不還錢，就派人來找他。「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錢。」左一懊惱道。那時他想到了家，「想回到有人關心自己的地方。」

2020年5月，房租到期，在北京漂泊已久的左一回到家鄉。起初，他抱有幻想：與父母商量還款，向親戚朋友求援，先把外債全部還清，再找一個正式工作。「結果，沒人幫你。」除了遠在雲南大理工作的弟弟，每個月會從微薄工資裏轉給他一兩百元，勸他振作。「花錢是孤獨的，還錢也是孤獨的。」電話中，他重複這句話。

「你還會還這筆錢嗎？」我打斷了他。

「有天能還就還吧……」但是暫時，他選擇「無視」現實，將手機設置「免騷擾」，對短信裏的關鍵詞做屏蔽。「還接到過法院傳票，我也無視掉了。」過去他眼中的「枷鎖」，如今成為保護他的「盔甲」——「誰會來農村找我？這裏連門牌號都不準。」唯一沒有被他「無視」掉的，大概只剩下互聯網了。每天為了打發無聊，他會在上面搜索「更無聊」的內容，「現在，它們反而讓我感到真實。」

不管在哪裏，我都能找到你

3個月前，D先生收到催收電話。電話這頭，他反倒告誡對方，負債自有原因，況且欠錢不多，「一共6萬，我就借了兩三張信用卡的錢」。如果他們敢曝他的通信錄——「只要收集證劇合理，投訴行為合法。輕則開除催款員，重則使其公司罰款。」自此，他再也沒收到過類似電話。「同行催收同行，誰都知道後果。」他說。

7月，與D先生兩次通話，他都選在夜深人靜、妻兒安睡後，不是溜到小區外、就是爬到樓頂接電話。從催收員到負債者，歸根結底，他是為了這個家。「3年前，我做起催收員，這是我婚後第一份工作。」與南柯一樣，D先生也來自安徽下轄的一座小城。高中畢業後，他為一家教育機構推銷售課，負責招生，按他的話說——「全國各地到處跑」。直到23歲，他厭倦了這種馬不停蹄的生活。「因為結婚需要穩定下來。」他與妻子在合肥安家買房，他應聘的催收公司就在他家樓下，「走路只要5分鐘。」

聽得出來，最初，他對這份職業心滿意足。「在合肥，一個人平均工資大概4000多。做催收員底薪2000多元，幹得好提成也有一萬。」他打起比方，如果上午叫人還了五萬元，自己下午就不用上班了，「要是業績一直好下去，天天都不用上班。」

公司承接銀行信用卡催收業務，總部在深圳，全國有好幾家分公司。裏面的催收員大多在18歲以上，25歲以下。「這個行業壓力大，人員流動性強。公司業務是按季度調配，可能前三個月為交行信用卡催收，後三個月是為中信催收。」D先生記得剛進公司的7天裏，上司對他們一對一地輔導。「以訓練話術為主，領導模仿卡人與三方，看你如何應對。」他解釋說，「卡人」就是持卡人，三方就是卡人的「父母、親戚、朋友」。「基本上，所有的負債者都聯繫不到本人，只能聯繫對方的三方。」

上司教授D先生，他用公司電話只能通知對方還款，不能進行言語威脅。要尤為警惕有些負債者會故意「誘導」他，讓他冒出一些威脅的話，授人以柄，對他進行投訴。「如果意識不對勁，要立刻停止催收。」他總結那「七日談」——說是學習催收，不如說是學習反催收。

「公司正不正規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催收手段。」那晚天台風響，D先生的講述卻是風清雲淡，「只要為了業績，什麼事都能幹。既然不能用公司電話威脅對方還款，那就用私人手機。沒人會在公司裏教你這些，這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套路之一。」

「催收是什麼？」他說對於負債者來說，那就是一條流水線：如果你的信用卡逾期一個月以內，銀行工作人員會打來電話，客氣地請你儘快還款，不要影響徵信。等你逾期三個月，催款業務就轉向外包。這時，對方會告訴你，你涉嫌信用卡詐騙，如果不還將會如何如何。再等你逾期半年不還，就會收到律所信息，說你被訴訟等等，但它有可能是偽造的。等上一年以後，你會收到有人打來的協商電話，要求你只還本金——那是投資人的錢，必須收回。如果你還是不還，那麼銀行會來起訴你，去你戶口所在地上門催收。「流水線催收以時間為序，最開始的成本最低，越到往後，成本越來越高。」他說。

遊刃於這條「流水線」不到三年，D先生已做到「基層幹部」：我們與網貸催收不同，當你申請網貸的那一刻，網貸平台就獲取了你的通話記錄。可我們做信用卡催收，這種手法受到明令禁止，得靠自己「摸索」。反正你接不接電話，還不還借款，我都能聯繫到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只要是在銀行註冊過的「卡人」，催收員「通過大數據搜索」，把對方名字輸入進系統，就會展示出一張輻射「網」。「科技發達到何種程度？只要知道對方住在哪個小區，通過銀行系統搜索，我就能把對方所在小區裏面，辦理過卡的其他人找出來。我會一個一個地給他們打電話，請問你是否認識某某？他就住在這片小區。極有可能，這個電話就正好打到了負債者的鄰居那裏。」D先生對使用這筆「數據」輕車熟路——「你曾經工作過的任何地方，與你共事過的任何同事，我都能查出來。很簡單，你辦理信用卡時，需要填寫公司和社保信息。上面有顯示每家為你繳納社保的公司。」

哪怕對方隱藏在農村，他照樣能如法炮製，「大部分負債人的身份證號碼都能顯示來自某某村，某某鄉鎮。一個村鎮並不大，人口就那麼多。把其身份證最後兩位去掉，進行隨機搜索，馬上就會出現一批人與他是同一地方。你再縮小搜索面積——鎖定這片地方上，與他同一姓氏的人，他們很可能是他的親戚。」

進而，他拿捏到「壓死駱駝的最後那一根草」——「你還可以聯繫到對方所在當地村委與派出所。比如我們以銀行工作人員的名義打過去，自稱因為一筆業務要聯繫此人，問派出所能不能給對方打電話。可能80%的人會說這事不在他們的受理範圍，但總有一些鄉鎮機構裏的人會在無事可幹的情況下表示同意配合。你要知道，負債者一般在接到銀行與律所電話時，是不會心慌的。但當他接到當地派出所的電話，心理肯定會崩潰。催收電話都打到老家來了，這就不是簡單的口頭威脅了。」

負債者的QQ空間、抖音號都是D先生挖掘的領地，「只要發現有人在上面給你留言，估計認識你，我就能加其好友，告訴他你欠了我們的錢。」體現他工作效率的一部分，即圍繞一個負債者，聯繫到其身邊30至50個關係人，「越是有穩定工作、穩定收入的卡人，越容易催回欠債。要利用這個網，給對方施加壓力。」這時，互聯網與人際關係網已被他混為一體。

妻子問過他，是否覺得這裏面有些人挺可憐？他面對負債者，自覺與醫生面對病患無異。在他看來，只不過很多「病患」是咎由自取，尤其是「那些因賭博負債累累，輸得家破人亡的人。」

只有一個案例是例外。「那個催收對象是個女人。我們通話4小時，實屬罕見。我是通過她辦理信用卡留下的QQ號找到了她，她在電話那邊哭泣，說丈夫因為負債與她離婚，她還帶着兩個孩子。欠銀行的錢還是次要的，她還背負了高利貸。為了躲債，他們搬到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可她已連孩子的生活費都拿不出來了。她求我報警，她要帶着孩子自殺。你想想，她能與不認識的催收員哭訴這麼久，除了勸她，你根本就沒法提還錢的事。」越說下去，D先生越感到生活說不清楚，就像「自己淪為負債者，也不能怨天尤人。」

2019年，D先生徹底不想幹了，直接原因是同事出事了。「那人比我大兩歲，當初還是他引我入行。他用了所有催收員都會用的方式，給在異地的一男生發去催收短信——內容大概是你如果再不還錢，我就通知你家人。沒有想到這名卡人跑去跳樓自殺。警方隨即在死者手機裏查到這通短信，連夜趕到合肥抓走了這個同事。事發後，公司開會拿這件事當作催收的典型雷區進行分析。據主管說，那個自殺的男生來自甘肅農村，家庭條件不好。雖然只欠了一萬多塊錢，可他還是害怕家庭及個人負擔不起。」D先生從這件事中看到了危機，「我有妻兒老小，不能為一份工作冒這麼大的風險。」其後，他毅然告別了催收。

辭職不久便趕上了疫情爆發。「爆發一個月前，我的孩子出生。爆發前兩天，我們用全款買了一台新車。」他與妻子原本對家有盈餘自信滿滿，突如其來的逆轉讓他們猝不及防，只能困頓在家，坐吃山空。「疫情在合肥持續了半年，才算恢復正常。妻子孩子都需要我照顧，我也不敢離開他們去外地找活。」無奈之下，他動用了信用卡里的額度，這就是他欠債的起因。「但我沒走上以貸還貸。」他強調道，「網貸的每筆利息怎麼算，我都懂。我不考慮網貸。」最後，他跟妻子挑明瞭他的外債，他自責沒能讓他們過上寬裕的生活。如今，他在找一些跨省包車等賺錢活路，「大不了賣了這部車，總能還上這筆錢。再說我不是自己亂花錢欠債，我是為了家庭。」辛苦之餘，他跟自己說。

南柯在知乎上發表第一篇日記後，D先生連夜讀完，「深有感觸」。爾後，他私信了南柯，此時的他已被信用卡上的逾期賬務，家庭開支壓得難受。交流完後，南柯引他入群。

「我一進群就坦白我做過催收，現在也是負債者。你們要是對信用卡方面有什麼不懂，可以問我。」D先生說這樣做一半是為了尋求安慰，一半也是為了幫助他人。群裏有人因為以貸還貸，欠債四五十萬。還有人苦於心理折磨，半夜突然宣稱自己不想再活下去。跨入催收行業前，他就認定這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行業。親歷了「雙重人生」，他依然認為對他催收過的大部分負債者「沒有必要浪費感情」。但有時，他會在負債者群裏為他人鼓勁，「我教你們不是讓你們當老賴，只想讓催收儘量少影響你們的生活。」

上岸

「即將逾期還沒逾期時，你會感到隨時會死但又沒死。而當你真正逾期，暴力催收等等也都經歷了，你反而有一種已經死掉的解脱感。這時候，有人——特別是那些年紀已大、對後半生無望的中老年人會想徹底解脱。還有些人則是在短暫的解脱後，更渴望爬起來，重新恢復正常狀態。」南柯在電話中為自己、也為那些與他同樣渴望重生的負債者們剖白，「求生的本能會讓我們選擇強制上岸。」這其中，就有小穎。

2019年年底，小穎收到一個催收電話，催收員道出她媽媽的名字。對方告訴她，她媽媽用信用卡借錢，逾期不還，後果嚴重。掛斷電話後，小穎沒有給媽媽打電話，而是陷入沉思。就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她還在老家，媽媽也接到了催收員的電話。小穎小心翼翼守護的秘密終在那刻戳穿——當時，她已連300塊都還不上。急火攻心之下，她冒險去借了「714」高炮——貸款週期為7天或14天，是一種超高息的短期借款。「高炮」指高額的「砍頭息」和「逾期費用」。2019年，央視3.15晚會曾曝光——有用戶借「高炮」後，3個月裏，借款由最早的7000多元滾到50萬元。

「你不要以為我們只是打打電話而已，我們會讓你過個好年，讓你的親朋好友也過個好年。」——掉進這個坑後，等待小穎的就是惡性催收。刺耳響起的手機鈴聲是對人精神上的摧殘。她不再接聽電話，見狀，催收員轉而打到了媽媽那裏。

當晚，小穎回家哭着向媽媽坦白了實情。媽媽沒有責怪她，「媽媽總說，年輕時吃虧上當不是大事，總比老了吃虧上當要強。」媽媽交給她兩三萬元，讓她暫堵窟窿。「媽媽年紀已大，身體不好，她早就很難找到工作了。」她想到母親年輕時為了自己與這個家，幹過財務，做過銷售，去到外地起早貪黑、扛着大包小包的身影。那時，她還不知道為了幫自己還債，媽媽用信用卡借出那筆錢，又以信用卡倒卡的方式，此後不斷地借錢還款。正如她當初不想讓親人為自己擔憂一樣，媽媽也向她隱瞞了自己的債務。

一天晚上，媽媽發來微信：女兒，我最近資金的確有困難，你能不能先借媽媽一點錢，我過些日子還你？「如果不是萬不得已，媽媽是絕不會跟我提出這個要求。」可這通微信讓她苦惱。來到上海後，為了早日結束以貸還貸，除了白天工作，小穎還要通宵達旦為人代寫論文——那是她的兼職。「連續幾個月，我每天睡覺僅兩小時。」得知媽媽欠債前，她的當月債務已能與收入恰好持平，「有時還能存下幾百塊。」可那一晚，她頭一回見到媽媽像個驚慌失措的小女生，在她眼前崩潰大哭，她只能打破自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那分平衡，再度開始了借貸，還貸。等到年底回家時，她見到同被深深套進這個惡性循環體系裏的媽媽已不復往日的堅強——「老了」。

「打小，我和媽媽就擁有一本對話簿，我們把自己想向對方傾訴的小秘密都寫在裏面。」去年10月，媽媽還有外公外婆再度到上海看她，那時媽媽精神狀態大為改觀。她偷偷問媽媽，是不是欠債有法得到緩解？「媽媽告訴我，重要是調整好自己，不要再以貸還貸。」送走了家人後，小穎思前想後一個月，終於鼓足勇氣，面對自己的每筆網貸。「3年裏，我已欠下了20多萬！」那晚，她回到童年時跟媽媽交流的方式——「微信就是我們的對話簿。我在上面告訴她，我決定停止所有的以貸還貸，以後踏踏實實還債。我還把自己的還款計劃列得清清楚楚，全部發給了她。」不一會兒，媽媽將自己在還債期間收藏的各種應對催收的技巧，保護自身利益的法律條文推送了過來。

「我的債務現已全面逾期。」與小穎相會的那天中午，在上海的一家茶餐廳裏，周遭的嘈雜蓋過了她的聲音。她一邊笑嘻嘻地說，一邊悄然心細地點餐——儘管那頓飯不由她來買單。她還是常收到各式各樣的催收電話，有些人跟她軟磨硬泡，有些人對她簡單粗暴，但她已學會如何應對。此外，她不再熬夜為人代寫論文賺錢，而是換作倒賣演唱會的門票。只是，她不接受任何借貸付款。她還向那些用網貸購票的學生宣傳，不要借款消費。另外，「即使再困難，我和媽媽也不向親戚朋友伸手，因為人情債更難還。」她說為了還債，媽媽做起了保潔員。「每天能做多少是多少，能賺多少是多少。」 她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爭取三年，還清所有網貸。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