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麗婷：品味《苹果》17载，战场上的野蛮写作

编者按：关于《苹果日报》，近日回溯良多。作为一份政治异见报纸，作为独立生猛的侦查新闻，作为活色生香的生活方式，作为庸俗和膻色腥的化身，《苹果》是混杂多变的。不仅如此，她也为精细采访，为深度写作，为一张张野蛮又安静的书桌，多年来保留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一次，端传媒邀约《苹果日报》供职17年之久的记者冼丽婷，回顾她进入《苹果》后，如何在野蛮丛林中“活下来”，如何从写新闻人物故事小专栏到固定人物版面<品味苹果>。这关于在一个黄金年代，或者正常年代，一个记者的挣扎和成长，当来到大时代，过往的养分和历练，就时刻回荡当下。

回忆，最接近的，也是最痛的。

原谅我已不能在《苹果日报》发表这篇文章。

一个时代到临了，因为一个时代已经终结。大时代冲击每一个人，写文字的，有最大的压力，但愿也有最好的读者。

2021年6月19日，西九龙判裁法院内庭，旁听席与被告席，记者等候着记者，坐满近一百个传媒人。忐忑，这一次，我投降，不能看成是一次采访。

上午9时半，法官苏惠德进庭后，壹传媒行政总裁兼《苹果日报》社长张剑虹尾随着总编辑罗伟光进入被告栏。看到两张熟悉的脸孔，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神经紧张。张剑虹先用原记者的天性，审视旁听席及记者席上的人，从竖起母指、握拳到震臂加油，平日指挥新闻集团的人，那刻，也只能用这种表达模式。但他一双烱烱眼神，快速回应席上的动静，令来人安心一点。

罗伟光像带点忧郁的眼神，在初出庭的短袖T恤里，一副青涩学生的模样。或许，他太知道记者的工作，或许，他不愿意让别人笔下有太多的描述，犹如自己处理过的众多新闻人物。或许，他心情复杂，比较少跟庭上的人打招呼。

我是没有想过，在法庭时候都没有想过，两个在公事上不时接触的苹果人，他们的脸容，像创伤的记忆，留在脑里。吃的时候、安坐时候、就寝时候，闭上眼，就会浮现。无论多感人的采访，我几乎从来不哭，这一次，这一个场面，也绝对不想哭。流新闻血液的人，只在乎好好捕捉庭上一切。然后，当事情像雨一样的洒尽了，大的，小的，然后，太阳出来以前，白与黑变成灰的空间，慢慢的，才敢淌泪，并且明白，这不是廉价的伤感，而是严峻的现实。

香港回归24年，《港区国安法》一年前生效，张剑虹与罗伟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连同其他三位获保释的高层，香港首次有传媒工作者被指涉嫌触犯国安法。开庭五天后，《苹果日报》终结了，在香港人以百万对眼睛底下，看着它死亡。《苹果》两主笔也先后以国安法被拘捕，其后获保释。

这个时候，作为已经离开《苹果日报》五年的人，端传媒邀请我写一篇关于在《苹果》的经历。不用多说，我是没代表性的小角色，但《苹果》对我却很重要。而我始终相信，无论是否已经离开苹果，《苹果》或生或死，我在它里面走过的写作路，已经形成今天的我，这是无法毁掉的。

生写报道，死撰挽歌。所谓《苹果》经历，无非是甘心于写作的17年。在层层隶属的新闻共同体里，我大部份时间都独自写人物，野蛮地、也安静地，不顾一切地走自己想走的路。如果看是幸运，难道你以为苹果人吃素的？如果说有包容，那总也会有个沸点。我想，能这样去走一条写作路，除了前辈先给与机会，也跟《苹果》和苹果人一样，在正常时期，一向都由读者决定存亡。这就是巿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

新闻与写作的掌心

九十年代当了几年记者以后，深知新闻采访是无穷无尽的写作泉源，那是以钱财利益作回报的专业所不能明白。首先，我看新闻是个写作的藏宝地，人物专访，是关于一个大世界，一个人心眼如何，表达色相也将如何。我愚见，报纸专访是关于写出了甚么，谁访问谁不是最重要。在思想与美学价值都能升华之后，我会相信，如长时间当过记者的马奎斯（Gabriel Márquez）所说：“ the possibilities of Journalism, not as a primary source of information but as much more: a literary genre. Before many years passed I would prove this in my own flesh, until I came to believe, as I believe today more than ever, that the novel and journalism are children of the same mother. ”相信新闻与小说都是来自同一个母亲，都是文学的一种，这是我对文字好高骛远而找到的支持论点。

九十年代初，我在树仁大学新闻系毕业，新闻可以带我走上一条怎样的写作路？年轻时，我不管，就让一条开放的问题，变成开放的未来好了。现实是，没有什么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尤其平庸如我的一类人。一个人，有一点写作天份是可能的，但驾驭新闻的能力，知识及语文，是非常重要。我只有一个简单要求：纵然不比别人好，最少，不能比别人差。我曾停薪留职到北京生活，学习普通话，后来决心到香港大学修读比较文学。读文学是心愿，但我不要一知半解的去修读硕士，于是，从全日制三年本科念起，最终在职完成兼读硕士课程。再读书，是为了做好记者，做记者，是因为可以写作，这是我对新闻工作不离不弃最大而又唯一的原因，也是进入《苹果》前已经奠立的心态。

1999年港大毕业后，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罗灿先生聘请我进入《苹果日报》工作，不久，他离职。二十年前的《苹果》，是一个需要搏斗的地方，它容让不同文化撞击。像我这种人，出外采访之时，别人总讶异我是《苹果日报》的记者。《苹果》报人操作的辛酸，压力之大，无时无刻被老板追杀，有前辈爱用巿井的说法：“急得屎都屙唔出啊。”。我在里面只经历了一年即日新闻采访（真不敢想像现在的即时新闻），因为写作缓慢，一催逼就会失常，在快速制度下，不要说写快稿，就连报料也会有很长的dead air，为免麻烦，我经常被派差做擅长的特写及人物访问，用心思把艺术拍卖或是艺术名家（列如吴冠中）写好了，弥补一下组内不能兼顾的，将功补过。但始终格格不入，大家不能改变大家是现实，我已忘了自己是如何活下来。只记得那是荒凉的世界，边缘的生活，天天忍受自己是个失败者，别人拿着匕首快刀斩乱麻的干活，我偏要拿小针来绣一幅画，乞人憎的程度，不用多说。

长年孤独地预备离开的心理状态，或许，造就今天能用强韧心灵应付《苹果》在大时代的终须一别。

当记者最痛苦的时候，我会想起港大教授所说尼采哲学，大意是，不能承受的苦难，是不知道原委与意义的苦难，当你明白受苦的意义，这一种痛苦，就能挨过去。如果被放逐出外流浪地等assignment，我会想起班雅明的Flaneur（漫游者），安心的自以为高尚地漫游之中，领略及思考文化。

我自觉公平，《苹果》当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是个大海，流进流出，虾兵蟹将与吃人鲨一起度日，自自然然总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就是这一种搏斗与生存让它充满生气。卧虎藏龙的地方，你需要的不是欣赏，而是能够成功的机会。很长的时间，金钱、职位甚至进入一个部组共同体的安全感，我通通都不在乎，也不会埋怨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制度，因为，我明白自己永远不会属于一个制度。长年孤独地预备离开的心理状态，或许，造就今天能用强韧心灵应付《苹果》在大时代的终须一别。

《苹果》有一个地方，很少外人知道，也是冲港闻的人甚少会去的，那就是五楼的泳池。最后一夜，在新闻图片里看年轻记者站在旁边向读者道别，特别感触。多少年，我在这里秘密练兵、疗伤，无论大雨或秋寒，傍晚在Canteen吃15分钟两𩠌饭，快速跳进池里游水30分钟，然后15分钟冲身烘干头发。游一趟水，能解千愁。然后，写稿至深夜的精力，要多久有多久，而且，晚上也是联络国际题材的好时光。令不少外人难以置信的是，五楼其实还有桑拿房及健身室。一个得到舒解的身体，能跟心灵对话。懂得享用，懂得工作，就是懂得这个老板的用心，我认为。

默默地，我累积写作的思维与眼光，能力范围之内，眼光不在放大的东西，而在简约的小。把对世界的好奇与怜悯写到精炼的小文章，这是个起步。

2004年我开始在港闻版写新闻故事小栏目《阻你三分钟》，主旨是要写感动人心小故事。内容从主人与将死的金毛寻回犬，到世界乒乓冠军庄则楝与一众名将在历史洪流的抉选，也可以是北海道民宿闲情，写小故事的野心是要制造作品而不是交功课，尽了最大努力就可以谦卑。有需要时，自制长编，做一点小贡献，让自己有存在价值。

在实质信任基础下，2006年董桥先生（编按：香港作家，时任《苹果日报》社长）批准我到波斯尼亚小镇穆斯塔尔(Mostar) 采访老桥重开，看三族矛盾能否化敌再为友。这源于我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幻想：坐在战后重建的老桥，一定能找到很多过桥者的动人故事。批准采访那个晚上，那个光景，我踏出董生房门，难以置信，在公司，我很少喜形于色，但那刻我是情难自禁，儍笑得合不上嘴巴。

自此，我很相信附有可行计划的幻想。《苹果》，是一个什么都有可能的地方，到世界各地采访大事经常有，而那是我第一次出差。起程前赶做了一个派差，我尝试到中环找到了英国女记者Clare Hollingworth访问，她当时已经九十多岁。访问后急看她写的书，才知道她率先报道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细节，而且，老记者当年也有过南斯拉夫的经历。历史近距离重现，把历史活人再写一遍，从此，我再难走出新闻与写作的掌心。

一人徒手搏斗

春花秋月，秋收冬藏。直至张剑虹先生当总编辑之时，由副社长林平衡先生开路，版名〈品味苹果〉应该是社长董桥先生起的，2011年夏天，我开始写星期天的人物访问〈品味苹果〉，开始走到回不了头的深度写作。当时张先生对我说，老板很重视人物，认为一份报纸拿上手，能吸引读者又撑得起的，就是出色的人物写作。他又说，“公司这样给你资源，慢慢你会建立自己，将来，要懂得回馈。”此话，我一直不敢忘记。

一页纸，有整个世界，不分大小。一个故事在星期天等候读者到访，从三千字慢慢写到五千多字的文海，只做一件事，或许，有人感觉是“好荀”（好划算）的差事，或许，还有更多想法，可是，写三千多至五千多字的稿，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真相，要写得好，一人徒手搏斗，不可能合作拼凑。在行军一样的报社，也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构思一个一个人物，一个一个的写法，细节不能在这里尽录了。只能说，以记者训练希望超越作家的笔触，又要纠缠于新闻的眼界、脉搏与求证，这种自我要求，是从自己的世界，走到无尽的世界，不断开拓。

但在《苹果》一个讲求速度的战地，硬要做慢写的事情，这算不算是一种野蛮行为？也许如此，就意想不到地做出《苹果》制度以外的不同作品。期间，如果文稿出版的过程出现问题，一切应该都是因我而起，编辑部与美术部，审稿的，能得罪的，都得罪了。这是我一直对《苹果》同事常存感恩与歉疚的原因。后来，〈品味苹果〉也有由其他同事分写。

记者，可以没有雇主，但不可没有新闻经历作养分，这些，在《苹果》已经传授了。

在《苹果》一个小角色，我拿到一生受用的养分，尝过自由发挥的滋味，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生、所有前辈及同事的感恩之心，最大回馈，是独立成材。《苹果》的人物采访，让我看到无限的可能。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了解人性。最残酷的，最悲惨的，最绝望的，种种总和之上，也见过最高尚的。它给我游走古今世界的力量与责任，终将此生为伴。

五年前，我离开《苹果》以后，自由写作供稿，困难与机会，同样没有停止过。最不习惯是外行人不了解，可怜你，沉默你。记者，可以没有雇主，但不可没有新闻经历作养分，这些，在《苹果》已经传授了。五年来，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也感谢前《壹周刊》社长黄丽裳的支持及慷慨。几年来，我也为不同媒体及公司继续专访，在以色列访问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Bauer，到美国访问余英时、白先勇，到加拿大访问胡菊人，到英国访问马世民，到泰国采访少年受困岩洞，还有其他。摆在眼前，采访后的写作，是工作，不需要视为理想，这就是我的理想工作。除了为媒体供稿，也有放时间写书，当然，我体会了这是很难做好的两件事情。对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出书结集了〈品味苹果〉长文《见字如见人》 。这一切，都是《苹果》留给我的可能，靠的是从心而发的兴趣与意志，不单单是行内知道我的名字。

女儿笔墨，书生意气

香港已经走到大时代，写过很多人物所经历的苦难情节，以及死亡黑暗忧伤之地，常在脑里盘旋。一个写作人，与过往无数被写的人，像回荡着对话。当年波斯尼亚的采访，还有后续，几年后，我自费到访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两次，做了合共一个月多月的深度访谈，人物主角是小酒店老板阿卜杜拉，并写下十万字底稿。采访能给你很多，如果，你愿意付出更多。

⋯⋯人带着一颗心生活，心一死，就笑不出。
2000年以后，他决心重回斯城挣回原有的一切。逆流回家，比起三文鱼，老板孤独得多。屠杀留下的哀伤、荒凉、恐怖与黑暗，令斯城大多数人往外国跑，去美国、去德国。在最困难的绝境里，老板有最强的意志，“一个人只能活一次，他们哪来权力把我与家人的生命摧毁，自以为可以掌管别人生命？”回来，“是要把姆拉廸奇的种族清洗击退。”可是，回流之初，妻子与儿女都不肯留在死亡之地，坚决哭泣着离开，远去之时，斯镇旧居留下的，只有一个男人，两行眼泪。(《见字如见人》 P.32）

我的写作，建基于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口发问过的人物，在最深沉的历史里，能撩起遥远的问号。我问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婆婆Olga Horak ：

“记着的意义在哪里呢？你想表达爱还是仇恨？”

“我们当然应该互爱而不是互相仇恨，要学习和平相处。很多人叫我忘记过去，为未来而活。我可以为未来而活，我不活在过去，但过去活在我里面啊，这是最大的分别。不能忘记，为何要忘记？若我忘记所有事情，这将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侮辱。”（P.27)

就我所见，几乎所有悲剧受害者，都在呼唤爱与和平。与此同时，他们对罪恶不义、人性尊严，也是最严正的纪录者。我到东京访问被ISIS人刽子首斩首的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母亲，遇上每星期天都代替健二来探望她的青年，名叫正树。“真实世界里的正树没能完成去救一个救人者的心愿。大时代经典小说成人之美、慷慨赴义的角色，一瞬即逝，却令人低回。只有这一类人物，让人明白好心不是等待好报，它是把高尚的精神推到极点。”（p.69)

天下作家曾回答法国《世界报》发出的一条问题：作家为什么写作？白先勇回答：“作家写作，是要把人类的痛苦，转换成文字。”

能够在《苹果》有一段自由的采访写作岁月，我是非常感谢曾被认为是个“杀人王”管理层的张剑虹。其实，他不时在我访问后交流，那次看到后藤健二母亲访问文章，他主动来讯跟我讨论健二面对阿富汗母亲哀伤的问题：“为何要我的儿子死去？”他认为这个诘问，椎心得令人反思。其实他也向我申辩过，若同事能有发挥的，他何曾不给与很多人机会？当年他到任之时，年轻的罗伟光一度以为自己在苹果呆不久了，当时，我也在每个星期赶写一个人物，与罗伟光同感。最终，他成为有承担的总编辑。

迷失有时，有次我感觉无力前行，在一个放映讨论会上遇到一位美国籍犹太人，他见到我衣领上的英文名牌，竟然跟我相认，说一直阅读我在《苹果》的访问长文。写作最大的感恩，是真正的阅读。我看着白种洋人，感觉震撼又奇异，禁不住向张剑虹在信息说到此事，想不到他这样回应：“这是上帝给你的力量。”

女儿笔墨，书生意气，我们一代新闻儿女，在善良中种植香港文明，互相砥砺，各司其职，在人道主义中写过几多本地与世界关于公义与哀伤怜悯的故事，价值观有多深，勇气与耐力就有多大，但愿能跨过恐惧与高压。

今天，张剑虹与罗伟光在香港法庭的一幕，如果由当年的法庭记者狄更斯写下去，我祈祷最终结局不会是文豪描述监狱的创伤式写作（狄更斯父亲曾入狱）。有传媒人已成惊弓之鸟，早上半梦半醒之时，听到三滴水声，一、二、三，以为是嗒、嗒、嗒的敲门声⋯⋯

国安法刀口已至，有人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消失了，这是当记者最坏的时代？女儿笔墨，书生意气，我们一代新闻儿女，在善良中种植香港文明，互相砥砺，各司其职，在人道主义中写过几多本地与世界关于公义与哀伤怜悯的故事，价值观有多深，勇气与耐力就有多大，但愿能跨过恐惧与高压。《苹果》消失，或成很多人的伤口，也是这个城巿的伤口。创伤的大时代，若果读者更懂思考，更懂选择，那也会是另一种最好的时候吗？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当过记者的海明威写《 老人与海》，老渔夫搏斗了不知几多天，那条到手的巨鱼，最终只剩一副骨头。所有人看渔夫的运气与能力都失去了，只有那个相信他的小徒弟，不停擦眼泪。一条到手的巨鱼失去，被嘲笑，被惋惜。巨鱼真有这么重要吗？重要是留下来的老渔夫，身心俱疲，满手伤痕，但他拿回来的，不是失败者的回忆录，而是搏斗者的精神，到最后，他需要的，不是荣誉与利益，而是一杯加糖加奶的咖啡。
“The boy saw that old man’s hands and he started to cry. He went out very quietly to go to bring some coffee and all the way down the road he was crying.”

等候明天咖啡的味道吧。

如果我能成为101岁女记者，沙胆虹答应请喝靓香槟。对苹果人来说，分离，不是期盼重逢的漫长等候，苹果，已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