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活在两个平行时空之下：一个是政府希望营造的平和市面，社会在疫情缓和后逐渐回复正轨；另一个则是民间在疫情和政治高压的双重打击下，人心的恐惧和郁闷不言而喻。去年停办、今年复办的香港书展，正是个中写照：书展大会以“心灵励志”为年度主题，明言要借阅读洗涤心灵，并借此激励社会正能量；但在书展现场，却是政治敏感书“清零”、文化界亦为免误触政治红线，冷待这场年度文化盛事。
参展商数字有水份
据香港书展官方网站数据，今年参展商数目为历届之冠，共逾760家。而翻查历届纪录，自2003年起，参展商数目年年递增，但近十年的入场人次却一直维持在100万左右，没有跟参展商数目一同上升。而今年书届更是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一个名叫“零食世界”的饮食展一同举行，才有此参展商之数。故书展参展商数目的所谓“新高”，明显有不少水份。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书展现场所见，一如既往，一号、三号和五号展览厅被辟为展场，但其中只有一号和三号厅为书商摊位，五号厅则是售卖运动用品和食物。书展常客都会知道，传统上一号厅跟三号厅所吸引的书商和客源，是完全不同的，三号主要售卖儿童书和教科书，主要吸引家长和学生；坊间一般理解的“香港书展”，大多是指一号厅的展览。事实上，今年一号厅里的书商和摊位数目明显比往年少，整体氛气也较过往冷清。去年疫症爆发初期，书展大会一度向参展单位提供租金补贴，吸引小型书商可以租用较大的摊位。这项补贴在去年停办后顺延至今届。过去很多小型书商为参与书展而租用小摊位，形成一个挤逼但热闹的书展风景，但今年已不复见了。
在书展现场，却是政治敏感书“清零”、文化界亦为免误触政治红线，冷待这场年度文化盛事。
没了政治禁书，也没了内地客
整体上，摊位排列比过去疏落，小型书商一般能租用较大的摊位，这正反映了参与的小型书商不及过去数届多元化。相对地，“三中商”（即联合集团旗下三大连锁书店：三联、中华和商务）仍然垄断了一号厅入口几个最当眼的大摊位，乍看似乎跟过去几届没有两样。不过，只有细心在展场走一圈，心水清的读者仍会发现，过去经常参展的台湾出版社几乎绝迹，相信既跟疫情有关，也有政治风险的考虑。这个状况，反而令经营台湾书发行的香港发行商，以及一些老牌二楼书店（例如乐文和愉林），成为书展里主要出售台湾书的摊位。一如既往，这些书商以“散货”（即以折扣价出售旧存货）为主，跟台湾出版社以宣传新书、介绍自家品牌为主的营销策略，大有不同。
另外，内地书商数目意外地少，也值得留意。过去内地书商通常进占一号厅入口右方的数行摊位，跟“三中商”毗邻，出售书类较多元，有符合香港读者口味的，也有以内地读者为目标的。多年来，内地读者亦是香港书展的客源之一，他们主要搜罗跟中国社会政治有关的内地禁书，近年则多了购买香港政治类书籍。随著中港政治趋同收紧，来港购买内地禁书的风险也相应提高。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内地客几近绝迹书展，自然大大影响内地书商参与意欲。现场所见，为数不多的内地书商多以纯展览方式陈列书籍，书种多属香港读者不感兴趣的项目，例如介绍雷锋生平之类宣扬内地官方爱国精神的童书等。蔚为对照的，是邻近的“三中商”摊位上的当眼处，却摆放了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官方书籍。这种书籍陈列方式，过去只会在内地书店出现，近年亦成了香港“三中商”各门市的必备陈设，书展内的作法，不过是其延续而已。
上述书展布局，已足够反映在香港政治环境改变后，中台港阅读版图的巨大重整。香港已再不能担当内地出版禁线的缺口，让内地读者找到政治禁书；过去香港跟台湾的“阅读共同体”，亦随著台湾出版社对香港政治压力的忧虑，渐渐脱勾。近年来，已有愈来愈多关于香港历史和抗争运动的书籍，交由台湾出版社出版，反观香港出版商则面临巨大政治压力，对出版和售卖政治敏感书籍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跟昔日香港书展众声喧哗的状况大相迳庭的是，今年在书展出版的香港政治书籍数量极少，尤以关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书籍，更有著极大的潜在政治风险，致令香港书商却步。他们要不放弃出版及售卖政治书籍，要不只好低调进行。
跟昔日香港书展众声喧哗的状况大相迳庭的是，今年在书展出版的香港政治书籍数量极少，尤以关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书籍，更有著极大的潜在政治风险，致令香港书商却步。
被举报，集体恐慌与自我审查
例如曾以出版讽刺时政书籍而风行书展的“次文化堂”，今年言明不会售卖政治书，即使收入大减，亦不愿冒险；至于新出版商“山道文化”则仍然出售《元朗黑夜》及《逆权教师》两本有关反修例运动的旧书，同时出版持本土立场的香港史论著《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这三本书，连同“有种文化”出售有关雨伞运动著作《每一把伞》和《我们的价值》，竟在书展首日遭到亲中团体向警方国安处举报涉嫌违反国安法。
一年以来，由国安法设下的政治红线不断迁移，从政治上的大搜捕、对传媒内的一切潜在反对声音予以封杀、到动辄引用国安法在网络和出版界制造集体恐慌，无不令整个香港出版业和文艺界形成一种严格的自我审查气氛。“山道文化”等少数书商低调地测试红线，便马上遭到检举，它给予一众小型书商一个明确信息：不要测试这条政治红线在哪里，因为代价太大。过去香港书展不时发生举报违禁书籍事件，但多只涉及不雅物品，代价一般很小，顶多是禁止相关物品出售，或罚款了事。而昔日强大的香港文化界舆论亦往往迅速回应事件，继而引发公共讨论，这不尝不是一个健康公民社会应有之事。如今，凡违规皆上溯至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或“恐怖主义”等罪名，刑罚代价极大，不只书商步步为营，文化界亦倾向沉默，避免令事件作不必要的发酵。
昔日强大的香港文化界舆论亦往往迅速回应事件，继而引发公共讨论，这不尝不是一个健康公民社会应有之事。如今，凡违规皆上溯至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或“恐怖主义”等罪名，刑罚代价极大
文化界集体意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牺牲
其实，今年书展仍有不少值得讨论的本地出版，尤其有不少关于保育本土文化的重要出版，例如学者吴俊雄整理黄霑手稿后出版的《保育黄霑》、语言学家张洪年的专著《香港粤语：二百年的沧桑》、以及编辑经年的《香港文学大系》已出版至第二辑（1950 – 1969年）等等。可是，整体而言，民间舆论对今届的书展谈论不多，远不如昔日热闹。而经过近两年的政治和疫情冲击，不少小型书商、刊物、媒传和组织均相继停止运作，或转向低调。同时间，更有为数不少的传媒人、文化人和网络评论人离港远走，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社会累积下来的文化底气，仿佛一下子被打得体无完肤。
这种面貌，亦正好反映在一个与香港书展同期举行的小型书展上。
跟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同在湾仔区的富德楼，一向是艺术家和小型文化机构的集中地。香港书展期间，多间小型出版社及书店联合在富德楼举办“独立出版迷你书展”（下称“迷你书展”），这已是第四届。香港文化界向有说法，香港书展是“散货场”，难以给予参加者仔细阅读的机会，故多年以来，总有不同机构以“独立出版”名义举办小型书展，作为香港书展以外的另类选择。今年“迷你书展”以“重生练习”为题，宣传文案更声言“在大时代下与大家一起好好装备自己，保持练习，用读书梳理思绪，沉淀智慧，储好重生的力量。”这跟香港书展以“心灵励志”为题，并以“洗涤心灵‧鼓舞人生‧再启航”为副题，可谓同一主题的正反表述。两个主题，均避开了要任何将阅读与社会、政治以至文化挂勾，只把阅读视为个人增益的私人活动。当然，香港书展的“心灵励志”明显有淡化政治的考量，而“迷你书展”的演绎则更能反映香港文化界的集体意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牺牲，只专注经营自己可以控制的狭小范围，例如好好造好一本书，或认真搞好一场活动。
过去十多年来香港社会累积下来的文化底气，仿佛一下子被打得体无完肤。无论香港书展还是迷你书展，均避开了要任何将阅读与社会、政治以至文化挂勾，只把阅读视为个人增益的私人活动。
未来不可问：集体躺平
如今，凡违规皆上溯至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或“恐怖主义”等罪名，刑罚代价极大，不只书商步步为营，文化界亦倾向沉默，避免令事件作不必要的发酵。
但在政治气压下，检举之事无远弗届，要远离红线并不容易。有亲建制报章报导，“迷你书展”展出一本法国政治寓言《棕国好狗》，这本书曾因怀疑违反国安法而从公共图书馆下架。该报导亦指，书展中有参展商出售印有黄色雨伞和佩戴“猪嘴”之黑衣人图案的产品。报导没有明言上述展出有否违法，但跟有亲中团体举报香港书展参展商的行径效果一致，就是建制阵营配合官方的政治打压方针，向文化界制造白色恐怖。
近月内地网络流行“躺平”一词，转换成香港流行的网络语言，有点跟“佛系”的意思相近。但“躺平”更有“以被动方式抵抗主流”之意，亦有“与其跟无法对抗的主流社会硬碰，倒不如拒不迎合，免遭搾压”的态度。多年来，香港书展实非如坊间所想，只是大小书商的“散货场”，而是一个“社会主流”与“文化另类”交流的场域，这一点，在近十年来书展大会尝以多位纯文学作者为“年度作家”、复以几种重要的香港类型文学为“年度主题”的长期策划上，可见一斑。持平而论，香港书展对推动本土文化论述，以及搭建文艺与社会政治互动的平台，有著相当不俗且持续性的贡献。可惜今年书展，已难再看见过去多届的文化盛境。即使不问政治，单单置身书展现场，也隐隐感觉到一种“集体躺平”的气氛：努力做好每一件小项目，但对未来大势，难以抱有任何幻想，是故也不为推动大环境变革而费煞思量。
重歸“文化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