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被收养之后，她们寻找「我是谁」的答案

2001年，阳春菊出生在广东省阳春市，她是一个弃婴。 这一年出生的孩子，福利院的人会为其取名为“阳春+花卉的名字”，她被叫做“菊”。一岁六个月的时候，她有了一个英文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白人家庭收养了她，养父是匈牙利移民后裔，为她取名Mary Ruth Tomko。平时，大家都叫她Mei。

她在宾夕法尼亚的小城约克长大。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美国乡下”，“学校里96%是白人，4%是非裔美国人，基本上没有亚裔。”从小到大，她都觉得孤单。从外貌上，她看起来格格不入，身边也没有人对亚洲文化感兴趣。养父母支持她去学习自己的种族文化，他们付钱让阳春菊上中文课，为她报名专门为从中国被收养的孩子打造的文化夏令营，后来还牵线搭桥让她去上海实习，增加了解中国的机会。但是，她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去，父母从没一起参加过。“他们通常会说，‘哦，你可以去做这个。’他们自己却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在白人社区、并被冠以白人姓名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告诉她作为亚裔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认识为数不多的亚裔同龄人，是夏令营里的朋友，还有被从中国广东领养的哥哥。“但他们对亚裔文化一点兴趣也没有，”她的哥哥更习惯和白人交朋友，“所以我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话题。”而夏令营，她觉得“又假又奇怪”，孩子们在那学习简单的中文对话，试着煮一些中餐，学习武术招式。给她上课的老师们不是华人，而是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白人。

根据国际收养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收养中国孩子最多的国家。自1992年中国收养法通过以来，美国成为超过17万中国孤儿的家。这些孩子大多由白人家庭抚养，在白人社区长大，潜移默化地将自己也视作白人，直到懂事后，常常因为自己和周围人不一样的面孔而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当他们接触种族主义或经历种族歧视之后，常常有两种反应，“抗争或者逃跑。”在马塞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从事亚裔美国人研究的C.N. Le说。

“逃跑，就是放弃他们的亚裔身份，脱离关系。另一种是抗争，与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联合起来面对种族主义。”C.N. Le补充。

她第一次按照“东亚人”的模样给自己打扮

有很长一段时间，阳春菊会刻意逃避自己是被收养的事实。和父母一起出门的时候，她会故意走在他们的前面或后面，让别人觉得她和他们没有关系。她记得初中的时候，妈妈曾说学校的男生都喜欢阳春菊，是因为她的“异域风情”。这话让她不舒服。后来告诉她妈妈，长时间以来，她都觉得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白人”，以试图去融入自己的的家庭和社区。同学们都在玩Instagram的时候，她把照片里自己的眼睛改成蓝色，因为她曾觉得“棕色的眼睛不好看”。为了能和身边的白人朋友有更多的话题，她常常要假装自己也对“舞会、游戏或者谈恋爱感兴趣”。

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从来没有一个“亚裔美国人榜样”（Asian American role model）。哪怕是学习打扮。她记得青春期的自己第一次去商场的化粧品柜枱，服务员不知道怎么为她的单眼皮和亚洲人脸型化粧。“那些化粧品在我脸上显得非常奇怪。”她回忆。直到她开始追随YouTube上的亚裔博主，跟着她们学习粧容和服饰。那是她第一次按照“东亚人”的模样给自己打扮：用轻薄的底粧代替浓重的修容，去掉粗黑的眼线，打上腮红和浅色的带闪片的眼影，用更适合亚洲肤色的橘色化粧品。再后来，她迷上韩国流行乐（K-pop），看着Girl's Day里面的音乐和舞蹈，她觉得亚洲人“也可以很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东西回答了我的怀疑，给了我自信心。”阳春菊说。

上大学之后，阳春菊加入了亚裔学生社团，结识了一群在亚裔移民家庭出生长大、和她“外表相似”的孩子，终于实现了“长久以来都在渴望的、属于自己的社区”。她最好的朋友在夏威夷长大，是菲律宾和老挝后裔，笃信佛教。阳春菊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同的亚洲传统和宗教文化，亦发现彼此之间对“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她觉得，亚裔家庭重视“家”的观念，是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于她，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她的“家”完全由情感来支撑。

原来自己的经历是独特和宝贵的，阳春菊慢慢为自己搭建起“跨种族收养者、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三重身份认知。

同样是中国收养儿的周江雯（Charlotte Cotter）对端传媒记者说，收养是一个持续的旅程，它没有一个终点。“说到收养，很多人只看到积极的方面，比方说收养者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但其实，有得有失，在得到的同时，我们失去了原生家庭、文化、语言和国家，这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拿回的东西。我觉得我很幸运，也很感激我所拥有的，但我也想承认收养的复杂性。”

周江雯出生于1994年8月，被遗弃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街上，后来被美国波士顿的一对同性夫妇收养。她的两个妈妈都是律师，她还有一个从江西省九江市被收养的妹妹，和几个在美国境内被收养的堂兄弟姐妹。

填满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空隙

2008年，周江雯读到一篇《波士顿环球报》的报导——三个从中国被收养的女孩，长大后回到中国福利院当志愿者。她开始意识到很多人有着和她相似的成长经历，也发觉被收养者这个身份代表着一个全球现象。要是能有个平台把我们这些人都联系起来，那该多好，她想。

2011年，周江雯17岁的时候，和另一位从中国被收养的女孩马酉学（Laney Xue Allison）一起成立了NGO组织“中国的国际孩子”（China's Children International，CCI）。经过十年的运营，她们把这个起初只在脸书群组里活跃的组织，发展成一个拥有超过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成员的国际组织。他们举办过各种活动，譬如去中国做志愿者、学习中文，以及寻找亲生父母。

周江雯对端传媒说，对她影响很大的一个项目是“无名收养者的口信”（Message from an Unknown Adoptee）。这个项目受到作家薛欣然的《无名中国母亲的口信》的启发，向全球各地的来自不同年龄层的中国收养者，征集他们想对亲生父母说的话。

“作为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我是100%的华人和100%的美国人。你们给了我生命，我的美国妈妈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周江雯在给亲生父母的信中写道，“但有时，我会想，你们为什么不要我了？现在的我足够优秀了吗？我是那个会让你们骄傲的人吗？”

2016年，当时在耶鲁大学念东亚研究二年级的周江雯要到台北交换一学期，她决定提前出发，先去中国，和另一个从新疆被收养的女孩李美珍（Willa Mei Kurland）利用暑假开启她们的寻根之旅。出发前，她们制作了寻亲海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受到媒体关注。江苏镇江的一个报社记者走访后发现，1994年夏天，一名女子在镇江一家医院留下的生产记录，与周江雯的出生日期十分吻合。接着，记者通过医院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了这名女子，并最终确认她就是周江雯的生母。 这一切发生在一周之内，快得让周江雯有点措手不及。她之后在镇江见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和亲戚们，他们相处了一周，一起庆祝了周江雯的生日。认亲之旅在媒体的镁光灯下引起社会轰动。直到半年后，她从台湾回到美国，才开始慢慢地消化这件事。

谈及当时的情形，周江雯有些语无伦次。她说直到今天还在应对这个现实，有好的、也有坏的感受。她不愿透露与亲生父母在镇江相处的细节，表示“在没见到我的亲生父母前，我一直都在想像我出生时被抛弃的情景是怎样的，现在突然有了答案，一时间有点难以接受。”

“只是一切都超出了我所可以控制的范围”，但她觉得自己是“超级幸运的”，就像她和李美珍在最初的寻亲海报上写到的一样，“我们想多了解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生命最开始的那一段......这样我们才能填满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空隙，安心地把我们生命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2020年6月，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苏达警察压颈而死，这一事件在美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种族歧视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同命）。在美利坚大学学习国际关系的阳春菊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长度跨越整个夏秋的街头运动令阳春菊开始回溯成长过程中“被白人化”或者“被标签化”的细节，亦开始重新审视她与父母的关系。

父母在过去总是对她说：“我们不把你看成亚裔，我们只把你看成我们的女儿。”她不满意这样的答案。她记得母亲在阅读一本与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相关的书时，曾感到被冒犯——因为她是一个民主党人，也是两个亚裔孩子的母亲，母亲认为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不应该被控诉享有特权。“我才发现，对很多白人家长来说，他们很难做到对自己的行为更加觉察。他们也很难面对自己本身固有的偏见和根植于心的种族歧视。”阳春菊说。

她开始有意识地在几个收养儿的群组里开展话题，也举办了线上研讨会讨论“如何与你的白人父母开启种族主义话题？”她在研讨会上提到，跨种族的被收养者通常在潜意识里觉得应对养育自己的父母心怀感激，所以在遇到来自家庭内部的种族歧视时，会选择沉默，做一个乖小孩；而父母处在一个权威的地位，通常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时候，收养儿们需要把讨论种族话题提上日程，设立一个目标，告诉自己打算从谈话中实现什么，做出改变。

她告诉父母，家人们也应该尝试了解亚洲文化，而不是只有她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以求同。她告诉妈妈，过去一些刺耳的话令她至今难忘，妈妈随后向她道歉，说之前从没意识到这些话说有问题的。她上大学之后，每一次放假回家，父母都会发觉她身上作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更多了一些，因此必须要去给予支持。2021年的农历新年，她给妈妈转发了一篇传统年夜饭的文章，妈妈响应了，主动上网去买家里没有的亚洲食材，譬如春卷皮和料酒。

这是她家第一次真正地庆祝农历新年，阳春菊穿上了之前从上海买的旗袍，白底丝绸面料，上面画着水墨泼染的仙鹤，领口处点缀着红色的牡丹花。她和妈妈花了一整天时间做年夜饭，饺子、香菇菜心和烤鸡，她开心地在Instagram上发图片：“牛年大吉”。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也加入了关于种族的讨论。近几个月来，美国各地出现了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阳春菊的父母给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发送了反种族歧视的信息。感恩节团聚的时候，她向亲朋介绍自己在学校的亚裔学生社团十分活跃，亲戚开玩笑问她，“你现在只和亚洲人交朋友了吗？你是亚洲精英吗？”还有亲戚在阳春菊的脸书上发表对亚裔不友善的评论。这时，她的父母会站出来，给对方打电话沟通。阳春菊开始觉得一家人真正地“和她站在一起”。

用自己跨种族领养者的身份，去参与更多有意义的讨论

1999年出生在江西余春的宜文东（Emma Coath）和阳春菊一样，也是在宾夕法尼亚一个亚裔人口只占1%的白人社区长大。但不同的是，她有三个同样从中国被收养的姐妹，还有一个邻居收养了三个中国女孩。因此，她与六个年纪相仿的中国领养儿相伴长大。虽然会有“不知道该像美国人一样吃沙拉，还是像中国人一样吃中餐”这样的困扰，但“家里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她们都有黑头发和深色的皮肤，”令她感到“非常幸运”。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基因来源，还一起做了基因检测。”宜文东说。她的父母亦用照片、文字和视频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她被收养的过程。 走进宜文东的家，走廊挂着的四季山水图，客厅玻璃柜里有熊猫摆件和印着吹箫仕女图的五彩瓷盘，她的床头摆着泥塑小格格。“到处都有中国的影子，”宜文东说。

她曾在宾州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isity）修读平面与交互设计，意外发现两个女同学也是中国收养儿，彼此也都渴望结识更多相似背景的收养儿。于是，在一次设计作业中，宜文东兴奋地向教授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服务于中国收养儿和收养父母的社交软件。她把这个软件取名为Péngyou，即中文的“朋友”，不仅让收养儿们互相联系，也要让收养父母组建在线社群，分享养育的心得。

然而教授没有明白这个设计对宜文东的意义。她因此很郁闷，“很多人都不把收养看作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却很有被提及的必要。”

从2020年末到2021年初夏，纽约、旧金山等地“停止亚裔仇视”（Stop Asian Hate）运动如火如荼，但宜文东所在的宾州小城却犹如远离人间烟火。但她最近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很快就要离开家了。兴奋的同时，她很担心——不知道其他人将怎么看待没有和白人父母在一起的她，她的同事又会怎么看待身为亚裔的她。

“2020年的事情向所有人表明，特别是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定他们会自动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非常脆弱和不稳定。”C.N. Le说。

“我希望亚裔收养儿不逃避他们的身份，应该直面敌意，与其他遭受种族主义的人联合起来，无论是其他亚裔美国人，还是非裔美国人，或其他有色人种。”C.N. Le补充。

周江雯亦对端传媒表示，很多中国收养儿从未真正对亚裔美国人和华人移民群体产生真正的归属感或认同感，对于最近频现的暴力事件，大家还在寻找排解的方式。很多人倾向于在收养儿的小圈子里讨论他们的恐惧、悲伤和愤怒的感受。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之后，周江雯参与组建的组织“中国的国际孩子”（CCI）举办线上活动，让遭遇过种族歧视的领养儿相互结识、沟通和鼓励，她将这样的活动称为“一个安全的空间”（a safe space）。这场活动还有在英国和爱尔兰的亚裔领养儿参加，活动时间也考虑了美国和欧洲两个时区。

宜文东在社交媒体简介中写道，自己是一个领养儿（Adoptee），也是一个博爱的人（Philanthropist），她还在读当代中国平面设计的书。阳春菊积极地分享亚裔与非裔结盟的信息，希望以更大的力量抵制种族主义，她同时在研究如何唤起白人对种族的敏感意识。她回到自己的中学和社区演讲，呼吁人们捐款，关注不同身份的人群。她对端传媒说，她学到了如何“用自己跨种族领养者的身份，去参与更多有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