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被收養之後，她們尋找「我是誰」的答案

2001年，陽春菊出生在廣東省陽春市，她是一個棄嬰。 這一年出生的孩子，福利院的人會為其取名為「陽春+花卉的名字」，她被叫做「菊」。一歲六個月的時候，她有了一個英文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白人家庭收養了她，養父是匈牙利移民後裔，為她取名Mary Ruth Tomko。平時，大家都叫她Mei。

她在賓夕法尼亞的小城約克長大。用她自己的話說是「美國鄉下」，「學校裏96%是白人，4%是非裔美國人，基本上沒有亞裔。」從小到大，她都覺得孤單。從外貌上，她看起來格格不入，身邊也沒有人對亞洲文化感興趣。養父母支持她去學習自己的種族文化，他們付錢讓陽春菊上中文課，為她報名專門為從中國被收養的孩子打造的文化夏令營，後來還牽線搭橋讓她去上海實習，增加了解中國的機會。但是，她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去，父母從沒一起參加過。「他們通常會說，『哦，你可以去做這個。』他們自己卻並沒有很大的興趣。」

在白人社區、並被冠以白人姓名長大的過程中，沒有人告訴她作為亞裔美國人究竟意味着什麼。

她認識為數不多的亞裔同齡人，是夏令營裏的朋友，還有被從中國廣東領養的哥哥。「但他們對亞裔文化一點興趣也沒有，」她的哥哥更習慣和白人交朋友，「所以我和他沒有什麼共同話題。」而夏令營，她覺得「又假又奇怪」，孩子們在那學習簡單的中文對話，試着煮一些中餐，學習武術招式。給她上課的老師們不是華人，而是收養了中國孩子的白人。

根據國際收養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是世界上收養中國孩子最多的國家。自1992年中國收養法通過以來，美國成為超過17萬中國孤兒的家。這些孩子大多由白人家庭撫養，在白人社區長大，潛移默化地將自己也視作白人，直到懂事後，常常因為自己和周圍人不一樣的面孔而遭遇身份認同危機。當他們接觸種族主義或經歷種族歧視之後，常常有兩種反應，「抗爭或者逃跑。」在馬塞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從事亞裔美國人研究的C.N. Le說。

「逃跑，就是放棄他們的亞裔身份，脱離關係。另一種是抗爭，與其他有類似經歷的人聯合起來面對種族主義。」C.N. Le補充。

她第一次按照「東亞人」的模樣給自己打扮

有很長一段時間，陽春菊會刻意逃避自己是被收養的事實。和父母一起出門的時候，她會故意走在他們的前面或後面，讓別人覺得她和他們沒有關係。她記得初中的時候，媽媽曾說學校的男生都喜歡陽春菊，是因為她的「異域風情」。這話讓她不舒服。後來告訴她媽媽，長時間以來，她都覺得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白人」，以試圖去融入自己的的家庭和社區。同學們都在玩Instagram的時候，她把照片裏自己的眼睛改成藍色，因為她曾覺得「棕色的眼睛不好看」。為了能和身邊的白人朋友有更多的話題，她常常要假裝自己也對「舞會、遊戲或者談戀愛感興趣」。

她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從來沒有一個「亞裔美國人榜樣」（Asian American role model）。哪怕是學習打扮。她記得青春期的自己第一次去商場的化妝品櫃枱，服務員不知道怎麼為她的單眼皮和亞洲人臉型化妝。「那些化妝品在我臉上顯得非常奇怪。」她回憶。直到她開始追隨YouTube上的亞裔博主，跟着她們學習妝容和服飾。那是她第一次按照「東亞人」的模樣給自己打扮：用輕薄的底妝代替濃重的修容，去掉粗黑的眼線，打上腮紅和淺色的帶閃片的眼影，用更適合亞洲膚色的橘色化妝品。再後來，她迷上韓國流行樂（K-pop），看着Girl's Day裏面的音樂和舞蹈，她覺得亞洲人「也可以很美」。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如此痴迷，但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東西回答了我的懷疑，給了我自信心。」陽春菊說。

上大學之後，陽春菊加入了亞裔學生社團，結識了一群在亞裔移民家庭出生長大、和她「外表相似」的孩子，終於實現了「長久以來都在渴望的、屬於自己的社區」。她最好的朋友在夏威夷長大，是菲律賓和老撾後裔，篤信佛教。陽春菊從她身上學到了不同的亞洲傳統和宗教文化，亦發現彼此之間對「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她覺得，亞裔家庭重視「家」的觀念，是完全建立在血緣關係上；而於她，一個被收養的孩子，她的「家」完全由情感來支撐。

原來自己的經歷是獨特和寶貴的，陽春菊慢慢為自己搭建起「跨種族收養者、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三重身份認知。

同樣是中國收養兒的周江雯（Charlotte Cotter）對端傳媒記者說，收養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它沒有一個終點。「說到收養，很多人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比方說收養者過上了很好的生活。但其實，有得有失，在得到的同時，我們失去了原生家庭、文化、語言和國家，這些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拿回的東西。我覺得我很幸運，也很感激我所擁有的，但我也想承認收養的複雜性。」

周江雯出生於1994年8月，被遺棄在江蘇省鎮江市的街上，後來被美國波士頓的一對同性夫婦收養。她的兩個媽媽都是律師，她還有一個從江西省九江市被收養的妹妹，和幾個在美國境內被收養的堂兄弟姐妹。

填滿我們生命中的一些空隙

2008年，周江雯讀到一篇《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三個從中國被收養的女孩，長大後回到中國福利院當志願者。她開始意識到很多人有着和她相似的成長經歷，也發覺被收養者這個身份代表着一個全球現象。要是能有個平台把我們這些人都聯繫起來，那該多好，她想。

2011年，周江雯17歲的時候，和另一位從中國被收養的女孩馬酉學（Laney Xue Allison）一起成立了NGO組織「中國的國際孩子」（China's Children International，CCI）。經過十年的運營，她們把這個起初只在臉書群組裏活躍的組織，發展成一個擁有超過4000名、來自世界各地成員的國際組織。他們舉辦過各種活動，譬如去中國做志願者、學習中文，以及尋找親生父母。

周江雯對端傳媒說，對她影響很大的一個項目是「無名收養者的口信」（Message from an Unknown Adoptee）。這個項目受到作家薛欣然的《無名中國母親的口信》的啟發，向全球各地的來自不同年齡層的中國收養者，徵集他們想對親生父母說的話。

「作為一個被收養的孩子，我是100%的華人和100%的美國人。你們給了我生命，我的美國媽媽讓我成為現在的我。」周江雯在給親生父母的信中寫道，「但有時，我會想，你們為什麼不要我了？現在的我足夠優秀了嗎？我是那個會讓你們驕傲的人嗎？」

2016年，當時在耶魯大學念東亞研究二年級的周江雯要到台北交換一學期，她決定提前出發，先去中國，和另一個從新疆被收養的女孩李美珍（Willa Mei Kurland）利用暑假開啟她們的尋根之旅。出發前，她們製作了尋親海報，發布在社交媒體上，很快就受到媒體關注。江蘇鎮江的一個報社記者走訪後發現，1994年夏天，一名女子在鎮江一家醫院留下的生產記錄，與周江雯的出生日期十分吻合。接着，記者通過醫院提供的聯繫方式找到了這名女子，並最終確認她就是周江雯的生母。 這一切發生在一週之內，快得讓周江雯有點措手不及。她之後在鎮江見到了她的親生父母和親戚們，他們相處了一週，一起慶祝了周江雯的生日。認親之旅在媒體的鎂光燈下引起社會轟動。直到半年後，她從台灣回到美國，才開始慢慢地消化這件事。

談及當時的情形，周江雯有些語無倫次。她說直到今天還在應對這個現實，有好的、也有壞的感受。她不願透露與親生父母在鎮江相處的細節，表示「在沒見到我的親生父母前，我一直都在想像我出生時被拋棄的情景是怎樣的，現在突然有了答案，一時間有點難以接受。」

「只是一切都超出了我所可以控制的範圍」，但她覺得自己是「超級幸運的」，就像她和李美珍在最初的尋親海報上寫到的一樣，「我們想多了解我們的家庭背景，我們生命最開始的那一段......這樣我們才能填滿我們生命中的一些空隙，安心地把我們生命的故事繼續寫下去。」

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2020年6月，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蘇達警察壓頸而死，這一事件在美國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反種族歧視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同命）。在美利堅大學學習國際關係的陽春菊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長度跨越整個夏秋的街頭運動令陽春菊開始回溯成長過程中「被白人化」或者「被標籤化」的細節，亦開始重新審視她與父母的關係。

父母在過去總是對她說：「我們不把你看成亞裔，我們只把你看成我們的女兒。」她不滿意這樣的答案。她記得母親在閲讀一本與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相關的書時，曾感到被冒犯——因為她是一個民主黨人，也是兩個亞裔孩子的母親，母親認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不應該被控訴享有特權。「我才發現，對很多白人家長來說，他們很難做到對自己的行為更加覺察。他們也很難面對自己本身固有的偏見和根植於心的種族歧視。」陽春菊說。

她開始有意識地在幾個收養兒的群組裏開展話題，也舉辦了線上研討會討論「如何與你的白人父母開啟種族主義話題？」她在研討會上提到，跨種族的被收養者通常在潛意識裏覺得應對養育自己的父母心懷感激，所以在遇到來自家庭內部的種族歧視時，會選擇沉默，做一個乖小孩；而父母處在一個權威的地位，通常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個時候，收養兒們需要把討論種族話題提上日程，設立一個目標，告訴自己打算從談話中實現什麼，做出改變。

她告訴父母，家人們也應該嘗試了解亞洲文化，而不是只有她壓抑着自己的情感以求同。她告訴媽媽，過去一些刺耳的話令她至今難忘，媽媽隨後向她道歉，說之前從沒意識到這些話說有問題的。她上大學之後，每一次放假回家，父母都會發覺她身上作為亞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更多了一些，因此必須要去給予支持。2021年的農曆新年，她給媽媽轉發了一篇傳統年夜飯的文章，媽媽響應了，主動上網去買家裏沒有的亞洲食材，譬如春捲皮和料酒。

這是她家第一次真正地慶祝農曆新年，陽春菊穿上了之前從上海買的旗袍，白底絲綢面料，上面畫着水墨潑染的仙鶴，領口處點綴着紅色的牡丹花。她和媽媽花了一整天時間做年夜飯，餃子、香菇菜心和烤雞，她開心地在Instagram上發圖片：「牛年大吉」。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也加入了關於種族的討論。近幾個月來，美國各地出現了針對亞裔的暴力事件，陽春菊的父母給所有的家人朋友都發送了反種族歧視的信息。感恩節團聚的時候，她向親朋介紹自己在學校的亞裔學生社團十分活躍，親戚開玩笑問她，「你現在只和亞洲人交朋友了嗎？你是亞洲精英嗎？」還有親戚在陽春菊的臉書上發表對亞裔不友善的評論。這時，她的父母會站出來，給對方打電話溝通。陽春菊開始覺得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用自己跨種族領養者的身份，去參與更多有意義的討論

1999年出生在江西余春的宜文東（Emma Coath）和陽春菊一樣，也是在賓夕法尼亞一個亞裔人口只佔1%的白人社區長大。但不同的是，她有三個同樣從中國被收養的姐妹，還有一個鄰居收養了三個中國女孩。因此，她與六個年紀相仿的中國領養兒相伴長大。雖然會有「不知道該像美國人一樣吃沙拉，還是像中國人一樣吃中餐」這樣的困擾，但「家裏有和我長得很像的人，她們都有黑頭髮和深色的皮膚，」令她感到「非常幸運」。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來源，還一起做了基因檢測。」宜文東說。她的父母亦用照片、文字和視頻詳細地記載了下來她被收養的過程。 走進宜文東的家，走廊掛着的四季山水圖，客廳玻璃櫃裏有熊貓擺件和印着吹簫仕女圖的五彩瓷盤，她的床頭擺着泥塑小格格。「到處都有中國的影子，」宜文東說。

她曾在賓州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isity）修讀平面與交互設計，意外發現兩個女同學也是中國收養兒，彼此也都渴望結識更多相似背景的收養兒。於是，在一次設計作業中，宜文東興奮地向教授展示了自己設計的、服務於中國收養兒和收養父母的社交軟件。她把這個軟件取名為Péngyou，即中文的「朋友」，不僅讓收養兒們互相聯繫，也要讓收養父母組建在線社群，分享養育的心得。

然而教授沒有明白這個設計對宜文東的意義。她因此很鬱悶，「很多人都不把收養看作歷史的一部分，但它卻很有被提及的必要。」

從2020年末到2021年初夏，紐約、舊金山等地「停止亞裔仇視」（Stop Asian Hate）運動如火如荼，但宜文東所在的賓州小城卻猶如遠離人間煙火。但她最近在另一個城市找到了一份設計師的工作，很快就要離開家了。興奮的同時，她很擔心——不知道其他人將怎麼看待沒有和白人父母在一起的她，她的同事又會怎麼看待身為亞裔的她。

「2020年的事情向所有人表明，特別是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不能理所當然地認定他們會自動被美國主流社會接受，（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非常脆弱和不穩定。」C.N. Le說。

「我希望亞裔收養兒不逃避他們的身份，應該直面敵意，與其他遭受種族主義的人聯合起來，無論是其他亞裔美國人，還是非裔美國人，或其他有色人種。」C.N. Le補充。

周江雯亦對端傳媒表示，很多中國收養兒從未真正對亞裔美國人和華人移民群體產生真正的歸屬感或認同感，對於最近頻現的暴力事件，大家還在尋找排解的方式。很多人傾向於在收養兒的小圈子裏討論他們的恐懼、悲傷和憤怒的感受。

在亞特蘭大槍擊案發生之後，周江雯參與組建的組織「中國的國際孩子」（CCI）舉辦線上活動，讓遭遇過種族歧視的領養兒相互結識、溝通和鼓勵，她將這樣的活動稱為「一個安全的空間」（a safe space）。這場活動還有在英國和愛爾蘭的亞裔領養兒參加，活動時間也考慮了美國和歐洲兩個時區。

宜文東在社交媒體簡介中寫道，自己是一個領養兒（Adoptee），也是一個博愛的人（Philanthropist），她還在讀當代中國平面設計的書。陽春菊積極地分享亞裔與非裔結盟的信息，希望以更大的力量抵制種族主義，她同時在研究如何喚起白人對種族的敏感意識。她回到自己的中學和社區演講，呼籲人們捐款，關注不同身份的人群。她對端傳媒說，她學到了如何「用自己跨種族領養者的身份，去參與更多有意義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