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活在兩個平行時空之下：一個是政府希望營造的平和市面，社會在疫情緩和後逐漸回復正軌；另一個則是民間在疫情和政治高壓的雙重打擊下，人心的恐懼和鬱悶不言而喻。去年停辦、今年復辦的香港書展，正是箇中寫照：書展大會以「心靈勵志」為年度主題，明言要借閱讀洗滌心靈，並藉此激勵社會正能量；但在書展現場，卻是政治敏感書「清零」、文化界亦為免誤觸政治紅線，冷待這場年度文化盛事。
參展商數字有水份
據香港書展官方網站數據，今年參展商數目為歷屆之冠，共逾760家。而翻查歷屆紀錄，自2003年起，參展商數目年年遞增，但近十年的入場人次卻一直維持在100萬左右，沒有跟參展商數目一同上升。而今年書屆更是連同「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和一個名叫「零食世界」的飲食展一同舉行，才有此參展商之數。故書展參展商數目的所謂「新高」，明顯有不少水份。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書展現場所見，一如既往，一號、三號和五號展覽廳被闢為展場，但其中只有一號和三號廳為書商攤位，五號廳則是售賣運動用品和食物。書展常客都會知道，傳統上一號廳跟三號廳所吸引的書商和客源，是完全不同的，三號主要售賣兒童書和教科書，主要吸引家長和學生；坊間一般理解的「香港書展」，大多是指一號廳的展覽。事實上，今年一號廳裡的書商和攤位數目明顯比往年少，整體氛氣也較過往冷清。去年疫症爆發初期，書展大會一度向參展單位提供租金補貼，吸引小型書商可以租用較大的攤位。這項補貼在去年停辦後順延至今屆。過去很多小型書商為參與書展而租用小攤位，形成一個擠逼但熱鬧的書展風景，但今年已不復見了。
在書展現場，卻是政治敏感書「清零」、文化界亦為免誤觸政治紅線，冷待這場年度文化盛事。
沒了政治禁書，也沒了內地客
整體上，攤位排列比過去疏落，小型書商一般能租用較大的攤位，這正反映了參與的小型書商不及過去數屆多元化。相對地，「三中商」（即聯合集團旗下三大連鎖書店：三聯、中華和商務）仍然壟斷了一號廳入口幾個最當眼的大攤位，乍看似乎跟過去幾屆沒有兩樣。不過，只有細心在展場走一圈，心水清的讀者仍會發現，過去經常參展的台灣出版社幾乎絕跡，相信既跟疫情有關，也有政治風險的考慮。這個狀況，反而令經營台灣書發行的香港發行商，以及一些老牌二樓書店（例如樂文和愉林），成為書展裡主要出售台灣書的攤位。一如既往，這些書商以「散貨」（即以折扣價出售舊存貨）為主，跟台灣出版社以宣傳新書、介紹自家品牌為主的營銷策略，大有不同。
另外，內地書商數目意外地少，也值得留意。過去內地書商通常進佔一號廳入口右方的數行攤位，跟「三中商」毗鄰，出售書類較多元，有符合香港讀者口味的，也有以內地讀者為目標的。多年來，內地讀者亦是香港書展的客源之一，他們主要搜羅跟中國社會政治有關的內地禁書，近年則多了購買香港政治類書籍。隨著中港政治趨同收緊，來港購買內地禁書的風險也相應提高。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內地客幾近絕跡書展，自然大大影響內地書商參與意欲。現場所見，為數不多的內地書商多以純展覽方式陳列書籍，書種多屬香港讀者不感興趣的項目，例如介紹雷鋒生平之類宣揚內地官方愛國精神的童書等。蔚為對照的，是鄰近的「三中商」攤位上的當眼處，卻擺放了宣傳習近平思想的官方書籍。這種書籍陳列方式，過去只會在內地書店出現，近年亦成了香港「三中商」各門市的必備陳設，書展內的作法，不過是其延續而已。
上述書展佈局，已足夠反映在香港政治環境改變後，中台港閱讀版圖的巨大重整。香港已再不能擔當內地出版禁線的缺口，讓內地讀者找到政治禁書；過去香港跟台灣的「閱讀共同體」，亦隨著台灣出版社對香港政治壓力的憂慮，漸漸脫勾。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關於香港歷史和抗爭運動的書籍，交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反觀香港出版商則面臨巨大政治壓力，對出版和售賣政治敏感書籍持極為審慎的態度。跟昔日香港書展眾聲喧嘩的狀況大相逕庭的是，今年在書展出版的香港政治書籍數量極少，尤以關於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書籍，更有著極大的潛在政治風險，致令香港書商卻步。他們要不放棄出版及售賣政治書籍，要不只好低調進行。
跟昔日香港書展眾聲喧嘩的狀況大相逕庭的是，今年在書展出版的香港政治書籍數量極少，尤以關於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書籍，更有著極大的潛在政治風險，致令香港書商卻步。
被舉報，集體恐慌與自我審查
例如曾以出版諷刺時政書籍而風行書展的「次文化堂」，今年言明不會售賣政治書，即使收入大減，亦不願冒險；至於新出版商「山道文化」則仍然出售《元朗黑夜》及《逆權教師》兩本有關反修例運動的舊書，同時出版持本土立場的香港史論著《如水赴壑──香港歷史與意識之流》。這三本書，連同「有種文化」出售有關雨傘運動著作《每一把傘》和《我們的價值》，竟在書展首日遭到親中團體向警方國安處舉報涉嫌違反國安法。
一年以來，由國安法設下的政治紅線不斷遷移，從政治上的大搜捕、對傳媒內的一切潛在反對聲音予以封殺、到動輒引用國安法在網絡和出版界製造集體恐慌，無不令整個香港出版業和文藝界形成一種嚴格的自我審查氣氛。「山道文化」等少數書商低調地測試紅線，便馬上遭到檢舉，它給予一眾小型書商一個明確訊息：不要測試這條政治紅線在哪裡，因為代價太大。過去香港書展不時發生舉報違禁書籍事件，但多只涉及不雅物品，代價一般很小，頂多是禁止相關物品出售，或罰款了事。而昔日強大的香港文化界輿論亦往往迅速回應事件，繼而引發公共討論，這不嘗不是一個健康公民社會應有之事。如今，凡違規皆上溯至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或「恐怖主義」等罪名，刑罰代價極大，不只書商步步為營，文化界亦傾向沉默，避免令事件作不必要的發酵。
昔日強大的香港文化界輿論亦往往迅速回應事件，繼而引發公共討論，這不嘗不是一個健康公民社會應有之事。如今，凡違規皆上溯至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或「恐怖主義」等罪名，刑罰代價極大
文化界集體意識：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犧牲
其實，今年書展仍有不少值得討論的本地出版，尤其有不少關於保育本土文化的重要出版，例如學者吳俊雄整理黃霑手稿後出版的《保育黃霑》、語言學家張洪年的專著《香港粵語：二百年的滄桑》、以及編輯經年的《香港文學大系》已出版至第二輯（1950 – 1969年）等等。可是，整體而言，民間輿論對今屆的書展談論不多，遠不如昔日熱鬧。而經過近兩年的政治和疫情衝擊，不少小型書商、刊物、媒傳和組織均相繼停止運作，或轉向低調。同時間，更有為數不少的傳媒人、文化人和網絡評論人離港遠走，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社會累積下來的文化底氣，彷彿一下子被打得體無完膚。
這種面貌，亦正好反映在一個與香港書展同期舉行的小型書展上。
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同在灣仔區的富德樓，一向是藝術家和小型文化機構的集中地。香港書展期間，多間小型出版社及書店聯合在富德樓舉辦「獨立出版迷你書展」（下稱「迷你書展」），這已是第四屆。香港文化界向有說法，香港書展是「散貨場」，難以給予參加者仔細閱讀的機會，故多年以來，總有不同機構以「獨立出版」名義舉辦小型書展，作為香港書展以外的另類選擇。今年「迷你書展」以「重生練習」為題，宣傳文案更聲言「在大時代下與大家一起好好裝備自己，保持練習，用讀書梳理思緒，沉澱智慧，儲好重生的力量。」這跟香港書展以「心靈勵志」為題，並以「洗滌心靈‧鼓舞人生‧再啟航」為副題，可謂同一主題的正反表述。兩個主題，均避開了要任何將閱讀與社會、政治以至文化掛勾，只把閱讀視為個人增益的私人活動。當然，香港書展的「心靈勵志」明顯有淡化政治的考量，而「迷你書展」的演繹則更能反映香港文化界的集體意識：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犧牲，只專注經營自己可以控制的狹小範圍，例如好好造好一本書，或認真搞好一場活動。
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社會累積下來的文化底氣，彷彿一下子被打得體無完膚。無論香港書展還是迷你書展，均避開了要任何將閱讀與社會、政治以至文化掛勾，只把閱讀視為個人增益的私人活動。
未來不可問：集體躺平
如今，凡違規皆上溯至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或「恐怖主義」等罪名，刑罰代價極大，不只書商步步為營，文化界亦傾向沉默，避免令事件作不必要的發酵。
但在政治氣壓下，檢舉之事無遠弗屆，要遠離紅線並不容易。有親建制報章報導，「迷你書展」展出一本法國政治寓言《棕國好狗》，這本書曾因懷疑違反國安法而從公共圖書館下架。該報導亦指，書展中有參展商出售印有黃色雨傘和佩戴「豬嘴」之黑衣人圖案的產品。報導沒有明言上述展出有否違法，但跟有親中團體舉報香港書展參展商的行徑效果一致，就是建制陣營配合官方的政治打壓方針，向文化界製造白色恐怖。
近月內地網絡流行「躺平」一詞，轉換成香港流行的網絡語言，有點跟「佛系」的意思相近。但「躺平」更有「以被動方式抵抗主流」之意，亦有「與其跟無法對抗的主流社會硬碰，倒不如拒不迎合，免遭搾壓」的態度。多年來，香港書展實非如坊間所想，只是大小書商的「散貨場」，而是一個「社會主流」與「文化另類」交流的場域，這一點，在近十年來書展大會嚐以多位純文學作者為「年度作家」、復以幾種重要的香港類型文學為「年度主題」的長期策劃上，可見一斑。持平而論，香港書展對推動本土文化論述，以及搭建文藝與社會政治互動的平台，有著相當不俗且持續性的貢獻。可惜今年書展，已難再看見過去多屆的文化盛境。即使不問政治，單單置身書展現場，也隱隱感覺到一種「集體躺平」的氣氛：努力做好每一件小項目，但對未來大勢，難以抱有任何幻想，是故也不為推動大環境變革而費煞思量。
重歸“文化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