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麗婷：品味《蘋果》17載，戰場上的野蠻寫作

編者按：關於《蘋果日報》，近日回溯良多。作為一份政治異見報紙，作為獨立生猛的偵查新聞，作為活色生香的生活方式，作為庸俗和羶色腥的化身，《蘋果》是混雜多變的。不僅如此，她也為精細採訪，為深度寫作，為一張張野蠻又安靜的書桌，多年來保留重要的一席之地。這一次，端傳媒邀約《蘋果日報》供職17年之久的記者冼麗婷，回顧她進入《蘋果》後，如何在野蠻叢林中「活下來」，如何從寫新聞人物故事小專欄到固定人物版面<品味蘋果>。這關於在一個黃金年代，或者正常年代，一個記者的掙扎和成長，當來到大時代，過往的養分和歷練，就時刻迴盪當下。

回憶，最接近的，也是最痛的。

原諒我已不能在《蘋果日報》發表這篇文章。

一個時代到臨了，因為一個時代已經終結。大時代衝擊每一個人，寫文字的，有最大的壓力，但願也有最好的讀者。

2021年6月19日，西九龍判裁法院內庭，旁聽席與被告席，記者等候着記者，坐滿近一百個傳媒人。忐忑，這一次，我投降，不能看成是一次採訪。

上午9時半，法官蘇惠德進庭後，壹傳媒行政總裁兼《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尾隨着總編輯羅偉光進入被告欄。看到兩張熟悉的臉孔，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樣神經緊張。張劍虹先用原記者的天性，審視旁聽席及記者席上的人，從豎起母指、握拳到震臂加油，平日指揮新聞集團的人，那刻，也只能用這種表達模式。但他一雙烱烱眼神，快速回應席上的動靜，令來人安心一點。

羅偉光像帶點憂鬱的眼神，在初出庭的短袖T恤裏，一副青澀學生的模樣。或許，他太知道記者的工作，或許，他不願意讓別人筆下有太多的描述，猶如自己處理過的眾多新聞人物。或許，他心情複雜，比較少跟庭上的人打招呼。

我是沒有想過，在法庭時候都沒有想過，兩個在公事上不時接觸的蘋果人，他們的臉容，像創傷的記憶，留在腦裏。吃的時候、安坐時候、就寢時候，閉上眼，就會浮現。無論多感人的採訪，我幾乎從來不哭，這一次，這一個場面，也絕對不想哭。流新聞血液的人，只在乎好好捕捉庭上一切。然後，當事情像雨一樣的灑盡了，大的，小的，然後，太陽出來以前，白與黑變成灰的空間，慢慢的，才敢淌淚，並且明白，這不是廉價的傷感，而是嚴峻的現實。

香港回歸24年，《港區國安法》一年前生效，張劍虹與羅偉光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連同其他三位獲保釋的高層，香港首次有傳媒工作者被指涉嫌觸犯國安法。開庭五天後，《蘋果日報》終結了，在香港人以百萬對眼睛底下，看着它死亡。《蘋果》兩主筆也先後以國安法被拘捕，其後獲保釋。

這個時候，作為已經離開《蘋果日報》五年的人，端傳媒邀請我寫一篇關於在《蘋果》的經歷。不用多說，我是沒代表性的小角色，但《蘋果》對我卻很重要。而我始終相信，無論是否已經離開蘋果，《蘋果》或生或死，我在它裏面走過的寫作路，已經形成今天的我，這是無法毀掉的。

生寫報道，死撰輓歌。所謂《蘋果》經歷，無非是甘心於寫作的17年。在層層隸屬的新聞共同體裏，我大部份時間都獨自寫人物，野蠻地、也安靜地，不顧一切地走自己想走的路。如果看是幸運，難道你以為蘋果人吃素的？如果說有包容，那總也會有個沸點。我想，能這樣去走一條寫作路，除了前輩先給與機會，也跟《蘋果》和蘋果人一樣，在正常時期，一向都由讀者決定存亡。這就是巿場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新聞與寫作的掌心

九十年代當了幾年記者以後，深知新聞採訪是無窮無盡的寫作泉源，那是以錢財利益作回報的專業所不能明白。首先，我看新聞是個寫作的藏寶地，人物專訪，是關於一個大世界，一個人心眼如何，表達色相也將如何。我愚見，報紙專訪是關於寫出了甚麼，誰訪問誰不是最重要。在思想與美學價值都能昇華之後，我會相信，如長時間當過記者的馬奎斯（Gabriel Márquez）所說：「 the possibilities of Journalism, not as a primary source of information but as much more: a literary genre. Before many years passed I would prove this in my own flesh, until I came to believe, as I believe today more than ever, that the novel and journalism are children of the same mother. 」相信新聞與小說都是來自同一個母親，都是文學的一種，這是我對文字好高騖遠而找到的支持論點。

九十年代初，我在樹仁大學新聞系畢業，新聞可以帶我走上一條怎樣的寫作路？年輕時，我不管，就讓一條開放的問題，變成開放的未來好了。現實是，沒有什麼是不需要付代價的，尤其平庸如我的一類人。一個人，有一點寫作天份是可能的，但駕馭新聞的能力，知識及語文，是非常重要。我只有一個簡單要求：縱然不比別人好，最少，不能比別人差。我曾停薪留職到北京生活，學習普通話，後來決心到香港大學修讀比較文學。讀文學是心願，但我不要一知半解的去修讀碩士，於是，從全日制三年本科念起，最終在職完成兼讀碩士課程。再讀書，是為了做好記者，做記者，是因為可以寫作，這是我對新聞工作不離不棄最大而又唯一的原因，也是進入《蘋果》前已經奠立的心態。

1999年港大畢業後，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羅燦先生聘請我進入《蘋果日報》工作，不久，他離職。二十年前的《蘋果》，是一個需要搏鬥的地方，它容讓不同文化撞擊。像我這種人，出外採訪之時，別人總訝異我是《蘋果日報》的記者。《蘋果》報人操作的辛酸，壓力之大，無時無刻被老闆追殺，有前輩愛用巿井的說法：「急得屎都屙唔出啊。」。我在裏面只經歷了一年即日新聞採訪（真不敢想像現在的即時新聞），因為寫作緩慢，一催逼就會失常，在快速制度下，不要說寫快稿，就連報料也會有很長的dead air，為免麻煩，我經常被派差做擅長的特寫及人物訪問，用心思把藝術拍賣或是藝術名家（列如吳冠中）寫好了，彌補一下組內不能兼顧的，將功補過。但始終格格不入，大家不能改變大家是現實，我已忘了自己是如何活下來。只記得那是荒涼的世界，邊緣的生活，天天忍受自己是個失敗者，別人拿着匕首快刀斬亂麻的幹活，我偏要拿小針來繡一幅畫，乞人憎的程度，不用多說。

長年孤獨地預備離開的心理狀態，或許，造就今天能用強韌心靈應付《蘋果》在大時代的終須一別。

當記者最痛苦的時候，我會想起港大教授所說尼采哲學，大意是，不能承受的苦難，是不知道原委與意義的苦難，當你明白受苦的意義，這一種痛苦，就能捱過去。如果被放逐出外流浪地等assignment，我會想起班雅明的Flaneur（漫遊者），安心的自以為高尚地漫遊之中，領略及思考文化。

我自覺公平，《蘋果》當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是個大海，流進流出，蝦兵蟹將與吃人鯊一起度日，自自然然總有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就是這一種搏鬥與生存讓它充滿生氣。卧虎藏龍的地方，你需要的不是欣賞，而是能夠成功的機會。很長的時間，金錢、職位甚至進入一個部組共同體的安全感，我通通都不在乎，也不會埋怨一個機構或是一個制度，因為，我明白自己永遠不會屬於一個制度。長年孤獨地預備離開的心理狀態，或許，造就今天能用強韌心靈應付《蘋果》在大時代的終須一別。

《蘋果》有一個地方，很少外人知道，也是衝港聞的人甚少會去的，那就是五樓的泳池。最後一夜，在新聞圖片裏看年輕記者站在旁邊向讀者道別，特別感觸。多少年，我在這裏秘密練兵、療傷，無論大雨或秋寒，傍晚在Canteen吃15分鐘兩餸飯，快速跳進池裏游水30分鐘，然後15分鐘沖身烘乾頭髮。游一趟水，能解千愁。然後，寫稿至深夜的精力，要多久有多久，而且，晚上也是聯絡國際題材的好時光。令不少外人難以置信的是，五樓其實還有桑拿房及健身室。一個得到舒解的身體，能跟心靈對話。懂得享用，懂得工作，就是懂得這個老闆的用心，我認為。

默默地，我累積寫作的思維與眼光，能力範圍之內，眼光不在放大的東西，而在簡約的小。把對世界的好奇與憐憫寫到精煉的小文章，這是個起步。

2004年我開始在港聞版寫新聞故事小欄目《阻你三分鐘》，主旨是要寫感動人心小故事。內容從主人與將死的金毛尋回犬，到世界乒乓冠軍莊則楝與一眾名將在歷史洪流的抉選，也可以是北海道民宿閒情，寫小故事的野心是要製造作品而不是交功課，盡了最大努力就可以謙卑。有需要時，自製長編，做一點小貢獻，讓自己有存在價值。

在實質信任基礎下，2006年董橋先生（編按：香港作家，時任《蘋果日報》社長）批准我到波斯尼亞小鎮穆斯塔爾(Mostar) 採訪老橋重開，看三族矛盾能否化敵再為友。這源於我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幻想：坐在戰後重建的老橋，一定能找到很多過橋者的動人故事。批准採訪那個晚上，那個光景，我踏出董生房門，難以置信，在公司，我很少喜形於色，但那刻我是情難自禁，儍笑得合不上嘴巴。

自此，我很相信附有可行計劃的幻想。《蘋果》，是一個什麼都有可能的地方，到世界各地採訪大事經常有，而那是我第一次出差。起程前趕做了一個派差，我嘗試到中環找到了英國女記者Clare Hollingworth訪問，她當時已經九十多歲。訪問後急看她寫的書，才知道她率先報道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細節，而且，老記者當年也有過南斯拉夫的經歷。歷史近距離重現，把歷史活人再寫一遍，從此，我再難走出新聞與寫作的掌心。

一人徒手搏鬥

春花秋月，秋收冬藏。直至張劍虹先生當總編輯之時，由副社長林平衡先生開路，版名〈品味蘋果〉應該是社長董橋先生起的，2011年夏天，我開始寫星期天的人物訪問〈品味蘋果〉，開始走到回不了頭的深度寫作。當時張先生對我說，老闆很重視人物，認為一份報紙拿上手，能吸引讀者又撐得起的，就是出色的人物寫作。他又說，「公司這樣給你資源，慢慢你會建立自己，將來，要懂得回饋。」此話，我一直不敢忘記。

一頁紙，有整個世界，不分大小。一個故事在星期天等候讀者到訪，從三千字慢慢寫到五千多字的文海，只做一件事，或許，有人感覺是「好荀」（好划算）的差事，或許，還有更多想法，可是，寫三千多至五千多字的稿，本身就是一個公開的真相，要寫得好，一人徒手搏鬥，不可能合作拼湊。在行軍一樣的報社，也需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構思一個一個人物，一個一個的寫法，細節不能在這裏盡錄了。只能說，以記者訓練希望超越作家的筆觸，又要糾纏於新聞的眼界、脈搏與求證，這種自我要求，是從自己的世界，走到無盡的世界，不斷開拓。

但在《蘋果》一個講求速度的戰地，硬要做慢寫的事情，這算不算是一種野蠻行為？也許如此，就意想不到地做出《蘋果》制度以外的不同作品。期間，如果文稿出版的過程出現問題，一切應該都是因我而起，編輯部與美術部，審稿的，能得罪的，都得罪了。這是我一直對《蘋果》同事常存感恩與歉疚的原因。後來，〈品味蘋果〉也有由其他同事分寫。

記者，可以沒有僱主，但不可沒有新聞經歷作養分，這些，在《蘋果》已經傳授了。

在《蘋果》一個小角色，我拿到一生受用的養分，嚐過自由發揮的滋味，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先生、所有前輩及同事的感恩之心，最大回饋，是獨立成材。《蘋果》的人物採訪，讓我看到無限的可能。其實，我最感興趣的，是了解人性。最殘酷的，最悲慘的，最絕望的，種種總和之上，也見過最高尚的。它給我游走古今世界的力量與責任，終將此生為伴。

五年前，我離開《蘋果》以後，自由寫作供稿，困難與機會，同樣沒有停止過。最不習慣是外行人不了解，可憐你，沉默你。記者，可以沒有僱主，但不可沒有新聞經歷作養分，這些，在《蘋果》已經傳授了。五年來，我從來沒有害怕過，也感謝前《壹周刊》社長黃麗裳的支持及慷慨。幾年來，我也為不同媒體及公司繼續專訪，在以色列訪問研究大屠殺的著名學者Bauer，到美國訪問余英時、白先勇，到加拿大訪問胡菊人，到英國訪問馬世民，到泰國採訪少年受困岩洞，還有其他。擺在眼前，採訪後的寫作，是工作，不需要視為理想，這就是我的理想工作。除了為媒體供稿，也有放時間寫書，當然，我體會了這是很難做好的兩件事情。對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出書結集了〈品味蘋果〉長文《見字如見人》 。這一切，都是《蘋果》留給我的可能，靠的是從心而發的興趣與意志，不單單是行內知道我的名字。

女兒筆墨，書生意氣

香港已經走到大時代，寫過很多人物所經歷的苦難情節，以及死亡黑暗憂傷之地，常在腦裏盤旋。一個寫作人，與過往無數被寫的人，像迴盪着對話。當年波斯尼亞的採訪，還有後續，幾年後，我自費到訪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兩次，做了合共一個月多月的深度訪談，人物主角是小酒店老闆阿卜杜拉，並寫下十萬字底稿。採訪能給你很多，如果，你願意付出更多。

⋯⋯人帶着一顆心生活，心一死，就笑不出。
2000年以後，他決心重回斯城掙回原有的一切。逆流回家，比起三文魚，老闆孤獨得多。屠殺留下的哀傷、荒涼、恐怖與黑暗，令斯城大多數人往外國跑，去美國、去德國。在最困難的絕境裏，老闆有最強的意志，「一個人只能活一次，他們哪來權力把我與家人的生命摧毀，自以為可以掌管別人生命？」回來，「是要把姆拉廸奇的種族清洗擊退。」可是，回流之初，妻子與兒女都不肯留在死亡之地，堅決哭泣着離開，遠去之時，斯鎮舊居留下的，只有一個男人，兩行眼淚。(《見字如見人》 P.32）

我的寫作，建基於親眼看到，親耳聽到，親口發問過的人物，在最深沉的歷史裏，能撩起遙遠的問號。我問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婆婆Olga Horak ：

「記着的意義在哪裏呢？你想表達愛還是仇恨？」

「我們當然應該互愛而不是互相仇恨，要學習和平相處。很多人叫我忘記過去，為未來而活。我可以為未來而活，我不活在過去，但過去活在我裏面啊，這是最大的分別。不能忘記，為何要忘記？若我忘記所有事情，這將是對所有受害者的侮辱。」（P.27)

就我所見，幾乎所有悲劇受害者，都在呼喚愛與和平。與此同時，他們對罪惡不義、人性尊嚴，也是最嚴正的紀錄者。我到東京訪問被ISIS人劊子首斬首的日本記者後藤健二的母親，遇上每星期天都代替健二來探望她的青年，名叫正樹。「真實世界裏的正樹沒能完成去救一個救人者的心願。大時代經典小說成人之美、慷慨赴義的角色，一瞬即逝，卻令人低迴。只有這一類人物，讓人明白好心不是等待好報，它是把高尚的精神推到極點。」（p.69)

天下作家曾回答法國《世界報》發出的一條問題：作家為什麼寫作？白先勇回答：「作家寫作，是要把人類的痛苦，轉換成文字。」

能夠在《蘋果》有一段自由的採訪寫作歲月，我是非常感謝曾被認為是個「殺人王」管理層的張劍虹。其實，他不時在我訪問後交流，那次看到後藤健二母親訪問文章，他主動來訊跟我討論健二面對阿富汗母親哀傷的問題：「為何要我的兒子死去？」他認為這個詰問，椎心得令人反思。其實他也向我申辯過，若同事能有發揮的，他何曾不給與很多人機會？當年他到任之時，年輕的羅偉光一度以為自己在蘋果呆不久了，當時，我也在每個星期趕寫一個人物，與羅偉光同感。最終，他成為有承擔的總編輯。

迷失有時，有次我感覺無力前行，在一個放映討論會上遇到一位美國籍猶太人，他見到我衣領上的英文名牌，竟然跟我相認，說一直閱讀我在《蘋果》的訪問長文。寫作最大的感恩，是真正的閱讀。我看着白種洋人，感覺震撼又奇異，禁不住向張劍虹在訊息說到此事，想不到他這樣回應：「這是上帝給你的力量。」

女兒筆墨，書生意氣，我們一代新聞兒女，在善良中種植香港文明，互相砥礪，各司其職，在人道主義中寫過幾多本地與世界關於公義與哀傷憐憫的故事，價值觀有多深，勇氣與耐力就有多大，但願能跨過恐懼與高壓。

今天，張劍虹與羅偉光在香港法庭的一幕，如果由當年的法庭記者狄更斯寫下去，我祈禱最終結局不會是文豪描述監獄的創傷式寫作（狄更斯父親曾入獄）。有傳媒人已成驚弓之鳥，早上半夢半醒之時，聽到三滴水聲，一、二、三，以為是嗒、嗒、嗒的敲門聲⋯⋯

國安法刀口已至，有人說，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消失了，這是當記者最壞的時代？女兒筆墨，書生意氣，我們一代新聞兒女，在善良中種植香港文明，互相砥礪，各司其職，在人道主義中寫過幾多本地與世界關於公義與哀傷憐憫的故事，價值觀有多深，勇氣與耐力就有多大，但願能跨過恐懼與高壓。《蘋果》消失，或成很多人的傷口，也是這個城巿的傷口。創傷的大時代，若果讀者更懂思考，更懂選擇，那也會是另一種最好的時候嗎？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當過記者的海明威寫《 老人與海》，老漁夫搏鬥了不知幾多天，那條到手的巨魚，最終只剩一副骨頭。所有人看漁夫的運氣與能力都失去了，只有那個相信他的小徒弟，不停擦眼淚。一條到手的巨魚失去，被嘲笑，被惋惜。巨魚真有這麼重要嗎？重要是留下來的老漁夫，身心俱疲，滿手傷痕，但他拿回來的，不是失敗者的回憶錄，而是搏鬥者的精神，到最後，他需要的，不是榮譽與利益，而是一杯加糖加奶的咖啡。
“The boy saw that old man’s hands and he started to cry. He went out very quietly to go to bring some coffee and all the way down the road he was crying.”

等候明天咖啡的味道吧。

如果我能成為101歲女記者，沙膽虹答應請喝靚香檳。對蘋果人來說，分離，不是期盼重逢的漫長等候，蘋果，已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