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放开之后：关于性别、劳动力，与养老的问题答案在哪？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布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应对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人口问题。会议内容还称，其中配套支持措施会整体考虑婚嫁、生育、养育及教育，“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早在5月初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时，当局便已释放“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的信息。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老龄化社会等讨论在近年来频繁出现。政策及宣传口径对于生育的鼓励，在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之后更是愈来愈强。然而，即使小学课本封面从“三口之家”变为“四口之家”，数据上反映出的普遍生育意愿，依旧低靡。

开放三孩成为当日的最热话题，先后七条微博热搜与之相关。相对于“如何看待”这样不痛不痒的提问，大量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涌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评论区中。在新华社当天的互动投票“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中，超过90%的参与者选择了“完全不考虑”，一小时后，投票内容便没了痕迹；而另一边，部分经历过计划生育的一代人当中，却也在感慨“没有赶上好时代”。

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促进生育率降低的同时，也压缩了社会应对人口结构改变的时间。当国家生育政策再次因为维持经济增长而转向，自然引发出“一个家庭、二个夫妻、生三个孩子、养四个老人，八点上班、九点下班、费十分力气、还百万房贷”、“盯著一代人薅”等声音的出现。

“一个特别要强调，却往往在人口政策中不被强调的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助理教授周韵对端传媒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自独生子女以来至今，始终不是以开放生育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而以国家立场，用生育来实现在所谓发展、经济及战略上的目标。”

独生子女政策

1949年掌握政权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为加速发展一度鼓励生育，甚至限制堕胎及避孕药的进口。随著首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的超高生育率，生育问题逐渐被纳入国家计划之中。

70年代初，“有计划地增长人口”被国务院确立为既定的人口政策。1973年，中共首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中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婚、拉长生育间隔、提倡只生两个。到70年代末，中国生育率从超过6，迅速降低至2.8左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参考同时期的韩国、泰国、港澳等地，生育率也呈现类似的下降。学者周韵指出，学界亦有共识，即使不实施强硬的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也会随著经济发展、女性地位的改变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婚姻及家庭观的变迁而逐步降低。计划生育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

在陈旧的家庭与性别观念中诞生的计划生育，也使得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新生儿性别筛选的行为，并进一步影响人口中的性别比。

关注生子偏好（Son Preference）的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员Fangqi Wen，根据之前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社会调查数据指出：农业、私人企业等非公营部门从业者存在更明显的生子偏好，且这种偏好在生育更多子女的人群中更强。拿农业人口来说，这些从业者在二胎二孩、三胎三孩或更高的时候，更有可能通过选择性流产（Sex Selective Abortion)来实现拥有儿子的愿望。但是，研究也同时发现当已经拥有一个儿子之后，后期的生子偏好会明显下降。

独生子女政策还影响了人们对于家庭的想像。周韵提到，现如今中国处于生育年龄的这批人，多成长于独生子女时代，三口之家的模式深入人心。因此，一部分人会认为理想家庭就应该只有一个孩子，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因此非常渴望兄弟姐妹，以分担父母期待与家庭重担。此外，部分城市中顺利成长起来的独生女们，由于没有兄弟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成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受益者，她们对于女性权益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多的顾虑和考量。

生育理想与现实鸿沟

三孩的放开，是全面开放二孩未达到预期成效的后续反应——这已成学界与民间舆论默认的共识。而在2016年全面二孩之后，谁在生二孩、什么样的人有二孩生育意愿就成为了生育研究关注的重点。

201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居民生育二孩意愿的统计研究，其中提及：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小；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生育意愿强。这与一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对三孩生育意愿者的初步特征描摩类似——多孩生育意愿低；有意愿者聚集在高年龄组、受教育程度低、及乡村的适龄生育者中。

不过，周韵提醒，生育意愿和生育理想是两个不同的人口学概念。根据她对城市年轻女性做田野调查的经验，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理想情况下，很多年轻人仍然有著“一儿一女”的理想化图景。但这些人在谈及生育意愿时，便会考量到生活压力、时间精力、高昂房价、教育竞争、食品安全、环境恶化等因素。对于城市职场女性而言，职场的“母职惩罚”亦是无法忽视的影响。

母职惩罚是指因生育导致母亲职业中断或工作时间减少，从而使母亲相对同龄未育女性的收入降低，以及雇主认为母亲无法投入全部精力而减少其晋升机会的现象；与之相对的，是父职红利，即职场中默认男性成为父亲后会更努力更稳定地投入工作，因而获得更多收入和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在对已育二胎二孩的职业女性进行调研后发现，3/4的受访者在生育二胎二孩后经历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职业中断或停滞。

北京大学学者于嘉和谢宇，在2014年曾发表《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一文，是目前关于量化中国职场“母职惩罚”现象引用率最高、数据最新的研究。通过对4438位受访者的数据追踪及回归分析，发现生育一名子女后，女性工资率（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价格）会下降约7%。这与针对欧美国家的研究结果类似，也呈现出“母职惩罚”的全球性。

于嘉和谢宇还考察了生育多胎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生育两名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16.8%，即呈现负向影响大于二倍的效果；不过在三个及以上子女生育对工资率影响不明显，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样本中拥有三孩及以上的受访者数量不足有关。

以上研究者还在论文中提到，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无论是人力资本、工作特征，还是家庭因素，都不能很好地解释7%工资率下降的产生，因此认为可能来自于女性兼顾照护子女与职场的生产力差别，以及雇主的歧视。

周韵在过去的田野调查中也感受到，中国城市职场女性的成长环境中，母亲普遍是有工作的，因而她们认为女性理应工作，并为工作赋予道德和情感意义——工作意味著一个女人是独立的、现代的。于是，就不得不在生育问题中面对一个撕裂的选择。

她援引一项美国职场研究结果解释到：公司对于理想员工的想像是可以24小时全勤，迅速回复信息；而社会对于一个理想母亲的普遍想像也是24小时全勤，孩子有需要就在。一个工作的母亲便形成了理想的矛盾，若母亲全勤工作，实际评价却可能更低——一个不顾孩子、冷漠而自私的坏妈妈；若母亲全身心投入孩子，则被认为没有好的工作效率。无论哪一个选择，都面对著负面评价。

在有关生育及生育意愿的讨论中，单身女性及性少数群体的生育意愿和困境是完全被忽视的。就在三孩政策公布前夕，上海的一位非婚母亲因未能成功领取到生育保险，将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告上法庭。2020年末，上海生育保险出现政策松动，数位非婚母亲成功领取到了生育保险，但这位因被家暴，离异后才生下小孩的非婚母亲，却未能成功申领。目前，案件被立为诉前调解案件。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究竟如何想像家庭？如何想像一个女性、一个母亲的职责？”周韵说。

劳动力与养老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Björn Alpermann和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学者占少华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中国官方从一胎政策到二胎政策中政策表述和引导方式的变化。

研究认为，北京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30多年后，转向二孩政策，是政府“重新对人口计划产生了兴趣”。在生育政策变化的过程中，宣传话语从强制一孩时的“依法生育”转为二孩时的“鼓励按政策生育”，呈现出软转向特色。但人口政策依旧属于需要中央领导层“顶层设计”的领域，且在2018年宪法全面修订时，其中关于计划生育的条款并未受到影响，由此可见生育政策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并未发生变化。

与倡导独生子女、将过多新生人口视作负担的时代相比，今日老龄化压力对生育政策的影响更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昉在2013年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在2010年已经结束。“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以及抚养比的下降，这会带来高储蓄率、大量的投资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国家因此从人口结构中受益。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达到了45.9%，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45.9名孩童和老人，这个数据比2010年增长了11.7%。统计局表示，这表明随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逆转。

蔡昉推算，扶养比将在2030年迅速上升至63%到88%之间。他说，抚养比的增加会带来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比如降低储蓄率、减少投资、挤压消费，给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不利影响，而这也与社会支持政策的缺失（比如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有关。

蔡昉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以此实现的资源配置效率。随著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空前扩张所吸收，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放缓，获得资源配置效率的机会已经减少。 因此，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方法，只剩下延长退休年龄，与提高就业率。

就养老而言，在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内部的照料，官方对于养老议题有计划关注的历史并不长。1999年，中国国务院才成立由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公安部等27个单位组成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养老金短缺是引起政府对养老话题强烈关注的动力之一。2016年，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便被爆亏空200亿。而未来也不容乐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显示，目前已出现养老金可支付月份持续下跌、新成立账户增速减少、养老金缴费率持续降低的趋势。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这意味着养老金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大。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李克强特意提出“全国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前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2月份的一篇文章中称，养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决心的“关键时刻”。经济学者巴曙松认为，养老金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建议将养老金缺口相关指标增设到国家经济安全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当中。

人口老龄化加速，和劳动人口逐步降低，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改善人口结构，可以缓解部分压力，但这又不仅仅是老人变多，年轻人不够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养老金，是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三大方向组成，其中企业与个人储蓄方向与人口结构的关联不大。而在基本养老保险领域，中国的筹集方式也并非为全部为现收现付，而是有部分资金储蓄投资的部分累积制。因此，即便未来养老金制度不改革，人口结构与其的关联也仅是部分相交，老龄化趋势对养老金的威胁并不全面。

除此之外，养老金的支付水平不断升高、退休年龄较低、制度保障不完善等也被学界认为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一环。

随着三孩政策一同出台的，还有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举也是对养老金基金缺口的回应，不过具体方案仍在研究中。

但延迟退休对减少养老金亏空的作用并不完全正相关，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邹铁钉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适当的延迟退休可以延缓养老金亏空，但延迟退休者会对新增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延退时间越长，挤出作用越大。并且这种基础效应还存在个体差异性，相较于供不应求的高技能劳动者，供过于求的低技能劳动者更易被延迟退休影响。

同时，由于养老金的收集发放标准复杂，省市经济状况差异、农村城市差异、体制内外差异……诸多因素都能造成养老金发放的不一致。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2020年给出的数据，职工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为2800元/月，相比之下，参保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村参保人月平均养老金待遇为170元/月，二者相差10余倍。

除去养老金，老龄群体的正常生活保障中，还包括了社区、家庭、市场等多方因素的支持。而大陆的法律准备、管理准备不足，养老专业机构和人才的缺乏，也都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老龄化加剧，并不是摆在养老问题前的唯一挑战。

人口学学者周韵表示，参考其他国家面对低生育率的情况，往往会选择开放移民。移民往往更年轻，也相较于本国人有更强的生育意愿。不过，同样生育率低的日本也未开放移民，对移民态度的暧昧离不开“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想像。如同菲律宾、中国移民难以融入日本一样，非洲等其他国家的移民目前也难以被中国社会完全接纳。

政策转向之后

关于政策带来的实际效用，已出现的预测并不乐观。

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向BBC表示，以东亚地区的台湾、韩国三孩出生率，及中国全面二孩开放后出生率情况来看，三孩政策预估每年至多提供新出生人口20万，对目前的人口结构而言，是“杯水车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也认为，人口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新生儿成为劳动力，充实到劳动供给和社会保障缴纳人群中，至少要到合法年龄规定的16岁，生育政策可以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然而，新生育政策带给部分女性的紧张感，却扑面而来。

周韵指出，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强调“家国”的概念。家既是最小的社会治理单位，又被固定与具象为“一男一女、上有老下有小”。因此，雇主们对于女性有著一定会结婚生子的强烈推断。女性的生育惩罚，不仅体现于职场生育后，也发生在求职前。

独生子女时代，已经育有一孩的职场女性，默认不会再在求职中遭遇生育问题，或要求孕育保证。但自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不少一孩的母亲在转换工作时，会被再次询问生育计划。这意味著，不同性别同职竞争时，用人单位会将二孩、三孩政策带动的生育可能，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

“豆瓣上有一个非常难听的称呼，叫婚驴，指向的是结婚和生孩子的女性，”周韵表示，不愿意进入传统家庭及生育模式的女性，因生育政策的转变而愈发压抑，渐渐地，形成不同困境中的群体，彼此攻讦的情形。

与此同时，最早经历计划生育管制的女性，很多已开始或即将经历摘除节育环的阶段。据南京邮电大学孙晓明团队2016年的估算，近十年内会有约2600万女性需要取环。而据官方统计，在1980年至2014年，三十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期间，3.24亿的中国女性安装了节育环，1.07亿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此外，一些地方计生委强制引产的新闻，也时不时挑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对于众多中国妇女来说，这些强制节育手术留下的伤痕可能永远不会愈合。”社会学家王丰和蔡勇在一篇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论文中写道。

“有些恐惧并不是无端的猜测，而是过去政策执行太深入人心的一种烙印。”周韵谈及网络中关于不允许堕胎、不允许买卖避孕药、甚至有条件买卖避孕套等有关三孩政策的强制性传闻时，这样说。

早在全面二孩时，湖北宜昌政府就曾发出公开信，号召机关单位的党员、年轻干部，带头生二孩，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每个同志都要成为宣传员”。无独有偶，鲁网评论在6月2日，亦刊出《党员干部落实“三孩”政策要做到“三带头”》一文。更有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发布“生育消费贷”的宣传图片，称“一胎最高10万，二胎最高20万，三胎最高30万。”目前，鲁网的评论与生育贷的宣传图，均像新华社关于三孩生育的微博投票一样，已在网络中消失。

同样被要求和遭到社会规训的，还有老年人。Björn Alpermann提到，今天的老年人被要求工作更长时间，学习新技能，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为公共事业做志愿者，是老年群体被概念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力量的表现。而一些关于老年人教育、支持老年人消费的举措，也被其认为是老年人被当作人力资源和消费力量的体现。老年群体通过这些政策，被概念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力量的表现，并冠以“成功”、“富有成效”等标签。

被独生子女政策剥夺的生育理想，强制引产带来的情感与健康创伤，失独家庭的绝望，都还未向历史要得一个答案。而卷入政策中的个体，却已又一次身深陷在国家生育政策的转变中，担心著沦为下一个时代的牺牲品。