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疫苗猶豫」專家官晨怡：我們必須先理解人們不願打疫苗的原因

對於民眾的「猶豫」或「挑選廠牌」的行為，政府不斷呼籲、勸說民眾「輪到你就去打」，甚至在民眾抗拒AZ疫苗時，說出「英國女皇也打AZ」（實際上英女皇並未公布接種疫苗廠牌）等宣傳詞令，就是希望降低民眾的疑慮，提高疫苗的接種劑數。各大網路論壇也開始出現子女苦惱發問，「家裡的老人家怎麼勸就是不去打疫苗，怎麼辦？」

事實上，這名為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的現象，並非台灣獨有、也非Covid-19疫情中才出現。根據WHO的定義，疫苗猶豫是指「儘管有疫苗可用，但民眾遲遲不願或拒絕接種疫苗，導致疫苗可預防的疾病爆發流行」的現象。疫情持續肆虐、變種病毒來勢洶洶的此刻，將疫苗猶豫當做一個正式議題來面對它，發展出有效的風險溝通機制來緩解它，顯然是台灣未來防疫工作的當務之急。

台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長期研究台灣疫苗猶豫議題。在她看來，台灣的疫苗猶豫具有哪些本土特色？疫苗猶豫該如何解決？台灣政府當前的風險溝通的方式，還有哪些不足之處？

端＝端傳媒；官＝官晨怡

不管是政府也好、熱心民眾或意見領袖也好，在做這些溝通的時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論，多一些科學上的論證，就長遠來講，社會會發展得比較健康。

端：什麼是疫苗猶豫？它是這次疫情新興的現象嗎？

官：過去，我們都覺得台灣應該比較沒有「疫苗猶豫」，因為我們過去的各種疫苗接種率都很高。研究之後，其實有些令人驚訝的發現：其實台灣的疫苗猶豫，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嚴重點，跟WHO的一些數字相比，可以說台灣人有疫苗猶豫的比例是偏高的。

在疫苗猶豫的群體中，有一部分是家長。為了瞭解他們，我深度訪談、參加他們的聚會、到家庭裡面跟他們聊天，瞭解疫苗猶豫的成因。我觀察到，有一些類型的家庭，比較容易產生疫苗猶豫。例如說他們會去選擇體制外的生育或教育方案：例如居家生產、上自學班等等，或者會願意選擇一些另類療法。

這些社群，平常就跟體制保持著一定距離。但我們也不應該把這些現象歸結在個人身上，好像說「你們這些人就是比較叛逆、對體制不信任才會不相信疫苗」，這也不見得公平。因為我深入訪談之後，就會發現，雖然這些人好像有一些「體制外」的傾向，或者身體觀跟一般主流不同，但歸結到最後，還是因為疫苗的資訊不足，才會讓他們心生猶豫。

我覺得訪談下來，我還是覺得可以歸結出一個現象：我們台灣在疫苗的資訊溝通上，一直都不是那麼注重。以平常這些「常規疫苗」為例，這些疫苗資訊溝通的重點，通常都是先告訴我們「打疫苗有哪些好處」、「為什麼要去打疫苗」，但對於相關風險的仔細說明、事後會出現哪些狀況，其實風險說明的資訊都偏少，所以有蠻多民眾是對疫苗很焦慮的。

那既然常規疫苗都如此、很容易引發民眾焦慮，那這次Covid-19的疫苗當然更是如此。這些疫苗都非常新的，是人類集結眾力在不可能的時間點上把它做出來的成果，很不容易，然而，他卻是要在這種情形下打進每個人的體內，群眾會有質疑，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我觀察到，現在對Covid-19疫苗有疑慮的，已經不只是我上面說的這些「體制外」的社群了，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一般民眾身上。這時候，風險溝通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在我來看，台灣的風險溝通跟國際上比起來，其實作得還是很不夠。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被當成一個政治事件來操作。我們一方面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非常公開的、非常深入討論的過程，來跟民眾去做細緻風險溝通，同時間又有許多把這個疫苗當成是政治事件來操作，去渲染、想像、描繪各式各樣糟糕的情況。

那就會變成是，本來該做的事情（風險溝通）已經沒有做足了，後來不該做的事情又做的更多，民眾的不信任感，一定會被加劇。

我也觀察到，台灣當前的疫苗猶豫，其實不只是關乎「要不要打疫苗？」而是「你要打哪一個牌子的疫苗？」這背後也牽涉到他對政府的觀感與態度。比方說，有些人他可能觀察了政府的防疫措施，覺得政府最近「做的事情怪怪的」，就開始不相信政府，他就會很強烈表態說，「我其他牌子的疫苗都勾了，但我就是不想勾高端」，這其實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票。

那也有另外一個案例，他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他會覺得「我們不能輸給中共！」所以他就決定，就算輪到了其他牌子也不打，他要把自己留著去打高端疫苗。

如果民眾因為這種原因而選擇打與不打疫苗，其實長遠來說，對社會發展是很不好的。其實，不管是政府也好、熱心民眾或意見領袖也好，在做這些溝通的時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論，多一些科學上的論證，就長遠來講，社會會發展得比較健康。

在我們當代的社會裡面，他其實是一種多元、真實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真實，他們不見得會只以科學為依據，他還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學一樣重要。

端：就老師看來，台灣政府在應對疫苗猶豫時，有哪些地方還做得不夠好？

官：不要誤會，我說政府「風險溝通不夠」，並不是說「我們的政府很偷懶」，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在風險溝通這個環節上，政府還是維持一個過去的方式：把科學的證據、最好的做法、利弊的權衡、照著我們科學的論證，用最「客觀」的方式，貼在CDC的網站或FB上面。又或者說，指揮中心會派一群防疫醫師來拍宣導短片。但這其實是非常傳統的做法，但當Covid-19來的時候，有很多跟疫苗猶豫纏鬥很久的國家，他們的警覺性很高，第一時間就意識到這樣做不夠的。

那怎樣做才夠呢？其實，政府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必須先了解民眾的疑慮到底是什麼？每個國家民眾煩惱的事情都不太一樣，台灣每一個民眾的焦慮也不一樣。究竟台灣現在的民眾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資訊是什麼？他們想知道什麼？提供了什麼資訊，他們才可能會去打？你必須先去貼近他的擔心，才能以此為基礎，好好發展一個有效的溝通模式，而不是拿科學證據出來、給一個統一的答案，就覺得民眾會照單全收、一定可以安心去打。

比方說，在美國來講，非裔美國人施打疫苗的比例會偏低。那在台灣，老年人打疫苗則是最低的。我想至政府就必須去理解特殊的社群文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跟指揮中心的資訊理解有什麼落差？他們是否有特殊考慮？這種積極地、想要以對方的疑慮為基礎來進行溝通、好好轉譯科學資訊的工作，我們這次做的，其實並不夠。

比方說，你可能要找一個老人家熟悉、信任的對象來跟他們溝通，要派的可能不是陳時中，而是陳美鳳（知名台灣藝人），用各式各樣的努力去接近他們，而不是就站在那裡，告訴你說，看科學證據就是這樣，你趕快來聽我說。

在我們當代的社會裡面，他其實是一種多元、真實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定義的真實，他們不見得會只以科學為依據，他還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學一樣重要。

其實，台灣在這之前，確實是花了好多力氣在研發自己的疫苗，但好像卻沒有想到，疫苗做出來以後，該怎樣讓大家願意去打？這兩件事情其實應該是同時並行的。國際上其實從學界、實務界到WHO都有很多討論，大家都把它當成防疫的重要工作之一。

換句話說，疫苗能否成功，其實關乎兩塊工作：一是疫苗做不做得出來？二是人們打不打？國外很多地方，這兩個工作都是同時並行的。當然，不可避免的，某程度來說，都還是比較在意第一點比較多。

台灣或許過去疫苗種率不低，才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我是很樂觀，我認為現在才發現、開始做（風險溝通）也是來得及的。

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合作，發展出一種又能關照人的感覺、又能嚴守科學證據的溝通方式，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端：具體來說，怎麼樣的溝通才算是一個好的風險溝通？

官：我目前沒辦法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絕對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受訪者的感覺給大家聽。舉例來說，有很多有疫苗猶豫的受訪者，會覺得政府的都不願意承認那些不良事件，但他們會覺得，「這些不良事件跟疫苗之間一定有某種關係啊！」如果政府對不良事件說明不夠細緻、沒有好好討論，你很難說服這些人相信你。

第二個，在討論這些不良事件的時候，也不是只使用流行病學證據，而是跟大眾說明更詳細的原因。對於大眾來說，要打疫苗的是我的家人，政府可能真的要很努力，才能找到一個方式去說服大家接受這不確定性。去面對民眾這樣的心情，好好面對它。

這並不是說，我們只要指揮中心忙著關照人的「感覺」、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說，要跨領域的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得周全。比如說，我們想要了解這些人（不想打疫苗）的感覺，他們聽到某些訊息的反應是什麼、比較能接受什麼樣的訊息，究竟是什麼樣的訊息會讓他擔心？各個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合作，發展出一種又能關照人的感覺、又能嚴守科學證據的溝通方式，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

舉例來說，我上次在看公視《有話好說》（台灣公共電視知名的政論節目）時，聽到曾在英國受訓的葉庭瑜醫師說，英國首相在針對疫情發言的時候，他背後有一群社會行為科學專家、一個團隊研究他的發言模式。發言的角度、用字遣詞要用到什麼樣程度，你要講出一些不打疫苗的後果讓民眾心生警惕，但又不能把他們嚇死，才會聽政府的話去做這些防疫該做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來說明公衛跟必須跟社會行為科學合作，或許可以發揮比較好的防疫效果。

未來政府在做相關的風險溝通的時候，其實應該也可以拉一些同時具有另類療法觀點、但也認同疫苗重要性的專家，一起來共同發展這風險溝通。

端：各國的傳統醫學，譬如台灣的中醫，在疫苗猶豫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官：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傳統的醫療，這也是會在疫苗猶豫裡面很需要我們去認識的一個面向。不只台灣有中醫傳統，韓國其實也有「韓醫」，一個社會長期接觸一套身體觀，其實某種程度會很影響人的判斷。所以在這次的調查中，確實也很常出現中醫觀念影響當事人判斷的現象。

比方說，有些受訪者很信任這種自然醫學，他會告訴我說「身體顧好就不用吃有的沒的，不管是西藥還中藥吃太多就是不好啦，可以不要打就不要打啦！」

我覺得這其實是可以給我們很多正面啟發，而不只是一味地批評。未來政府在做相關的風險溝通的時候，其實應該也可以拉一些同時具有另類療法觀點、但也認同疫苗重要性的專家，一起來共同發展這風險溝通。

比方說，我自己也有在看中醫，我也問我的中醫說，你會打疫苗嗎？他說他會打啊，然後他就跟我講了一套「濁與清的平衡」觀念。在他來看，如果你不打疫苗，你身體可能很「清」，你打了疫苗之後，你的身體可能變「濁」，但是「濁」可以讓你跟外界「濁」和平共存等等，是一套很有趣的觀點。

從這裡來看，針對不同人的世界觀，去發展不同的溝通模式，才會有效。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中醫，自己去發展這套說服病人去接種疫苗的說法，如果政府可以看到，進而系統性地跟他們合作，相信也會對改善疫苗猶豫很有幫助。

端：在疫情反覆爆發的未來世界，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共衛生與風險溝通觀念？

官：我們過去覺得公共衛生需要的是技術、要趕快掌握知識，然後把這些知識傳播給大眾，大眾就會照著做了。但是事實上，我們很快的發現，在當代社會裡面絕對不是這回事。過去幾年，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去說抽煙、吃檳榔的壞處，但依然還是有相當的人口在抽煙、吃檳榔。

這表示我們很可能需要另外一種專業：從人的經驗、人的生活脈絡去理解這些行為的專業。究竟這些人的行為，背後反映的是怎樣的糾結？知道了以後，才能想辦法解開，疫苗猶豫也是一樣的原理。不能只是一直說「我明明告訴你打疫苗利大於弊啊，你怎麼不聽呢？」

其實，還是需要從每個人的生活脈絡中去理解疫苗猶豫，且建立民眾對你長期的信任。政府需要與社區草根組織合作，打造一套真正貼近社區的風險溝通方法，才是解決之道。如此一來，萬一未來有一天，疫情有所變化的時候，民眾還是願意跟你一起走。這確實是非常複雜、也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來，風險溝通也不應該只是針對疫苗議題來進行而已，它應該是一個長期工程。面對一切都沒有確定答案的未來，我們該如何培養公民社會？怎麼樣打造公民參與機制？如果政府還是用「請你相信我」的方式來單向溝通，長期而言，公民也沒有練習的機會，甚至重新去期待、習慣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治中心領導，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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