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疫苗犹豫”专家官晨怡：我们必须先理解人们不愿打疫苗的原因

对于民众的“犹豫”或“挑选厂牌”的行为，政府不断呼吁、劝说民众“轮到你就去打”，甚至在民众抗拒AZ疫苗时，说出“英国女皇也打AZ”（实际上英女皇并未公布接种疫苗厂牌）等宣传词令，就是希望降低民众的疑虑，提高疫苗的接种剂数。各大网路论坛也开始出现子女苦恼发问，“家里的老人家怎么劝就是不去打疫苗，怎么办？”

事实上，这名为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的现象，并非台湾独有、也非Covid-19疫情中才出现。根据WHO的定义，疫苗犹豫是指“尽管有疫苗可用，但民众迟迟不愿或拒绝接种疫苗，导致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爆发流行”的现象。疫情持续肆虐、变种病毒来势汹汹的此刻，将疫苗犹豫当做一个正式议题来面对它，发展出有效的风险沟通机制来缓解它，显然是台湾未来防疫工作的当务之急。

台大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官晨怡，长期研究台湾疫苗犹豫议题。在她看来，台湾的疫苗犹豫具有哪些本土特色？疫苗犹豫该如何解决？台湾政府当前的风险沟通的方式，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端＝端传媒；官＝官晨怡

不管是政府也好、热心民众或意见领袖也好，在做这些沟通的时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论，多一些科学上的论证，就长远来讲，社会会发展得比较健康。

端：什么是疫苗犹豫？它是这次疫情新兴的现象吗？

官：过去，我们都觉得台湾应该比较没有“疫苗犹豫”，因为我们过去的各种疫苗接种率都很高。研究之后，其实有些令人惊讶的发现：其实台湾的疫苗犹豫，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还要严重点，跟WHO的一些数字相比，可以说台湾人有疫苗犹豫的比例是偏高的。

在疫苗犹豫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家长。为了了解他们，我深度访谈、参加他们的聚会、到家庭里面跟他们聊天，了解疫苗犹豫的成因。我观察到，有一些类型的家庭，比较容易产生疫苗犹豫。例如说他们会去选择体制外的生育或教育方案：例如居家生产、上自学班等等，或者会愿意选择一些另类疗法。

这些社群，平常就跟体制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些现象归结在个人身上，好像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比较叛逆、对体制不信任才会不相信疫苗”，这也不见得公平。因为我深入访谈之后，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人好像有一些“体制外”的倾向，或者身体观跟一般主流不同，但归结到最后，还是因为疫苗的资讯不足，才会让他们心生犹豫。

我觉得访谈下来，我还是觉得可以归结出一个现象：我们台湾在疫苗的资讯沟通上，一直都不是那么注重。以平常这些“常规疫苗”为例，这些疫苗资讯沟通的重点，通常都是先告诉我们“打疫苗有哪些好处”、“为什么要去打疫苗”，但对于相关风险的仔细说明、事后会出现哪些状况，其实风险说明的资讯都偏少，所以有蛮多民众是对疫苗很焦虑的。

那既然常规疫苗都如此、很容易引发民众焦虑，那这次Covid-19的疫苗当然更是如此。这些疫苗都非常新的，是人类集结众力在不可能的时间点上把它做出来的成果，很不容易，然而，他却是要在这种情形下打进每个人的体内，群众会有质疑，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我观察到，现在对Covid-19疫苗有疑虑的，已经不只是我上面说的这些“体制外”的社群了，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一般民众身上。这时候，风险沟通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在我来看，台湾的风险沟通跟国际上比起来，其实作得还是很不够。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被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操作。我们一方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公开的、非常深入讨论的过程，来跟民众去做细致风险沟通，同时间又有许多把这个疫苗当成是政治事件来操作，去渲染、想像、描绘各式各样糟糕的情况。

那就会变成是，本来该做的事情（风险沟通）已经没有做足了，后来不该做的事情又做的更多，民众的不信任感，一定会被加剧。

我也观察到，台湾当前的疫苗犹豫，其实不只是关乎“要不要打疫苗？”而是“你要打哪一个牌子的疫苗？”这背后也牵涉到他对政府的观感与态度。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观察了政府的防疫措施，觉得政府最近“做的事情怪怪的”，就开始不相信政府，他就会很强烈表态说，“我其他牌子的疫苗都勾了，但我就是不想勾高端”，这其实是对政府的不信任票。

那也有另外一个案例，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他会觉得“我们不能输给中共！”所以他就决定，就算轮到了其他牌子也不打，他要把自己留着去打高端疫苗。

如果民众因为这种原因而选择打与不打疫苗，其实长远来说，对社会发展是很不好的。其实，不管是政府也好、热心民众或意见领袖也好，在做这些沟通的时候，可以少一些政治上的暗示、推论，多一些科学上的论证，就长远来讲，社会会发展得比较健康。

在我们当代的社会里面，他其实是一种多元、真实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义的真实，他们不见得会只以科学为依据，他还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学一样重要。

端：就老师看来，台湾政府在应对疫苗犹豫时，有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够好？

官：不要误会，我说政府“风险沟通不够”，并不是说“我们的政府很偷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风险沟通这个环节上，政府还是维持一个过去的方式：把科学的证据、最好的做法、利弊的权衡、照着我们科学的论证，用最“客观”的方式，贴在CDC的网站或FB上面。又或者说，指挥中心会派一群防疫医师来拍宣导短片。但这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做法，但当Covid-19来的时候，有很多跟疫苗犹豫缠斗很久的国家，他们的警觉性很高，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够的。

那怎样做才够呢？其实，政府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先了解民众的疑虑到底是什么？每个国家民众烦恼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台湾每一个民众的焦虑也不一样。究竟台湾现在的民众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资讯是什么？他们想知道什么？提供了什么资讯，他们才可能会去打？你必须先去贴近他的担心，才能以此为基础，好好发展一个有效的沟通模式，而不是拿科学证据出来、给一个统一的答案，就觉得民众会照单全收、一定可以安心去打。

比方说，在美国来讲，非裔美国人施打疫苗的比例会偏低。那在台湾，老年人打疫苗则是最低的。我想至政府就必须去理解特殊的社群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跟指挥中心的资讯理解有什么落差？他们是否有特殊考虑？这种积极地、想要以对方的疑虑为基础来进行沟通、好好转译科学资讯的工作，我们这次做的，其实并不够。

比方说，你可能要找一个老人家熟悉、信任的对象来跟他们沟通，要派的可能不是陈时中，而是陈美凤（知名台湾艺人），用各式各样的努力去接近他们，而不是就站在那里，告诉你说，看科学证据就是这样，你赶快来听我说。

在我们当代的社会里面，他其实是一种多元、真实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义的真实，他们不见得会只以科学为依据，他还有考量很多事情，信任感的建立，跟科学一样重要。

其实，台湾在这之前，确实是花了好多力气在研发自己的疫苗，但好像却没有想到，疫苗做出来以后，该怎样让大家愿意去打？这两件事情其实应该是同时并行的。国际上其实从学界、实务界到WHO都有很多讨论，大家都把它当成防疫的重要工作之一。

换句话说，疫苗能否成功，其实关乎两块工作：一是疫苗做不做得出来？二是人们打不打？国外很多地方，这两个工作都是同时并行的。当然，不可避免的，某程度来说，都还是比较在意第一点比较多。

台湾或许过去疫苗种率不低，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我是很乐观，我认为现在才发现、开始做（风险沟通）也是来得及的。

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合作，发展出一种又能关照人的感觉、又能严守科学证据的沟通方式，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端：具体来说，怎么样的沟通才算是一个好的风险沟通？

官：我目前没办法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受访者的感觉给大家听。举例来说，有很多有疫苗犹豫的受访者，会觉得政府的都不愿意承认那些不良事件，但他们会觉得，“这些不良事件跟疫苗之间一定有某种关系啊！”如果政府对不良事件说明不够细致、没有好好讨论，你很难说服这些人相信你。

第二个，在讨论这些不良事件的时候，也不是只使用流行病学证据，而是跟大众说明更详细的原因。对于大众来说，要打疫苗的是我的家人，政府可能真的要很努力，才能找到一个方式去说服大家接受这不确定性。去面对民众这样的心情，好好面对它。

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指挥中心忙着关照人的“感觉”、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要跨领域的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得周全。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这些人（不想打疫苗）的感觉，他们听到某些讯息的反应是什么、比较能接受什么样的讯息，究竟是什么样的讯息会让他担心？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合作，发展出一种又能关照人的感觉、又能严守科学证据的沟通方式，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举例来说，我上次在看公视《有话好说》（台湾公共电视知名的政论节目）时，听到曾在英国受训的叶庭瑜医师说，英国首相在针对疫情发言的时候，他背后有一群社会行为科学专家、一个团队研究他的发言模式。发言的角度、用字遣词要用到什么样程度，你要讲出一些不打疫苗的后果让民众心生警惕，但又不能把他们吓死，才会听政府的话去做这些防疫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来说明公卫跟必须跟社会行为科学合作，或许可以发挥比较好的防疫效果。

未来政府在做相关的风险沟通的时候，其实应该也可以拉一些同时具有另类疗法观点、但也认同疫苗重要性的专家，一起来共同发展这风险沟通。

端：各国的传统医学，譬如台湾的中医，在疫苗犹豫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官：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传统的医疗，这也是会在疫苗犹豫里面很需要我们去认识的一个面向。不只台湾有中医传统，韩国其实也有“韩医”，一个社会长期接触一套身体观，其实某种程度会很影响人的判断。所以在这次的调查中，确实也很常出现中医观念影响当事人判断的现象。

比方说，有些受访者很信任这种自然医学，他会告诉我说“身体顾好就不用吃有的没的，不管是西药还中药吃太多就是不好啦，可以不要打就不要打啦！”

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很多正面启发，而不只是一味地批评。未来政府在做相关的风险沟通的时候，其实应该也可以拉一些同时具有另类疗法观点、但也认同疫苗重要性的专家，一起来共同发展这风险沟通。

比方说，我自己也有在看中医，我也问我的中医说，你会打疫苗吗？他说他会打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套“浊与清的平衡”观念。在他来看，如果你不打疫苗，你身体可能很“清”，你打了疫苗之后，你的身体可能变“浊”，但是“浊”可以让你跟外界“浊”和平共存等等，是一套很有趣的观点。

从这里来看，针对不同人的世界观，去发展不同的沟通模式，才会有效。我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些中医，自己去发展这套说服病人去接种疫苗的说法，如果政府可以看到，进而系统性地跟他们合作，相信也会对改善疫苗犹豫很有帮助。

端：在疫情反覆爆发的未来世界，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卫生与风险沟通观念？

官：我们过去觉得公共卫生需要的是技术、要赶快掌握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大众，大众就会照着做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快的发现，在当代社会里面绝对不是这回事。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去说抽烟、吃槟榔的坏处，但依然还是有相当的人口在抽烟、吃槟榔。

这表示我们很可能需要另外一种专业：从人的经验、人的生活脉络去理解这些行为的专业。究竟这些人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怎样的纠结？知道了以后，才能想办法解开，疫苗犹豫也是一样的原理。不能只是一直说“我明明告诉你打疫苗利大于弊啊，你怎么不听呢？”

其实，还是需要从每个人的生活脉络中去理解疫苗犹豫，且建立民众对你长期的信任。政府需要与社区草根组织合作，打造一套真正贴近社区的风险沟通方法，才是解决之道。如此一来，万一未来有一天，疫情有所变化的时候，民众还是愿意跟你一起走。这确实是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风险沟通也不应该只是针对疫苗议题来进行而已，它应该是一个长期工程。面对一切都没有确定答案的未来，我们该如何培养公民社会？怎么样打造公民参与机制？如果政府还是用“请你相信我”的方式来单向沟通，长期而言，公民也没有练习的机会，甚至重新去期待、习惯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中心领导，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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