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30歲的翌日，蘇嘉豪在臉書宣布出戰九月的澳門立法會選舉，爭取連任。為此，他換了新頭像：穿著筆直的白襯衣稍稍抬頭，突顯胸前湖水綠領呔，那是他四年前的參選色。頭像背景是斗大的「前進」二字，貼文寫著：「前進，是回應倒退的最好方法」。倒退，說的是澳門的政治環境和自由空間。
有倒退的空間可能是一種奢侈。因為誰也沒想到，一週之後澳門民主派突然連路都沒有了。7月9日，選管會通知，六組候選組別共21人因「事實證明」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派被一網打盡，包括現任議員吳國昌和蘇嘉豪。
不少澳門人憤懣錯愕，澳門民主派在政界實質力量向來微薄——立法會議員共33人，民主派只佔3人。無論是當年在香港備受爭議的廿三條立法、到近年不斷擴大的司警職權、謠言罪，甚至設立秘密警察，持反對立場的民主派皆無能為力。這三十年來，只得三人的民主派，從來都掀不起大波瀾。當局毫無預警地對無法左右大局的人動刀，顯得耐人尋味。
63歲的吳國昌、區錦新是澳門民主派的老標記；蘇嘉豪則在四年前，以最年青議員的姿態擠身議會，為看似固若金湯的民主派注入新血，但四年時間未竟全功，如今就被迫退賽。6月，在紅線來臨之前，三人曾接受端傳媒訪問。當時，早已決定退下火線的區錦新確切地說：「澳門暫時看不到有什麼紅線」——但原來紅線一直備而不用，如今說來就來。
DQ消息公布的翌日，三組被DQ的民主派名單團隊召開聯合記者會。蘇嘉豪發言時臉色凝重，稱自己及團隊過去四年一直「如履薄冰、謹言慎行」。說到這裏，坐在他身旁的第二候選人陳樂琪低下頭，悄悄用手拭淚，場內氣氛一片抑壓。
當年，一心推動澳門民主化發展，這群人在議會攪局、社會深耕細作。如今，就在被判為「不擁護國家」的那一刻，他們堅持了三十年的政治想像，突然死亡。
終院判詞：追悼劉曉波，本質上已衝擊一國兩制
「DQ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場政治鬥爭。」在終審法院就DQ上訴頒出結果的數小時之前，電話另一端的吳國昌如此總結這場變局。他語速一貫平和，讓人很難聽出內心波瀾。
吳國昌說自己30年前參政之初，就知道政治「可以有激烈的鬥爭」，而「我預左去接受」。但到現實真要發生時，「那剎那的確覺得意外」。
讓他尤其意外的是，澳門政府一般有重大決策，都會率先在社團間吹響，但這次不一樣，「事前何時決定、誰決定，到現在都沒有這種風聲直接透露出來」。甚至3月在選舉程序開展之後，各候選人由收集提名、到被確認提名的過程都相當順利，誰都沒有料到，當局最後會祭出民主派「不擁護特區」這面旗。
其實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鬥爭，有時為了路線上的鬥爭就強加罪名下去而已。
吳國昌過去兩週，吳國昌費神研判當局所收集的「事實證據」。他率先留意到，原來7月2日，選管會才向警方發信索取資料，但兩日後，警方已經能提供200多頁、圖文並茂，且來源橫跨20多年的「DQ材料」——原來取締自己之事其實早有部署，「只不過是等待時機」。
細看像似纍實的材料，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地方多的是。像吳國昌其中一項「罪證」，是一張與香港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的合照；胡志偉現正因民主派初選案還柙。照片中，吳國昌向胡志偉送贈自己所撰的《民主派》一書。司警在註腳寫道：「吳國昌與鼓吹『港獨』的『香港民主黨』要員胡志偉會面」。
耐人尋味的是，就連香港建制派也從未將胡志偉與「港獨」扣上關係，胡隸屬的民主黨是傳統泛民大黨，手法以温和著稱。區錦新後來也在臉書解釋，該照片是一次拜訪香港民主派的交流活動，贈送《民主派》，僅是因為「夠慳皮」（省錢）。
「其實就好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鬥爭，有時為了路線上的鬥爭就強加罪名下去而已。」吳國昌分析，鬥爭來到澳門又變了一個樣——政權並非動員社會及建制派攻擊，而更直接地，親自亮劍，整頓不屬意的聲音。
蘇嘉豪也認為，選管會的做法是「先射箭後畫靶」：「（他們）鎖定目標，先說你不擁護不效忠，再根據不實的結論去找資料、堆砌支持。」
就其參選名單而言，司警其中一項指控是，他們在2014年特首選舉期間發起「違法」公投，意圖破壞基本法和惡意攻擊政府。不過，當年終審法院曾指出公投不屬於「集會」性質，只是一種民意調查，並無違法——如今判詞被司警完全推翻。
「理論上，警方應以政治中立的眼光，為選管會搜集所有參選人資料，但你可以看到，（如今）充份體現到一點都不中立。」蘇嘉豪說，在合法的框架下，上訴是他們捍衛權利和名聲的唯一途徑。
最終，法院沒有為他們帶來驚喜。7月31日，終審法院判定上訴失敗，各組首兩名候選人均不合符選舉資格。判詞中，法官指出六人至少都參與支持六四、零八憲章或茉莉花活動。而「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已挑戰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追悼劉曉波也在本質上衝擊了一國兩制，實屬「不擁護」的行為。
吳區在澳門舉辦過二十多年合法的六四燭光集會，蘇嘉豪等人也曾經合法參與。未想到，三十年後的今日，說他們集會悼念，就是為了推翻中共政權。說起判詞如此演繹，吳國昌感覺有點百口莫辯，「實際上我們不是啊。」
「我們的確是期望將來建設民主中國，要求屠城者對於當日所做出的事有深切反省。這深切反省是否就等於將它完全推翻呢？」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
最早感到不忿的，是區錦新。
雖然他早早決定今年不再參選，但在DQ消息公布之後，他馬上在個人臉書寫了近千字，怒斥選管會。他認為即使基本法寫得粗疏，對民主政制規劃不夠，但「因為有了基本法作為小憲法，才能保住了港澳的一國兩制，民主派才有政治活動的空間。」如今稱民主派不擁護基本法「是典型的胡說八道！」，「荒謬絕倫」。與吳國昌相比，區錦新快人快語，一雙大眼睛盤鋸瘦臉，談起時政，用詞毫不忌諱。
立法會議員區錦新。 「作為民主派，一定是最擁護基本法的，」區錦新說。這一句，他不僅為貫穿自己政治生涯的軸心作辯護，更讓吳區從政三十年來的輪廓立即浮面。
二人從政的契機，始於六四。1989年的槍聲震響全球，但國慶前夕，澳門新馬路又再張燈結彩——自當局將事件定性，社會已然噤聲，唯獨由吳區一眾人組織的民聯會沒有靜下來。當晚區錦新舉辦完反思活動，凌晨被襲，吳國昌收到消息趕到醫院，看見他頭破血流。當時區身穿一件寫有「自由民主」的上衣，染了血。後來吳國昌太太寫下手稿，稱之為「染了血的民主自由」。
「我覺得澳門有很多東西需要改，」吳國昌憶起當年，說對澳門的未來有著很多想像。當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澳門引入民主的價值觀，既然沒有人做，「 我可以扮演這個角色。」他覺得政治是一台戲，而當下，這台戲需要他。
不過，吳國昌剛辭去中國銀行職務，一下子跳入陌生的政治大熔爐，他要先𨤳清自身的定位。然而，這個問題沒有讓他懊惱太久。當時區錦新是他的幕僚之一，共同歷經聲援六四帶來的打壓，眾人很快就有了共識：「澳門是一個小鎮，澳門沒有可能去改變整個中國。」
吳認為，六四一直是中國的心結，在澳門推動民主化，僅是希望國境之內仍然能容有民主建設，「幫助中國解開心結」，甚至想大一點——可以「建立將來的民主中國」。
2014年6月4日，澳門議事廳前地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達至歷年來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 當年的設想放在現今的語境下，卑微且諷刺，但對於當時三十出頭的他而言，確實是無比誠懇的反思。與香港相對成熟的民主運動與公民社會不同，澳門社會早被親北京社團壟斷，政經保守。異見聲音處在弱勢，吳國昌自覺民主派要「自律少少」，「因為力量不夠香港（民主派）大 」。
「在澳門，我們無財無勢什麼都沒有，」區錦新率直，不歸邊的民主派一窮二白，唯有議會即資源，有資源才能推動澳門民主發展。而進攻議會的核心，就是要「放棄大地，搶佔天空」：民主派不受任何資助，難以在地區服務上與資源厚實的傳統社團硬撼；既然沒有能力去做群眾連結，那麼就乾脆「搶佔天空」，站在高地論政、監督政府。
蜉蝣撼樹的部署，聽來野心完全不大。但當年主權移交在即，一段新光譜擲地出現，鮮明的民主旗幟成功擊中澳門人對未來的想像，吸納了不少民間支持。1992年立法會選舉，吳國昌終以3412票當選。
我們從走出來從政開始，都沒有想過可以奪得政權或者制衡的問題，只是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能夠）競爭、去刺激它進步。
區錦新議會很「花瓶」，但我也可以有「鯰魚效應」
於是，吳國昌成為首個「攪局者」。葡文報章總愛形容吳是「與狼共舞」，又或者，是「臉上的一顆痣」，人人都看到他的存在，但總是不怎麼順眼。
即使兩屆後的2001年，吳區一同參選，以最高16000多張選票拿下兩席，議會也「只是多了一把聲」，「你不可能說多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並肩作戰，就會馬上改變了環境、沒有可能的啊，」區錦新不願製造假希望給自己。
在澳門南灣，不時可見立法議員吳國昌的身影。 「我覺得（我們）無能力去制衡政府，」他的回答總是非常務實。「我們從走出來從政開始，都沒有想過可以奪得政權或者制衡的問題，只是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能夠）競爭、去刺激它進步。」
在許多人眼中，兩派勢力的懸殊，是民主派有名無實的主因。但其實最大的制肘，更多是來自立法會職能本身——港澳的基本法內文乍看相似，但魔鬼總在細節。當中最大的分別，是澳門立法會從來沒有政府「公共開支」撥款的批准權。「議會，最惡就是給不給錢，」區錦新說。
在香港，所有涉及公共開支的建設項目，須逐筆交上立法會審批撥款。即使民主派力量不足以否決預算案，也可以發動「拉布」阻延立法程序。但相反，澳門的立法會完全沒有撥款審議的機制，區錦新形容，「政府要做什麼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只要支出沒超出財政預算——然而即便工程超支，追加撥款議案落到議會，民主派欲憑票數撼動政府屬意的法案，可以說是完全不可能。
種種案例信手拈來。2019年，工程歷時12年的澳門輕軌氹仔段開通，先不論開通首日已出現故障，全輕軌原估算造價為42億澳門元（下同），但最後僅氹仔段已斥資高達110億；至今未有官員問責。蘇嘉豪形容，澳門重點強調「行政主導」，議會制度設計得「很精細」，「一早就剝光立法會的手手腳腳」。
不少人認為，早被奪去手腳的畸形議會，充其量只是個作廢了的花瓶，無論怎麼注入新水，終究生不出花來。但吳國昌不認同，當年自己在直選名單中以第三名擠身議會，或許說明澳門人對議會戰線仍有想像；即使獨舞，他要把這場舞跳得漂亮。
用盡規章所賦予的權力，是吳國昌一直堅持的做法。「我入到議會之後，（議程前）一定發言， 每次都發言」，「另外一招就是質詢、提出問題」。根據他自己的紀錄，由澳門回歸之後到2001年8月，議員向政府書面質詢的次數：吳國昌99次、高開賢9次、關翠杏7次......官委官員全部零次。
（編按：當年高開賢為立法會直選議員，後曾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關翠杏立場親北京，當年同為直選議員。）
雖然沒有實權，但他把握住話語權，在議會內總算是多一把聲音。後來其他議員不甘，開始加入「戰場」，吵來吵去。火花擦起，傳媒開始報導，議題就衝出了議會外——温和的手法，並非全然無用。
「大概是『鯰魚效應』啦，」區錦新回談過去得失，說民主派像條躍進沙丁魚群的鯰魚，讓建制緊張沸騰。他覺得，即便整個議會的設立「很花瓶」，但是能在議會發聲、指出問題，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進步。「在當時我們是覺得有用的，」一向語速極快的他頓了一下，誠懇地說，「到今日我都是覺得有用的。」
刺眼的新星，如履薄冰
不過，像吳國昌說的制度抗爭，連他直言不諱，在進入議會的第二年，就「差不多用盡了」。「你再進一步改規則就要多數人同意，你怎樣爭取議會中多數人同意？」他知道此路已經行不通，也沒有破局策略。於是，曾經的民主標桿褪成老派的象徵，政治感召已經做不太到。直至，一張新面孔出現。
2009年，澳門特首換屆在即，年前發生的「歐文龍貪污案」令社會震驚。當年18歲的蘇嘉豪在公聽會上，當面質疑候任特首崔世安的管治威信，第一次嶄露頭角。之後2012年通過的政改方案，因為官委人數不變被指是「假政改」。在新屆立法會首次召開大會當日，蘇嘉豪衝到立法會外，向間選官委議員派柿（恥），叫他們要有「收柿（羞恥）之心」。
立法議員蘇嘉豪在他的辦事處門外。 「激進」的抗爭，在澳門民間從來都不是主流，但一改以往民主派的温和作風，吸人眼球的舉動，還是給蘇嘉豪積攢了知名度。當年，他只有22歲。再之後2014年的「反離補」運動，就真正把他帶到鎂光燈下。區錦新也不否認，當年蘇嘉豪在遊行中表現出「一個年青人獨特的魅力」，成功渲染情緒。那年，二萬名市民上街抗爭，最終觸發特首撤回法案。
魅力後來化成支持力量一路滾存，再兌換成張張選票。2017年立法會選舉，蘇嘉豪以名單第一位參選，最後以九千餘票奪一席，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議員。
然而，立法會任期剛開始，這顆新星亮不過60日，就因「扔紙飛機案」被控加重違令罪。在遊行過後將請願信摺成紙飛機，扔入特首官邸的這個行動，終導致其議員職務中止；這是澳門回歸後第一次。
停職當日，蘇嘉豪在臉書勉勵支持者，「不要放棄，繼續前進」。當年，他挑選「前進」作為競選口號，是希望取代使用「抗爭」、「激進」等的字眼，他以為這樣足夠温和，亦符合澳門社會的接受程度。但原來當選後現實中的前進，是「如履薄冰」——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之變。
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蘇嘉豪「以前在（議會）外面叫口號，政府可以漠視你們；錯誤地指責政府，它也不會做些什麼，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但現在完全不同，多了權力、多了責任，「現在你繼續亂叫的話，政府就會着手（處理），你要和它來來回回去交手，你需要有一個能耐。」後來，法院判他罰款4萬元；停職210天後，才恢復職務。
事件打破眾人印象，議員並非一個鐵飯碗，作為少數異見者，更是眾矢之的。凡事皆當臨深履薄，在處處受限的議會堅持，值得嗎？蘇嘉豪說，過去四年，「寸土必爭」是團隊一直的信念，「我們（民主派）只有這麼多（空間），如果我們連這些都沒有，我們都不知道退到哪裏去。」
在後雨傘時代，香港青年溺沉在一股低氣壓中，民主派在議會的作用，受盡狙擊。同樣的問題，也有人叩問澳門民主派。在當日民主派DQ聯合記者會直播中，就有一名網友留言道：「蘇嘉豪你這四年除了抨擊政府以外、你對社會有何貢獻？」
他仍然相信政治的專業，認為至少還有三個「有議席」的分別：掌握議會第一資訊權、過程的影響力以及話語權。
「在那些閉門會議下，我們盡力聽得多少就多少，若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對社會有威脅的事情，我們能盡早警示。」他相信自己是個哨子，個體雖然微小，但聲音也可以放到很大，「從這件事來說我們是成功的，」他頃刻斟酌字眼，「或者不是成功，至少不是失敗。」
2020年6月5日，澳門團體舉辦活動支持港區國安法。 但人們最重視的，永遠都只是結果——從二十三條，到謠言罪，再到網絡安全法、秘密警察和天眼法，無論社會反應多大，最終無一刹停。民主派猶像以卵擊石，但蘇嘉豪也相當清𥇦自己能擊中的位置：從法案出爐，到最後通過生效，「中間的過程，是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時間。」
在澳門的語境之下，民主派極其量只能在「收回法案」和「維持不變」中間不斷周旋，迫使政府「減辣」。他舉例，像年前謠言罪一樣，雖然最後刹停不了，但現在法案已與最初的版本差很遠，「（這些功夫）很難以三言兩語解釋給市民聽，大家只會看到法律都通過了，」他深明這些事情只能默默地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存在，就不會（有議員）講。」
「變的是他們、他們的龍門、紅線」
未來，還會不會有人講「反對」，沒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派將不會存在。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原本吳國昌不再當第一候選人，區錦新則想「把時間留給自己」，早早已宣布不再參選。老泛民一心退下來，懸空的議席原本令潛伏在各板塊的較量浮出水面，一爭天下，但突如其來的一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民主派的未竟之路，突然來到了盡頭。
當日，有記者趕到新澳門學社進行訪問，形容裏面氣氛「像死了人一樣」。蘇嘉豪曾經相信，時間會站在他身邊，因為年輕是自己的優勢——因為年輕，所以獲得年輕人的支持；也因為年輕，時間多一點，「還有一些彈性、還有空間」。
然而，空間是奢侈的。
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蘇嘉豪澳門是中國的「乖孩子」。民主派可耕耘的空間與不斷變幻的外圍環境掛鈎，風吹草動，他們的身位無法經得起波動。這種感覺吳國昌最清楚。回歸後的十年間，對港澳走向，他感覺中央仍未有清𥇦的計劃，但後來歷經過香港抗爭，「似乎中央政府就有一些新定向。」
DQ之後，澳門選管會公布審核參選人的「七大準則」，當中包括有否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澳」、發表言論或參與活動意圖推翻中央等。特首賀一誠之後見傳媒，先表示尊重選管會決定，又指「七大準則」是結合中國憲法修改，澳門需要在「愛國者治澳」的大原則，以及中央「全面管治權」下加強工作。
他強調作為中國人，必須要遵守憲法，而澳門，一定要落實。
2019年10月1日，澳門議事亭前地直播國慶六十週年的慶典，引來途人圍觀。 「『尊重選管會的判斷』，即是講到不像是他（特首）決定這樣。那究竟誰判定呢？」對於此次判決，外界素有猜測，吳國昌用自己一貫的話語調侃，「這個是國家機密，等你估囉（讓你猜）。」但他又忍不住，憑自己在政界打滾多年的觀察推論形勢：「澳門官僚過去完全不會有這些膽量去做這些政治鬥爭。你說（這次）沒有中央的吩咐，他敢不敢做呢？除非（自己）很高級啦。」加上終院最後對上訴的駁回，DQ到底是誰的旨意，其實他早看得通透。
但澳門民主派一直温和，廿三條也早早立法且從未動用，中央到底在想什麼？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分析，經歷香港問題，北京原望以一國兩制作為一統台灣的示範已然失效，還看現實的政治需要，乾脆落實「全面管治權」——先肅清反對力量，再全面滲入特區的管治。
他分析，在未來，當局管治的重點已經不在研判澳門的形勢如何，而是「視乎北京需要什麼」。如是者，民意如何反彈，已經不再重要。
一直如履薄冰的澳門民主派碰上國家安全、愛國這些燙手的時代命題，他們還沒來得切回答，轉眼間已經滅頂。
關於被取消資格，蘇嘉豪向記者連說了好幾遍：「覺得沒什麼好說、都不知道還可以說什麼了。」這四年來，他不斷反問自己，我的原則底線是什麼？不改其志，是他貫徹始終的堅持。因為處在朝夕令改的政治裏，他形容，民主派永遠是被動的、裹挾其中的。
直到這一次，澳門再也沒有民主派，蘇嘉豪認為並不是他的錯：「當有一日，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對一件事對一個訴求，導致觸動到某些（人）神經時，而對我們民主派的議員生存空間有威脅，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變的是他們、變的是他們的龍門、紅線。」
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
澳門電台每早有一烽煙時事節目（phone-in）叫「澳門講場」。當日民主派被連根拔起，十多名市民憤憤然打了電話上去抱不平。其中有一名聽眾誠懇地說：「澳門這麼乖，乖到這個程度了，還要這樣做？大家都很不安。」
曾經，大多澳門人被視為政治冷感、一直待在沉默之中。像前年反警暴靜默集會被禁、六四集會連續兩年被拒，社會間雖偶有市民獨自發起行動，但迴響平平。區錦新形容，這是因為澳門人「很乖、很聽話、不要和中央撐（對抗）之類的觀念，是深深建基於腦海入邊。」
2020年1月，澳門多個社團舉辦慶祝回歸二十週年活動。 人人暗忖：只要乖，就會有糖食。吳區也曾經天真地想像，澳門地方小、可以「慢慢行」，中國或者會率先讓這裏實現民主，以作為香港的一個示範。「那它信不信（澳門）啊？擺明是不信啦。」吳國昌半開玩笑地說。
如今，夢切實的破了。余永逸在之前的訪問中也不諱言，這裏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乖孩子」也沒有糖吃的時代。「市民認為（DQ）有沒有問題？當然有問題啦，大家一定看得出有問題的。但看得出有問題，是否（代表這是）一個要動手反抗的時機呢？」吳國昌反問。
六月那次訪問的尾聲，當時還沒有DQ事件，沒有接班人的區錦新早已決定隻身退下火線。記者問到有關傳承的問題，他先是一嘴輕鬆，「這個世界、書看完了就要蓋上了啦！我不覺得說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接班人。」但再追問下去，他深深吸了口氣，說四年前的那一屆，「太太已經叫我不要選......結果我終於（還是）選了。」
他放不下，心底裏，他還是希望能夠做到傳承。他希望在最後的四年時間裏，能夠培養一些對政治、政策領域比較熟悉的年青人，也許不一定成為議員，但至少能夠在社會構成一些意見壓力、成為意見領袖，「結果全部都做不到。」
區錦新曾嘗試梳理原由。他自省，「到今時今日六十幾（歲）了」，也許是年紀大了，沒有辦法再吸引年青人。後來又覺得，或許跟澳門環境不無關係——這裏年輕人參政的「階梯太窄」了，不像香港，沒有區議會的踏腳石，也不是所有人都像蘇嘉豪一樣，有一定的論政能力，那「你要走到什麼時候才能走到出來啊？」關於傳承，今年63歲的他，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了。
在自由空間急速倒退的時代，未來還會不會有年輕人願意為這裏的民主出力，沒有人能夠回答。至於頭髮已經花白的吳國昌，三十年來的從政生涯由自己一手開創，雖然結束得突然，也經已佔盡了人生的一半，回看自身對澳門民主的推動，「是啊， 我覺得都算盡了綿力了。」沒有民主派的議會未來，很多澳門人不敢想像，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真誠，寄望留下的建制派做多一點點。
作為最年輕的民主派，蘇嘉豪倒沒有這麼樂觀。「排除了民主派，太陽照常升起，不用拖慢進度，就可以重新出發......這種發展是否完全好呢？我覺得不是囉。」「沒有所謂阻頭阻勢的人，去提出『忠言』，當權者一定會有盲點的。」他說。
澳門半島地標大三巴牌坊夜景。 被DQ之後，蘇嘉豪那雙像發光一樣的眼神，也無法不漸漸變得渙散。這一個月以來，他日程都排得滿滿，兼顧研判上訴書與日常議員職務，連接受媒體訪問也要卡在深夜進行。在纏身的工作隙縫中回頭一看，距離其任期完結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留給他前進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到這一刻，我仍然很肉緊這個地方發生的事。」蘇嘉豪說，當年參選是因為不忍心看到立法會裏全部都是「保皇黨清一色」。「講真如果你整個議會都是這樣，我覺得包括我在內的年輕人，都會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在澳門投放全部青春、全部精力、時間......」他陷入半頃沉思。
蘇嘉豪記得有一次，有人跟他說：「多謝你付出了你的青春。」他之後驀然回想，是喔，自己用了十年的青春，去參與澳門的社會和政治，雖然大多時間也許是渾沌與笨拙，但這十年是「佔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時間」。他在澳門土生土長，這十年，他自言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從未減弱。
惟經過此次事件，他兀然覺得，「這個地方某些部份變得很陌生」，「這是令人很難過的一件事......究竟澳門還是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社會）呢？」
從加入學社、帶領社運、被稱為「澳獨」份子，再到擠身議會，被中止職務、復職，最後到今日被取消參選資格，當日的少年已成人。但此刻，澳門已經不是曾經熟悉的樣子。
「現在我回答你，我沒有信心澳門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端傳媒實習記者高煒瑋、張清雯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