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中共建黨百年 評論

崇毛抑鄧?習時代對兩個領導人的重塑和打通四個「三十年」的野心

藉助對毛澤東與鄧小平角色的重新詮釋,習近平所着重打造的,是屬於他自己的政治符號和歷史地位。


2018年2月29日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的肖像紀念品。  攝:Giulia March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2月29日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的肖像紀念品。 攝:Giulia March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中共建黨百年,端傳媒推出專題,歡迎點擊訂閲。我們在系列文章中解讀中國年輕人為何熱衷於入黨、建黨百年紀念將如何奠定習近平的政治命運,以及,中共如何論述自己的百年歷史,這其中突出了什麼、又抹去了什麼。

今天的文章,作者嘗試以習近平的黨史論述出發,並與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作對比,探究毛、鄧二人及其時代在中共語境中的演變及緣由,以此折射出中共對於權力分配的構想,尤其是對於政治體制和黨政關係的建構。

中共建黨一百年紀念,如何評價兩大歷史時期,即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新中國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時期),關係到兩位政權奠基者、發展者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地位詮釋。筆者嘗試以習近平的黨史論述出發,並與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作對比,探究毛、鄧二人及其時代在中共語境中的演變及緣由。

毛、鄧兩個時期的定性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可以折射中共對於權力分配的構想,尤其是對於政治體制和黨政關係的建構。江胡習三代領導人均認為毛是政權開創者和民族復興奠基者(「站起來」),鄧是改革開放事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設計師(「富起來」),毛、鄧兩大時代,起承了共產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

但習所着重打造的,是屬於他自己的政治符號。從毛和鄧的政治遺產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藉由連貫的、穩定的黨史敘述,鞏固「習思想」的權威和合法性。習時期的官方話語,呈現出「崇毛抑鄧」的傾向,也就是重塑並加強毛在黨史中的偉人形象,將鄧去英雄化,使其變成社會主義事業的「繼承者」和「優秀管理人」。

「崇毛」,體現於大幅引述毛的黨建思想,重視「革命傳統」、「紅色基因」,同時,肯定毛為「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基礎,淡化了文革中的負面影響;「抑鄧」,並非全面貶低鄧的歷史地位,而是將其個人貢獻,放置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背景中,歸結於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就。鄧氏詞語,更多地被用於論述社會主要矛盾、深化改革的方向。

2013年10月1日中國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4 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李克強總理(右)在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鞠躬。

2013年10月1日中國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4 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李克強總理(右)在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鞠躬。攝:Feng Li/Getty Images

一、習近平時期黨媒的報導取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曝光度頗高,很大程度是因為其屬於習時代的理論縮略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建構中國夢和民族復興藍圖的關鍵核心,而「共產主義」雖然是共產黨的「遠大理想」,但與當前所重視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思路格格不入。

從黨媒人民日報的報導熱度來看,自習執政以來,「崇毛抑鄧」的趨勢,延續至今。筆者採用了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的方法,計算關鍵詞在特定時段內出現的次數與年度總篇數之比,由高到低依次劃分為「沸」、「燙」、「熱」、「暖」、「温」、「冷」六級,以展示語詞的傳播度(該方法便於展示「同一時期不同詞語的橫向語温比較,與各詞語在各時段的縱向語温演變,將更完整的語象圖景呈現於研究者面前」)。2013年至2019年,是「毛燙鄧熱,毛高於鄧」。疫情陰影下的2020年,理論宣傳聲勢較弱,變為「毛熱鄧温」。而隨着建黨百年紀念的臨近,2021年開年至今(截止6月15日),毛、鄧的熱度大幅躍升,均屬「燙」級,且毛繼續超過鄧。

這一格局,與「紅色」一詞的詞頻走向相照應。「紅色」代表的是中共政權的原教旨主義,強調思想、原則和實踐的純正性,是否與建黨的初衷相符。代表詞如「紅色基因」、「紅色江山」、「紅色熱土」等。如下圖所示,習的「紅色」論述的熱度,遠遠超過了毛、鄧、江、胡時期,屬「燙」級,相較而言,經歷過政權危機的鄧和江時期較低,僅為「熱」。

值得注意的是,本應該成為共產黨根基的「共產主義」,卻一直處於低位。其在習時期(2013年至2020年)的出現頻率稍躍「暖」級,高於江、胡,但低於毛、鄧時期。

逐年來看,「共產主義」的熱度也遠遠低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紅色」、毛、鄧二人姓名類似,其在2020年的聲勢較弱,在人民日報上僅出現73次。而據學者吳思的整理,習在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間,在公開講話中提及「共產主義」的次數,也僅有5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曝光度頗高,很大程度是因為其屬於習時代的理論縮略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建構中國夢和民族復興藍圖的關鍵核心,而「共產主義」雖然是共產黨的「遠大理想」,但與當前所重視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思路格格不入。

「崇毛抑鄧」,也體現於強調毛式表達「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弱化鄧式「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討論國家治理與制度的19屆4中全會上完全消失,而且僅在2013、2017、2018年為「温」,其餘六年均位於「冷」級。相較而言,「黨政軍民學」一詞在2017至2020年為「温」。相照應的是,與政改相關的其他關鍵詞,「民主政治」、 「政治文明」、「黨內民主」、「權力過於集中」在過去8年間聲量也較弱。可見,「崇毛抑鄧」崇的是權力集中,抑的是權力限制。

1964年7月23日北京,中共主席毛澤東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與學生交談。

1964年7月23日北京,中共主席毛澤東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與學生交談。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二、「崇毛」:淡化文革,強化「奠基人」

對於文革,習持否定態度,然而他批左不批毛,認為「文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指出「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

習對於毛的推崇,外界已多有觀察。在習時期的官方語境中,毛是紅色政權的奠基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瞻者,是串聯革命與建設時期的帶路人。帶有毛氏及左派色彩的詞語,如「敵對勢力」、「刀把子」、「輿論鬥爭」、「陣地意識」、「革命化」等,時有出現,相較於江、胡時期,明顯回潮。它們的矛頭直指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民族分裂勢力,波及到知識分子及整個公共輿論生態,引人聯想毛的「反右」乃至「文革」。

文革之後,中共對於毛的功過和文革的評價,成了未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準和領導路線的標尺。在鄧時代,《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徹底否定了「文革」,稱其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將其歸結於「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另一方面,鄧依然肯定了毛的功績,將毛澤東思想繼續視為黨的指導思想,「文革」是背離毛澤東思想的左傾錯誤。其後,江、胡、習延續了對於「毛思想」的推崇和毛本人的高規格的紀念,但與鄧「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論調不同的是,他們為左派和極左的存在創造了空間。

對於文革,習持否定態度,然而他批左不批毛,認為「文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指出「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也不能以今日的環境要求前人,意圖削弱毛的個人責任。如對習近平版本的黨史分析可以看出,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強調了黨和國家在「文革」時期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進展」(「兩彈一星」、拓展外交局面等),刪減了負面影響,突出了黨自我糾錯的能力。

對於黨建,習常常將毛的論述奉為基本,較少凸顯鄧的個人貢獻。在中共的95週年(2016年7月1日)紀念時,習的講話將毛勾勒為黨和國家事業的開創者,鄧是繼承者和糾偏者。習認為,中共需要先牢記毛口中的「進京趕考」——對於黨的歷史考驗依然延續——再強調堅持鄧所倡導的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興國之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把改革開放作為強國之路」。同年,在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紀念的重要節點,習再次引述了毛的表述,指出「實際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提升戰鬥力量,並且僅以疊羅漢的形式提到了「鄧小平理論」,與其他理論思想並列。

習對於毛的重要引述,還包括:習在十九大精神研討班(2018年1月5日)重新提及毛在1927年10月親自撰寫的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鬥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認為這是「共產黨人政治覺悟的生動寫照」,指出應該將「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習將毛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作為黨「不變質」的原則,稱毛「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的「三大法寶」的意義延續至今。他認為,毛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習時期新黨史中的重要精神,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等,都可以追溯到毛的思想與個人經歷。

但「崇毛」並非完全回歸毛時代。毛時代的「大民主」,即發動群眾力量對抗官僚結構,以及相對應的「造反有理」、「大鳴大放」、「一大二公」等原則及做法,目前並沒有復活的跡象。正如19屆4中全會所提出的,習時代主張建立的是「黨委領導」下有「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旨在「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時也把官僚體系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裏。

1983年8月27日北京,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參美國議員亨利傑克遜。

1983年8月27日北京,鄧小平在北京會見參美國議員亨利傑克遜。圖: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三、「抑鄧」亦「借鄧」,塑造「糾偏者」

對比習、胡分別在鄧誕辰100週年和110週年的講話可以發現,習講話中新增了鄧「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認為其並未背離毛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初心,加重了其作為路線「糾偏者」、「繼承者」的底色。

在習時期,鄧成為了「改革開放」時期黨的集體領導的代名詞,突出的是其對於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他的底色更趨近於「糾偏者」和「繼承者」,而非「開拓者」。如前文所述,對於鄧的評價,映射的是習對於自身領導路線與形象的塑造。

具體而言,習的「抑鄧」,體現於弱化其對於「鄧理論」建構的主導地位,突出黨的集體領導的貢獻,淡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借鄧」,則是顯現於借用其經濟改革遺產,提升全球化參與度和領導力。同時,也為自己「民族復興」、「道路自信」的話語張目。

對比習、胡分別在鄧誕辰100週年和110週年的講話可以發現,鄧本人,從胡講話中的「鄧小平理論的創立者」,變成了「主要創立者」,暗示這是領導集體而非個人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習講話中新增了鄧「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認為其並未背離毛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初心,加重了其作為路線「糾偏者」、「繼承者」的底色。而且,習強調鄧具備「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而胡突出的是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定性,習時代愈加強調鄧對於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並且將「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歸結於「黨的領導」。筆者曾在文章中指出,「紀念改革開放20週年講話(江時期)強調改革開放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促進作用,30週年講話(胡時期)增加了其對於黨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義。40週年講話(習時期)則將改革開放的影響抬升至民族前途、世界發展層面,稱其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官方當下對於黨建的敘述,弱化了鄧「8.18」講話(又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講話)(注)中的關於權力一元化、專制主義的批判,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替代「政治體制改革」。在黨史紀念活動中,能映射「鄧理論」的論述,集中於「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其豐富程度遠不及毛所代表的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時期。

「抑鄧」的同時,也是在「借鄧」。官方自鄧時期起所推崇的「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以及推動並引領全球化進程的訴求,仍屬於習時期的強勢主張。19大報告延續並發展了鄧式改革話語,提及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日益增長的要求,「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簡言之,如習在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講話中所述,關於改革,「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同時,鄧對於「中國特色」道路的堅持,也成了習時代增強「道路自信」的歷史參照。習曾引述鄧的話,認為不可照搬別國模式,不可走「邪路」(選擇資本主義)和「回頭路」(重複左傾錯誤),還是需要探索並堅持中國道路,但這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

另一方面,無論是毛還是鄧,他們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共同締造者,也是建黨「初心」的維護者。官媒曾發文指出,先是毛時代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根本制度基礎」,接着是鄧時代「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遺產在江、胡、習時期得以豐富並延續。 「中國夢」、「兩個一百年」 、「不忘初心」等詞,在習時代的官方話語中長期熱度不減,也與此相映。

四、打通兩個「三十年」: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四個「三十年」

打通兩個三十年,本質上還是為了加深執政根基、路線源頭,將「中國道路」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塑造成統一、連貫的體系。

詮釋毛、鄧兩個時期,習秉持的是「兩個不能否定」的原則(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淡化兩個三十年的區隔,強調兩者之間的共通性——均是中共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的時期。

他更是提出新「四史」,即 「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如此一來,建黨以來的四個三十年,即「革命」(1921年黨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建設」(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改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三十年)和「發展」(21世紀初到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便成了相輔相成、互為映照的共同體,說明社會主義探索呈現「階梯式或螺旋式上升」之勢。

在2013年伊始,習就指出兩個三十年是「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其聯繫性在於,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互為探索、鋪墊與繼承、發展的關係。而根據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闡述,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指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內外條件、實踐基礎上」有着「很大差別」。

此外,在官方口徑中,前三十年有功績,後三十年也有錯誤,不能以單一的標準比較。前三十年,不僅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也通過「文革」,總結出了不少經驗教訓,恰恰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後三十年,雖然極大地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也出現了較多問題,如貧富差距大,精神文明落後於物質文明,生態保護較弱,等等。它們的成就與問題,都是植根於中國國情,是分屬不同發展階段的。

打通兩個三十年,本質上還是為了加深執政根基、路線源頭,將「中國道路」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塑造成統一、連貫的體系。官方認為,肯定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決定着能否正確評價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歷史,能否正確評價新中國六十多年的歷史」——若否定兩個三十年或是任意一段,就意味着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是犯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便於國內外敵對勢力動搖政治信仰,擾亂社會,恐將重蹈東歐劇變的覆轍。

而關於「中國道路」的屬性,新華社的兩篇重磅評論《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社會主義終結了封建舊時代,而中國又以自身探索(如改革開放),豐富了社會主義的內涵,中國和社會主義早已密不可分。

註釋:「8.18」講話,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講話——文革後,黨內力量重組,毛派勢力減弱,解放思想、改革人事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講話,嚴厲批判了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首次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主張黨政分開。這篇講話,後來被中共十三大尊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也被黨內外主流研究者們認為是研究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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